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罗，塞利纳，吉尤，吉奥诺贝尔纳诺斯，巴塔耶，萨特，加缪
拒绝制造虚构，甚至一步步开始反对虚构，这就是和上世纪小说进行决裂的最为激进的方式，不过也不是唯一的方式。因为即使采用和传统小说不一样的创作方法和角度，还是有可能继续创作出让读者“相信”的人物和故事。不过这样的方法已经足够与传统的拥护者之间划出第一条分界线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当其他人努力想创造出一种有别于先前的叙述体，并且希望它们之间的差别有如1918年之后的世界和1914年之前的世界那么大时，同时代的小说家们却在全新的小说创作中相遇，而且同之前的模式拉开了另一种形式的距离。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存在主义的小说就是这一时期的法国作品在体裁史上带来的第二次贡献。
十九世纪伟大的欧洲小说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遵照了那个时期正在发展的对现实作出理性解释的伟大体系：心理学、社会学、遗传学等等。在这样的框架下，人物和故事的原则都是让读者相信它们所说明的不同因果关系，不管是以明确的还是暗示的方式，单独的还是联合的方式。有了这些解释，人物就会变得相当“生动”，因为他们不断被洞察，就像被X射线穿过身体一样。不过，从我们实际的经验来看，我们真的能这么清楚地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他人吗？甚至，最重要的部分难道不是那些经过解释之后依然还存在的难题吗？伍尔夫把这些问题变成了一则道德故事的内容。当她一个人在列车的隔间里，面对一个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陌生女人时，她很好奇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能让她的同行本涅特（Arnold Bennett）——这个被认为是上一代的典型小说家——产生兴趣呢？这个女人使她着迷。在这个布朗夫人身上，本涅特关心的是她思想上所有的决定，这些决定能够用来分析她的外形，她的衣着，以及她其他的特征——而在伍尔夫看来却恰好相反，她整个人生中的秘密都在这些特征中显露。[1]纪德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在《伪币制造者》中进行了无数形式颠覆的他，借爱德华之口说出了另一个层面上的思考：“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文学中几乎缺少了一种悲剧性。我们的小说关注命运的挫折，关注好运厄运，关注社会关系，关注情感的冲突，性格的冲突，然而却一点也不关注存在的本质。”（125）
在行为的解释上，自十七世纪的伦理学家开始，法国文学就有着悠久的重心理学而轻其他阐释性解读的传统。在这里其实只需要摘下自尊心的面具，不再拐弯抹角，就能使人相信人物各自的真实性。随后，因为在小说中做出变化、赋予写作动力以重要性而深受我们喜爱的普鲁斯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首先作为这种分析传统，尤其是在爱情心理方面——分析传统一直以来的康庄大道——最为先进的代表出现。而那个时代的新小说家们正是为了与普鲁斯特对抗才开始创作，并且他们将会主导接下来的两个十年。
这种对立才刚刚在第一部作品中显露出来，就如它意料中的结果一般立即被辨认、定位、感知出来了。自从1929年贝尔勒（Emmanuel Berl）第一次读到马尔罗1927年发表的《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他就从中看出了小说史上一条新路线的开端。他的抨击性文章《资产阶级思想之死》（Mort de la pensée bourgeoise）比萨特的《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早出现了15年，但两者的效果却可以说几乎一致。这种法国文学继续热衷的心理学，虽然更加清楚明晰，更加观察入微，更加便于理解，但是在贝尔勒看来，它只不过是小说家们在对人类认知进步的幌子下给自己找到的主要借口罢了，目的是不再面对有可能牵涉到的更加困难和棘手的问题。是否每一个人在历史和形而上学两个层面上都清楚地知道并且表明自己接受和不接受的东西？他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等级以及总体的世界秩序是否感到满意？在贝尔勒看来，这些延续到他那个时代的小说家的解释和分析传统，构建起了——不管小说家们愿意与否——一种接受流派，而这正是马尔罗开始用一种拒绝流派来对抗的东西。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让人对现实的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就像这些小说家做的那样，有利于维护已建立的秩序。沉默就代表了默许。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对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事件[2]丝毫不关心，只在意其对盖尔芒特家（Guermantes）社会地位的影响；他也不关心1914年的战争，只从夏吕斯（Charlus）男爵生活习惯的角度看到战争的影响。而贝尔勒却为那些关注现实中冲突的小说做出辩护，认为小说家通过谈论历史的方式也参与了历史。
与此同时，小说家在满足于分析个人在生活中的反应和动机之后，又重新开始掩盖生活中抽象疑问的方面。只要一个人依然保有这种疑问的意识，那么这种疑问就可能来自他身处的许多情境和众多经历中。在事情如何发生这样一件无限复杂的事上花费太多时间，就相当于忽视了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就好像所有的东西——生命、死亡、我们遇到的各种限制，都是理所当然存在的。对此，单纯的震惊（甚至还达不到反抗）就已经是一种超越事物通常发展之外而不是满足于解构其机制的方式。这种震惊本身，对人类生命在宇宙中的意义作出了假设，同时又坚定地预测到我们永远也找不到这种意义。但是这种在最本质的难题中重新找回的直觉，以及这种注定会失败的、不可能逃避的搜寻，就是能够让生命变得值得一过的东西。这也正是萨特在1948年他自己的《什么是文学？》中对马尔罗小说的评价：“在每一页纸、每一行字中，谈论的完全都是人本身（305）。”[3]也就是说，小说家成功地为他人物的行为或思考赋予了永恒的存在价值。
而对于普鲁斯特，如果只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看到心理分析的胜利，就不免有些误解或者不公正的地方。除了那几条像心跳间歇性停顿或爱情唯我论的“主要规则”之外，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还有其他占据好几页篇幅的心理分析吗？为了“解释”人物这样的举止或那样的反应，作者提出一连串十个或十二个假设（“可能是……可能是……也可能是……”），这时候还算有解释吗？因此，若想要完成心理分析这个功能，这些假设就必须停留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而这些假设的数量一旦超过两个或三个，它们就可能像烟花一样令人头晕目眩。每一束烟火都有它自己的吸引力，不过最终它们还是会不留一点痕迹地消散。由于缺乏一种整体性，它们也不去追求达到一种认识论的地位。所以，就算心理分析到达十分精湛高超的程度，它还是会反过来对自身造成不利。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想要绕开心理分析来创作人物的小说家，就可以在普鲁斯特的作品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反面案例了。实际上，普鲁斯特将这些话语的逻辑不断推后直到一个空虚的尽头，在此过程中，他就已经开始在破坏它的合理性。通过这些非但不缺少反而显得过多的分析（虽然这是法国人的兴趣），普鲁斯特即使不至于使这种话语完全无效，至少也可以说遏制了它的发展，虽然这有可能违背了他的本意。他在这条排斥心理分析的道路上作出了最初的尝试。在他之后，像莫朗、科克托或季洛杜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自己在分析人物的事件和行为时也保留了心理分析法的外壳，但是却去除了其中的内容。不过，虽然普鲁斯特以及一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说家与先前的心理分析法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但是又由于他们使用的方法太过巧妙，以至于这种距离几乎没有被人察觉。人们继续赞美普鲁斯特分析法无与伦比的精妙，与此同时，莫朗则打算一次又一次地描绘现代人的样貌。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不是断裂，而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颠覆。
当更年轻的小说家——在这种情况下是说那些不仅仅出生得更晚，而是出生于一个不同时期的小说家，他们不再去分析性格，不再去分析情感，而是把他们的人物建立在新的维度之上，这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最先指出贝尔勒倡导的一项运动正在实现的是一位外国观察员。自1936年开始，用法语写作的埃及评论家赫楠（Georges Henein）在好几位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了这个转折的征兆，而贝尔勒在《征服者》中捕捉到的就是这个转折的开端。在一次被他命名为“从巴达缪（Bardamu）到克拉皮克（Cripure）”[4]的讲座上，赫楠揭示了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马尔罗的《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和吉尤（Louis Guilloux）的《黑血》（Le Sang noir）之间存在着一种联合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个人对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评价，以及他对于人类、对于他自己在世界中的境遇所做的思考之中。
这些小说家在同一个视野上的重新集结也让我们更加相信赫楠的远见，因为这并非是显而易见的。这三本小说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对社会的揭露，并且每一次的揭露都开始显露于各自特有的视野之内。实际上，社会排斥也是同样的情况。它在《茫茫黑夜漫游》中发生在社会的底层，在《人的境遇》中体现于金融资本家和国家机构的勾结，在《黑血》中透过外省贵族的话语而折射出来。而且这种趋同性在1936年时看上去是否比现在更为明显？因为我们已经从这三位作家后续的作品中知道了他们在思想上和文学上显露出的观点分歧。
不过这并不是重点。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出于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前两本小说同样的关注（这种关注甚至是从它们刚出版就开始的），以一种间接但是仍旧意义深远的方式揭示了这两本小说的相似性。在相隔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两本小说接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解读，结果在每本小说里都找到了自己脑海中同样存在的疑问和一直挥之不去的念头。他还总结出了这两本小说中超出社会排斥范畴之外所强调的两点：第一点是人类对于自身死亡提出的无解的质疑，另一点是人类对恶的消极力量的怀疑。
如果我们还记得巴达缪在路途中那个特定环境下强烈感受到的直觉：“人类最真实的欲望是杀死别人和自杀”（270）[5]，那么将《茫茫黑夜漫游》看作是“人与死亡之间关系的描写”（321）[6]会更直接一点。这样的直觉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并且将会在接下来小说中出现的死亡场景中得到证实：从一开始上校和通讯员的垂危，到最后几页罗宾逊（Robinson）的死亡，中间还有年轻的贝倍尔（Bébert）难以控制地走向死亡的过程以及老昂鲁伊（Henrouille）被暗杀。在《人的境遇》中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我们还是可以合理地证明这种革命的狂热是产生于“一种死亡的氛围中”。尽管这两本小说有很多的不同点，甚至在某些观点上对立，但归根结底，它们还是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通过小说所述故事期间死亡的不断出现，把对人类的所有疑问与对生命不同时期意义的质询交织起来。巴达缪说，大多数不去设想自己的死亡，而且越来越少面对他人死亡的人，是不愿意向自己问出“我为什么在这里”（199）这个重要问题的。像《茫茫黑夜漫游》和《人的境遇》这样的小说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提醒这些人死亡的存在。
而一旦涉及一个人导致另一个人死亡，或者一个人赞成杀害甚至可能有杀人的想法，那么问题就从谁在场转移到了谁是作恶的人上。塞利纳一直努力让人相信这个假设，甚至在谈到它时把它作为不争的事实。而马尔罗却相反，他看出了人类身上最美好的方面并且选择在它身上打赌。但是他也没有把全部的希望都压在这个赌注上，因为与此同时他能意识到一些相对力量的存在会让人性中的一部分走向黑暗。《人的境遇》中指出的第一个黑暗之处就是最初的谋杀让陈（Tchen）感受到了死亡的吸引力。而在另一种没有那么引人注意的情况下，科（Kyo）也在自己面对酷刑场面时无意感受到的骚动中辨认出了这种黑暗，他觉得自己似乎是出于讨好的心态才对此感到恐惧。而巴塔耶受到心中执念的驱动，甚至察觉到了小说中非常明显的革命的消极倾向，他写道，这种消极倾向恰恰赋予了小说以吸引力。
巴塔耶在塞利纳和马尔罗的小说中有选择地关注了死亡和罪恶的奥秘。这两者可以在那些，用巴塔耶的原话来说是“拒绝把他们的生命限定在徒劳活动中”（374）[7]的人身上激起最本质的思考。《黑血》中也有这样的描述，例如克拉皮克就一直用这种疑问来与他周围贵族的狭隘和卑鄙作对抗；他在目睹一场巴黎露天的私刑处决时，忍不住疑惑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的同胞做出这样的事。
通过开辟出一条从巴达缪，经由陈或者科，到克拉皮克的道路，也就是通过他发现的这三个主要代表人物，赫楠定义了一种新型的小说。在他看来，心理问题和道德问题至少一下子就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如果不能说失去了它们的合理性的话。为了理解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其实只需要去问一个重点之外的问题，就像人们时常会问的那样，例如巴达缪是不是一个懦夫，陈是不是一个神经病，克拉皮克是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或其他类似这样的问题。即使这里看起来是在讨论人物的行为，但实际上涉及的还是人，也同样是读者。心理分析或伦理分析的时代已经过去。读者和小说家之间观点的一致性再也不是建立在人们对于自己的设想与自己的实际作为之间的对立上，而是建立在存在与生命中的奥秘对两者而言所具有的共同意义之上。
除了他眼中的这三位新的小说运动的代表人物外，赫楠本来还可以再在其中加入一些其他的小说家，第一个就是吉奥诺。当我们说到对于当代社会的揭露时，会不由自主地将它和城市背景联系起来，而很难意识到它也会发生在别的地方。事实上，贝尔勒在《征服者》中归纳出的两个特征同时也可以在吉奥诺的小说中找到。和塞利纳、吉尤的书一样，吉奥诺写作《人群》（Le Grand Troupeau）的首要目的就是揭露战争是社会的必然产物。从吉奥诺这个时期其他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和其他小说家唯一的不同就在于，比起抨击社会的经济、阶层架构，他更多批判的是社会与土地、自然这样的第一现实之间的疏离。在这些小说中的谴责意图是从一种误解之中推断出来的，这种误解主要源自吉奥诺对农民生活的歌颂。实际上，在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为农民生活之前，它其实更像是和自然世界的一种持久性对抗，然后通过这种对抗向过着此种生活的人提出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也与其他人在思考死亡或人类的行为时产生的问题相似。面对这个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他死后也将继续运转的世界，哪怕是最不爱空想的人也难免会对自己的存在提出疑问。就是上一代人的这种基本的直觉为拉缪兹（Charles-Ferdinand Ramuz）的小说提供了基础，也让他成为存在式小说的先驱。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小说家的标志就是这种存在式小说，不过在他们笔下，它也许诞生于停战时期。在看到满是星星的天空或是鸟类的迁徙时，马尔罗小说中的飞行员常会断断续续地感受到一些东西，而对于吉奥诺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这是一种持续性的体验。确实，借助于各种感觉带来的快感，吉奥诺作品中的人物有时真的能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宇宙生活中，并且自己也由于这种宇宙生活而变得更加高大。但是，宇宙露出其真面目——一个实质上与人类敌对且陌生的场所——的时刻总会到来。我们发现了宇宙生活中各种陌生的东西，以及它和人类敌对的本质。生活在这个宇宙的中心，我们无法长期回避“我们为什么在这儿”这个问题，不过巴达缪观察到纽约人已经成功地无视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处于非常紧密的人际关系组织中。
甚至我们都根本不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能感受到关于存在的这种忧虑了。吉奥诺特意让小说中总是无忧无虑的某些人物体会到抽象意义上的，也就是帕斯卡尔式的烦恼。这样的烦恼在他们中间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了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反过来又提出了人性的问题。在小说《再生草》（Regain）中，一个孤独的、好心肠的农民，再也不想把整个手伸进他刚刚用套索捕捉到的狐狸温热的腹中，他对这种乐趣感到厌倦了，就像科一样。在《愿我的欢乐长存》（Que ma joie demeure）的手稿中也有这样一段：一个人物从小说一开始就为身边所有事物所烦恼，并把这种烦恼看作是“麻风病”。然而除了通过夜里去杀害路上的行人，他根本找不到其他可以治愈这种烦恼的办法。当时，吉奥诺没有把这段放在出版的文稿中，有可能是因为它和公众对吉奥诺的印象很不一样。但后来，《郁郁寡欢的国王》（Roi sans divertissement）就是以此作为写作出发点，而且吉奥诺也跟马尔罗在《人的境遇》中一样，通过书名公开地显示出他对帕斯卡尔的参考，而这也正是这一群小说家的共同点，因为这个参考本身就是一种迹象，它既指明了小说家所处的位置，又显示出他们为小说带来的新变化。
这场运动的规模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衡量，即它也包括了一些和贝尔纳诺斯（Bernanos）、巴塔耶截然不同或者更确切一点来说是对立的小说家。
贝尔纳诺斯被贴上的天主教小说家这一标签，尽管其本身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同样招来了很多误解。首先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天主教小说家不仅仅只有一种方式。我们只需要把贝尔纳诺斯和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放到一起就能比较他们两者之间的差距。在贝尔纳诺斯的作品中，不再出现家庭问题或世俗的物质问题，也不再涉及强烈的性欲驱使下对天主教会教义的违背。如果说他的小说中还存在罪恶的话，即便是从这个词的帕斯卡尔式意义来看，它也属于另一种性质和几乎另一种范畴。与此同时，这两位小说家在论述伪造信仰这样一个相同的主题时，也有明显的不同。他们一个写出了《法利赛人》（La Pharisienne），另一个写出了《诈骗》（L'Imposture），而且两本书之间毫无共同点可言。此外，天主教这个修饰语还会带来另一种麻烦，它有可能会把贝尔纳诺斯的受众限制在和他拥有同样信仰的读者之间。天主教本身是一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人物，对于它的教徒来说这些人物就和现实的血肉之躯一样真实；有着专属的概念，虽然在不可知论看来这些概念完全没有意义或者意义完全不同；也有着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在很多方面是对普通逻辑的颠覆。但是，撇开那些奇奇怪怪的理由，贝尔纳诺斯的基督教教义依然保有打动那些不信教读者的力量。虽然他在书中作出的回答可能只针对某一部分人，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是最基础的，是面向所有人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比起基督教小说家他更像是一个存在主义小说家。那些与他同辈的非基督徒小说家心里也非常清楚：马尔罗专门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和序言，塞利纳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人的志同道合（贝尔纳诺斯是1932年最早写文章向《茫茫黑夜漫游》致敬的人之一[8]）。
贝尔纳诺斯的人物所感受到的基督教是一种双重存在主义的体验。和所有的宗教一样，基督教用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绝对的答案解除每个人的疑问和担忧。不论从整体上看还是从细节上看，世界以及个人生活都在其中获得了明确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依据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中，并且这个世界只由于信仰而存在。对于教徒而言，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确确实实存在着，就像看得见的世界对于非教徒来说那么真实一样。不过，这些人物也不是一直有信仰的。人物可能会失去信仰，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不止一个人身上，并且随之失去的是俗世生活与死亡的绝对意义。对于那些诚实面对自我的人来说，这种意义的跳转就像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游戏，而他们永远也无法掌握这场游戏的主动权。信仰曾经给这样的问题带来过无与伦比的解答，但这些解答并不是永恒的。在那些我们所认为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底下，严重的焦虑也随时可能重新出现，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将我们吞噬。
而即使是那些在他们的一生中没有经历这样悲痛时刻的人物，也还是要经历他们自己的死亡，这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有这些存在主义小说家之间相似性的最好证明，他们的小说中都多次出现临终的场景。在这一点上，相关的人物就不仅仅只有目睹了科和克拉皮克死亡的巴达缪，还有《骗局》中的修道院院长舍旺斯（Chevance），以及《维纳先生》（Monsieur Ouine）中的维纳先生。事实上，教徒的死亡并不一定比非教徒要来得更安详。对前者而言，关键点在于是会得到灵魂的救赎还是会被永远罚入地狱，因此这时他可能是有双重疑虑的：一方面是怀疑那个他一直相信到现在的另一个世界是否存在，虽然他在自己整个人生中都尽可能服从这个世界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会受到何种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贝尔纳诺斯的作品中，面临死亡这一真实时刻，所有的教徒和非教徒，包括神父，都被逼得走投无路。
同时，贝尔纳诺斯作品的独特性让他在这场跨世纪的虚构效果与拒绝虚构效果之争中拥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是他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作品中人物所体验到的感动和痛苦，在失望和难以言喻的欢乐之间的摇摆，只有凭借超自然信仰的框架和美德才能存在和拥有意义。而当小说家成功让不信仰这一宗教的读者也感受到这些情感时，虚构的力量几乎可以说是加倍的。这是贝尔纳诺斯在他小说中最出色的几个场景中所冒险下出的赌注，特别是当他和马尔罗一样向持不可知论的读者描述一个教徒可能的内心生活时。在这里我们发现，虚构不仅仅放弃了合理的心理分析，用只能以信仰的形式找到答案的疑问来代替，而且还大胆地把所有的一切建立在这其中的一种信仰上。与他同时代的小说家努力想要摧毁虚构的力量，而贝尔纳诺斯的作品却用基督教教义的极端化为其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
这种意识形态光谱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巴塔耶，他在随笔中公开主张无神论学，而且还在他的叙事作品中对此加以阐明。我们很难把像《天空之蓝》（Le Bleu du ciel）这样的小说列入它被创作的那个时期，也很难把它的作者，比塞利纳小三岁、比马尔罗大四岁的巴塔耶列入他的同代人之中。出版于1957年的《天空之蓝》实际上于1935年就已经完成，其基础就是巴塔耶为《茫茫黑夜漫游》和《人的境遇》所写的书评。而当我们将《天空之蓝》这部小说与为巴塔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带来声誉的理论写作联系起来看时，我们就能对《茫茫黑夜漫游》和《人的境遇》这两本小说做出不一样的解读。政治因素和形而上学因素这两者的衔接成为法国小说在这一时期的新特点，不过这两种因素又都是以几乎难以辨认的形式回归的。在《人的境遇》中，作者通过对话以及宏大的动作场面来凸显政治的干预；而在《天空之蓝》中，这种干预只体现在议论争论以及左翼知识分子优柔寡断的行为中，例如叙述者托普曼（Troppmann）和那些与他经常来往的人之间发生的那些交际活动。就托普曼个人来说，他常常左右为难，虽然他在原则上赞同工人起义的事业，但一旦出现行动的时机，他又表现出怀疑的态度。除了怀疑革命者的斗争能力和他们的斗争可能带来的结果之外，他还没有放弃去描绘战争的魅力，而这正是其他的小说家主要攻击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战争就是揭露社会的第一根导火索。更严重的是，托普曼还对战争不乏认同，这里的认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而是对于他在德国发现的纳粹主义强大动员能力的认同。在这些相对势力的掩饰下，拥护起义只不过是做出表面上的样子罢了；他在几个可以作为替代的政治模式之间的摇摆不定，也让这种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揭露显得格外混乱。
和塞利纳或马尔罗笔下的人物一样，托普曼做出这些行为背后的另一大动机是对自身存在的不满。不过，这种不满既不表现在对世界和生命之意义的质询上，也不表现在对于绝对理性的向往上，虽然这种向往毫无希望却也难以消除。它只有一种表现方式，那就是一步步追求一种自始至终都自相矛盾的最高权力。实际上，这种不满来自他自愿进行的那些总是受到谴责的社会领域或性方面的活动，也正因为会受到谴责，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将其和堕落联系到一起。不过，叙述者丝毫没有犹豫地选择了这些活动并且对它们感到十分满意。通过这样一种正面与负面象征的完全倒置，在别人看来的屈服在叙述者那里反倒成为一种控制能力的证明。这种禁欲苦行的彻底颠倒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展现我们的文化（基督教文化？资产阶级文化？）让我们习惯性认为“低级”或“羞耻”的身体部位和身体功能；第二是进行非正常且不是为了肉体享乐的性行为；最后是做出那些受道德谴责的行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把这些选择看作是一种对抗的表达。其实，从本质上看，这些贯穿了整部小说的选择把注意力都吸引到它们身上，也让驱使人物做出这些选择的存在主义情感退到了次要地位。
这样一种诗学的第一个关键点在于它对小说家需求的满足。1957年，巴塔耶在《天空之蓝》的前言中写道，只有那些让小说家觉得“受限制”（111）[9]的小说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小说家应该要尝试通过书写对于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的情感来寻求解脱，显然我们在完成它的过程中会下很大的决心，强迫自己去完成，但是从更深刻的层面上看，它与人类对于自身条件限制的理解是分不开的。而第二个关键点是这种诗学在读者中产生的预期效果。在这一点上，巴塔耶并没有与他同时代的小说家站在一起，而是与阿尔托（Antonin Artaud）持同样的观点。其他的存在主义小说家都力图通过人物、人物的思考和话语，或者是对人物的话语进行评论的方式，让读者去思考他的存在在形而上学维度上的意义。而巴塔耶的目标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想要在读者心中激起隐秘的、和理智无关的反应，一些依靠动词“冒犯”（choquer）和形容词“令人震惊的”（choquant）（巴塔耶笔下经常出现这两个词，其含义并不局限于那种寻常用法）所传达出来的冲击。
这也意味着读者以两种方式进入到巴塔耶的游戏中。首先是通过将故事与理论写作做参照的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的往来。但是，为了让这种往来发挥作用，小说中的场景和表达就应该要让人觉得是建立在它们自己的逻辑之上，独立于理论之外的。读者对于巴塔耶的故事所做出的所有反应，都与这种自主的感觉或者是真实的感觉有关。如果读者心里非常清楚地将这些故事当作不可抗拒的创作产物，那么他也就准备好被故事所形成的旋涡卷走。不然的话，这些故事就仅仅成了一个又一个场景的排列，这些场景由于习俗和语言的演变而失去了令人感到震惊的力量。所以为了重新找回小说中有效的成分，就应该重新回到基本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反抗中去。在这一要求的推动下才出现了与此相关的系统性研究，而巴塔耶也被列入其中，尽管他的小说在他那个时代仍旧是怪异的存在。
生存于世的震惊，我们天生的渴望与自身的存在之间无法弥补的差距，都是永恒的，就好像它们都是人的境遇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说它们就代表了人的境遇，那至少也是其现实表现。它们一直以来都构成了，并且在将来也还继续构成所有称得上是描写人类境遇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不过，它们最常出现的方式还是透过字里行间的暗示。读者只能通过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决定的命运以及人物对此的动作反应将它们觉察出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这些小说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让人物有了自己的意识，可以对那些他们生命中不太可能出现的形而上学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这种变化的发生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这些小说的作者都出生于1894年至1903年，也就是说在1914年至1918年的一战期间，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才20岁到24岁，最小的只有11岁到15岁。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前者已经开始和他们青少年时期经历的与死亡相关的记忆做斗争（巴塔耶是唯一一个已经退役的），后者也已经经历了这些时刻：马尔罗在他的《反回忆录》（Antimémoires）中罕见地提及了他青少年时的一段回忆：他那时还在上小学，去参观马恩河战役的战场，孩子们在那里都不敢吃面包片，生怕尸体的骨灰已经飘到了面包上；也是在这一时期，吉尤在遥远的圣布里厄的每时每刻都接触着战争中的重伤患者，患者中就有加缪的父亲，那时他已经被送往由吉尤的中学改建的一所后方医院。
然而，战争伤害的不仅仅是那些有同情心的人，也不仅仅是那些直接在身上留下战争烙印的人。它留下的精神创伤是很抽象的东西。当人们再次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时，会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在宇宙中的处境产生一种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意识。对于这一点，塞利纳凭借他异于常人的清醒，给出了最为精辟的概述。在他最早接受的采访中，他专门为一位记者总结了《茫茫黑夜漫游》的意义：“人类被夺走了所有的东西，甚至是他的信仰，变得赤裸裸。这就是我的书。”（22）[10]我们可以说，战争在人的精神层面揭开了属于二十世纪，以及之后更远的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因为它让在欧洲好歹维持了超过四个半世纪之久的哲学乐观主义轰然坍塌。
为了全面地了解这一次战争，以及理解从此之后我们究竟被剥夺了什么，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这次战争。文艺复兴最为深远的意义就是让欧洲人从此摆脱了基督教中罪的束缚，开始重新对自己，对自己的本质和能力有了信心。在此势头之下，人们最终认为完全可以通过理性来破译宇宙，而当时快速发展的科学及其带来的诸多实践上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从人的角度来看，个体应该有能力根据这种理性以及他自己的意识而行动。只有无知或者偏离社会才会导致自身的罪恶。所有人都可能共同拥有的这种理性打开了这样的视角，为了人类的幸福，就必须把理性的范围限制在它可以到达的地方。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由人类的不幸所构成的历史，最终也会遵循理性这一最高原则，直至终结。
从叔本华到尼采，从波德莱尔到弗洛伊德，十九世纪其实并不缺少对于相信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乐观主义的反对声音。在此之前，人类对于世界的控制和对自我的控制已经一点一点地不断减弱，但这时我们成功做出了改变。四年的时间内，战争就把这些分散的疑问全都集聚到了一起。从此以后，国王就变得赤裸裸了。他知道他的理性永远也不会告诉他宇宙的意义，他的科学也有可能反过来攻击他自己。他清楚自己能够做什么，却不再拥有思维体系或者是信仰，这两者本来可以为他的冲动或者不好的想法提供理由。对那么多不可知论者来说，帕斯卡尔或许就是一个参照：他们所处的位置与帕斯卡尔对人类学的悲观主义产生了一种共鸣。在帕斯卡尔看来，这种人类学研究会导致人们对信仰失去希望。在这样一种匮乏的状态下，那些久远的问题又找回了强大的力量，因为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将仍旧没有答案。为了使人承认这些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去发现或是再发现这些小说家的写作意识，他们对于自己文明中精神基础的变化是最为敏锐的。这种发现或是再发现本身也是对小说革新的一种呼吁，如果小说确实一直与同时期的艺术创作一样表现了它所处的时代的话。从1929年起，马尔罗多次谈到一种“哲学的悲剧性概念，这种概念一年比一年更强大”，这一想法也许会导致“小说的一次深刻转变”。[11]
塞利纳和马尔罗的小说在公众范围内立即获得巨大反响，这正好为小说发生的双重改变提供了印证。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那些一般的阐释性小说，尤其是心理分析小说一下子就变得过时了。拒绝心理分析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特征也将成为现代性小说的一项准则。而那些继续固守分析之路的小说家就会被排除在外。在这一点上，蒙泰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属于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对与他同时代的小说家一直在进行的存在式质询一点也不会陌生，正如他的著作中所反复引用的一位天主教高级教士的话所表明的那样：“您的错误在于相信人在这一生中有事要完成。”不过，他的作品中更根深蒂固的还是道德主义精神那一套，其中交织着对隐藏动机的把握和肯定某些行为的渴望。因此，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的文学创作，对他来说直到最后还是停留在“认识人心”的层面上。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确定一部作品的年代了，不论它的风格和基调如何。相反地，那些主动拒绝心理分析，赋予个人或集体的命运以神秘意义的小说家，例如格林（Julien Green）、科恩（Albert Cohen）或西默农（Georges Simenon），则以每个人自己的方式走到了存在主义小说的边缘。他们的作品很多时候都会展现出人类生活中非常深刻的层面，而这一层面却是摹仿小说无法视为基础的东西，比如在格林的作品中，与其说性欲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倒不如说它是作为一种命运而存在；在科恩的作品中，犹太人的境遇是作为人类命运的一种特殊折射或放大而存在；在西默农的作品中，凶杀案与之后的调查会因为人物突然的一个轻率但又无法抑制的想法而被忘却，这种想法要求人物停止当时的形势下他本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只把格拉克（Julien Gracq）的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布勒东把他的第一本小说归入到了超现实主义——可能也会显得有些操之过急。在纯粹的情况下得到表现的如果不是同样的生命维度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呢？换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抛开达达主义式的煽动性和弗洛伊德式的魅力不谈，是否超现实主义本身是一种重新发现奥秘的形式，虽然这种奥秘被战前文明和与此相对应的摹仿小说掩饰甚至否认过了，但是它在前两者盛行期间并没有受到破坏，因为这种奥秘和人类是不可分离的。对超现实主义来说，这种再发现是在战争的效应之下而产生，一种同样的愿望也由此形成，即为超现实主义的欲求找到一种相应的政治性表达。
《征服者》和贝尔勒的书评出版后大约十几年，萨特于1938年创作了《恶心》，加缪于1942年创作了《局外人》（'Étranger），这两本书都取材于个体与世界接触过程中突然感受到的面对自我存在的震惊，而这种震惊往往发生在生命处于缺陷之中时。不同的是，前者以厌恶的方式来看待它，而后者则是以不安和焦虑的方式。两本书的内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确地和政治或社会忧虑联系起来。这种震惊是非常集中又精炼的，它占据了书中所有的位置，成为唯一的叙述对象。因而，作者不仅仅是提到或描述它，还会继续地深入，最终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的基础。每一阶段对此不同的理解也决定了整个叙述的进程。罗冈丹虽然并不是专业的哲学家，但是他时常会用到属于哲学范畴的词汇，像是抽象概念、哲学专有词以及通过大写字母来赋予新概念的词汇（例如“存在”），这是他在说明自己的不适时常用的手段。加缪倒没有用到这类词，不过单单是把《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卡里古拉》（Caligula）归入“荒诞”三部曲，就足以让“荒诞”这个概念成为这本小说的关键。因此，在这些有很高哲学素养的小说家手中，存在的小说最终变成了存在主义小说。
从叙事诗学上来说，这些小说没有什么创新性，甚至都谈不上批判性。它们属于温和的现代主义，没有打破自十九世纪沿袭下来的模式，而是通过美国小说中的一些技法得到启发，变得焕然一新。在萨特的作品中，这种实践层面上的温和性质会更加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还伴随着对最具创新性的小说家的方法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是理论层面上的。1947年，萨特在为《一个陌生人的画像》写序言的时候，追溯了纪德的《伪币制造者》中家族谱系的建构，并且用了旧有的“反小说”的命名来称呼它。在他看来，那时萨洛特最早出版的两本书还是这种家族谱系影响下的结果。
这一系列小说对小说的共同基础提出了疑问，而它们本身也与那些针对传统叙述性的批评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受到关注的小说家们一直致力于进行这样的批评，到了三十年代这些批评就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了。与高调的拒绝虚构的声明相比，这些小说似乎标志着一种暂停。不过，在这两种不同的趋势之间也有不止一个的交汇点。一方面，这些存在式小说自己本身作为叙事创新的幕后载体，也参与了批判运动。在《茫茫黑夜漫游》中，我们能够觉察到最早的优先重视语言而不是讲述故事的意图，这也让塞利纳成为之后小说家的参考。在马尔罗自己的作品中，通过主人公代表的不同抽象层面和意识层面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完整的一套场景和细节上的反复变化或者对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产生另一种与原来的解释相对位甚至相平衡的解读，不管马尔罗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再从理论的方面来看，像《恶心》这样表现手法相当经典的小说，当它通过罗冈丹之口揭示小说中那些看似渐进的时间性的不恰当之处时，实际上为其他人在他们的小说实践中提出的批评增添了一份力量。
但是反之，从另一方面看，某些似乎只考虑如何废除原来的叙述模式，并且用另一种模式将其代替的小说家，还是和他们的同代人有着同样抽象层面的担忧。阿拉贡一直寻求“无限”在小说中的体现，那到底什么才是“无限”，如果它不是巴塔耶所认为的小说唯一的视野“不可能性”的话？在格诺的《麻烦事》中，我们也同样看得到，在以数字为基础巧妙安排人物和场景的体系结构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并不是偶然提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像是巴达缪的口吻。那是一个年轻的咖啡馆女服务员在新婚之夜被死神突然夺去生命之时发出的惊呼：“我到底要在这儿做什么？”（301）[12]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罗伯—格里耶，这位新小说的开创者，也承认从萨特和加缪那里获得了启发，坦承自己在读到《恶心》而且尤其是《局外人》时一下子在文学上有所醒悟（167）[13]，因为在所有能够讲述这种关于存在式震惊的方式之中，只有萨特和加缪的方式蕴含了一种新的诗学。这种新的诗学通过剥夺小说家用形容词或隐喻在世界面前说出他所经历的任何事情的权利，从而剥夺了小说中的自我意识。而一旦这种重要的特权被拿走，剩下的意识中就只剩下对于外表和感觉的天然记录，这就可以成为一种诗学，而这种诗学首要考虑的就是排除掉虚构效果，因为它常常与时间性和内在性错觉所串联。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之前对于叙述性的批判基础上，一种新叙述性的构建也加快了自身的进程。它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人生之谜为主题的小说和心理或社会分析类小说融合到一种相同的叙述风格中，也就是拒绝在叙事中包含可以辨认的人物，拒绝讲述前后连贯的故事。有了《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作为反衬，罗伯—格里耶同样也准备好承认《恶心》的优点。而克洛德·西蒙则否认萨特和马尔罗作为小说家的才能。1953年，当他写道“在我看来，现代小说就是一种悲剧的高级表达方式，而并非对个体的阐释”[14]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段本来具有纲领性价值的宣言将会成为悼词。巴塔耶在1957年《天空之蓝》的序言中也用了同样的词汇，他认为叙事把人类置于了“命运之前”（111）。到这个时期，所有阐明叙事这一定义的想法都将会受到怀疑。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它已经直接让一系列小说受到了存在式的质询，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也宣告了这种质询的迫切性。此后，尽管这一派系将会自行中断，不过它也代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中期法国小说的又一大创新。
注释
[1]Virginia Woolf，《Mr Bennett et Mrs Brown》，L'Art du roman,Le Seuil，1962.（伍尔夫，《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收录于《小说的艺术》，瑟伊出版社，1962年。）
[2]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译者注。
[3]Jean-Paul Sartre,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Gallimard,Folio essais，1985，p.305.（萨特，《什么是文学？》，伽利玛出版社，1985年。）
[4]1994年Géhenne出版社以此为标题将其出版。
[5]Louis-Ferdinand Céline,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Gallimard,Folio，1972，p.270.（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伽利玛出版社，1972年。）
[6]Louis-Ferdinand Céline,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La Critique sociale,janvier 1933，repris dans Oeuvres complètes,Gallimard,t.I,p.321.（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社会批评》，1993年1月，收录于《全集》第一卷，伽利玛出版社。）
[7]André Malraux,La Condition humaine,La Critique sociale,novembre 1933，repris dans Oeuvres complètes,Gallimard,t.I,p.374.（马尔罗，《人的境遇》，《社会批评》，1933年11月，收录于《全集》第一卷，伽利玛出版社。）
[8]参见《费加罗报》（Le Figaro），1932年12月13日。
[9]Georges Bataille,Romans et récits,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2004，p.111.（巴塔耶，《小说和叙事》，伽利玛出版社，2004年。）
[10]Louis-Ferdinand Céline,Céline et l'actualité littéraire（1932—1957），Cahiers Céline nº1，Gallimard，1976；repris dans Les Cahiers de la NRF，1993，p.22.[塞利纳，《塞利纳与文坛时事（1932—1957）》，塞利纳第一卷，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收录于NRF系列丛书，1993年。]
[11]Hermann Keyserling,Journal de voyage d'un philosophe,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décembre 1929.（参见埃尔曼·凯泽林1929年12月在《新法国期刊》上发表的《一个哲学家的游记》一文的注释。）
[12]Raymond Queneau,Le Chiendent,Gallimard,Folio，1974，p.301.（格诺，《麻烦事》，伽利玛出版社，1974年。）
[13]Alain Robbe-Grillet,Romanesques I.Le Miroir qui revient,Le Seuil，1985，p.167.（罗伯—格里耶，《重现的镜子》，瑟伊出版社，1985年。）
[14]Gaëtan Picon,Malraux par lui-même,Le Seuil，1953.（参见加埃唐·皮，《马尔罗自己》，瑟伊出版社，1953年，第25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