2
中国：衰落中的明王朝

从表面上看，明朝是16世纪后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领土广袤，疆域从东面的太平洋直到西边的青藏高原边缘，从南方的缅甸、越南直到辽东和蒙古草原。它要求其他国家向自己称臣，接受来自遥远的朝鲜、越南、暹罗、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婆罗洲等国的朝贡。在16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也是它的朝贡国。明朝人口众多，接近1.5亿，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它的经济规模巨大，谷物、棉花、丝绸、瓷器、烟草、纸张、花生、漆器、墨、靛青等物的产量日益增加。它是历史的发源地，是宗教智慧的源泉，哲学思想和科技创新在这里产生。它是中央之国，是天朝，是世界的中心。

不过，这些只是表象。实际上，到了16世纪后期，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明王朝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

造成如此局面的种种原因，早在开国之初，便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亲手种下。朱元璋生于1328年，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当时统治中国的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随着元朝渐渐衰落，农民起义渐成气候，最终形成风暴，把以前的游牧民族赶回草原。相貌丑陋、满脸麻子的朱元璋，从一个不知名的农民军领袖一跃成为新王朝的奠基人。经过一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统治之后，他于1368年创建了一个汉人的帝国，恢复了此前由汉人建立的唐朝（618—907）和宋朝（960—1279）的很多传统，它们在元朝统治时不受重视。这种复兴时代的风貌，体现在新王朝的名称上——大明。从此以后，朱元璋本人将会被称为“洪武皇帝”（“洪武”是他的年号，意思是彰显武事之威）。

洪武皇帝恢复的传统之一，是重新以圣人孔子（前551—前479）的哲学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在孔子去世后的几个世纪里，他关于德行和人可以通过教育臻于完美的理念，对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直到佛教流行，儒学才丧失了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后来，在11世纪，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学者们（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开始重新解释和复兴孔子及其继承人的古老智慧，使其再次引领时代思潮。他们赋予儒学更加理性的理论基础，主张君子必须遵守特殊的“道”。朱熹成书于1175年的《近思录》，最简洁明了地阐述了后世所说的“理学”的意涵。按照朱熹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尽其所能，努力接近圣贤的标准。这就意味着，要阅读儒家经典以培养智识，在日常生活中多思考当前之事（“近思”），践行孝、忠、信、俭和仁。朱熹引用古代经典《中庸》的语句写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1]

明朝建立后，所有政府官员均出身于能够负担得起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儒家君子的家庭。想要登第入仕的人不可胜数，因为孔子认为，只有将私下的修身和担任公职结合起来，一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论语》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由于有意为官的人过多，远远超出实际需要，明朝恢复了发明于隋唐、完善于宋代的科举考试，以挑选出其中文学才能最为出色、儒学知识最为丰富、个人品德最为优秀的人选。那些通过科举出仕的人，通常对他们应该掌握的知识了如指掌。例如，很多人在数年安静的学习过程中，牢牢记住了儒家经典和其他文章，能够不假思索地大段引用其中的文字。虽然他们基本不具备科学知识、领导能力和组织技巧，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不是科举考试的科目。科举的重点在于，考察应试者是不是学识渊博的儒家学者和谦谦君子，这样的人足以肩负起领导国家的重任。

虽然洪武皇帝觉得理学非常适合帮助新兴的明帝国建立秩序，但是他本人对理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打算努力成为圣人。和大多数王朝的建立者一样，他独断专行、喜怒无常、残暴无度，多疑猜忌到偏执的地步，随意处死惹恼自己的官员而不会有一丝内疚。1380年的胡惟庸案，将其秉性暴露得一览无余。洪武皇帝怀疑宰相密谋反对自己，将其处死，诛其九族，甚至连泛泛之交也被牵连其中，最终死者达三万余人。随后，他废除了宰相和整个中书省，斩首官僚体系，政务由自己或交由内廷宦官处理。他批复在自己面前堆积如山的公文的能力，有时令人叹为观止。据说他曾经在八日内连续批阅奏折1600多件，处理了3391项事务。[3]其后的几位皇帝同样精力充沛地处理政务，但是位于最高层的障碍依然存在。

除了将全国置于严格的中央控制之下，洪武皇帝也厉行节俭。膨胀的政府机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边尸位素餐，一边从贫苦农民身上压榨资源。这可能是因为新政府信奉理学，不过洪武皇帝本人的经历可能同样重要，他出身农家，曾经忍饥挨饿，甚至几乎饿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明朝政府一直轻徭薄赋，全国都在提倡自给自足。地方团体自行维持治安、收税，并将赋税输往政府指定的目的地。官员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俸禄，几近于无，他们同样要自给自足。驻军通过屯田供养自己，国家因此得以免去维系常备军的沉重财政负担。公共工程所需的人力和工具由地方团体筹集，而非出自公帑。

洪武皇帝的改革和革新，给明王朝带来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开局。在随后几年里，它的粮食产量增加、贸易繁荣、国库充盈；淤塞的大运河得到疏浚，航运得以恢复；长城得到修复和强化。长120多米的“宝船”驶向已知世界的尽头，满载着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印度、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的货物归来。实际上，在15世纪早期，中国海军的实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4]

但是随后一切都改变了。独断的洪武皇帝和接下来的几位继承者死后，新儒家官僚体系开始自我强化。后来的皇帝越来越多地将自己锁在北京的紫禁城内，仅仅扮演着传统意义上的傀儡首领的角色，永远忙着参加令人筋疲力竭的宫廷仪式、早朝和经筵。在元代和明初皇帝统治时管制较为宽松的贸易遭到限制，因为儒家学者对逐利行为疑心重重；在理学的世界秩序里，只有农业才是繁荣的真正基础。宝船的远航活动被中止，航海记录被销毁，制造巨船的技术被故意遗忘。从此以后，造船仅限于制造在近海活动的小型船只，官方批准的国际贸易只能是和朝贡国展开的勘合贸易。同那些控制着王朝的善于思考的儒学官僚一样，中国转向内在，变得日益保守。国家的目标不是发展，而是稳定。

在明朝中期，中国确实享受了长期的稳定，但是没能一直延续下去。由洪武皇帝创建、经后世官僚们修正的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王朝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也越来越容易遭受外部威胁。

首先是钱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缺钱的问题。在洪武皇帝统治时，他坚持的厉行节俭、轻徭薄赋和自给自足的政策效果显著，因为他缩减宫廷开支，而且事必躬亲、雷厉风行，确保自己新兴的帝国可以用最少的费用进行管理。不幸的是，皇帝的节俭观并不比他本人长寿太多。后来每一位君主的宫廷开支都在逐渐增加，国库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征税也变得杂乱无章。税收定额严重脱离现实；各地的计量单位不同，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麻烦；绝大多数纳税人都是文盲，不清楚自己应该缴纳多少赋税；其他人只是简单地拒绝支付，由于缺乏有效的催缴手段，他们的欠税被一笔勾销。税金实际上由政府征收，因此它从未达到洪武皇帝设定的额度，甚至相差甚远。

洪武皇帝构想的自给自足的政府官僚体系，同样被证明问题重重。他规定的俸禄过低，官员几乎无法以此养活自己和家人，更不用说维持政府运行和地方治理了。绝大多数官员没有别的赚钱途径，只得依靠从税收中截取“常例”，这种做法进一步蚕食了政府的岁入，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弊政。

资金匮乏并不是明朝面对的唯一难题。效率低下、有时还很无能的官员，同样严重困扰着它。能否入仕完全取决于对经典的精通程度，而能否成功升迁则依赖于个人操守，由此选出的官员，自然无法具备今天所说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技能。16世纪的中国精英认为，个人操守即管理能力，德行出众的人可以做好任何事。这样的信心常常使有公益心的官员被授予他们完全无法胜任的职责，例如策划军事行动，甚至是直接指挥军队。人们相信，他们对经典的娴熟掌握，足以弥补实际经验不足的弱点。在很多情况下，这会导致管理不善，甚至酿成大祸。

对操守的强调，不仅使中国的领导层在面对需要技术或专门知识的情况时一筹莫展，同时也造成内部纷争，从而使政府效率更加低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衡量“操守”的单一标准。例如，严格地说，绝大多数政府官员赖以生存的“常例”其实是贪污，但它同时也是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官员们几乎都不希望这个问题被认真调查。极少数官员恪守道德规范，拒绝俸禄之外的任何收入，因此生活于赤贫之中；另一些则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积攒了可观的财富。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那么界线应该划在何处？正如黄仁宇所说：“根据品秩，县令的俸禄不过每月七石五斗米，如果他抽取了十倍的‘常例’呢？如果他截取了该地区税收收入的5%，或是10%呢？这种情况实际上使得操守变得毫无意义。”[5]

这样的界线当然没办法划，但是明朝官员并没有因此放弃尝试。实际上，朝廷专门设有御史台，唯一的职责是监督从最低的九品小吏到皇帝本人的行为。御史基本都是极端、有时甚至很危险的人。他们官服胸前绣着獬豸，一种传说中的猛兽，据说能辨别出奸邪之人并将其撕成碎片。这和御史类似，他们能够发现品行不端的官员，并且能断送他的仕途。每个明朝官员都要定期受到这些道德警察的严格审查（京官每三年一次，外官每六年一次），如果被查出有失当行为，哪怕只是细小疏忽，也会立即被贬职或罢免。在明代前期，这些审查尤为苛刻，因为通过科举获得入仕资格者的人数超过了退休者，因此必须罢黜大量官员以避免冗员。面对如此大的威胁，文官们自然而然地开始连群结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依附于位高权重的长者，以求其保护，高官们则利用年轻官员抵御或发动政治攻势。

截至16世纪中叶，这个寻求同盟的过程导致了可以明确定义的“党”的出现。想要置身事外的人，只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会轻而易举地被某一党赶出官府，他的职位会被授予该党成员。于是，选择阵营便成了权宜之计。政府官员们仍然在道貌岸然地使用着类似“操守”和“不端”这样的词语，对不当行为的道德指控仍在继续，这个人被指责中饱私囊，那个人被指责没有恰当地为过世的父母守丧，另一个人与他人之妻私通。但是隐藏在这些言辞背后，是更深层次、更有破坏性的斗争——权力之争。

除了财政困难和党争，明朝同样要面对自身军事实力日渐衰弱这一令人恼火的事实。这个问题的根源同样可以追溯到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减少国库支出，践行自给自足的理念，洪武皇帝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了卫，每个卫都被授予土地，军士屯田自食。每个卫名义上有5600人，其下又设1120人的所，因此明朝的军制通常被称为“卫所制”。[6]在此前元朝统治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军队的概念（和平时耕种，有事时作战）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蒙古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从牧民摇身一变成为战士。不过，这对明朝并不适用。卫所成了农业公社，耕种的士兵变成了真正的农民，忘记了军事纪律，很少操练。不仅如此，卫所也不是真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多地依靠政府供养。首先是谷物，因为士兵们种植的粮食不足以满足自身需求。后来，当谷物匮乏时，军饷变成了银子。[7]最后，甚至连这些都无法让士兵填饱肚子。由于腐败的军官常常克扣一部分军饷，士兵很少能足额领到应得的报酬。因此，为了得到在外工作的许可，向军官行贿渐成常态。不少人离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到了16世纪中叶，由于这个陋习，再加上很多军士死亡或逃逸的情况没有被记录在案，因此卫所的开支虽然不断增加，但是实际兵力却大幅减少。有人估计，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有的卫所的兵力只有定额的2%～3%。[8]

朝廷并没有关于这些减员的记录。卫所的都指挥使也没有提交准确数字的习惯，很多将领甚至不知道自己手下到底有多少士兵。大多数将领都乐于将夸张的数字留在纸面上，因为这可以确保大量钱财源源不断地输往卫所，他们自己常常可以留下很大一部分。有明一代，兵部只是将原来名册上士兵和将领的名字誊录到新名册上，然后奏呈皇帝，使其相信自己麾下仍有两百万大军。

不过，即使是最愚钝的官员也肯定知道，实际兵力要少得多。有充足的二手资料可以证明，明朝的军力在急速衰弱。例如，在16世纪50年代，俺答汗的蒙古骑兵轻而易举地穿过明朝自以为守备严密的北方边界，大肆劫掠。当他们开始骚扰北京周边时，兵部甚至难以从附近卫所调集五万人马抵御外敌，而理论上这些地区应该驻扎着十万七千人。到了16世纪70年代初，在北方边界屯田的士兵如此之少，以至于有报告称大片田地已经变为荒漠。但是在朝廷的士兵名册上，仍然列有数万人的名字，他们本应在当地屯田。

明军不仅兵力严重不足，素质也大幅下降。军队越来越依赖从当地招募来的士兵，无业流民和雇佣兵被强征入伍，以填补卫所的空缺。到了16世纪中叶，明军已经成了当时兵部尚书口中“没有纪律的匪帮”。[9]在战场上，他们常常只有在受到上级军官的死亡威胁时，才勉强不会溃逃，有时甚至连这都不够。这些人令良民胆战心惊，因其肆意偷盗、抢劫，有时当地人害怕他们更甚于他们被派去镇压的“敌人”。1562年，兵部尚书形容他们说：“贪如猪，暴如狼。日行盗跖之事，夜则淫辱妇女。若遇不从者，手起刀落，更无二想。民间有谚曰：‘宁拦倭寇，不挡大兵。’”撞上日本人，尚有一线生机；触怒官军，那就无药可救了。[10]另一名官员乐观地估计16世纪50年代明军的兵力在九十万左右，不过即使是他，也在小心翼翼地提醒朝廷，其中三分之二不堪大用，只是“朝廷的负担，制造大量麻烦的祸端。军饷稍有延迟，他们便开始抢劫，试图作乱。他们甚至胆大妄为到杀害官员，劫掠、焚烧平民房屋……现在，政府岁入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来供养这些士兵，他们不仅无用，还给我国平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11]

1592年3月，军纪败坏到了极点。当时，西北前线的一支军队因为粮饷延误发生哗变。他们杀掉当地巡抚，逼迫总兵官自杀，推举自己人为首领。虚弱的明朝廷耗时七个月才最终扑灭叛军，后来他们将其粉饰为与蒙古反叛者之间的战役，而不是自己军队的兵变。

明军士兵已经问题重重，他们的军官更是劣迹斑斑。在信奉理学的明代，武人地位低下，常常是子承父业。文官只将武将看作技术人员，对待他们的方式也是如此。即使是级别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将领，在更为宏观的军事战略上也没有发言权；他们在战场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必定会被身在北京的官员反复检视和盘问，而后者基本上从未拿过剑、目睹过战争，或是在帐篷里度过一晚。这是明朝最令人不解的一个地方，他们认为从儒家经典中汲取的智慧远胜于实际经验。受到如此待遇的将军们，会以同样的倾向看待自己的军事技能。世袭官位成了家族闲职，被当成一笔可以获取财富的生意。还有一些人出钱购买官位，通过虚报卫所兵额骗取米谷、银子，克扣士兵军饷，以此发家致富。很多军官是文盲或半文盲，对军事战略和统军作战知之甚少，也几乎没有下任何气力学习。他们对麾下军士的操练和纪律不管不问，只是把士兵当作任由自己差使的劳力或仆人，而士兵只要贿赂上司，便可以完全脱离军队生活。在和敌人作战时，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取胜，而是如何伪造胜利的表象，以攫取声望、奖励和升迁的机会。

以首级记功的惯例，使明军士兵和军官的恶行堕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明代，在战场上获取的敌人首级的数量，不仅是衡量战斗表现的指标，也是论功行赏的依据。这种做法导致了可怕的弊端。在很多抵御边界侵袭和平定内部叛乱的战斗中（16世纪时外侵和叛乱变得司空见惯），士兵们杀良冒功，其中甚至包括女性，为了掩饰真实性别，他们会用湿草鞋拍打割下来的首级。在和宽脸小嘴的女真人作战时，士兵们会砍下汉族平民的头，然后把它们蒸成恰当的大小。指挥官为了讳败为胜，还可能会砍下本方阵亡者的头颅。按照规定，斩获一百六十颗首级为一等功，因此如果斩获数量与此相差不多，军官就会杀平民来冒充敌人首级。与此同时，叛军以此作为自己的优势。在战场上，他们驱赶着当地村民走在自己前面，知道这会吸引明军的注意力，使自己的阵形不被破坏。于是，捷报一个接着一个传到北京，而内部叛乱和边界入侵却迟迟无法平定。[12]

明朝军力的衰弱，因为海盗问题而引起广泛关注。16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二十年间，海盗不断滋扰着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搅得各地鸡犬不宁。从14世纪开始，海盗时断时续地骚扰着朝鲜和中国，两国把他们当作日本人，因此称其为“倭寇”。不过，16世纪为祸甚烈的海盗实际上以中国人为主，再加上一些日本人和混入其中的少数葡萄牙冒险家，以日本的九州岛为据点。这些人之所以沦为匪徒，与明朝一改此前较为宽松的管制，不准同外国人贸易有关。海禁政策导致走私泛滥。最初从事走私的是一些平时基本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但是随着政府的禁令越来越严，他们也变得愈发胆大妄为，开始拉帮结伙，拿起武器。这些在官府眼中一无所有的不逞之徒，开始专门从事不法之事，袭击、抢劫沿海城镇，拿走自己看上的东西。倭寇发现，不管是卫所驻军还是帝国水师，都无法保护据说固若金汤的中国沿海地区，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组团行动，有时侵袭规模大到与外敌入侵无异。不过，海盗的嚣张在小规模袭击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1555年夏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小队倭寇乘着一艘或两艘船来到中国东南部海岸，在这里登陆，然后不断向内陆侵袭，一路劫掠到旧都南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根据兵部名册，这附近应该有十二万驻军。《明史》总结道：“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13]

最初，明朝政府想用军事手段“剿”灭倭寇，而不是处理北方边界的外部威胁时常用的“抚”，即以前对待俺答汗的那种方式。毕竟，倭寇骚扰的是明朝的腹心之地，与脆弱的北方边界截然不同，那里的潜在敌人必须得到谨慎处置，倭寇则不同，他们不需要被安抚，而是要被扫除。受害最严重地方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因玩忽职守被下狱问斩。低效的地方政府被重新整顿，名存实亡的卫所得以重生。最终，倭寇几度遭受重创。不过，倭寇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解决，那要等到稍后的16世纪60年代，朝廷放松了对海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而海禁政策正是当初导致倭寇之祸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这个方法很奏效。到了16世纪60年代末，倭寇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已经绝迹。但是这也暴露了明朝的虚弱，朝廷发现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倭寇问题，于是不得不以抚代剿。[14]

这就是16世纪后期的明朝。它庞大、富裕，令人惊叹，是众多偏远国度名义上的宗主国。不过，它虽然看上去无所不能，实际上已经孱弱不堪，政治、经济和军事弊端导致国内危机四起，片刻不得安宁。对于朝廷中的官员来说，治理国家意味着使国家保持运转，维护领土完整，他们常常是刚解决完一个地区的问题，就不得不赶到另外一地，处理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难题。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第一个十年，危机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即使倭寇不再为祸东南，也还有蒙古人骚扰北方、辽东军士哗变、缅甸边界冲突和西部的饥荒。[15]面对接踵而至的威胁，明朝政府变得像是马戏团里用棍子转盘子的杂技演员，要做的只是确保所有摇摇欲坠的道具不要掉到地上。考虑到明朝在16世纪后期的现实处境和它可以利用的资源，或许它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统一日本并自封为其主人的丰臣秀吉，看出了明朝的虚弱。他之所以从16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坚信自己可以推翻明朝、占领中国，然后支配它的属国，这正是其中一个原因。丰臣秀吉不是唯一一个有如此野心的人。当时居住在远东的澳门、菲律宾、日本和中国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同样将中国看作价值不菲且容易得手的战利品，如同已经熟透、正待人采摘的果实。例如，1576年，在刚刚成为西班牙殖民地不久的菲律宾担任总督的弗朗西斯科·德·桑德（Francisco de Sande），将一份报告从马尼拉送回马德里，建议国王腓力二世派一支远征军征服中国。德·桑德估计，完成这项工作只需四千到六千名装备精良的西班牙人，再加上一些日本和中国海盗，他们非常乐意为西班牙人效劳。这支军队可以在吕宋岛北部乘船驶向中国南方海岸，所需船只可以在当地建造，因为吕宋岛有大量树木可资利用。只要有两三千人，就可以发动猛攻，占领中国一省。“这会非常轻松，”德·桑德向国王保证，“因为那里的人几乎没有武器，也不知道如何使用。一艘载有两百人的海盗船，可以将一座拥有三万居民的城镇洗劫一空。他们的射术很差，而且他们的火绳枪毫无用处。”然后，所有省份都会自然而然地落入侵略者之手，因为饱受压迫的平民会抓住西班牙人入侵的机会，起身反抗朝廷。“最后，”德·桑德总结道，“我们将善待他们，拿出可以证明我们的力量的证据，向他们传播宗教，这样他们就会坚定地追随我们。”[16]

马德里没有批准德·桑德的计划，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也没有任何行动。然后，在1586年4月，一份更加详细、规模更大的侵略计划，在马尼拉举行的殖民政府官员和重要市民参加的会议上被制定出来，然后被送到马德里，等待国王腓力二世批准。该计划的侵略军包括数百名居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一万到一万两千名来自西班牙的援军，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五千到六千名当地原住民和耶稣会士招募的数量与此相当的日本人，总计两万到两万五千人。除此之外，它还建议邀请葡萄牙人加入，以使侵略军更具压倒性优势，这样“仅仅是它的出现和力量的展示，就能让中国人屈服，不需要流多少血”。远征军的首领应该仔细挑选，“因为如果这件事没做好，那么很可能，不，应该说几乎肯定会重演古巴岛和其他古国（例如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旧事，那些地方曾经人口稠密，如今已经成为废墟。如果西班牙人按照以往的方式进入中国，他们将践踏和蹂躏那个人们曾经见过的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国度”。这份入侵计划主张，西班牙军队可以在吕宋岛北部集结，在那里登船驶向中国海岸。船只在西班牙船工的监督下，由当地人建造。军队将在福建登陆，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将从他们的殖民地澳门进入广东。然后，两支军队将会以耶稣会士为向导，各自北上进军北京，在那里确立自己的最高权威，同时小心翼翼地保全明朝政府，因为只有它可以有效维持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秩序。至于入侵时间，这份报告强调越早越好，否则会错失良机，因为中国人正变得越来越警觉。几年前，大约在德·桑德提交报告的时候，占领这个广袤的国家“不需费力，不需成本，也不会损失生命，现在则不得不蒙受一些损失。不久之后，即便全力以赴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最关键的是，国王要立即批准该计划，因为它“给陛下提供了有史以来任何一位君主都不曾有过的最好的机会和最华丽的开局。摆在您面前的，是人类能够渴望或想象得到的全部财富和不朽的名声”。[17]

腓力二世从未批准入侵中国的计划。如果他真的按照报告的建议，派出所需的援军，马尼拉的征服者们几乎肯定会起航出海，因为他们对待自己的计划是认真的，而且拥有非凡的勇气。这一点人们已经见识过了，他们的同胞曾以令人吃惊的少数兵力，征服了新世界的大片土地。例如，16世纪30年代，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率领着不够填满今天两辆长途客车的兵力，开始征服印加帝国。谁知道拥有这样的信心和25,000名士兵的西班牙人会在中国取得怎样的功绩？他们或许会因为中国广袤的土地最终陷入苦战，并且崩溃。不过，考虑到明朝反应迟缓的兵部在面对威胁时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动员军队，不难想象一支装备有现代火绳枪、目标明确的西班牙军队，完全能够抵达北京的门户。

1573年，十岁的男孩朱翊钧在北京登基，开始使用新年号万历。他是明朝第十四任皇帝，所有皇帝都是两百年前建立王朝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后人。朱翊钧是十四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直活到1620年。在他的统治下，明朝最终衰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它最后的灭亡（1644年）只是时间问题。

万历刚登基时，朝廷大臣们不免会担心，这个年轻人恐怕不堪大任，毕竟最近的几位皇帝都难称明君。他的叔伯祖父、长了一张狐狸脸的正德皇帝（1506—1521年在位），精力过于旺盛，而且太过特立独行，和当时已经高度模式化、严格受传统束缚的君主截然不同。他四处游玩、饮酒作乐、骑马疾行、宁肯走路也不乘轿子、擅自离开紫禁城外出、不守礼俗，他的大臣们为此忧心忡忡。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在位时间很长（1522—1566），他的问题是无法忍受批评，越来越沉迷于长生不老，不理政事，身边尽是阿谀奉承、唯命是从之辈。万历皇帝的父亲隆庆皇帝（1567—1572年在位），在上朝时甚至不愿或不能说出一些套话。在统治的第一年，他只是像雕像一样坐在龙椅上，由大臣代其发声。后来，他连这些表面文章都不再做了。

因此，当朝臣们发现万历皇帝有成为明君的潜质时，他们感到极大的喜悦和解脱。他天资聪颖，努力学习书法和经史，顺从地想要具备大臣们告诉他的所有美德。十一岁时，小皇帝工整地写下了“贤德修己”四个字，令人对他倍感期待。[18]是的，这正是成为明君所必需的品质，明朝正需要这样的圣君振衰起敝、重整旗鼓。

少年时代的万历只能履行少数简单的职责。在他成年之前，掌握实权的是首辅张居正（对小皇帝来说是“张先生”）。张居正的治国理政以严格著称，他努力杜绝在中国已成为常态的铺张浪费和效率低下。他削减了宫中衣食和装饰的支出，取消了靡费甚巨的宴席，费尽心力教育小皇帝要厉行节俭。他坚持全额征收赋税，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拖欠，让官仓和银库再次变得充盈。他罢免了被怀疑谋取不当利益的官员，以敢于任事的新人取代无能的中央、地方官员，希望朝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按照儒家理想，过朴素的生活。

张居正也试图改变军队的糟糕状况。他知道，军队的衰败部分原因在于军官团队素质低下，因此他将有能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拔为将领，为了让他们有所作为，还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

明代最成功的将军戚继光，便是在新的遴选机制下脱颖而出的。戚继光于1528年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自幼学文习武。1544年，他的父亲去世，他袭父爵成为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聪明能干，很快被授予一系列要职，主要是在当时饱受倭寇滋扰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

正是在和这些掠夺者的战斗中，戚继光开始了解如何将未经训练、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转变成高效的战斗力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他的变革从未影响到整个大明，只有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的首辅，才有可能推动全盘改革。戚继光能够做的，是招募和训练一支形同私兵的军队，一支不管被朝廷派到哪里，都能保证获胜的一流远征军。为了打造这样一支军队，戚继光首先强调的是军纪，铁一般的纪律。他对很多小过的处罚都是割掉耳朵，不服军令或临阵畏敌者会被立即处死。训练同样重要。他曾经睿智地指出，甚至连经验丰富的老兵，都很难在混乱的战场上发挥出自己两成的战斗力，而那些能够发挥出五成实力的人将“所向披靡”。[19]

戚继光发明的严谨、注重防守的战斗阵形，同样被证明极其有效。在16世纪50年代，他想出新阵，将其命名为“鸳鸯阵”。鸳鸯阵以十二人为一队，包括队长、盾牌手、长枪手、镗钯手和火兵，还有四人挥舞着戚继光发明的武器狼筅（由一段竹子制成，上面留有枝叶，用来挡住敌人的刀剑和长枪）。一队人在一起训练和战斗，保护好彼此和队长，缓慢而稳健地向敌军移动。后来，戚继光又发明了“战车”（一种两轮大车，每一侧都受木屏风保护，有点像原始坦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阵形。每辆战车配有二十名士兵，每十人组成一个攻击小队，其中四人装备鸟铳，其他人配备剑、长枪和盾牌。当他们行进时，留在车里的十个人会推着车跟着他们前进，保证车和攻击小队的距离不超过十米。当敌人进攻时，所有人会退回到战车内，用各自的武器和车上的佛朗机炮与之作战（佛朗机炮是一种原始的小口径火炮，在一个世纪之前由被明人称为“佛朗机夷”的葡萄牙人引入，因此得名）。在大规模战斗中，这些战车会排成一个牢不可破的作战阵形，保护位于阵中的骑兵。[20]

戚继光强调纪律、训练和严谨而成熟的阵形，并且凭借它们在16世纪五六十年代扫平了为患沿海地区的海盗。随后，他被派往北方边境。他重新组织防御，修复长城，建立哨塔和训练中心，基本上挡住了蒙古人的侵袭。隆庆二年（1568），从军三十年未尝败绩的戚继光，终于在张居正的举荐下晋升为总兵官，这是明朝最高级别的武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戚继光被视为英雄，一位懂得如何训练士卒、能够决胜于战场的将军。他总结战术和练兵方法的著作被广泛阅读，他的诗文合集《止止堂集》被反复刊印。

1582年，五十七岁的首辅张居正去世。在任期间，他触怒并威胁到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因为在中国广大地区推行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而招致了大量敌人。现在，人多势众的反对派开始诋毁他的名誉，推翻他所做的一切。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退步，因为张居正确实是明朝需要的那种能够重塑整个国家的人。不过，很多和张居正同时代的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张居正的改革破坏了天朝万物的平衡，而维持平衡有赖于效率低下的状态，虽不完美却不可避免。张居正要求让万物恰当地运行，他的要求超出了这个国家能够提供的极限。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强硬政策”不再强硬，明朝不可避免地回到习以为常的低效率状态。税收再次变得杂乱无章，宫廷支出增加，国库见底。被张居正罢免的有操守、无行政能力的官员们重新回到朝堂，他所倚重的那些人或被降职，或被清洗。

戚继光将军也因此受到牵连。他的战绩、他的著作、他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百胜之师的功劳，都随着张居正的死被人遗忘。他是张居正的人，所以必须走。1583年，病中的将军被褫夺官职。他的妻子不久后离他而去。他失去了收入和个人财产，在贫穷和忧愁中了却余生。最后，戚继光于1588年1月17日去世，据说最后穷到甚至无钱就医的地步。到了1590年，已经没有人还记得他的鸳鸯阵，他无敌的战车成了空想，湮没在无人问津的残页里。

万历皇帝，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年轻君主，现在已经是一个臃肿的成年人，嗓音深沉且威严。他怎么样了呢？他的老师，在很多方面扮演着父亲角色的首辅张居正的死，彻底地改变了他。反张派官员马不停蹄地向皇帝揭发张居正的不忠不义，他们成功地改变了张居正在皇帝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或许过于成功了。万历知道了，张居正是伪君子，他坚持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都必须节俭，而与此同时，自己却住在一间堆满了金银财宝的大宅子里；张居正独断专行，他罢免了德高望重之人，现在这些人应该官复原职；张居正是淫乱之人，他因纵欲过度而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为了增强性欲而服用外国的春药。[21]

整起事件对万历皇帝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人反复告诉万历要大公无私，但是他本人显然寡廉鲜耻，这使得皇帝先是开始怀疑青年时代接受的道德灌输，然后开始愤世嫉俗地排斥它们。经过少年时代的朴素生活之后，现在的他变得十分贪婪，依靠内廷腐败的宦官们，在内库积攒起大量财富。他不再容忍文官的谏言，当他们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批评他铺张浪费或怠于政务时，他就下令杖责这些官员。当他察觉到某些有野心的官员为了升迁，实际上通过受杖责获取名声时，他只是简单地不再理会他们的话，或者习字，或者呆坐在紫禁城中无所事事。他只履行皇帝最基本的职责，不上朝，不批人事任免，虚耗光阴。我们很难完全了解，那些试图在皇帝不理朝政的情况下，保持政府运转的大臣，会是多么的沮丧和难过。有一个例子，据说一位阁臣多次想与皇帝商讨某件军国大事，却一直无法见到皇帝，最后皇帝终于同意见他，他激动到小便失禁，接连昏迷了几日。[22]

万历皇帝和群臣的对立，在16世纪8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当时，他拒绝将早已失去圣心的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立为太子，而是坚持要立一个由受宠的妃子所生的较年幼的儿子为继承人。开始时，他只是一再推迟册立太子。不过，这个问题最终得到公开讨论，皇帝和臣子之间形成僵局。朝廷既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也没有可资利用的成例。16世纪90年代初，继承人危机是亟待宫廷和官员们解决的首要问题，严重性更甚于饥荒、干旱、经济困难和党争，比西北的武装叛乱、军队哗变和北方蒙古人骚扰更具威胁。

至于“倭人”居住的那个名为“日本”的遥远岛国所发生的一切，明朝廷毫不关心。在它看来，日本早已是自己的属国（不过属于不重要的一类，因为它不和中国接壤），至少从7世纪开始，它就时断时续地派贡使前来。现在，两国关系似乎已经中断了。自1549年以来，两国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朝贡关系告一段落，日本使臣再也没有来过。[23]日本人最近似乎正忙于内斗，1401年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将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不过，明朝认为，当国内秩序最终恢复之后，他们无疑会回到中华世界中属于自己的位置，重新开始尝试效仿中华文化。

而此时的日本人，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