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18封

女儿一一：

人生活在世间，需要心有所畏，也要心有所信。如果没有畏惧，就会无法无天，如果没有信仰，就会迷失方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关于生和死的讨论，当孔子的学生问到孔子生死问题时，孔子回到道：“未知生，焉知死。”要探究人生的奥秘，不要在乎虚无缥缈的假想。

孟子认为倘若是为了义，可以放弃生，因为有比死更令人厌恶的东西，“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古人把这种充塞天地间的正气，叫做“浩然之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的文天祥曾有《正气歌》一首“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对于这种浩然之气的笃信，汉代有被匈奴囚禁十九年而不降的苏武，三国时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魏晋有矢志北伐，中流击楫的祖逖，唐代有宁死不降的颜杲卿，宋代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明代有“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夏完淳，清代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

信仰使人坚定笃行，九死不悔。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抛头颅、洒热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李大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的方志敏，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如何能够做到向死而生。

中国共产党强调，信仰要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信仰的一贯态度，因为实践和历史证明是对的，我们就笃行不怠。西方则不然，他们认为，信仰是因为你信了，才能发挥作用，心里半信半疑，就不灵验了。说到底，就是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反着，先接纳了，然后用理性强硬地解释通。这种对于信仰的态度，当然有西方的社会背景，但绝对不符合我们中国人。

即便是中国的宗教，不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如果它对一个人的祈祷没有发生验证，完全可以把这个宗教抛弃，再去求其他的神，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形成了我们开放的信仰观。中国人的信仰里，宗教没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只有相安无事、相互融合的和合共生。

譬如看到一个寺庙或者道观，不管是否相信佛教或者道教，都不妨走进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是把宗教视为文化的一种。杭州的玉皇宫、抱朴道院，灵隐寺、法喜寺、径山寺，每一进去，看到的是建筑的巍峨，山水的奇秀，和古殿的肃穆，这是无关信仰的。节假日，网红寺庙都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如果有信仰方能进去，恐怕就不会出现这种盛况了。反观西方，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200年的时间里8次大规模的征伐，死了那么多的人，无非是不容许别人有不一样的信仰。美元上不也印着他们信仰上帝的文字吗？

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曾在《宗教的自然史》中写到，文明总是从低级的多神信仰到高级的一神信仰，这句话套用在西方合适，放在中国，似乎有点削足适履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不是迷信的宗教，是理性的清醒，《西游记》里，玉皇大帝并不和如来佛祖一整高低，反而在天上相安无事。孙悟空先拜道教的菩提老祖，后拜佛教的唐僧为师，两个老师的所教，也并未在他的脑子里混淆不清。

这种对于信仰的开放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西方在容人之量上，比起我们中国来，还差了好大一截呢。

202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