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口语文化和记忆能力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荷马与荷马史诗。一百多年来，卓有成效的研究者提出并试图回答“荷马问题”。这不是一个，而是一组问题，其中包括：荷马是一个人还是若干人？如果有一位名叫荷马的行吟诗人，他是不是盲人？他如何能够创作、记住并吟诵数万行的史诗？

荷马生活在公元前9至前8世纪，那时还没有希腊字母表，也就是没有书面文本。荷马去世两三百年后，即公元前700—前650年，荷马史诗才被写下来，以书面形式流传于后世。荷马那时的行吟诗人没有文字依傍，其中有些还是盲人。他们是什么天才，居然能够“编织”数万行的巨型史诗？即使编织出来，又怎么可能记住这么长的史诗？怎么能够几天几夜一口气唱完？既然那些吟诵的诗人不是“文人”，他们又如何能“编织”出韵律整齐、生动感人、结构完整、语言优美的史诗？他们依靠天然的诗才还是依靠“死记硬背”？

在中国，也有仍然活跃在今人的口头传统之中的远古史诗，一些在世的吟诵诗人仍然能够演唱它们。这三大史诗是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均在世界上最长史诗之列。《江格尔》长达十万行，《玛纳斯》二十余万行，《格萨尔王传》一百多万行，长度远远超过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今各地的史诗演唱人多半是文盲，如今活跃在我国几个少数民族中的史诗吟诵人多半也是文盲，但他们又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圣人”。

在古希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有三种人物拥有与其社会角色不同但有关系的特权：吟游诗人、占卜人和正义的国王。他们共有的特权便是掌握着“真理”（Veritas），一种凡人觉察不到的、深刻的神或宇宙的真理。他们因此也被视为不同凡俗的“圣人”。

在这三种人中，正义的国王依靠的是神授的权威，他的统治决定代表神意的裁判，国王的“旨意”具有近乎神谕的分量：它不容争辩地了断诉讼争端，使倒下的重新站立，让被破坏的得以重建。“旨意”以它正义的话语，在实在公正的事实中让所有人各得其所，各居其位。

与国王的“旨意”不同，诗人和占卜人拥有的则是“记忆”（Mnemosyne）的宗教力量。这种奇异的能力能直通上界，觉察看不见的事物，并说出“过去曾有，现在正有，未来将有的事”。这种天启本领使诗人或预言者能用一种对正义满怀崇敬的赞扬，叙述值得赞颂的功绩。要是没有他们这种吟唱的话语，那些功绩恐怕永远会隐藏在沉默和黑暗之中，甚至消失在诽谤和恶语之下。行吟诗人就这样为人类行为赋予光辉的记忆、生命的活力、存在的延续。

吟诵者的这种特异功能让人惊讶，弄不清楚诗人吟唱时是“神灵附体”还是“神经错乱”。荷马史诗被写定后便不再由盲人传唱，虽然在宗教庆典上被吟诵，但作为“行吟”的诗，却已经死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也正因为事实上已经不再有凭记忆“行吟”的荷马史诗，前面提到的“荷马问题”才成为千百年间难以求解的问题。但是，近百年来，似乎峰回路转，关于荷马史诗这些谜团的谜底逐渐被揭开。沃尔特·翁的名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对荷马史诗和口语文化如何传播有非常精彩的阐述。

荷马史诗不是用希腊人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用诗人之间的“行话”创造而成的，因此不能用日常语言的语义去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荷马史诗的语言是具有伊欧里斯方言（Aeolic）和伊奥尼亚方言（Ionic）的早期和晚期特征的混合体，十分奇特。这种语言不是多种新老文本的叠加，而是经过史诗作者在漫长岁月中的加工形成，他们保存了一整套习惯用语，根据音律的需要予以加工。这些都是口语的加工，而不是现代书面语言的效果；荷马对古希腊人的影响是口头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来自遥远的过去的声音，甚至是一个来自沉默的声音，伟大的声音不受任何与我们现在的世俗的联系的约束。荷马并没有描述英雄的世界；他就是英雄的世界。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说，他创造了他们的Kosm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可以指‘秩序’‘世界’‘美’和‘荣誉’。在《伊利亚特》中，当指挥官把他们的人安排到战场上时，就使用这个词。这些品质都是一个事物的不同层面。人们可能会联想到英雄的一切——高贵、直接、活力、规模、对真理的坚定不移、勇气、冒险性、连贯性——都是宇宙的一个方面，所有这些都是‘荷马’的意思”。[5]

如果荷马确有其人的话，那么他所歌唱的世界并不是他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他所歌唱的是一个更古老、更粗糙、有更多种元素的世界。这个时间上的差距使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那个暴力和陌生的远古世界，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那个相对宁静的希腊世界里成为回忆的内容，并通过希腊黑暗时代被保存下来，而形成书面形式（如果不是最终形式）则又是6个世纪以后的事了。荷马散发着好几个世纪的诗歌气息，他的智慧，他所讲述的故事及其神圣而神秘的存在，是后人回顾的产物，而不是即时的报告。他的诗歌体现一个漫长时代的气息，就像河床上圆润的玉石，是不知多少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河水冲刷的结果。

尽管确切的日期和持续时间还不确定，《伊利亚特》可能写于公元前750—前700年，而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奥德赛》写于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些作品的碎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建，并在许多地方被发现，从泥板到希腊埃及木乃伊的石棺。有研究显示，这些作品最古老的手稿大约写于900—1100年的中世纪时期。但即使在书写语言的荷马史诗里，史诗的语言也有自己的套路，不是普通人日常交流所用的语言，而是口语诗人们通过世代传授和相互学习形成的语言。

直到今天，像昆曲、苏州评弹以及其他地方戏曲里的特殊语言套路也有类似的特征，是一种很专门的语言。

既然荷马的两部史诗如此铺张地使用套语、如此广泛地使用“预制的构件”，它们又如何达到如此美妙的境界？

美国史诗学者，口头传统学科的奠基人米尔曼·帕利（Milman Parry，1902—1935）对此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认为，后世读者大多会贬低习惯用语、套路、预期中的修饰词，以为那些不过是没有原创性的陈词滥调。然而，对作品的原创要求是现代人才有的，而古代人没有。

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之所以依赖程式化的语言即人们所说的“陈词滥调”，是因为他们就是用这种话语来构建思维的。这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只是诗人，整个口语文化中所有知识人都是如此。在口语文化里，已经获得的知识必须要经常重述，否则就会被遗忘。固化的、套语式的思维模式是智慧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不过，到了柏拉图时代，情况为之一变。希腊人终于有效地内化文字，此时距他们的祖先于公元前720—前700年发明希腊字母表的时期已经过去好几百年。进入书面文字时代，储存知识有了新方式，记忆中的套语也就被书面文字的原创思维所代替。希腊人的脑子从大量的记忆中解放出来，去进行更加具有原创性的抽象思考。哲学思考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

在文字语言得到普遍运用之前，古人拥有远远优于我们今天人类的记忆力，出众的记忆力始终代表着出众的智慧。智慧是储存在智者头脑里的知识，任何时候都会在他们的教谕或与他人的交谈中自然流露出来，智者不需要借助技艺，一切都是了无痕迹，浑然天成。在智者那里，任何技艺都不仅不是对智慧的辅助或加强，而且是对智慧的贬低和削弱。

智者的智慧完好无缺地保存在他头脑的记忆里，任何辅助记忆的手段——文字记下的备忘录——都只能显示智慧的缺损。柏拉图的《斐德若篇》（Phaedrus）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埃及神明特泰（Theuth，主司数字、几何、文字和游戏）发明了书写技艺，他对国王赛穆斯（Thamus）说，应该让埃及人分享这一福祉，因为书写“会让埃及人更有智慧，并能增强他们的记忆力”。国王赛穆斯不以为然，他提醒特泰，对一项发明的价值，发明人本人不是最可靠的裁判。他说，一旦埃及人学会书写，“遗忘就会侵入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记忆训练必将到此为止，因为他们会过于依赖书面记录，不再依靠自身的记忆，而是依靠外部符号去想事情”。赛穆斯又说，书写的字词“不能替代记忆，顶多只是提醒记忆而已。你为自己的弟子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靠文字阅读获取知识“貌似知识渊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知”。他们的头脑将会“装满对智慧的自负狂妄，而不是装满智慧”。

苏格拉底讲述赛穆斯的故事，是因为他赞同赛穆斯的看法。他对斐德若说，只有“头脑简单之人”才会以为文字记录“胜过同样内容的见闻和记忆”。他认为，通过口头演说“铭记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永远胜过用笔写下的字词。

今天，人们早已不这么看待记忆力。美国传媒学者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一书里说，今天，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取决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书面文字是一种交流方式，网络文字或图像亦是。在一个纯粹口语化的文化里，智力常常与创造警句即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据说，所罗门知道三千条谚语。在一个印刷文字的社会里，有这样才能的人充其量被看作怪人，甚至是自大的讨厌鬼。在一个纯粹口语化的社会里，人们非常看重记忆力。由于没有书面文字，人的大脑就必须发挥“流动图书馆”的作用。忘记一些事该怎样说或怎样做，对于社会是一件危险的事，也是愚蠢的表现。但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高智商的标志。

今天，记忆能力与知识能力的关系是反过来得到验证的。例如，汉字是一种很难学习的语言，你得一个一个地记住每个汉字的写法和读音，和一千年以前相比，今天的学习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文盲不是不会说汉语，而是不会阅读或写汉语。现代教育基本上消除了文盲，那么是不是每个人对汉语文字都具备同样充分的记忆能力？一个人老年痴呆，往往是从忘字开始的。

古希腊时期，教育的终极目标与其说是获取知识，倒不如说是培养口才。即使在有文字记录以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文字“阅读”仍然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以使用口头文字为主。有身份地位的人会向别人口授信函，听别人诵读或说新鲜事。有意思的是，给主人大声朗读是奴隶或仆人的差事。阅读都是出声朗读，默读要到5世纪之后才渐渐推广开来。

绝大多数希腊人一生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触过阅读和写作，即便是间接的接触，也不曾有过，频繁接触阅读和写作的贵族一般都喜欢让别人做这样的事情。由于他们没有阅读的积极性，他们的阅读能力尚停留在初级水平。正如公元前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约前90—约前30）所言，居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每天都会接触阅读和写作，最终确已达到普及的程度，他们追求的只是阅读赋予的“崇高无上的感觉”。然而，读写普及只是在极少数人当中才能实现的，这些人居然大多是奴隶身份，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其近乎半文盲的贵族主子阅读。

用眼睛阅读，还要出声，是件很辛苦的事情，而听别人朗读要惬意得多。今天，音频节目的一种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能够用听来代替读，不用自己阅读也能获得一些知识。音频节目是互联网的产物，可以说互联网时代把我们又部分地带回口语时代。关于互联网口语化的特征，还有历史上发生的从出声朗读向默读的变化，我在《人文的互联网》一书里都有所讨论，这里就不细说。今天我们听音频，享受的简直就是古代贵族的待遇。但得小心，不要让自己的阅读能力因此而退化，得不偿失。

我们今天阅读荷马史诗，需要记住的是，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的不同文字文本都有一个形成史，而这个历史决定了读者今天可以看到的是怎样的荷马文字文本。英语读者所看到的那个荷马，会与中文读者所接触到的荷马有很大的不同。第一部印刷的希腊荷马书籍于1488年出现在佛罗伦萨，由一位雅典人德米特里乌斯·查康迪勒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出版，他来到意大利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教授希腊语。很快，其他副本在米兰、海德堡、莱比锡、巴黎和伦敦印刷。而在这些最早的印刷书背后，是漫长的手稿历史。许多中世纪的荷马手稿很晚才被迁移到欧洲的图书馆。在中世纪早期，荷马在欧洲无人阅读，因为欧洲人已经失去阅读希腊文的能力，即使伟大的14世纪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据说他拥有一本《伊利亚特》——曾经以崇敬的态度亲吻它，但他却无法理解它所说的任何一个词。他写道，荷马“对我来说是哑巴，我对它来说是聋子”。[6]那时候的意大利人不懂希腊语，他们习惯于保留《伊利亚特》的副本，并亲吻它们以获得好运。

把荷马神圣化和神秘化，似乎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罗马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eca Nazionale）里有一部9世纪的荷马生平，作者是匿名的，他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在一本名为《论诗人》的书中的话（这本书现在已经遗失了）：“亚里士多德说，伊奥斯岛（Ios）的人们记录了荷马是由一个精灵，一个与缪斯女神一起舞蹈的精灵所生。”[7]荷马的母亲，一个来自伊奥斯岛的女孩，与精灵怀孕了。就像耶稣和阿基里斯一样，荷马也是半人。他的肉体不是被注入单纯的神性，而是被注入诗歌的灵性。荷马是他的世界为诗歌所起的名字。希腊语中的“舞蹈”（synchoreuo）是音乐和动作的结合，从本质上讲，它是任何美丽的旋转运动，特别是星星的运动。因此在这个神秘的舞蹈中的意思也许是，荷马的诗是宇宙的音乐。

据说1世纪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46—125）在一部今天已经失传的书籍里写过，荷马的祖国不在地球上；他的祖先来自“伟大的天堂”（great heaven）。荷马“不是由凡人的母亲所生，而是由卡利奥普（Calliope）所生”。卡利奥普是史诗的缪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声音”，她是全能的众神之王宙斯和记忆女神姆尼莫西恩（Mnemosyne）的女儿。[8]今天我们听起来也许会觉得离奇，但古人这么认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第一句话都是把缪斯当作自己神圣的母亲，权威和力量的源泉，来呼唤即将开始的故事。要讲述这样辉煌的故事，凡人怎么能有神人那样的记忆能力呢？一直到今天，我们不是仍然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吗？也许我们也不应该只是把荷马当作远古时代的某个个人，而是不妨把他当作“诗歌”这个概念的化身，并把他的史诗看作很久以前人类一次集体创作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