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社会基层组织是公社，公社下辖生产大队，大队下有小队，小队由两三个院子组成。除极少单家独户外，院子基本以血缘为纽带聚居，因此院子多以姓氏命名：唐家老院子、王家老院子、蔡家老院子等。一个院子说到根上，都是亲戚，甚至我出生的院子，全为同姓，有一户外姓人家，也是因为男人入赘带来的外姓。
村里的孩子一般有两个以上的外号，一个是根据姓氏辈分，结合出生早晚，排出来的非官方名字，这名字比启蒙读书时填写的学名要常用得多。比如我是邦字辈，因此我们这辈分的小孩子，按年龄，就有唐邦一、唐邦二、唐邦三、唐邦四……一直到唐邦十、唐十一，以此类推，这是一类外号。
那还有一类外号就是根据性格、外貌特征或者某个标志性糗事而命名，蛮子娃（听说因性格暴力，家族对外的武力值担当）、八鸡（因其父亲为村支书，出生母亲坐月子时大气地吃了八只鸡）、大菠萝、小菠萝、痞子娃、尿桶娃（听说他老妈生他的时候不小心生在了尿桶里）等等。
当然也有一些外号以家庭为单位，远房堂兄四兄弟，其小名分别是：邦混、邦账、邦东、邦西，后一字连起来就是“混账东西”，这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组合诨名的典型代表。
我的外号段位比较高，叫南霸天，得益于当时有个电影《红色娘子军》，里面有个欺男霸女的恶霸叫南霸天。外号由来源于我妈接连生出三个姐姐后，几乎放弃生一个男孩的想法的背景下，无心插柳，很意外，我出生了，还是个男孩，因姗姗来迟而格外受宠。加上我爸有供销社的社会背景加持，我一出门就天然打上了未来肯定要当工人的标签，那绝对是村里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娃，高富帅的代言人，虽不能欺男霸女，但小拳头可以想打谁就打谁，因此背上“南霸天”的恶名。这恶名不好背，因为一旦没有大人罩着的时候，就要付出代价，惨不忍睹，常常是吃黑拳的对象。
在我对大集体生产为数不多的散碎记忆中，有三类事较为清晰：一为妈妈为集体养蚕；二为集体饲养用于耕田的水牛，偶有老得无法劳作的老牛被宰杀后，大队分牛肉时，大伯总会想方设法取得别家都不要的牛头，一大家人聚在一起享用牛头的温馨场景；最后一类记忆就是吃暗亏、被黑打的经历。
在唐家老院子生活氛围中，一面是我注定是工人的未来为人羡慕，因为按照当时的就业制度，父辈的工作可以由指定继承人承接的“接班制度”；另一面是那些有嫉妒心的大孩子和一些心态不正的大人对我进行偷偷的教训，看不惯我耀武扬威的样子，总想教我如何做人。
在此背景之下，我的性格从小就是一个乖张、欺软怕硬、害怕未知的矛盾体，按照我们当地的说法，这性格就是一个“门槛猴”，意思是只能在门槛内狐假虎威，而从不敢跨出门槛的猴子，不敢走出母亲的保护圈，出门就是一个软蛋。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性格问题的，好像有次在欺负了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辈分比我低一辈的侄儿后，被他家人指出这一事实，让我如五雷轰顶，从此之后，经常会不自觉反省自己是不是又犯病了——门槛猴。事情往往是过犹不及，会矫枉过正，也为我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总想躲开亲人、熟人和朋友圈的人脉和资源的覆盖范围，要独立打拼，就为证明自己不是一个“门槛猴”。
记得有次为自己性格买单而吃了暗亏的经历，是一次采收集体的生姜后。按照川东农时，七葱八蒜九生姜，生姜根据采收的辛辣味不同，从7月到10月均可以采收，生姜一定要和泥采收，不容易蒸发水分，采收分类后存入集体地窖，够一个生产大队一年调味使用，富余上缴农副产品到公社。当时是强控制的计划经济时代，视物资流通为洪水猛兽，多余的收存不能用于流通和出售，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地窖和泥储存起来。
我记得那次经历应该是一个夏天的黄昏，场景能浮现，人物却很模糊，反正是一堆人在晒坝上整理、分类、分拣生姜，一群孩子在晒坝上疯跑，有几个大人就叫住我，
“你那么厉害，敢不敢吃生姜？吃多少就让你带回去多少！”
我这个“南霸天”哪能服气，说道：
“有啥不敢的，吃生姜我最拿手！”
然后一群人起哄，气氛就把我架起来了，认怂都不行了。然后我就用手抹掉泥，在衣服上擦擦，开启最猛吃生姜的挑战。不知道吃了多少，反正那天我被家里人找到是后半夜，睡在地窖里，应该是辣晕了，肠胃也应该是烧坏了吧，后来困扰我几十年的胃病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
至今不知道是谁在怂恿我吃生姜，这些怂恿的大人们是心存不良？还是单纯地想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也无心去探究，至今能为我保留下这些儿时的散碎记忆，还得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