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

基于上述对各国家庭能源消费概况和特征的介绍，本节将进一步归纳总结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的梳理有助于加深对家庭能源消费及其行为的认识。通过文献梳理与总结，家庭能源消费及其行为主要受家庭收入、人口结构、科学技术、意识观念、外部环境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当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家庭收入对家庭能源消费产生了直接的正向影响（陆莹莹 等，2008；Hasan et al.，2017；Cong et al.，2022；de Abreu et al.，2021）。家庭收入与家庭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刘业炜（2019）通过研究家庭能源消费的时空差异特性，发现家庭收入水平是致使家庭能源消费在同一区域内部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面对家庭能源消费问题时，有关部门应将提高家庭收入放在首位，以为家庭能源消费提供资金保障。

家庭收入决定了家庭能源消费的水平和结构，而家庭人口结构、家庭成员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因素深刻影响了家庭能源消费形态。首先，人口老龄化与家庭规模缩小化对人均生活用能的增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秦翊 等，2013；沈可 等，2018）。随着社会人口结构加速向老龄化发展，代际差异的社会影响会逐渐显现，并影响家庭能源消费（Han et al.，2019）。代际差异是指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人之间的差异，又称代沟，不同的社会背景塑造了各代人不同的消费观，进而影响家庭能源消费。以意大利为例，经历了战争的一代人和“婴儿潮”一代有截然不同的能源消费观，前者更注重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后者则更注重能源质量（Bardazzi et al.，2017）。其次，家庭能源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居住在城市的女性的能源使用行为更为低碳与合理（孙岩 等，2013）；在农村地区，女性对于促进农户逐步减少对薪柴等污染能源的依赖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郑风田 等，2010）。Li等（2019）也发现，性别平等有助于家庭能源消费行为绿色低碳化。最后，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家庭能源消费决策的重要变量（Uhunamure et al.，2017）。Mills和Schleich（2012）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使用高能效设备；高学历与高收入、高知识储备挂钩，因此，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清洁的能源种类与高能效的能源设备。

除上述影响因素外，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推动了家庭能源消费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能降低家庭能源消费量，进而减少家庭碳排放量。Yu等（2021）研究发现，居住在绿色建筑可以减少73.675千克标准煤的制冷消耗和482.095千克的碳排放，因此采用高能效的先进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能降低家庭能源消费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综上可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能源效率得到提高，有效减少了能源消费量及碳排放量。

绿色环保意识是家庭绿色消费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家庭能源消费行为还受消费者意识的影响。2015年在阿里零售平台上，绿色消费者超过6 500万人，绿色消费者在意识上兼具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有助于缓解家庭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碳减排压力（王兆华 等，2022）。当绿色低碳意识得到普及，居民会主动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因此，倡导家庭主动使用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有效降低中国家庭能源消费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Liu et al.，2021）。但在培养居民绿色消费意识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城乡之间应实行差异化战略。与农村相比，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费强度对城市家庭部门碳排放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计志英 等，2016）。因此，有关部门要因时因地制定相关政策，以给予家庭能源消费科学引导，从而推动家庭能源消费转型。

在差异化的社会经济、外部环境基础上，再叠加国际局势的影响，不同地区家庭能源消费行为迥异。从长期来看，外部环境的影响增加了能源供需的不稳定性，Zhang等（2022）通过对中国极端温度与居民用电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平均温度超过32℃的天数每增加一天，电力消耗就会增加8.9%。从中期来看，疫情导致约67%的家庭改变了能源消费行为模式，家庭减少了能源消费支出，以保证现有收入能满足整体消费所需（李柳颍 等，2020）。但随着疫情政策的放开，也可能产生能源消费反弹。从短期来看，地缘政治加剧了能源供需失衡，能源价格高涨，且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使得能源供需矛盾更为凸显。

综上所述，在经济因素对家庭能源消费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社会因素由于其复杂性与差异性，也对家庭能源消费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从经济角度出发，家庭收入与家庭能源消费呈正相关关系；从社会角度出发，人口结构、科学技术、意识观念、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家庭能源消费施加了关键影响，进而形成了国家或地区特有的家庭能源消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