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平与著作
一、家世业儒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横浦居士、无垢居士，祖先涿郡范阳人(1)，后移居开封，至其祖父张士寿时又移居杭州盐官。其家世代书香，以德行闻名乡里。
四世祖张藏英（894—962），官至检校少保，自言唐朝宰相张嘉贞之后，居于涿郡范阳，后来搬到开封。唐末，藏英十七岁时，举族为孙居道所害，仅藏英幸免于难。后来藏英在幽州刺杀孙居道，未能杀死，又于关南将其抓获，设父母灵位，缚孙居道于灵位前，将其脔肉刳心，为父母复仇。因其孝行节义，藏英两次复仇都得到了赦免，时人称其为“报仇张孝子”。契丹任命藏英为卢台军使兼榷盐制置使，领坊州刺史。后周广顺三年（953），藏英率领内外亲属、部署、煮盐户等近万人乘船队离开契丹回到后周，以刺史领边任，以少胜多，屡败契丹。宋初，迁瀛州团练使，并护关南军。建隆三年，卒于治所，享年六十九岁(2)。
曾祖父张鉴，字德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曾任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因忠节被表著为勋臣，享年五十八岁。祖父张士寿，辞密学资荫以授其次。淡泊名利，性爱山水。因喜爱钱塘湖山，举家迁到杭州盐官县。张士寿风度凝远，精采秀发，士人敬仰，元祐诸公到钱塘为官者，必造访请教。其叔祖张士廉，官殿中丞；张士宗，官太子洗马；张士程，任屯田员外郎。
父张伸（1067-1141），赠右朝议大夫，晦德隐居。少有大志，卓荦不羁。家道中落，贫无资用，但乐善好施，竭尽己能帮扶他人。生平耻言人过，诱人以善道，乡里无分长幼老少均爱慕其德行。张九成言：“某自六岁读书，家素寒窘，父某不使某为农为商，躬自抚养，教督诲诱，凡三十余年。”(3)虽然家境贫寒，张伸仍教诲他自幼读书。张九成晚年自述道：“予家世业儒，颇以清德显。”(4)自幼所受的家族环境熏陶和家庭教育对他的成长具有重大影响。张九成一生读书不辍，诲人不倦，安贫乐道，除了个人的修养之外，想必也与其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张九成有弟四人，妹三人。《横浦先生家传》作者张榕是其弟弟张九思之子，《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作者于恕、于宪为其妹妹与妹夫于定远之子。张九成母亲早逝，弟弟妹妹尚幼，他奉庭闱抚育如一，直至七人嫁娶成立，毫无怨言。为补贴家用，他十八岁起做家庭塾师，教人子弟。张九成乐于教授学生，他晚年曾言：“予见人家子弟醇谨及俊敏者，爱之不啻如常人之爱宝，唯恐其埋没及伤损之，必欲使之在尊贵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点欺心，其鄙下刻薄，亦为劝戒太息而感诱之，此平生所乐为者。”(5)浑然忠厚之气跃然纸上。
张九成娶妻子林氏，早卒，后娶继室马氏。有三子，张伯厚，迪功郎；张幼厚，承务郎，静江府阳朔县丞；张孙厚，淮西总领所干办公事。
张九成生于元祐七年，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六岁开始读书，八岁即能默诵六经，通经大旨。有一次父亲会客，张九成也坐在旁边，父亲让客人考考他。客人以经疑问难，八岁的张九成毫不惊慌，一一作答，并且放下手中书卷，整理衣襟，恭敬地说：“精粗本末无二致，勿谓区区纸上语不足多，下学上达，某敢以圣言为法。”(6)辞气不群，出人意表，在座的客人都惊叹其才华，称道他是奇童子。十岁就擅长做文，令同辈人折服。十四岁入乡校，读书勤奋。无论严冬酷暑，他都终日在自己房间苦读，常常通宵达旦。同学曾经从房间的缝隙观察，发现他敛膝危坐，专心研读，若与神明为伍，于是对他非常佩服，像对待老师一样尊敬他。张九成晚年曾经向学生讲述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经历，告诉学生，对经史的熟识、理解和贯通必须以勤奋读书为基础。他正是通过遍览经史，苦心研读，才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解经特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
宋徽宗政和年间，张九成在杭州州学读书，从学于黄珪。黄珪，字元功，福州永福县人。张九成《黄吏部墓志铭》中言“其为人气貌庄重，资性宽仁，望其容，俨然有不可犯之色；听其言，周旋勤恳，循循然进人于善”，“其仕进，不屑就，不苟合，亦不为崖异之行”(7)。后来在他任礼部侍郎期间，黄珪为吏部郎官，亦曾给予他指导。其人品和学问是张九成学习的楷模。
宣和七年，张九成三十四岁，以经学魁荐，游学京师，偕书贡于朝，受到时人的赞誉。其间从学于杨时，其中问仁一事记录在《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中。入京时张九成与高抑崇、樊茂实同舟，正值淮上多蟹，樊茂实告诉高抑崇，张九成一向不杀活物，见活物必放生，高抑崇置之不顾，买来几十只螃蟹在船中煮熟，大吃起来。后来大家一起去拜访杨时，交谈中提及此事，待大家纷纷告辞，杨时让张九成留步，于是有了以下一段关于“仁”的问答。杨时问道：“子韶以周公为仁人否？”曰：“安得不谓之仁人？”“公见他甚处是仁？”曰：“周公爱商民，不忍加刑，丁宁训告，欲化以德。其后周家仁及草木，皆公之推也。”先生曰：“故是公不见他兼夷狄驱猛兽，灭国者五十，是甚手段，此又不比杀蟹？旧常与高子说，恐以此默激公耳，公又不可执着。”(8)杨时以周公为例，告诫张九成“仁”不是指戒杀、放生这样的行为，周公爱护商民，化之以德是仁，兼夷狄驱猛兽，灭国五十也是仁。杨时的指点，对于正在苦苦思索、思想慢慢形成的张九成来说，正中其要害，一语点出其心中所偏，拓宽其学问规模。张九成对此次问仁总结道：“自此渐觉于仁上无拘碍，真良药也，深中此病。”(9)
游学京师期间，张九成结交多位学仁，如胡安国父子、沈元用等，成为日后相互问学、砥砺切磋的朋友。在这英流备至的游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张九成名声大噪的事情。当时有一位权贵欲招揽笼络天下名士，向张九成许以高官厚禄，张九成严词拒绝：“王良羞与嬖奚乘，平日立身行己，乃为今日游贵客耶？”(10)虽然家境贫寒，他却不为五斗米折腰，高风亮节，颇为时人敬重。
后来张九成在仕途中多次被罢免，但很受士人尊仰，每次辞官回乡，都是学者云集。他以“讲明经术，景行前修，庶几克尽忠孝”(11)为原则来教导弟子笃实为学、修养德性。绍兴八年，张九成因为反对秦桧与金人议和，再次返归盐官，从二程弟子尹焞问学。尹焞对他说：“伊川之学在《易传》，不必他求也。”(12)“伊川暮年为《易传》，未肯出也，其学于是乎在。后生宜尽心焉。”(13)
由于刚正不阿，直言反对秦桧，张九成仕途坎坷，一生在物质生活上不曾富足。他守贫处约，真正做到了乐以道义、宠辱不惊、贫富两忘的境界。在乡校读书时，他虽然生活拮据，天冷没有棉衣御寒，却不愿接受他人馈赠，还乐于帮助其他贫困的同学。张九成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不近人情，不合常理，所以有人问道：“先生幼年处学舍，正当苦寒，衣衾不备，终夜看书不已，每至达旦。乡里富人或以衣物见惠，力辞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与同舍之贫者，此岂其情耶？”张九成回答：“士处贫困，正是用工夫时节。若不痛自节抑，则贪欲必生，廉耻尽丧，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岂可为贫困夺了。于此时下得工夫，则器局渐渐涵养觉大，死生祸福穷达得丧便可无间断。我岂矫情者耶？此士所合为者。”(14)这回答正体现出他性格中的坚韧和刚毅。人在困窘的生活中最容易丧失志气，张九成认为这正是学者用功的时节，若屈于贫困，也必将淫于富贵，以至廉耻尽丧。于贫困中痛加节抑，方能涵养器局，经历死生、祸福、穷达、得丧均不动摇。
贫困对于张九成来说，不是生活的困顿与失意，而是与富贵一样，同是一种生活境遇。这种对于自身与生活的理解，正是《中庸》所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无论是处于何种境遇中，都不需要怨天尤人或者喜出望外，需要的是用一以贯之之道来妥善处事。张九成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在当时颇有影响，被时人赞誉，甚至有素未谋面的晚辈学者效法他的生活方式：
予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适，自桂阳监来，言郑亨仲日以数十钱悬之壁间，椒桂葱芥皆约以一二钱。问其所以，云：“吾平生苦贫，晚年登第，稍觉快意，便成奇祸。今学张子韶法，且要见旧时齑盐风味，甚长久也。”予自谓此法不可传，亦无人能传者，而亨仲传之，可付一笑。(15)
“素贫贱行乎贫贱”，这种安于现状不是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相反，这是对自身修养的考验和磨砺。若不是内心真有所得，又怎能不被贫困动摇；若能被贫困动摇，又怎能不被富贵动摇，以至放辟邪侈无所不为。正是这种一贯节俭的生活态度，使张九成在谪居南安军十四年艰难困苦的生活中，不但没有陷入自怨自艾，反而更加勤奋读书，对诸经多有训解。
张九成曾这样描述南安军的生活：
南安皆白豕，不圈养，群走野食，时一啖其肉，则体间风疹浮起，终日爬搔不已。性爱豆乳，此有之，硬不可食。虽乡中得菜子数种，地多砂石，不能入种。依僧舍得亩地，日以秽腴灌溉，所出稍胜。要皆苦硬，色类草而肤毛径寸，啜其汁如服病散，时时不过。用熟泉渍饭，快一饱耳。(16)
南安瘴气重，物产也远远不似家乡盐官那般丰富。张九成借住在宝界寺中，虽然亲自耕种，但仍然难有下饭之菜，加之对当地食物不适应，只好用热水泡饭充饥。不仅食物如此，他在南安的其他生活用度也更加拮据：
或问：“先生手执一纸扇，过数夏，破即补之。一皮履污弊缺裂，亦不易。头上乌巾用纱不过一二尺许，乃以疏布渍以墨汁作巾，至夏间裹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问。笔用秃笔，纸用故纸，以至衣服、饮食，皆不拣择，粗恶尤甚。人乍见者，必以为不情，而先生处之，平生不改，此是性耶？抑爱惜不肯妄用耶？若使爱惜，亦不应如此弊陋，深所未晓。”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处，若一一去自头至足理会此形骸，却费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话须是学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说得。入世人往往以我为鄙吝，以我为鄙陋，以我为迂僻。我见世人役役然为此身所扰，自早至夜，应副他不暇，特可为发一笑耳。”(17)
扇子用了好几年，破了补好继续用，皮鞋坏了仍然不换，毛笔秃了不舍得扔，甚至纸也是反复使用。衣服饮食都不讲究，就连头上的乌巾也不舍得买，用墨汁把粗布染成黑色代替，夏天出汗时，墨汁甚至会随汗液流到脸上。这样的节俭让旁人非常不解。张九成解释道：“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处。”他用心在德性修养，在为己之学，在戒慎恐惧于内心思虑，而无暇顾及吃穿用度。物质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的生活必需品，衣食本是滋养生命，人不能反被衣食所累，逐物不返，任内心放怠而不知收敛。
若要了解张九成“用心每日在甚处”，仅举两个事件就可以略见大概，第一件关于内心所志：
先生于书室中列本朝名公画像，每晨起，必盥手焚香，率子弟拜之。且曰：“胸中稍有愧怍，见诸公亦何面目。”一日风雨大至，屋漏披污，狼藉满地。先生见，惊愧，终日不乐。或度无以解之，因徐云：“诸公以先生礼意太勤，假风雨而去耳。”先生曰：“岂有此理。”或曰：“此心之外，安得君子？像画之损，似不必过意恐悚。”先生曰：“‘不诚无物’，君子之人，我岂问其死生。虽一语一言，凡其形迹所在，吾心敬之。”像画乃韩魏公、司马温公、赵清献、苏东坡数公耳。(18)
张九成在南安期间，除了极少数的书信往来，几乎没有师友交流。当时朝中秦桧一党位高权重，甚至罢免了他仅有的俸禄，冤案平反遥遥无期。每每想象他当年的处境，都让人不禁感慨儒者内心的刚毅勇猛。当一个人被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误解，当他苦苦坚守的道义被任意歪曲践踏，当他在现实中所能见到大都是不公正甚至是黑白颠倒，当他被孤立起来望不到重见天日的可能……这是对人内心价值和坚守最残忍的拷问，若不是内心对良知天理笃信，难免会迷茫、哀怨，自暴自弃。这种境遇中，张九成或许曾有过困惑，但他从未有过动摇。他将韩琦、司马光、赵抃、苏轼等人画像陈列在书房中，每天清晨必洗手焚香，率弟子拜之。虽然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张九成敬拜的所有人物，但根据引文中所列四人也可以见其去取。四人都是北宋明臣：韩琦曾和范仲淹一起长期抵御西夏；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自请离京；赵抃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常以一琴一鹤自随，长厚清修；苏轼亦因上书反对王安石而自求外放。四人处境与张九成有相似之处，他们以国计民生为虑，不畏强权，不计个人死生祸福，坚守内心道义，这是他崇敬的人格，也是他自励的典范。他每日于诸公画像前敬拜，不仅仅是对贤者的致敬，更是对内心的检省和激励。
第二件关于笃实践履：
平生无它好，唯嗜书不厌，虽阶庭间草花敷荣、春声喧画、荡流耳目，曾不一动盼侧首。晚年目昏，立短檐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间双趺隐然。南安守张公见而叹息，标记于柱，今犹在也。(19)
谪居凡十四年，结阅扫轨，动止有则。谈经自乐，手不停披，岁久，庭砖足迹依然。公题于柱曰：“予平生嗜书，老来目病，执书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积久，双趺隐然，可一笑也。”(20)
第一段引文是张九成外甥于恕在《心传录》卷首所言，第二段是他的侄子张榕在《横浦先生家传》中所言。这也是张九成广为流传被人津津乐道的事迹之一。他自幼读书不辍，在乡校时就以勤奋研读经典而受到同辈的敬仰。谪居南安的十四年，没有师友往来，没有事务干扰，他更加专注于读书，与古人为友。由于晚年视力不好，每天站在窗前就着光亮读书，直至黄昏仍不停止。久而久之，在地上留下了两个脚印。博闻强识并非他的目标，他反对把读书本身当作目的，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体认和存养本心，经典中所记录的古圣贤之心即是本心，以圣贤之心来觉醒和验证此心。
“乐道以自安”是张九成人格的真实写照。谪居期间，困顿的生活、仕途的坎坷并没有使他消沉自弃，他如当年在乡校期间一样，终日闭门读书著述。学生曾言：“先生每日耽看文字，朝夕忘倦，寝食俱废，颇近乎癖矣。”(21)张九成对自己这段谪居生活亦有描述，居住南安第七年作《谪居赋》：“七年于兹兮，无与晤语。俗目并观兮，吾何以处？惟吾早闻道兮，传孔孟。用圣心兮，履圣行。曰君子谨独兮，无愧怍。圣人乐天兮，无适莫。”(22)在外人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他能够安然自处，正是因为他以圣学为宗，笃信孔孟之道，存养本心，依循本心处事。
张九成一生守贫处约，勤于读书，不辍修养。长期的生活困窘并没有使他有丝毫懈怠和动摇，反而磨砺了他坚韧的品格和刚大的内心，使他在经历人生种种跌宕起伏时，处之泰然，宠辱不惊。他的生活与他的思想相互印证，他一生的践履正是他内心坚守的完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