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 普拉东诺夫——震惊世界的文学天才

上面这个标题并非我的发明，而是借用俄罗斯评论家韦林的话。他的原语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是继十九世纪经典作家之后，重新使世界感到惊讶并为之战栗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民族天才。”

持类似评价的还有俄裔美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普拉东诺夫是与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齐名的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他是二十世纪唯一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光荣传统的苏联作家。”

英国学者钱德勒说：“普拉东诺夫或许是俄罗斯过去一百年最伟大的作家。”

但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这个响亮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却是十分陌生的。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没有系统地出版过他的作品，广大读者无从了解这位杰出的作家。其实，即使在他的祖国，普拉东诺夫也一直被视为“异类”，他的作品生前无法出版，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与读者陆续见面。而真正的“开禁”和“回归”，使读者有机会全面认识这位伟大的作家，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近三十年来，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大量出版，各种单行本、选集和皇皇八大卷的文集相继问世。对这位作家的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涌现了许多学术含金量相当高的专著，形成了一支阵容整齐、生气勃勃的研究队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俄罗斯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每年召开普拉东诺夫研讨会，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会后出版研究论文集，从不间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颇受学界的重视和欢迎。

二〇一九年适逢普拉东诺夫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彼得堡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莫斯科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和作家故乡的沃罗涅日大学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俄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俄罗斯的自我认识问题”的普拉东诺夫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此可见，普拉东诺夫不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中很少有人像普拉东诺夫那样享有如此崇高的荣誉，研究普拉东诺夫几乎成了一门炙手可热的显学。

普拉东诺夫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他的艺术成就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他的主要作品已经翻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语等语言，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已经无可动摇。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1899—1951）原姓克里缅托夫，生于沃罗涅日市郊区驿站镇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铁路上的钳工，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这个家庭共有十一个孩子，安德烈是长子。他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在当地颇有名气，报纸上多次报道过他的事迹。普拉东诺夫热衷于发明创造，显然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他非常爱母亲，从小对母亲的命运十分同情。他七岁进乡村教会小学读书，十五岁中学没毕业就开始工作，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铸铁工、机车修理工，以自己稚嫩的肩膀协助父母挑起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重担。普拉东诺夫回忆说：“我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生活一下子把我从孩子变成了成年人，使我失去了青年时代。”一九一八年初，他进铁路中等技术学校电工专业学习，同时积极投入沃罗涅日的文学生活，在当地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和政论文章。一九一九年夏天，担任沃罗涅日地区国防委员会《消息报》战地记者，同年应征加入红军，先担任军用列车的副司机，后主动请求转到铁道兵部队，与白军作战。复员后继续学业，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二〇年他代表沃罗涅日赴莫斯科出席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在回答大会调查与会者属于哪种流派时写道：“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有自己的流派。”一九二一年出版小册子《电气化》和诗集《蔚蓝色深处》。普拉东诺夫早期的文章和诗歌充斥了改天换地、征服宇宙、消灭个性、否定传统、割断历史的革命豪情和浪漫理想，其狂热和虚妄与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品如出一辙：

我们要熄灭疲惫的太阳，

在宇宙中燃起别的光芒；

我们要给人们换上钢铁心脏，

要把行星从轨道上彻底扫光。

他号召人们充当革命的螺丝钉：“标准的螺丝钉是社会主义的最好零件。”“标准化的工人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

他崇拜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贬低甚至否定一切感情和思想文化价值：“社会的物质生产组织化越完善，哲学、宗教和艺术越有害……如今，基督、雪莱、拜伦、托尔斯泰难道比电气化更有意义吗？”

但是，普拉东诺夫毕竟是从事实际工作的技术人员，也是特别善于思考、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的政治虚火不会持续太久，他从虚幻的云端逐渐降到真实的人间。他很难绝对相信“飞驰向前的革命火车头会立即把人们带入美妙的理想世界”，在鼓吹暴力、破坏的社会变革和重新安排河山、彻底改造宇宙的豪言壮语后面，渐渐产生了怀疑：

在鲜血上建立“难以置信的世界”合理吗？这样的世界为谁而建？将来谁来居住？

诗集《蔚蓝色深处》受到象征主义大师勃留索夫的注意和肯定，勃留索夫希望这位文坛新秀今后在文学道路上大显身手。出人意料的是，普拉东诺夫主动远离了热闹的文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严酷的现实，那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大饥荒。“一九二一年的干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我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从事文学创作了。”这一年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然而许多党的干部却认为“共产党人属于未来”，因而千方百计为自己营造“舒适的生存环境”。目睹哀鸿遍野的惨象和这些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普拉东诺夫不由得怒火中烧，公开撰文怒斥这些“官方革命家”为“不成体统的畜生”，并且呼吁大家“在苦难中应该平等”。

一九二一年普拉东诺夫被选为沃罗涅日省抗灾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三年出任省农业局土壤改良师，主管农业电气化工作。他奔走于穷乡僻壤，修堤坝、挖水井、建水库、造电站，为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呕心沥血。

一九二六年二月，全俄土壤改良师代表大会上普拉东诺夫当选为农林协会中央委员；同年六月，他告别故乡，举家迁往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莫斯科，从此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谁也没有料到，普拉东诺夫担任土地规划局副书记不到一个月，便莫名其妙地被撤职了。他后来回忆说：“我留在了莫斯科……带着老婆孩子，没有工资……孩子病了……只能去变卖那些极其珍贵的专业书籍。”当时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二六年秋，农业人民委员会任命普拉东诺夫为坦波夫省土壤改良处处长，于是他走马上任，只身前往坦波夫。怀着爱国爱民的满腔热情和科技工作者的严谨精神，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偏远省份的现实景象让他加深了对农村的认识和了解。他从坦波夫给妻子写信说：“辗转于那些穷乡僻壤的时候，我目睹了种种令人伤心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在某处还有个莫斯科，还存在着艺术、小说。不过我觉得，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思想只能在这样的穷乡僻壤产生。”

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一九二七年是永远值得记取的一年。这一年，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才华犹如井喷般爆发出来。《通天之道》《叶皮凡水闸》《格拉多夫城》《捉摸不透的人》《驿站镇》《建设国家的人们》等六部中篇小说相继完成，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

一九二九年是苏联历史上称为“伟大转折的一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业化全盘集体化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不平凡的一年，普拉东诺夫完成了长篇小说《切文古尔》。作品描写一些革命者试图在偏远的县城切文古尔创建共产主义，他们杀死资产阶级，毁灭森林，拆除房屋，停止一切生产活动（因为劳动产生财富，财富导致剥削），露宿原野，以草充饥，过着“心灵共产主义的生活”，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切文古尔》凝聚了作者对早期思想的痛苦反思以及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忧虑。《切文古尔》排出了清样，最终未能问世。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得以在杂志上刊出，却遭到严厉批判。马卡尔是个普通农民，他不明白为什么苏维埃国家制定了种种宏伟的美妙计划，结果都搞得一团糟，于是到首都寻找答案。他发现莫斯科也有两种人，一种人脑袋空白、只会干活，另一种人不会干活、只会出主意。他梦见一个科学人站在高山之巅，目光远望前方，想的是全局规模，却漠视底下百姓的实际和愿望。这个短篇被认为是在影射领袖，带有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有害倾向，其作者是“不亚于明目张胆喊着法西斯口号的反革命”。于是，苦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根红苗正的作家头上。

一九三〇年初，普拉东诺夫根据在俄罗斯中部农村考察的结果，仅用十几天时间写出了中篇小说《立此存照——贫农纪事》。小说在杂志《红色处女地》上刚发表，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等中央和地方报刊对作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围剿。“诽谤农业集体化”“污蔑社会主义改造”“攻击总路线”……一顶顶吓人的政治大帽子铺天盖地般飞向普拉东诺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一家刊物和出版社敢于发表他的作品，作家似乎从文坛上消失了。

普拉东诺夫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顿，但他并没有屈服，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在自己既定的人生道路上奋力前行。他深入伏尔加河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农村，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现实生活。他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代，要当一名纯粹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深入生产第一线，只当一名作家，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立此存照》遭批后的孤立岁月，成了作家创作的丰收期。从反映全盘集体化导致大饥荒的悲剧《十四间小木屋》（1932）到最有思想哲理深度、最富艺术创新的里程碑式中篇小说《基坑》（1929—1930），从“技术小说”《原始海》（1934）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娃》，这些作家生前无法发表的重要作品，都完成于这一阶段。《基坑》无疑是普拉东诺夫的代表作。小说分两部分，上半部写工人们为建造供全体无产阶级居住的大厦挖掘基坑，象征实现人间天堂的美好理想，下半部写农业集体化，即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联结全书的是一位寻找真理的主人公，他看到挖土工人已经精疲力竭，瘦得皮包骨头，可是上级决定要扩大基坑规模，建设一座能容纳全世界无产者的高塔。为了支援周边农村的集体化，挖土工人被派去开展铲除农村资本主义根子的阶级斗争，所到之处，满眼是一片凄凉的景象：

农民们感到生活无望，男女老少早就准备好了棺材，等待着死亡；组织大院里集中了留恋私有财产、在振奋时期哭过鼻子、脸上有过“异己表情”的农民，他们正在接受积极分子的教育；一头熊带领人们到村里凭着它的嗅觉确定谁是富农，然后将富农押上木筏流放到汪洋大海；领导集体化的积极分子一夜之间掉进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左倾”泥坑，成了无产阶级客观上的敌人而死于乱拳之下；无产阶级大厦的基坑最后成了埋葬孩子的坟墓……普拉东诺夫把这场政治运动的荒唐和危害表现得淋漓尽致，揭示了理想和现实、目的和手段、生与死、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等等形而上的哲理问题，迫使人们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立此存照》风波过去六年之后，普拉东诺夫才有机会出版了小说集《波图坦河》。在当时大清洗的具体情势下，即使这部作品探索爱情之类永恒的主题，依然难逃受责难的厄运。一九三七年二月，作家乘马车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准备仿效拉季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部反农奴制色彩浓烈的作品，写一部《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长篇小说，计划于第二年七月交稿。

谁知道厄运再次降临到他头上。一九三八年五月，他钟爱的独生儿子，十五岁的中学生因“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捕。在审讯中他拒绝认罪而惨遭毒打。审讯人员威胁说再不承认就要逮捕他的父母。他被迫承认后判处八年徒刑，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受尽折磨，染上了肺结核，虽经肖洛霍夫向最高当局说情后于一九四三年释放，但出狱后不久就死了。儿子的被捕和夭折对普拉东诺夫是巨大打击和终身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他虽然没有像古米廖夫、比里尼亚克、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等文人遭到监禁、流放、枪毙的命运，但中年丧子的精神折磨伴随了他一辈子。

从一九三八年起，普拉东诺夫只能为儿童文学出版社写些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作家也显示了出众的才华，故事集《七月的雷雨》成了广受孩子欢迎和喜爱的精品。他为中央儿童剧院写的剧本《外婆的小屋》《善良的季特》和《继女》在他生前均没有上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拉东诺夫一家撤离到乌法，他主动要求上前线抗击法西斯，经批准，于一九四二年初以《红星报》记者身份奔赴战场，写了大量的揭露和鞭挞法西斯及歌颂红军官兵英勇抗敌的通讯报道和故事，陆续出版了《斗志昂扬的人们》《祖国的故事》《铜墙铁壁》和《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四本书。他用自己勇敢的行动和手中的笔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再次证明了对人民和祖国的赤胆忠心。

一九四六年，普拉东诺夫发表的短篇小说《伊凡诺夫的家庭》（后来改名为《归来》）首先触及了战争给苏联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比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早了整整十年。这样一篇优秀作品却被臭名昭著的文学打手叶尔米洛夫说成是“污蔑苏联人民和苏联家庭的大毒草”，虽然这个告密老手和文坛恶霸后来公开承认错误：“我未能进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我用了一把远离生活复杂性和艺术复杂性的尺子去衡量这部小说。”文霸的迟到忏悔无法改变作家最后几年生活的困境，更不能抹去他精神上受到的创伤。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普拉东诺夫这位天才作家、俄罗斯人民的忠诚儿子，在贫病交加中，凄凉地走完了自己艰难崎岖却又光辉灿烂的人生道路。

普拉东诺夫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他留下的文学遗产是俄罗斯人民，也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如同他拥有多项技术专利一样，他的文学作品也是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富有创新精神，让人耳目一新，直到今天还魅力不减，发人深省。他用反讽、扭曲、变形、夸张、荒诞等丰富新颖的艺术手法，借助倒置、稚拙、质朴、杂糅、奇崛的独特语言构筑的艺术世界，或者如学界形容的“普拉东诺夫之谜”“普拉东诺夫奇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徐振亚

二〇二三年二月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