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馨回到海口向公司辞职，河南老板听说程馨竟然成了股东。提出也愿意入股。而且愿意大资金投入，条件好谈。我让徐建先接触一下，看看有没有戏，值不值。
我去学校办了儿子的入学手续，还得解决一旦肖敏走了，我人在海口，孩子由誰带来的问题。凤阳路小学发来通知，要儿子去报到。我办完入学的各种手续后，带着欢天喜地的孩子去见在家长中已经大名鼎鼎的班主任史金莉老师。史老师性情好，人也漂亮。听说孩子的妈妈要去日本，摸了摸孩子的头，看得出来，是个喜欢孩子的老师。我说自己常年在外工作，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很多事情要麻烦老师多关照了。史老师便蹲下身来，让自己和孩子一般高，然后和善地看着孩子的眼睛，用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问：
“喜欢上学吗？”
“喜欢！”孩子的拘束烟消云散。
我读过一些教育心理方面的书，知道史老师为什么要蹲下来跟孩子说话，但没想到会这样立竿见影。心里不由得产生一份敬意。道别时，她脸上露出优雅的笑容，说了声“有事找我”，便伸出手来，我赶紧把手在身上擦了擦，握上去。她的手是温暖的、柔软的，一如她的温柔，我有一刻竟忘了松开，眼睛也像看傻了一样迟迟不能移走。回来的路上，史金莉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际盘旋，我不能解释我的失态，冥冥中我们似乎在前世曾经发生过什么。
回到海口，来到公司，遇见了新到任的会计。他单名叶实。的确看上去很老实。他说，他哥嫂已经在海南了，本来他是去哥嫂公司的。我心里一惊，所长为什么没有提起？谢实对我客气得有些过头。他说，如果我觉得他不合适，还可以换人。他这么说，反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他提议公司一定要买部车，说不仅为我方便，更重要的是撑门面。我把对所长的不满发泄到他头上，严厉地回绝说，别在我身上搞特殊化！
在程馨引导下，进入房产公司办公室，双方的合同草案已经拟就。我知道这跟报社夸大报道有关，他们高看了公司的实力。谈判则全仗着徐建的精明。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就是那个河南人，曾在当地赫赫有名。因为有银行支持，钱不是问题。手里也不知哪来的各种批件。【注】还有几块待售的红线图。【注】当初靠程馨拿到的地至今还没有动工的意思，那样赚钱太慢。看到我们公司甚至不用厂房就能赚钱，十分眼红。一心要进军“高科技”。似乎这名头在家乡很有用。这次的合作是出资一千万，占股20％，不参与管理。徐建一直在跟我说，不能只把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只做代工编程是小打小闹。通过股份增值扩大资金规模后一定要有自己的产业。我一边想着，公司要好好感谢徐建，一边欣然签字。公司的自有资金瞬间放大。在那时，1000万的民企，已经很可观了。
然后我和谢实商量公司形象升级的事，换写字楼，配置办公用品，包括购置汽车。和徐建、程馨商量如何开发其他业务。
谢实的哥嫂果然到了海口，他们注册的是海南昌德进出口贸易公司，背靠湖南当地的某办事处。我们刚进了手里的资金，放着也是放着，按照市面利息拆借给他们做注册资金也是正常生意。徐间明并不反对，徐反对的是他们用这笔资金直接倒卖外贸批件，并且还要走我们的账。徐说批件买卖是中央明文禁止的，早晚会出事。我于是不肯签字。谢实说在海南大家都在做。我说，是，那么多皮包公司，不倒卖批件吃什么。他们是“空手套白狼”，我们有真金白银，何必做违法生意？
叶董事长从上海打电话来，首先感谢我拆借资金支持他的大儿子公司注册，接着开导我说，胆子要大一点，批件这种生意在双轨制【注】下，是必然的。连BJ都有人做，我们有什么可怕的？我心里有些被他说动了，但还是开玩笑地说，你就不怕重蹈覆辙吗？他嘿嘿一笑，说不会的，我这个老头子都思想解放了，你们年轻人怎么竟然保守起来？
我征询程馨的意见，他说河南那家公司就是靠批件发的家，现在一个批件不知道会转多少手。不过，既然是做生意的，她还是主张本分一些的好。要打好自己的产业基础。我想起，她父亲就是民族资本家，身上留着企业家的血脉。
我的打算是默不作声，拖一阵再说。要观察一下，公司在财务运营上，实际控制权到底在谁手里。我要试探一下叶社长的为人。自从知道他大儿子也在海南而不告诉我以后，我就暗自怀疑他是计划好的要发展家族势力，并且是借助我们沪日科技。从BJ会议上的各单位，到交大团委，海大团委，徐建，出人出力出智慧，为的是繁荣科研事业。而他却在打着自家的算盘，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我在海口与叶家打着太极，自己家却出了事。王辉从日本打来国际电话，要我赶快回上海。
第十章人命关天
王辉在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我太太肖敏带着他四岁的女儿不知去向，情况十分紧急！
原来，日本政府发现许多办学机构完全没有相应资质。学校只为赚取高额招生费；担保人只为赚取担保费；而留学生只为搞到签证，不为学习，只为打工。他们凭两年在日本打工的工资，回国也能成为万元户。这是一条地下产业链。于是关闭了一批涉嫌诈骗的学校。而录取肖敏的学校正在其中。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肖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狂躁状态，她的歇斯底里犹如火山爆发，哭闹不止，要求他必须满足她的要求。她声称自己的名额被人顶替，而王会明手中仍握有名额。就在这一天，她竟然带着王辉的女儿离家出走，导致整个家庭陷入恐慌。女儿的失踪让王辉一家心急如焚，这可是关乎人命的大事！
我迅速返回后，首先去拜访了街道办事处老友邢树发。他一见到我，便急切地说道：
“你再不出现，刑侦就要立案调查了！你太太可真不省心。”
他私下跟我说，现在还不能确定为人质事件，能私了最好。一旦立案，把人逼急了，会出人命的。起码也得拘起来，她还要不要去日本了？
邢树发是我过命的朋友。串联时，我们一起在列车上一个躺在行李架上，一个躺着座椅下面，然后互相换着过了几天几夜。我们还一起闯荡缅甸边境的金三角，想着像切.格瓦拉一样去参加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后来他也参了军，复员后又去了警校。再后来我迷上社会学，他钻研行政诉讼法，每次见面仍然是滔滔不绝。
我像罪犯一样来到王辉家，见到他面色凝重的弟弟和哭肿了脸的妈妈。他们我都认识，那是在王创建私立医院的时候。王的弟弟递给我一封肖敏发自浙江玉环的信。信上说，如果不把她办出去，她就带着孩子一起跳崖。信的字体我很熟悉，是我太太的。我想起她结婚后第一个孩子夭折之后。她服了大把的安眠药自杀。那时母亲不同意她的户口迁进大楼，认为我们小两口应当等待单位分房。她当时也是先呼天抢地，之后以死相逼。最终送进中心医院抢救，抢救时脸色发紫，险些丧命。
我当即拨电话给王辉，他那里也没有新的线索。他要我保证她女儿的安全，我要他控制住家人不能报案。不然就是两条人命！我的要求里暗示他要管住自己家里的人，区局手里的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而且这件事如果不是由我们两家自行和平解决，而是由刑侦出手，成为案子，死人的风险会很大。肖敏就是那种一不做，二不休的人。这一点，我太了解了。但我很难让别人也了解。从王辉弟弟的口气里，我听得出，他们大家庭里已经有人在怀疑我是幕后。他们不会懂得我跟王辉之间的那种互信。
除了这封信，没有别的线索。我想去找在分局工作的邢树发，他们天天跟案件打交道，会有更多的思路；但转念一想，这是在给邢添麻烦。他目前暂时压下这个案子，总还有什么可以拖延的理由。我去找他，会不会打破了这个理由？
我又想，肖敏这样走极端，无非是要出国。她那么要面子，行前到处炫耀的结果是堵住了自己的出路。她娘家说，自从日本的语言学校被关闭的消息传来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孩子。显然是脸上挂不住了。她手里有护照，缺的就是一张录取通知书。她无非是要用孩子换一张新的录取通知书再办签证。那么，她如愿以偿得到新的录取通知书，也得露面，才能拿到啊？或者，如果新的通知书拿到了，又怎么通知她呢？我想，这一切，一定是事先策划好了的。那就是说，她在上海一定安下了眼线，或者一定有合作者来帮她完成从交换到出境等一系列操作。或者，从一开始，她就不是一个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故意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让我主动找上门去。逼我来操作，她不相信在女孩安全的情况下，我会绝情到亲手把她送进监狱。
我换位思考，如果我布下一个线索，等对方发现，那么我会担心什么？我会担心对方发现不了。我相信会有一个不那么隐蔽的线索就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于是我跟王的弟弟商量，兵分两路，一路请他按信上的邮戳，找到发信的邮局，看看有没有在那里留下线索；另一路是我在她的活动范围里找寻她是不是故意留下了什么痕迹。我把这个思路又在电话里跟王辉讨论了一遍，请他不惜一切代价先办下入学通知，我会再寄一笔外汇给他。
我打电话给程馨，向她借款。她说谢实已经知道这件事，经过所长同意，已经取出30万日元现钞。我说，公是公，私是私，绝不开这个先例。现钞就放回保险箱里吧。我借的钱只能从她的私人账户里出。程馨自然听我的，钱很快汇到日本。我还希望这个汇款的举动能够更多地取得王家和其他知情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