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楔子 出长安记（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

一

李隆基仓皇离开长安，是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黎明，天刚蒙蒙亮，细雨笼罩着都城。

李隆基走得匆匆，随行只带走了贵妃姐妹、嫔妃、皇子、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高力士，以及亲近的宦官、宫女。至于那些没被通知的宗室贵戚和重臣，就这样被遗弃在长安。

就在几天前，弃长安还不在李隆基的选项之中。这位尘世的至尊，盛世的缔造者，执掌唐帝国长达四十四年，之前他的帝王生涯可谓一路平顺。即便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来时，李隆基君臣上下也是一派“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的超现实乐观。其后虽然又遭遇了洛阳失守的噩耗，但李隆基还有他寄予厚望的名将哥舒翰，大唐谁不知“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更何况，还有潼关天险和二十万大军。

然而，就在平叛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之时，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带病御敌的哥舒翰在灵宝西原之战中意外惨败，二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六月初九晚，潼关落入叛军之手，长安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屏障。

潼关失守当晚，李隆基在长安没有等到“平安火”，也就是潼关前线传来的报平安烽火，业已知道大势不妙。他维持了半年多，在任何挫折下都可以自洽的现实扭曲力场，终于在这一晚轰然崩坍。

六月十日，李隆基在长安城东边的兴庆宫召见了右相杨国忠，杨国忠首次提出了“幸蜀之策”，得到了李隆基的首肯。幸蜀是杨国忠的主意，蜀地也是杨国忠刻意经营的势力范围，这都没错，但李隆基此时很可能已决定弃长安而去，不过他自己不方便提，他需要的正是杨国忠精准地揣摩上意，以及提供具体逃亡路线。

六月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正式通报了潼关失守的败讯，让群臣出主意。百官被急转直下的军情吓得惊慌失色，相顾垂泪，问起应对之策，皆唯唯不对。此刻，只有监察御史、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大诗人高适站了出来，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招募长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长安，“未为晚”。高适的建议虽然在军事上未必有可行性，但这却是长安朝堂中独一无二的勇气。惶遽的百官纷纷反对，却计无所出。自安禄山起兵以来就唱各种军事高调的杨国忠，此时先否决了高适的长安保卫战提议，沮丧溢于言表地说：“兵已入关，事不及矣。”继而抽泣着推诿责任：“我们很多人十年前就开始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但陛下就是置若罔闻，今日之祸，绝非我这个宰相之过。”

高适保卫长安的建议有没有现实操作性？如果李隆基不走，长安能否守得住？

从当时唐军和叛军的实力对比来看，长安有希望守住，但李隆基多少要冒“君王死社稷”的风险。叛军名将崔乾祐虽在灵宝西原之战击败哥舒翰，占领了潼关，但实际上兵力有限，可能就只有两三万人；在河北战场上，郭子仪、李光弼出井陉（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颜真卿守平原（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这两支军队活跃在安禄山大后方，牵制了大股叛军兵力，郭李组合又刚刚在嘉山（今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之战中大败史思明，斩首四万级；在中原战场上，张巡坚守雍丘（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鲁炅固守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叛军久攻不下；安禄山自定都洛阳后，基本上就停止了亲自征战，还需要大量兵力拱卫都城；安禄山看似攻城略地，但战线过长，对占领区基本只构成点与线的弱势支配，连在河北大本营都没有形成面的控制，兵力分布更接近脆弱的一字长蛇阵……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叛军短期内无力对长安进行大规模进攻。

如果单论兵力，李隆基随时可以在长安和关中地区临时征集数万军队，但唐军保卫长安最大的弱项还是募兵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无力招架安禄山的百战精兵。不过，时间站在李隆基这一边，有了足够的时间，临时募兵可以得到训练；更重要的是，西北边军正在源源不断地入京勤王。事实上，长安失守仅四个月后，唐肃宗李亨就委派宰相房琯组织了规模浩大的反攻长安之战，反击纵然失利，但已然证明了唐军元气恢复之速。

也就是说，只要叛军一开始没有凝聚足够的战略决心，集中主力对长安进行大规模进攻，拿下长安的时间窗口将很快关闭。而安禄山称帝后进取心骤降，倾全力进攻长安并不是一个易于做出的决策。而唐军在挺过初期的不利态势之后，随着募兵的成长和勤王边军的抵达，成功守住长安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李隆基需要的是时间、勇气和运气。

但这些站在高适角度的沙盘推演都没太大意义，显而易见的是，杨国忠以下的百官已丧失了固守长安的所有勇气。不过，此时谁也不愿意承担放弃都城这个重大的政治责任，当天的会议也莫衷一是，未达成任何具体的方案。最关键的是，李隆基也绝不愿冒为社稷而死的风险，毕竟，他为了保命，连逃出长安都操作得那么匆促和暗昧。

很快，潼关失守的消息就从朝堂传遍全城，长安鼎沸，士民掠扰奔走，却不知何去何从，繁华的世界之都在几个时辰内就变得萧条凋敝。危急关头，杨国忠及百官极度缺乏担当的政治态度不仅恶化了局势，更是令人心无可依靠。

杨国忠罢朝后，回到位于宣阳坊的家，找到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姐妹，让她们入宫劝说李隆基从速弃长安幸蜀。

六月十二日，李隆基来到兴庆宫中的勤政楼，向百官宣布亲征，但此时既无“百官”，更无“亲征”：百官朝者十无一二，都在忙着找自家的出路，而到这时候，在场官员谁还会相信李隆基的漂亮话？

百官无人轻信亲征的话术，李隆基可能也没那么在乎，他成功掩饰了自己即刻逃逸的意图，从百官到长安城的居民，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的皇帝会跑得如此之快。

宣布亲征的当天下午，李隆基就从兴庆宫移驾“北内”。“北内”位于汉代未央宫的旧址，在唐代宫城外的西北方。当天夜里，李隆基又特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秘密整顿禁军，厚赐钱帛，挑选了良马九百余匹，做好了弃长安的一切准备。

第二天一早，在数千禁军的护卫之下，李隆基一众秘密从禁苑西门延秋门离开，向着渭水便桥行进。途中，杨国忠建议烧毁长安用来储藏钱帛的左藏库，李隆基或许对捐弃长安百姓有些歉疚，叫停了火烧左藏库，理由是“叛军如果得不到这笔钱，一定会对长安百姓横征暴敛，倒不如就把左藏库留给叛军，以免百姓受苦”。

天刚亮，李隆基一行就渡过了便桥。为阻叛军追击，杨国忠下令烧桥，李隆基叹息说：“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特地派高力士殿后灭火。

就事论事，杨国忠这两件事做得并无大错，当然李隆基本着人道主义或愧疚的劝阻更没有错，不必刻意弄成什么善恶互现。

此时，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李隆基逃遁的消息。一早，还有不少大臣依旧到兴庆宫来上朝，在宫门口，他们还听得到计时的更漏声，卫兵也仪仗俨然。但等到宫门开启，内宫里的人四散奔逃，被撇下的大臣们才知道皇帝已经不在兴庆宫。顿时，宫中哗然，继而整个长安城陷入自相惊扰的狂乱中，“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又有人趁乱焚烧城中府库，留守的崔光远和边令诚一边组织救火，一边派人武装维持城中治安，一口气杀了十几个人，长安城才稍稍恢复了一些秩序。

此时叛军还远在潼关观望，不敢贸然进军长安，但长安城已未战先乱。

辰时（上午七点至九点），逃亡队伍来到了位于咸阳的行宫望贤宫。咸阳县令不知去向，没有任何官吏出来接驾，直到中午，困蹙的李隆基一行都没吃上饭，还是杨国忠到市集上买了几个胡饼才让李隆基有饭可吃。当地老百姓也献上了一些他们平日吃的粗砺食物，多少会有些难以下咽，但饿坏的皇孙们却争抢着用手捧着吃，“须臾而尽，犹未能饱”。据说一些随行官员还被迫宰杀马匹充饥，砍伐行宫树木煮食马肉。唐人笔记《安禄山事迹》甚至营造了一个过于耸动的极端场景：李隆基坐在树下休息时，突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也就是所谓的“有弃海内之思”，高力士觉察后，抱着李隆基的脚痛哭，这才打消了他轻生的闪念。

目睹逃亡路上的种种不堪，李隆基当着老百姓掩面而泣，有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此时，有一个叫郭从谨的老人家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也不是一天了，但陛下就是视若无睹，还杀掉那些指证安禄山的忠臣。我还记得当年宋璟为宰相时，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太平。而这些年，大臣们不说真话，只知道迎合陛下，阿谀奉承，因此陛下对宫廷外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言路不通之时，我就知道必会有今天这样的大乱，但我这样的草野之臣的忧虑又怎么能传到陛下耳中呢？事不至此，我又哪里有机会当面向陛下说这些逆耳忠言呢？”

如此痛切的批评，沉溺在盛世君王人设中的李隆基已经太多年没有机会听到。不知是真心痛悔，还是装作接纳谏言，李隆基对老人家说：“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无论如何，一个帝王，落难时分能放低姿态已经实属难得了。

未时（下午一点至三点），李隆基一行多少吃了些东西，禁军也在附近村落中弄到了些吃的，逃亡队伍便继续前进，一直行进到半夜，抵达金城县（今陕西省兴平市）。金城县令也像咸阳县令一样早已溜之大吉，县民也跑得所剩无几，好在留下来一些食物，士卒们总算没饿着。

逃走的不光是当地人，这才一天，幸蜀团就偷偷溜走不少人，尤其让李隆基愕然的是，内侍监袁思艺竟也一走了之，他在品级上与高力士平级，受到的倚重信任也仅次于高力士。驿站中没有灯火，众人枕藉而睡，再也没有谁去分什么高低贵贱，所有人都一样的困顿，同样的累累若丧家之犬。

一直到这天晚上，李隆基才听说了哥舒翰四天前被俘的消息，报信的是刚从潼关脱险的将军王思礼，于是李隆基任命他接任哥舒翰的河西和陇右两大节度使，敦促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东进征讨叛军。

这就是李隆基逃亡的第一天，除了泪水与慌乱，一路看上去也挺正常，没有大的事件发生。然而，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正在酝酿：逃亡队伍没带什么吃食，这一路全然指望沿路官府接驾供应，在咸阳和金城两县，食物供应已经开始意外频出，所幸有惊无险，但前路一旦出现更大的供给意外，就随时可能引发断粮危机。断粮，对于一支正在流亡的队伍而言，心理上的压力几乎是摧毁性的。

下一站，马嵬驿。

二

攻陷潼关后，安禄山没有想到李隆基会跑得这么快，出于谨慎，他还传令刚刚击败哥舒翰的崔乾祐止兵潼关，这样拖了十天，六月十九日才派遣爱将孙孝哲带兵进入长安。

孙孝哲在叛军中以“果于杀戮”闻名，一入长安就大开杀戒。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杀掉安禄山质于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泄愤。为了给儿子报仇，安禄山指使孙孝哲血洗李唐宗室。孙孝哲专挑李隆基的近亲下手，在崇仁坊集体屠杀了王妃、驸马、郡主、皇孙不计其数，其中还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杨国忠的二儿子杨昢是李隆基的驸马，时任主管外事接待的鸿胪卿，很可能也死在了屠戮中。孙孝哲还在城中搜捕、杀戮杨国忠和高力士的亲信、安禄山的宿敌八十三人。对那些追随李隆基流亡的大臣，更是干脆“诛灭其宗”，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最残忍的是，孙孝哲在杀戮时采用了“刳其心”和“铁棓揭其脑盖”这两种方式。在大清洗的这段时间里，长安城提前体会了韦庄在《秦妇吟》中用来描写黄巢之乱的名句——“天街踏尽公卿骨”。

安禄山除了要命，还要钱。叛军入城前，长安各大府库和权贵大宅已经被乱民趁乱抢劫过一波，甚至还有人骑驴恣意闯入皇宫大殿，连李隆基特别保护下来的左藏库也差点被付之一炬。安禄山对此极为不满，视作自己的钱被抢了，便下令孙孝哲以搜寻被盗财物为名，派兵大肆搜捕长安城三天，抢掠民间钱物无数。长安骚乱，再遇大劫。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了文物一千多件，分别埋藏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之中。在长安城旧址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有一种与安史之乱有关的说法是，何家村遗宝正是埋藏于安史之乱时。当时，李隆基出逃后，邠王府上下也仓猝外逃，走之前将不及携带的宝物埋于地下，一千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安禄山对长安并无特别兴趣，他定都洛阳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挪过窝。他下令在长安缉捕百官、宦官和宫女等人，每获数百人，就让军队押送至洛阳。

除了血洗长安，安禄山建在洛阳的大燕朝廷，倒是对“识时务”的唐朝旧臣敞开怀抱欢迎，“自余朝士皆授以官”。留守长安的京兆尹崔光远和掌管宫闱钥匙的边令诚，等李隆基刚一出京就各自派人联络安禄山，开门纳贼，崔光远更是被安禄山看中，以原职留任。

投降安禄山的还有前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他们都是李隆基的亲信，张垍还是皇帝女婿。李隆基逃亡时没来得及捎上他们，高力士还预测这俩兄弟一定是最先追上御驾的大臣，但后来才知道，张均、张垍兄弟起初和刑部侍郎房琯约好一起追赶流亡朝廷，但中途变卦，滞留长安。张均和张垍都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其中张垍更是摘取了他梦寐以求的宰相之位。如果不是杨国忠从中作梗，张垍在天宝朝差点儿当上宰相，这个心结最终变成了叛唐之心。

曾在天宝朝入相七年的陈希烈也当上了安禄山的宰相。陈左相两年前（天宝十三载，754）的去职是情非得已，同样是受到了杨国忠的倾轧，罢相后怏怏不乐。现在重回相位，尽管是从大唐改换门庭到了大燕，但宰相就是宰相，陈希烈欣然就任。

仅用贪生怕死来定义陈希烈和张垍，很可能是小觑了他们，也过度简化了人性。他们转投安禄山，很可能也是寄托了自己的仕途野心。他们不仅怨恨李隆基和杨国忠，更想在安禄山这里重启他们失意的宦途。当然，他们也认为大燕朝才代表了未来。

早于陈希烈和张垍几个月，达奚珣就当上了安禄山的宰相。洛阳失守时，时任河南尹的达奚珣就被迫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称帝时，达奚珣就成了大燕朝的第一任宰相。安禄山甚至拿出了点儿不念旧恶的胸怀——达奚珣曾在安史之乱前夜揭穿过他的起兵布局。

这三位失节宰相加起来，可能都没王维的陷伪更有争议。

五十六岁的王维在长安被俘时，只是一个中层官员吏部给事中而已。可能是为了避免就任伪职，王维曾“服药取痢”，假装自己失声不能言。但王维委实是诗名过盛，隐隐有盛唐“诗坛第一人”的气象，安禄山专门派人将他接到洛阳，拘于普施寺，不知道是用了什么强力手段，总之还是逼迫王维落水做了大燕朝的官，继续做给事中。

安禄山酷爱歌舞，自己也是胡旋舞的高手。他将数百名长安乐工，以及乐器、舞衣，连同舞马、犀、象都运到了洛阳。在安禄山于凝碧池举行的一次大型酒宴上，当旧日唐宫音乐响起，梨园旧人唏嘘不已，相对泣下。有一名叫雷海青的乐工悲不自胜，摔碎乐器拒演，西向长安方向恸哭不已，以示不忘旧主。安禄山怒不可遏，令军士将雷海青绑在宫殿柱子上，肢解示众，闻者莫不伤痛。

拘禁中的王维也听说了这件事，有可能是好友裴迪探监时转述的。王维在悲愤中表明了心迹：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凝碧池》

仅过了一年多，当唐军光复洛阳后，王维作为陷伪“贰臣”，本要遭到远贬的重惩，但《凝碧池》中的故国之思却成为王维的减罪证据，让他逃过了此劫。不过，也有人怀疑，《凝碧池》一诗是王维和裴迪事后伪造出来的，为的就是过失节这一关。[1]

除了《凝碧池》以外，王维这次可以涉险过关，更靠的是弟弟王缙“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王缙曾出现在王维那首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中。当然，像王维这类位阶不高的文臣，在战乱中不过是随世浮沉，对安史政权也没什么“贡献”，与陈希烈和张垍这样的宰相级降臣又岂是一回事？[2]

王维被拘时，杜甫很可能也成了叛军的俘虏。潼关失守后，杜甫先是将家人安顿在鄜州（今陕西省延安市富县），然后只身去寻觅李亨的流亡朝廷，不料途中意外遭遇叛军，被俘押往长安。杜甫不仅官阶很低，而且此时的诗名远不能和王维相比，因此并不被叛军所重视，没有被押往洛阳，而是作为普通俘虏留在了长安，看管也说不上严格，可能算是半拘禁状态。[3]

杜甫在此期间拘于长安的证据之一是，他在长安写过一首思亲之诗：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月夜》

在长安，杜甫还碰见了一名刀口余生的李唐宗室，这个年轻贵胄在叛军的追捕中东躲西藏了一百余天。当然，这也不排除是杜甫在《哀王孙》一诗中的艺术虚构：“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三

盛世戛然而止于安禄山起兵那天：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

但对于长安这座城市和生长于斯的上百万居民而言，盛世完结于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他们的皇帝在这一天弃城而去。

长安在古代世界的最后华彩，也定格在这一天。这是汉高祖的长安，汉文帝的长安，隋文帝的长安，唐太宗的长安；文景之治的长安，开皇之治的长安，贞观之治的长安，以及，开元盛世的长安。

从弃长安这一天起，长安再也回不到世界之都的地位，也再不是任何一个盛世的主角。

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之前，长安是什么？

长安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唐帝国的都城，因为唐帝国是世界帝国，又成为世界之都；但长安又是一个时间概念，长安就是盛世，盛世就是长安，中国帝制时代的三大盛世有两个植根于长安。

盛唐的名字就叫长安。

盛唐的长安城，肇始于隋文帝时代。杨坚决定定都长安后，发现汉长安城屡经丧乱，残破日久，便“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这里“川原秀丽，卉物滋阜”。杨坚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主持营建，将新都命名为“大兴城”，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初具规模。

到了盛唐时代，这座已易名回“长安”的都城，已经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座城市，可能还创下了人类古代社会的城市规模之最。唐长安城占地约84平方公里，不仅超过了汉长安（36平方公里）、北魏洛阳（54平方公里）、明清北京（62平方公里），更是远远超越了古代西方大都会罗马（20平方公里）、君士坦丁堡（14平方公里）。[4]

长安人口则更有争议性一些，按照最通行的说法是百万人口，严耕望先生估计长安人口总数一百七十万至一百八十万，考虑到中古时代的城市容纳力，五十万到六十万的说法也自成逻辑。[5]无论长安有无百万人口，“长安城的非生产性人口非常多，是一座头大身子小、基础很不稳定的城市”。[6]这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其无法自足的城市特性，决定了孤立意义上的保卫长安从来就是凌虚蹈空，也暗示着即使在盛世，长安的脆弱性也是与生俱来的。

长安城由北及南，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居于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部，最早的太极宫称作“西内”，李世民在城外东北隅修建的大明宫被称作“东内”。李隆基即位后，又将自己位于东市东北角的藩王潜邸扩建为兴庆宫，紧贴东面的外郭城城墙，自开元十六年（728）正月起正式成为玄宗时代的大唐政治中心，号称“南内”。兴庆宫最有名的建筑是开元年间修建的花萼相辉楼与勤政务本楼，特别是花萼相辉楼，号称“天下第一名楼”。

在玄宗时代之前，唐代的东宫是一个真实的物理存在，位于太极宫的东部但又独立于太极宫，是皇太子政治特权的象征。但李隆基即位后改变旧制，令太子不居东宫，天宝年间的李亨居所实际上并非符合原来规格的独立建筑群，而是居于“乘舆所幸之别院”，也就是兴庆宫的一角。[7]太子的“去东宫化”，实质上就表明李亨在天宝朝逼仄局促的生存状态，而东宫的崛起与突围，则成为安史之乱后大唐政局丕变的一大主题。

长安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里坊制”。整座城市被纵横交错的街道划分为一百多个长方形的街区，称作“里坊”，被白居易形容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城中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是南北向的中央大街——朱雀大街，据说宽达一百五十五米，纵贯全城，当时也称天街，是全城的中轴线。

整个长安城共计一百零八坊：东西十二横街、南北九纵街将全城划分为一百三十个网格，宫城和皇城占据了中央北端的十六格，商业中心东市和西市各占了两格，那么只剩下了一百一十格，这就是初唐的一百一十个里坊。李隆基即位后，在开元年间用兴庆坊等两坊之地建兴庆宫，故长安在盛唐时代共剩余一百零八坊。长安一百零八坊，“实际犹如大城内的一百零八座小城”，官员贵戚宅邸、普通居民住宅、各宗教寺观、官府衙署、酒肆旅店，都分布在里坊之中，里坊就是长安的精华所在。[8]

长安的里坊被两三米高的夯土墙所环绕，数十万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并被禁止破坏坊墙。长安对坊的管理统一以鼓声为准，坊门定时开启和关闭，由保管钥匙的坊正负责。对此，李贺在诗中有传神的表达，“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早上五更二点自宫内“晓鼓”声起，坊门开启，鼓要敲到天亮为止；每晚鼓声敲响，坊门关闭，不许出入。全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大街上有金吾卫巡逻，坊门关闭后还在街上游荡的人被称作“犯夜者”，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更曾有宦官酒醉犯夜被当场杖毙。因此，长安每晚敲鼓后即空空荡荡，出现了“六街鼓绝尘埃息”的景象。[9]

盛唐时代的很多历史场景，都多少和这一百零八坊有些关系。李林甫住在紧邻皇城东南角的平康坊，这可能是长安最繁华的一个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这里还是长安烟花极盛之地，李白等盛唐诗人和科举士子流连于花街，与歌妓同销万古愁。

杨国忠住在北邻平康坊的宣阳坊，号称“栋宇之盛，两都莫比”。杨国忠宅紧挨着虢国夫人的宅子，两人昼夜往来，同进同出，道路为之掩目。每次随驾华清宫，杨家人总是先在杨国忠宅会合，出行时，杨氏五家人各穿一种颜色的衣服以相互区别，五家合队，灿若云锦。除了杨家，宣阳坊还住着曾有“军神”之誉的高仙芝，他在天宝十载（751）的怛罗斯之败后，黯然返回长安，安史之乱初期为李隆基再度起用，却被冤杀于潼关前线。

安禄山是杨国忠的邻居，他的宅子位于北接宣阳坊的亲仁坊。天宝十载，李隆基为笼络安禄山，出御库钱给他在亲仁坊修了一座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建成后号称“穷极华丽”“宛如天造”。宅子里的器物据说比宫廷御用品还要奢华，李隆基专门嘱咐办事的太监要出手大方：“胡人花钱的眼界高，别让安禄山笑话朕小气。”亲仁坊还曾是唐睿宗李旦的潜邸所在地，但最巧的是，安史之乱平定后，平叛最大功臣郭子仪的宅子也建在亲仁坊，大到“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这似乎构成了安禄山与郭子仪一去一来的历史隐喻。

西军名将哥舒翰住在长安城东南门延兴门内的新昌坊。安史之乱爆发后，在新昌坊养病的哥舒翰被李隆基紧急召见，走上了守潼关的不归路。在新昌坊和西南边的升平坊一带，有一片隆起的高地就是乐游原，这里是长安城内的制高点，为登高览胜最佳地。李商隐曾有诗“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中“古原”即乐游原；李白也曾有诗“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慈恩寺建在东南偏南的晋昌坊中，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与薛据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临诗——这可能是盛唐诗坛最瑰丽的群英会，也是天下鼎沸前的最后一次诗坛盛事。

盛唐的官绅勋戚除了在长安城内占有豪华的宅院以外，不少人还在城外近郊的风景秀丽处建有别墅，“别墅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沿樊川一线，其次在城东灞、浐两河附近以及蓝田附近的辋川也比较集中”[10]。樊川最著名之地是号称樊川八大寺之首的兴教寺，玄奘大师舍利塔栖灵于此；辋川绝佳处是作为中国文人精神圣地之一的王维别居，王维与至友裴迪在辋川山谷中写下了《辋川集》二十首。

没有人的别居比李隆基的更华丽。长安城以东约六十里处，是倚骊山、面渭水而建的华清宫（原名温泉宫）。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十四载（755），李隆基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到华清宫游幸，岁尽始还长安兴庆宫，王建有诗云“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温泉宫行》）。据说李隆基在位四十四年，行幸华清宫四十次左右。

李隆基与杨玉环定情于华清宫，正是在李杨恋的照映下，华清宫在天宝年间愈加成为大唐的第二政治中心，说是盛唐“冬宫”也不为过。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五日，李隆基正是在华清宫的温泉水中听闻了安禄山起兵的鼙鼓声。

长安的盛世，终结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李隆基的出长安日。

但若往前追溯，可能要一直回溯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那个叫张九龄的岭南人被罢相时。

这是一个经典的丘吉尔式情境：“这不是一个结束，这甚至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开始的结束。”

注释

[1]参见[美]宇文所安《盛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第一版，41页。

[2]参见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60页。

[3]参见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127页。

[4]参见王南《梦回唐朝》，新星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5页。

[5]参见严耕望《唐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版。

[6]参见[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石晓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248页。

[7]参见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30页。

[8]参见王南《梦回唐朝》，新星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15—16页。

[9]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收于《唐研究》第九卷，77页。

[10]参见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4月第一版，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