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记得跟他在学校以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楼下的某个超市里。
那是幼时某个阴暗沉闷的夏天，天空积着几坨庞大的云，夏天刚开始热，衣服和肌肤粘稠在身上。超市的风扇是老式摆头风扇，扇叶黏着一层油污。老板只舍得开一档，扇叶轻微转动，里面卷着夏日的腥臭。
“是你么？是你吧，我认得你。”
他用力拍我的肩膀，要用力气把热情外化出来。
“我家在上面，六零四，以前是六零三，我也分不清是六零四还是六零三。”
他盯着门牌号，眼睛睁得极大，死死盯着六零四，眨巴眨巴眼，又转头看着外面的天空。
晚上，闷了数日的大雨摔在城市中。
很久后，每当有人提起他，我都记得那个卷着腥臭的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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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叫他老黄。不过出于对文学的严肃认真，我还是称呼他为黄生。
当时我们还很小，所以顺理成章的，要跟顺从，老实，学习良好所绑定。当时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认真执行社会所赋予的属性，并且要自觉把天性闷杀在童年里。如果可以，出了社会更要有一份体面工作，来完成社会的一场良好循环。
如果能坚持并且良好的完成社会的任务，那么便可以获得社会的其他特权，好孩子们哪怕道德上有所缺陷，也是可以容忍的。
不过我和黄生并不是好孩子，当别人的未来被定性成为科学家，公务员，教师的时候，老师郑重地敲了敲黑板，盯着我们认真说道：
“你俩以后只能扫大街。”
全班轰然大笑。
黄生颤抖着腿，扶着课桌才站起来，憋红着脸对老师反驳道：
“老师我想的是当保安。”
我从那时就觉得黄生是个智者，因为当保安比扫大街舒服多了。
黄生很早熟，大概四五年级嘴角就黏上胡须，那时候，他的皮肤特别干，又黑，像在山里晒了许久的茶叶，戴着一副蓝框的高度近视眼镜。
黄生父亲是个沉默的人，每天送完货，坐在屋檐下发呆，直到烟燃到手指上，才会惊觉。
有时他看黄生，像一头疲惫的水牛看着另一头水牛，两人沉默无言，我一直觉得黄父个哲学家。
我想起他的母亲。
黄生的母亲极其刻薄，眯着眼睛，颧骨高高的，一脸雀斑，下巴凸出来跟鼻尖平行。平时如果有半点不顺心，就会叉腰大吵，有时候手脚并用，像母鸡一样腾空大吵，我们权且称呼她为黄母。
那时候黄生的手臂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是黄母掐的。
平常卖茶的商贩都会挑些茶碎混进好茶叶里，压称时便会多些斤两，商人多了些毛利，主顾们又尝不出区别。
其中善于此道者，即非黄母不可，特别是些山顶好茶，黄母会拾些山底的茶叶，再混些山腰处的茶碎，这样足多了七成毛利不止。
黄生实诚，虽然长相猥琐，学习差劲，却为人极其老实。不过这份老实又经常被人耻笑愚笨。
平日黄生给人装茶，都是挑整整齐的茶叶，填满，又觉得不甘，还往里压实。
黄母见了，急得跳脚，过去用力掐着黄生手臂，咬着牙狠狠瞪着黄生。
黄生憨憨对黄母讲：“又不是没得赚，赚那么多干嘛？”
黄生成了街坊嘴里的痴呆儿，反正街坊都不买黄母的茶，也祸害不到自己家，于是顺理成章有理由批判黄生。每次黄生路过，大家都带着可怜的眼光看着黄生，叹了口气，摇摇头，为黄母有个痴呆儿子而悲哀。
夏天很长，雨的夏天带着锈味。下雨时，黄父坐在屋檐下，手里夹着半根湿透的烟，仰着头盯着落雨，不知道想些什么。黄母煮着茶，手托着腮，半个屁股随腰的动线空着，倒着三角眼盯着黄生装茶。
那时整个夏天，我都跟黄生待在一块。
“为什么你要这么老实？”
黄生想了想，又低头继续装茶。
“老师跟我们说要做个好人。”
黄生又想了想，抬起头对我讲：
“我想做个好人”
黄生，有些事情能做，却不能说。有些事情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最好连想都不能想。
黄母插着腰，阴沉着脸，盯着黄生和装着满当的茶叶罐。捻着指甲往黄生脖子掐去，黄生吃了疼，大叫一声回头看着黄母。
黄母不解气，卯足力气往黄生脸上扇去，整个眼镜被手掌扭歪，歪着支撑在鼻子上。黄母又憋了口浓痰，又黄又稠，像个漂亮的三分球啪在黄生脸上。
黄父回头看看，不解地挠了挠头，又转过去盯着雨水。那个不解的眼神，跟黄生一模一样。
整个夏天好像都在下雨，天一直阴沉沉的。
街坊们都很解气，举着大拇指夸黄母，既会教孩子，又会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