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炉战法

1905年5月27日，日军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上歼灭了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而彻底击败了人口、经济总量、海陆军实力远胜于己的俄国，取得了日俄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这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崛起的重要起点。1944年5月27日，是日军引以为傲的日俄战争胜利39周年纪念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选择在这一天发动了“湘桂作战”。

眼看日军大军压境，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集中10个军，27个师，30万兵力，依托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浏阳河，自北而南，层层设防，节节抵抗，最终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

这一部署，正是曾在长沙三次击败日军的“天炉战法”。关于“天炉战法”，薛岳在《天炉战》一书中如此阐述：“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型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的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具体说来，就是在湘北地区广泛破坏道路，同时依托从北而南的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层层设防抵抗，拉长战场纵深，逐次消耗敌军力量，同时将我方重兵部署在两翼侧击、尾击，随着日军不断深入，敌方力量越来越弱，我方力量越来越强，当敌军攻击到长沙“炉芯”地带，已成强弩之末，这时我军再集中优势兵力，化外翼为内翼，变防守为进攻，使敌军处在我军的反包围中，合围之后决战。

“天炉战法”的发明者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成立于武汉会战期间，其地理范围包括湘、赣两省大部以及鄂南部分地区，中间湘赣边境的幕阜、武功、罗霄山脉是湘、赣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以该中央山系为中心，东到鄱阳湖和赣江，西到洞庭湖和湘江，呈左右大致对称的格局。其中，湘北地区遍布山河湖沼，地形尤为复杂，“天炉战法”，正是薛岳基于这一特殊地形而创造出来的一套独特战法。

“天炉战法”最早源于薛岳的“倒八字阵”。1938年7月，薛岳在南浔作战中布下“倒八字阵”，将日军阻击在南浔线外，后来，日军出奇兵偷袭万家岭，薛岳将计就计，又在万家岭布下“口袋阵”，包围日军后，他不断增调部队围攻日军，最终几乎全歼第106师团，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后来，薛岳在“倒八字阵”和“口袋阵”的基础上，结合湘北地区地形，创造出一套独特的“天炉战法”。这套战法本质上还是“倒八字阵”，但“倒八字阵”的重点在于最后的决战，而“天炉战法”的重点是在诱敌深入的过程中，将重兵部署在两翼对敌进行诱击、侧击、伏击、尾击，逐渐消耗敌人战力之后再行决战，可以说是“倒八字阵”的升级版。

“天炉战法”的贡献者除了薛岳本人，还包括川军名将、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以及第九战区前后两任参谋长吴逸志、赵子立等高级幕僚。其中，吴逸志是薛岳保定军校时的同学，两个人都是广东客家人，又差不多同时从军，属于一向“信得过，谈得来，靠得住”的朋友。1943年底，吴逸志因事去职，薛岳担心蒋介石往第九战区“掺沙子”，就选择了他相对还算熟悉的参谋处长赵子立接任参谋长一职。

薛岳重用赵子立，当然首先是因为赵子立有过硬的参谋业务能力。赵子立，河南人，1908年出生，18岁加入西北军，19岁考入黄埔军校，跟随过郝梦龄、关麟征、薛岳等名将，既有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又有很强的实战参谋能力，历任第九战区参谋、参谋科长、参谋处长、参谋长等职。赵子立为人很有主见，不人云亦云，从万家岭开始就给薛岳提出过很多中肯的建议，是“天炉战法”的重要贡献者之一。赵子立虽然出身黄埔军校，但他大部分时间在西北军、粤军，所以在他身上并没有很明显的黄埔系或西北军的特点，正因为此，才意外地得到了粤军大佬薛岳的保举而快速升迁。1938年，他任参谋时刚30岁，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还是一名科长；到1944年已身居战区参谋长高位了，可谓青云直上。

日军此次进攻湖南，薛岳一开始没有太当一回事。1942年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第九战区长达两年无战事，长沙人民过了一段太平日子。1942年初，美国人要求中国组建远征军，军委会从第九战区抽调第15、19集团军到云南。1944年，蒋介石又在美国人的施压下，将7个军调到了印缅战场。此时，第九战区兵力已由过去巅峰时的40万降到不足30万了。

薛岳不知道的是，为了发动“一号作战”，日军大本营1943年底就在国内进行紧急扩军，编组了14个独步旅团调往中国，还成立了8个野战补充队随军作战，随时补充部队伤亡，此外，原拟调往南方的第3、第13师团等仍留在中国战场，日军直接用于这次湘桂作战的兵力超过25万人，远远超过之前三次长沙会战所用兵力。这些情报不知道是没有被侦察到，还是被薛岳选择性地忽视了，在日军进攻之前，第九战区兵力并没有明显增加，也没有对日军行动进行充分准备。

不只是薛岳，连负责情报和作战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大意了，他大大低估了日军再次发动大战的能力和野心。5月19日，在日军即将发起湘桂作战前几天，蒋介石询问豫中作战后日军动向，徐永昌还说，日军“无持久进攻力，其部队亦多为杂凑”。对日军作战目标，军令部内部的分歧也很大。第一厅认为，敌人将会师衡阳，窥伺桂林；徐永昌则认为，“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日军进至渌口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也绝不至于西入桂林。

但是，年轻的赵子立却闻到了一丝不对劲。他每天察看各地的情报，越看越不对，日军这是要发起一场空前大战啊。他认为，第九战区兵力远远不够，应尽快向军委会要兵力。

赵子立匆忙赶到岳麓山下的第九战区司令部。

尽管已是初夏，在第九战区长官部大院的百年大槐树下，司令长官薛岳依然一身戎装，军容整肃，但今天他看来心情还不错，难得地稍微松开绑腿，解开衣扣，一脸轻松地坐在竹椅上，听南岳管理局局长石宏规汇报《南岳一览》文稿。

这几年，兼任湖南省主席的薛岳，抓住战局相对稳定的时机，着力在南岳建设上好好下了一番功夫，以体现他主政湖南的思路和功绩。1940年9月，薛岳决定在南岳创办省立农业、工业和商业三所高等专科学校，并兴建一批重要场馆，力图将南岳打造为全省文化教育区。1944年，南岳忠烈祠、忠爱社、疗养院等相继建成，南岳成为湖南省文化、教育、医疗重地。这些情况，在1944年春南岳管理局局长石宏规编撰的《南岳一览》中进行了描述。石宏规此次专程来长沙，就是向薛岳汇报，请他在6月该书付梓之前亲自审订最后一稿。

赵子立进来时，薛岳正在对石宏规说：“在前言里还要加几句话，强调这件事的意义：后方建设必须配合前方胜利，使军事、政治节节呼应，在抗战建国同时并进的原则下……”

“报告！”赵子立进来，向薛岳敬了个军礼。

“子立，你来了，请坐请坐，一起看这段话合不合适。”

“好，薛长官！不过，军令部有些紧急情报要向您报告。”

见赵子立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薛岳略微有些扫兴。他让大家先散会，和赵子立来到作战室。赵子立边走边说：

“薛长官，我认为日军近期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

“哦？何以见得？”薛岳还没有回过神来。

“最近，军令部发来情报说，日军在进攻中原的同时，在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北段也没有消停，这两个地区铁路运输异常繁忙，有部队大量调动的迹象，另外，他们在长江中下游两岸大量抓夫，军统岳阳情报站也报告说，进入4月以来，湘北地区日军到处戒严，不准中国人通行。”赵子立说，“根据过去经验看，一旦日军在火车站附近戒严，铁路运输频繁，同时大量抓夫，就是有大举进攻的打算了。”

薛岳不以为然：“子立，日本人不比从前了，在中国战场能维持现状就阿弥陀佛了，别忘了，现在河南还在打仗，日军兵力不敷使用，还能有多大本钱同时进攻湖南呢？”

赵子立说：“您说得对，现在日军的兵力确实大不如前，战斗力也比前几年下降得厉害，不过，日军的机动性还是很好，每次打仗总能利用铁路快速调遣各方部队，所以哪怕他们总兵力不多，但每次都能形成对我军的局部兵力优势。”

“最近，美军‘飞虎队’侦察机在巡逻时发现，长江上很多日军船艇在武汉和南京等地之间频繁往返，驻扎在华东的日军有向武汉集中的态势。另外，两个月来日军在长江沿岸大量捉老百姓当苦力，抢修从武汉到湖南的公路，运兵、运粮、运弹络绎不绝，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此外，我军长江沿岸通信站侦测到的日军战地通信单位数量也比春节前明显增加。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正向湘北地区大举集中兵力，兵力规模还很大，不排除近期有发动大战的可能。”

薛岳说：“也可能是日本人在虚张声势吧！他们在长江上把船开来开去，不排除是打出增兵的幌子声东击西罢了。”

“我觉得不太像。”赵子立拿出一沓电文，“您看看军令部第二厅发来的情报，从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达到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五六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增加的兵力为六七万人，大概是3个师团。这3个师团必然有特别目的，才调动到武汉。”

薛岳说：“就算日本人真来进攻，最多也就是四打长沙。前三次都没能得逞，现在他们又能搞出多大的水花？”

赵子立道：“如果敌人的目标只是长沙倒也好办。不过依我看，项庄舞剑，恐怕日本人这次意图还不只是长沙。”

“哦，那会是哪里？”薛岳问。

“我看这次日本人的野心和胃口大得很。日军通过豫中作战，打通了平汉铁路，把东北、华北、华中各地战场连为一体，不排除下一步他们还要继续打通粤汉铁路，把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彻底贯通，把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战场全部连接起来。”

“子立，有什么依据？”薛岳问。

“薛长官，说实话，我并没有太确定的依据，只不过从军委会和各地情报站发来的情报综合分析，另外结合上个月豫中会战中日军所用兵力，来反推日军此次作战的目的。从军事上说，作战目的和所用兵力是高度相关的，作战目的不同，所用兵力不同，反过来说，所用兵力不同，作战目的也不同。各地情报站最近给军令部多次报告，华北、山东的日军近期调动也很频繁，无独有偶，这个月从山海关进关的铁路客运量也大幅缩减，不排除他们在为关东军进关做准备。从日本人所调动兵力来看，这次他们的胃口和野心不小，甚至不排除有同时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可能。”赵子立说。

“子立，大胆假设虽然没有错，但也要小心求证才是。你说的这些意见很好，不过还是要从全局着眼。你说日本人要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这个可能性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可能性不大，这需要日军有足够多的兵力才行。今时不同往日，我看日本人现在恐怕没有这个能力了。子立，你别忘了，现在河南还在打仗，日军能有多少兵力，敢南北两线同时作战？即便如你所说，日军真来进攻，以我第九战区兵力，应该也还对付得了。你是不是有点多疑了？”薛岳说。

“薛长官，我希望是我多疑，不过从各方面情报分析，还真不一定哩！这次日军所用兵力，我判断很可能远超过前三次长沙会战的兵力。前几次打长沙，日军最多一次用兵12万，少的一次七八万人，那时候第九战区兵力有40万，也不过勉强取胜。从过去几次作战情况来看，我军兵力只有达到日军兵力3到4倍才有把握击败敌人。但现在第九战区兵力还不到30万，如果敌人兵力太大的话，到时同时有打外线的，有打内线的，还有打二线的，我们可能就顶不住了。”

“那你认为应该如何？”薛岳问。

“我建议，首先是尽快向军委会多要些兵力，包括从其他战区调动兵力；其次，重新斟酌决战地点。”赵子立说。

“怎么，你觉得这次长沙守不住？”薛岳蹙起眉头。

“薛长官，敌人三次兵败长沙，这次肯定会采取不同的打法，动用更大规模的兵力，所以我们的决战地点就要综合双方兵力、素质、兵种、装备、战斗力强弱等因素统筹考虑。我的理解，‘天炉战法’，并不是固定在长沙决战，否则就变成死架子打人了，如果敌人兵力太大，我们不妨让敌人再深入一段，把决战地点再往后退一退，时间再宽裕些，以消耗敌人力量，直到敌人力量消耗殆尽了，我们再发起最终决战，这也正体现了‘天炉战法’的核心和精髓——‘后退决战’。”

赵子立从桌上拿起一根军用橡胶绑带，一边用力向后拉，一边对薛岳说道：“攻防双方就像这根橡皮带子，力量越大，拉得越长，拉得越长，就越薄弱，超过极限，就会绷断。我们把决战地点再往后退，实质上就是拉长战场的战略纵深，相当于把这根橡皮带子再拉长，直到把它完全拉断为止。”

“那么，以子立兄高见，应该退到哪里？”看年轻气盛的赵子立在他面前高谈阔论“天炉战法”，薛岳有些不快了。

赵子立谈兴正浓，丝毫没有发现薛岳情绪的变化，还在滔滔不绝、斩钉截铁地说：“衡阳！或者湘桂边界黄沙河。”

听赵子立说要退到衡阳甚至广西再决战，薛岳的脸色马上沉下来了。赵子立这才察觉到薛岳的不快，缓了缓语气道：“当然，薛长官，我认为衡阳是最好的。如果日军真要打通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交通，集中的兵力就绝对不会少，我们只有集中江南地区的精锐兵力，才可能战胜日军。决战的地点，最好就是在衡阳。衡阳这个地方，地理上是华中、华南的腰眼，通往大西南的咽喉，最重要的，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就在衡阳交会，只要有这两条铁路，江南任何地方的部队都可以快速向这里集结，这是长沙所不具备的条件。”

赵子立转过身，指着墙上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军事地图说：

“而且衡阳这个城市，东、北两面临江，四周没有高山，地形非常好，城市规模也适中，不大不小，正好摆3～4个师兵力，阵地既紧凑又结实，这也是长沙不具备的优势。”

薛岳这边铁青着脸，赵子立却越说越兴奋。

“您看，从岳阳到衡阳大约700里，这700里只要逐次抵抗，可以争取一个月时间，有这一个月，江南地区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赶到衡阳来参加决战。到那时，双方决战形势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化被动为主动，实现以空间换时间了！”

薛岳越听越不爱听，他不耐烦地打断赵子立说：

“子立，日本人倾覆就在旦夕之间了，他们已经日落西山，自顾尚且不暇，还有多大的本钱来打通湘桂铁路和粤汉铁路呢，又能搞出多大的水花来呢？既然你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大举进攻，那么我也来说说日军打不了大仗的几个原因。

“第一，兵力的问题。你说我们兵力少了不少，这是事实。不过你看看日军又如何？从1942年末到1943年，日军大量抽调部队南下，华北12个师团一半调到东南亚去了，光去年秋天，就抽走第17、32、35、36等4个师团。昨天徐永昌说，今年还要抽走第3、13两个师团南下。现在日本人兵力早就不够，他们在华中、华南极度空虚，兵源、能源、资源即将全面崩溃。老实说，现在不是日本人进不进攻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反攻，以及何时反攻的问题了。

“其次，时机的问题。‘军无辎重则亡’，像这种大规模的作战，首先得考虑大军的后勤补给，就算日本人真的要来再攻湖南，那也得挑个时机吧。现在正是湖南的雨季，阴雨绵绵，道路泥泞，从岳阳到长沙300里路早就化路为田，日军机械化部队怎么行动，重炮怎么运输，弹药军火怎么办，后勤补给怎么办？几十万大军行军打仗岂是儿戏。两年前他们在长沙吃的亏还不够吗，还要挑这个时候来进攻长沙？

“第三，最重要的一条，战争的形势和两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了。现在制空权已经转移到我们手里，没有制空权，日本人还能吹牛用他一个大队打我一个师吗？子立，今时不同往日，空军才是决定今后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几十万日军在地上千里转战，美军飞机天天在头顶上轰炸，长途行军，日夜作战，还要运输大量后勤物资，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赵子立还是不服气：“军令部说长江上日军运输频繁……”

薛岳打断他：“你一口一个军令部，昨天徐永昌不也和蒋委员长报告了，中原战事还没有平息，他认为日军近期没有发动大战的可能。日本人把船在长江上开来开去，不过是以攻为守，吓唬我们，或者根本就是指东打西，想从中国继续抽兵力南下而故作姿态。这不是日本人一贯的手腕吗？”

薛岳接着说：“我第九战区是抗击日寇南下的第一道屏障，也是今后反攻北上的先锋，我战区一举一动，关系全国抗战大局至重，全国民众关心至切，难道只是因为听说日本人到处运输、到处拉夫，我们就要把整个江南的部队都调来吗？那么，云南的远征军要不要也调回来呢，滇缅国际通道要不要打通呢，英美盟军又会怎么看呢？目前远东战局正处在最关键的时期，我们不说帮多大忙，至少不要添乱。不要敌人稍微一动甚至还没有动，我们倒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薛岳这一顿抢白，像马克沁机关枪一样，火力十足，把赵子立轰得哑口无言，这回轮到赵子立不吭声了。

见赵子立还是一脸不服气，薛岳缓了缓语气，继续说道：

“子立兄，你是军事理论家，总该记得《战争论》吧，‘战争无非是政治的继续’。军事说到底是要服从政治的，战略是要服从于政略的。美军很快就要打到东京了，日本人现在就像是秋后的蚂蚱，太平洋才是他们的重点，至于中国，能维持住现状就谢天谢地了。我听说，很多过去在汪伪政权的汉奸现在也跑回来了，他们说日本人的策略是‘破坏华南，掠夺华中，确保华北’，你看，华南在日本人的算盘里最多是骚扰骚扰破坏一下而已。日军三次兵败于长沙，早就不敢染指第九战区，这次也不过是以攻为守虚张声势罢了。

“至于你说日本人想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甚至贯通整个东亚大陆，我不能武断地说这不可能，但可能性很低。如果日本人想用打通大陆交通线来挽救整个东亚残局，我只能说这个想法太天真太幼稚了！且不说能不能打通，就算真的打通了，又能如何呢？他们有足够的兵力来保护铁路线吗？没有了制空权，日本人就连他们的东京和天皇都保不住，还想保住几千公里长的铁路线吗？你想想，美国人的飞机天天在脑袋顶上轰炸，铁路真的能贯通吗？要我说，这种想法，纯属是异想天开，纸上谈兵！这种思维，还停留在十年前的陆军思维上，最后不过是痴人说梦、画饼充饥而已。”

赵子立被薛岳说得面红耳赤，忍不住又辩解道：

“薛长官，日本人是怎么谋划的，说实话我也不太明了，但是，他们在调动兵力准备进攻，这是实实在在非常明确的！正因为敌人山穷水尽，穷途末路，我们才更要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嘛！”

看到这个年轻的参谋长如此倔强和固执，薛岳很不高兴：

“子立，他们顶多是不甘失败，四打长沙嘛！那就放马过来吧！你放心，有我第九战区在，日本鬼子就翻不了天。冈村宁次、阿南惟几都尝过‘天炉战法’了，那就再把横山勇送进炉子熬一熬，让他也尝尝‘天炉战法’的滋味，何乐不为呢？”

薛岳站起身，端起茶杯，摆出一副送客的模样：

“我还是那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依我看，敌人绝不敢再来攻打长沙，如果他们真想来打，那最好不过！战争之道，无非死中求生，亡中求存。子立，你是知道我的，湖南不是河南，薛岳不是蒋鼎文，第九战区更不是汤恩伯的第一战区！”

赵子立是河南人，深知这话中有话。多年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明争暗斗，互相拆台，搞得河南乌烟瘴气，将帅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这是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薛岳把第九战区和第一战区对比，有点上纲上线的意味了。赵子立再倔，此时也只好闭嘴了。

蒋鼎文、汤恩伯怕日本鬼子，他薛岳偏不信这个邪。

客观地说，薛岳确实有叫板的本钱。凭着第九战区骄人的战绩，他已经成为国军在全面抗战中最耀眼的那颗将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几乎连战连捷，国军则节节败退，全国上下陷入悲观，国民党军政大员一个个垂头丧气，连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每次讨论抗战问题时总要说“中国哪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让与会者十分反感。

连国民政府最高层都是这个看法，更遑论其他人了。

1938年，日军攻占徐州，图谋武汉。7月，冈村宁次率日军进攻九江，企图迂回攻击武汉。7月26日，九江沦陷，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匆忙撤退，让蒋介石大为恼火。7月31日，张发奎被撤职，他的第二兵团交给了第一兵团司令薛岳。

张发奎临时去职，让薛岳突然多了好几个军的兵力，他决心好好和日本人干一仗，一雪前耻。在第九战区誓师大会上训话时，薛岳威风凛凛地站在高台上，挥舞着雪亮的军刀，对即将走上前线的将领杀气腾腾地大喊：“有进无退，违者斩！”

薛岳最终守住了庐山，两个月后又取得万家岭大捷，全歼日军一个师团，这是国军从未取得过的战绩。接到捷报这天，正好是1938年“双十节”，蒋介石双喜临门，喜出望外，亲自拟电：“查此次万家岭之战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不胜喜慰。”

从这天开始，薛岳重新走进了蒋介石的心中。1938年12月初，薛岳晋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职。

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曾说过，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不在普通士兵，也不在基层军官，而在高级将领。中国有最好的士兵，甚至非常好的基层军官，但有世界上最糟糕的高级军官，他们贪污腐化，贪生怕死，根本不像个军人。

薛岳则像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他个性高傲，自比岳飞，性格倔强，杀伐果断，百折不挠，和国军其他高官普遍腐化堕落的作风不同，薛岳生活简单俭朴，不赌不嫖不纳妾，每天凌晨4点即起，晚上7点准时睡觉，一日三餐敲钟吃饭，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军用地图别无他物，卧室内只有一木板行军床、一床军被，连枕头都是用换洗衣服包裹而成的。

一年后，薛岳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时刻。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战场则风声鹤唳，国军连连败退，汪精卫公开投敌，让全国抗战信心降到冰点。在这个特殊时刻，冈村宁次率10万日军闪击长沙，妄图效法“闪电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了。

9月24日，关麟征第15集团军被日军包围，情况危急。军委会认为，日军攻势猛烈，此时宁愿放弃长沙也要保存实力，蒋介石叮嘱薛岳，“保存实力，避免决战”，让他“守着阵地打，守不住就走”。25日晚，第15集团军开始撤退。

9月29日，长沙城里已经听得到日军枪声了。但是，对于是否坚守长沙，薛岳和统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军委会拟定的方案都以放弃长沙为前提，不过，薛岳非但不肯放弃长沙，反而要求将全部主力部署在长沙，与日军展开决战。

蒋介石立即派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飞到长沙，两人连夜赶往株洲渌口，当面劝说薛岳。

薛岳见到这两人，不紧不慢地说：“两位长官不用劝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天我薛岳在这里打定了！打胜了，算我抗命，你们可以枪毙我；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

陈诚劝他：“伯陵，切莫意气用事。日军势大，你顶不住的。”

薛岳不服气：“谁说顶不住？我肯定顶得住。这次我下了决心，就要在长沙和日本人打一打！”

白崇禧急了：“拜托你不要打了！日军来势太猛，态势对我军非常不利，先前华中局势之所以暂时稳定，是因为有武汉、南昌、长沙三足鼎立，现在武汉、南昌已失，长沙孤立，势难持久。伯陵兄，只要实力在，以后还可以打嘛，我劝你先后退，再决战，老话说得好，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薛岳怒了，一拍桌子大喊道：“退，退，退，一路都是退，中华虽大，总有一天会是尽头，到时我们再往哪里退呢？如果今天我放弃长沙而去，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从此我不敢再穿军装！”

陈诚两下为难，只好左右相劝。劝着劝着，他也慢慢被薛岳打动了。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国军被日军撵得一路溃逃，失地千里，确实太不像回事了，再不奋起一战，就没有办法对国内外交代了。何况他也觉得，目前情势虽然危急，却也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心里开始有点倾向薛岳了。

于是，陈诚话锋一转说：“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伯陵说得对，长此退却，国土再大，终有尽头，究竟哪里才可以一战呢？这样吧，我为两位做个中立的评判，不如你们两位就当前敌我的形势各自陈述，研究一下我军到底有没有可能一战？”

于是，白崇禧和薛岳各自据理力争，但谁也无法说服谁。

陈诚开始帮着薛岳说话，白崇禧无奈，只好先回去。陈诚在临走之前，问薛岳有什么需要，表态会全力支持。同时，他也将自己和薛岳的意见连夜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蒋介石听了，颇为感动。“逆命而利君国者谓之忠”，他权衡再三，重新下令，决定让薛岳在长沙与敌放手一搏。

这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指挥10万日军，分三路分进合击闪击长沙，薛岳则指挥20余万国军，依托湘北的大江大河，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将日军引向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之中，消耗敌人的战力，切断日军的补给，最终在长沙以北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将日军包围。10月1日，冈村宁次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10月5日，薛岳下令全面反攻，10月10日，日军仓皇退回湖北，双方重新恢复到战前对峙的局面。

善战者，未战已胜。

薛岳敢于抗命，并不完全是出于他的一腔义愤和报国热情，而是对与日军如何作战早有心得，并有成熟的腹案。早在北伐时期，薛岳就转战湘北、鄂南一线，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如数家珍。针对湘北山河湖沼遍布的特殊地形，薛岳琢磨出来一套以“后退决战”为核心策略的“天炉战法”，取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经过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打磨，“天炉战法”更加趋于完善和成熟，并在随后1942年初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大显神威，打得日军第11军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此役之后，日军在长达两年里再也没有染指长沙。

“天炉战法”，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依托湘北地区的大江大河地形，不断诱敌深入，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在决战地点集中优势兵力决战，反败为胜。这套战术要奏奇效，需要特殊的地形、足够多的兵力、足够长的纵深为基础，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原则，更不是太上老君能装天地、可灭万物，如“八卦炉”一般神奇的宝贝玩意儿。

汉代的贾谊谪居长沙时曾写过一篇《鸟赋》，其中“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两句尤为薛岳所爱。他取“天”“炉”二字，为他的战法命名，并在《天炉战》中写道：“天炉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

薛岳的确是一名能征惯战的名将，但是，正如蒋介石所言，他也有好功喜名的毛病。长沙三战三捷，让薛岳自信满满，对这套战法深以为傲也深信不疑。在他的默许和授意下，在好事者的推波助澜下，“天炉战法”后来越传越神奇，越传越夸张，差点搞出一出闹剧，搅起一场轩然大波来。

首创者，是薛岳的同学、好友，时任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吴逸志军事上很有才华，在德国学过军事，经历过第九战区抗战以来历次大战，算是“天炉战法”的重要创造者之一，不过，他为人有点书生气，也不太懂得政治。

第一次长沙会战大捷后，吴逸志让人排演了一出戏，名为《新战长沙》。在剧中，扮演岳飞的人头戴帅盔，身着银铠，前有马童，后有大纛，大纛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薛”字，暗指薛岳本人；另外一人，羽扇纶巾，身着八卦衣，扮成军师诸葛亮的模样，动辄说“山人吴逸志”，他一登台点将，左右扮成“军长”的兵丁们就挎着腰刀，大喊一声“有”！

公演那天，第九战区长官部秘书长王光海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他一言不发，离席而去，其他将官虽不敢走，却一个个看得脸上发烧。薛岳自己并不以为意，只和吴逸志相视一笑，两个人倒是看得津津有味。这部戏后来在湖南各地公演，被好事之人绘声绘色地讲到蒋介石的耳朵里，搞得蒋介石很不高兴，认为薛岳这个人华而不实，徒好虚名，对他的印象变差了很多。薛岳和吴逸志两个人则互相推诿，薛岳说，这是吴参谋长搞出来的，吴逸志说，这是得到薛长官同意的呀！蒋介石本来还很看重吴逸志，知道他搞了这出名堂后，内心对吴逸志十分厌恶，暗暗给他记下了一笔。

1943年秋，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败为胜，有逼近日本本土的趋势，胜利的旌旗在望，趁着战事比较清闲，吴逸志写了一篇名为《论亚洲战场的重要性》的报告，报给军委会和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时间细看，但为了鼓励将官思考，就随手批了几个字，以示嘉许。吴逸志收到以后，非常高兴，一时头脑发热，又托他在外交部工作的连襟，把这封信转交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看了以后，也回信赞扬了几句。吴逸志更加欢天喜地，马上打电报给蒋介石报喜，没想到蒋介石大怒，批字：“免职，交由军法执行总监部查办。”

不久，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打电话给吴逸志，叫他去重庆报到。吴逸志不敢去，找薛岳求情。薛岳知道，吴逸志未经允许私下联络美国人，往轻了说是自作主张，往重了说是私通外国，要知道此时蒋介石正和史迪威闹得不可开交。看这位老同学政治上如此天真，薛岳只好亲自出面斡旋。蒋介石看在薛岳面子上，免去吴逸志的牢狱之灾，调任他职了事。

三次长沙会战确立了薛岳“百战名将”的地位。不仅薛岳本人，当时大多数人也认为，如果不是薛岳当初坚守长沙，日本人早就挥师南下了，哪还有蒋介石的“第二期抗战”。在“第二期抗战”的正面战场中，日军在第九战区用兵次数最多，而国军则以湖南抵抗最烈，歼敌最多，牺牲和贡献最大。第三次长沙大捷以后，连美国、英国这些“国际友人”也对中国刮目相看了，美国宣布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美英两国同时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同盟国还任命蒋介石为中印缅战区最高统帅，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没有过的大事、喜事。

从1939年到1944年，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他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民政，殚精竭虑，成就斐然。他提出了“安（安居、安业、安心）、便（便民、便国、便战）、足（足食、足兵、足智）”的方针，实施“六政”（生民之政、养民之政、教民之政、卫民之政、管民之政、用民之政），确保湖南成为第九战区巩固的后方。“湖广熟，天下足”，1943年，湖南省除了供给国家军粮1000万石、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之外，还额外接济邻省，贡献居各省之冠。

蒋介石本来是非常反对军人干政的。因为他自己就出身于军阀，深知中国千百年来，每到动乱年代，就有军政不分的乱象，搞得各地乌烟瘴气，民不聊生，所以，他从控制全国政局那天起，就不遗余力地在各地推行“军政分离”，力图铲除各地军阀的势力。在中央军入川以后，为了阻止当地军阀干政，蒋介石甚至还一度亲自兼任过四川省主席。

但是，蒋介石一直没有下决心让薛岳辞去湖南省主席。在他的心中，薛岳是一个异类，虽然历史上曾多次反对过自己，不过现在他成熟了，不再是一个只懂行军打仗的武夫，而是“军政双优”的典范。这年春节，蒋介石过完元宵，就来南岳主持召开第四次军事会议。和前几次不同，这次南岳军事会议气氛颇为轻松、愉快。会前一天，南岳忠烈祠在战火中历时数年终于落成，蒋介石在薛岳陪同下专程前往视察。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他从牌坊步入祠内，拾级而上，逐一察看，当他站在最高处的享堂，极目远眺，目睹青山翠谷，思绪万千，仿佛重回沙场，重见故人。蒋介石对薛岳非常满意，表扬他说，“此薛伯陵设计之功与办事之能也”。

会议开幕前，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晋升薛岳为二级上将，在国军里，“少将满街走，中将到处有”，上将却凤毛麟角，其晋升一直颇为严格。这次南岳军事会议期间，除了安排蒋介石和白崇禧做大会主报告之外，还安排薛岳做关于第九战区的汇报。会议第二天，蒋介石抽空听取了薛岳关于湖南省社会建设情况的汇报，临近中午，他又邀请薛岳夫妇共进午餐。离席之后，蒋介石笑着对宋美龄说：“伯陵进步甚多，可喜。”

1944年春天，正是薛岳踏入人生巅峰的高光时刻。5月中下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听说薛岳不肯离开长沙，急忙打电话给他，劝他退到衡阳或者湘桂边界的黄沙河再作打算。薛岳哪里听得进去，他嘴上含糊，心里嘀咕：“白崇禧这家伙真是越来越不像样了。官越当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不打则已，一打就退，一退就溃。叫我放着湖南不守，退到广西再战，无非是想叫我给他看大门嘛！”

薛岳和白崇禧，一个是粤军名将，一个是桂系大佬，一个自比岳飞，一个人称“小诸葛”，虽然同为两广人士，多年来却互不相能。两人早在北伐时期就有了矛盾，后来，白崇禧仕途一路走高，薛岳却不大得志，宦海里沉沉浮浮，直到投靠陈诚，才东山再起。等到抗战军兴，薛岳靠着实实在在的战功，又重新回到了蒋介石的视野，一步步走到了战区司令长官的高位。陈诚是他的伯乐和政治靠山，但陈诚和白崇禧多年来也是各立山头，明争暗斗，连带着薛岳也和白崇禧势同水火。

白崇禧认为，薛岳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薛岳则认为，白崇禧既不知兵，更不善战，徒有“小诸葛”的虚名。1937年淞沪会战，白崇禧亲临一线指挥，他无视日军火力强大的事实，坚持搞“中央突破”，导致数万桂军无端丧命，此后一年，国军节节败退，场面非常被动，直到1938年薛岳取得万家岭大捷，局面才稍微好看了一点。1939年，薛岳顶住白崇禧的命令坚守长沙，取得了第一次长沙大捷，三个月后，白崇禧指挥桂南会战，却打得一地鸡毛，连带着陈诚跟他一起被降职。所以，薛岳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白崇禧，认为他精于算计而昧于大势，根本不是副总长的料，蒋委员长就是因为用错了白崇禧，才把抗战搞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局面。白崇禧叫他放弃长沙退到广西，说白了，不就是想让他第九战区部队去给他桂系看大门吗？简直是狼子野心，岂有此理！

对个性高傲的薛岳来说，是不可能接受任何以放弃长沙为前提的方案的。五年前那么难的局面他都没有放弃，今天胜利在即，又怎么可能不战而退？湖南是薛岳的第二故乡，第九战区是薛岳的地盘，好不容易打下的地盘，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在薛岳看来，像赵子立这样自以为是的年轻将领，一切只会从纯军事观点出发，而不会真正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这恰恰是赵子立和吴逸志两人作为参谋长的差距。

很快，到了制定长沙防守方案的时候，赵子立又和薛岳吵起来了。

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用1个军守长沙，这次他还打算再用1个军来守长沙。但赵子立坚决反对。他说，第三次长沙会战，当时湘江两岸没有战事，那时用1个军来守长沙兵力还觉得捉襟见肘，这次如果敌人从湘江两岸同时用兵，还用1个军同时守长沙和岳麓山的话，兵力和阵地根本不相匹配，只会造成两边被动，最后两边都守不住。

赵子立给薛岳算了一笔账。岳麓山四面除了东临湘江无须过多兵力外，北、西、南三面约13里宽，以1个团负责2里防守来准备，再考虑敌人兵力优势需留够预备队，仅岳麓山1个阵地就要1个军的兵力，何况还有长沙呢？所以他坚持要再放1个军在长沙，如此才能确保岳麓山和长沙两边都有足够兵力，确保“天炉”的炉底不至于被敌人打穿。

薛岳颇不以为然。他说，长沙经过三次会战，阵地已经相当坚固完善，何况守军很有经验，对付日军完全没问题。最后他还是决定用1个军守长沙，其他主力都放在城外负责伏击、侧击、尾击，这是和第三次长沙战役如出一辙的部署。

在赵子立看来，薛长官这是在拿死架子打人了。

而在薛岳看来，赵子立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在第九战区十几支部队里，有几个是真正好用又听话的呢？四支王牌部队里，头号主力王耀武第74军是蒋介石的嫡系，根本不容染指，何况该军此时还在常德一线；川军杨森的第20军此刻也在鄂南对日作战的第一线，不可能抽调回来。剩下的就只有粤军第4军和黄埔系的第10军了。

第4军倒是一直驻扎在长沙、湘潭一带，4月份日军有异动，该军就已调到离长沙不远的浏阳，是守城不错的选择。不过，在薛岳内心，绝不想让第4军来守长沙。守城打的是消耗，一战下来，这个部队基本就打残了，他怎么舍得自毁长城呢？所以他还是想让第10军上。所谓“守军很有经验”，实际上指的是第10军。不过，第10军在常德损失太大，此刻还在衡阳整补。再说了，大战当前，放着眼前的亲儿子不用，反把远在衡阳兵员不整的第10军顶上去，只怕会落人话柄。

薛岳不想本人出面，由赵子立出面是最好的。因为他是第九战区参谋长，有行军布阵参谋权，由他出面做方案，谁也不能说什么。于是，薛岳在多个场合暗示甚至明示赵子立：

“我看第4军这个部队，长于攻，而不善于守。”

没想到一向“醒目”的赵子立此时却装起了糊涂，好几次薛岳刚起话头，他就打哈哈不接话茬儿。看这个被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参谋长如此不上路，薛岳非常恼火，却无从发火。

正好这时蒋介石来电明令：“第10军担负守备衡阳任务，不得用于长沙。”就这样，薛岳不得不把第4军顶上去了。

5月29日，日军发动湘桂作战的第三天，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下达命令，张德能军长率第4军负责守备长沙。

但是，薛岳也好，张德能也好，直到日军发起长衡作战，对于到底怎么来守长沙，其实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薛岳一开始认为，“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再问津长沙”。直到中路日军一举突破岳阳南防线，蒋介石急电薛岳让第九战区“准备于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固守长沙、浏阳、衡阳三要地”。薛岳这才相信，日军这次是来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