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十多年前，我花了三年时间创作《恺撒：巨人的一生》。即便在今天，我仍然感到恺撒和他的一生非常精彩，而且和当年一样觉得很难评判他。他才华横溢，涉猎极广；他聪明机敏，精力充沛；他是一位文笔晓畅的作家，也是一位能够指挥和激励大军的将领；他能编纂法律，也能承担乏味但必需的日常行政工作。他的魅力的确罕见，既能用自己的言辞和风格赢得群众、军队的支持，也能引诱其他男人的妻子。如果你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恺撒，很难不感到些许自卑。你未必想做他做过的那些事情，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定希望像他那样拥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才干。

但恺撒也是那个渡过卢比孔河、打响内战的人，这场内战激荡着整个地中海世界，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自立为独裁官。他的这个头衔和其他荣誉，是元老院和人民投票决定的。但是因为他的军队占领着罗马城，所以他们别无选择。恺撒的行动在我们所谓的罗马共和国体制（国家领导人是每年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他们接受元老院的指导）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对罗马共和国（尤其是前1世纪）研究得越多，就越认识到它是多么腐朽无能。少数富裕的贵族豪门主宰着共和国，几乎所有高级行政长官和元老院的重要成员都出身于豪门。这样的权力垄断本身或许并不会让国家垮台，但这个小小的精英集团统治共和国的手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内部瓜分官职和荣誉，丝毫不会考虑得到这些官职和荣誉的人是否有才干。罗马人认识到当时存在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他们必须为罗马的无业人群寻找土地。但元老们互相嫉妒，不愿意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解决问题从而独揽功劳，于是没有人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压榨各行省。所有人都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因为那些应当对问题负责的人占据高位，所以很少有人挑战他们。西塞罗私下将在他之前担任奇里乞亚行省总督的人描述为“发疯的野兽”，但在公开场合对此人非常礼貌，并急于得到此人的好感，因为他是最重要的门阀贵族成员。

恺撒虽然借助武力夺取政权，但更为负责地行使了权力。他安排政府收购土地，将这些土地（或者政府已经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公民，帮助他们养家糊口。恺撒对各行省的治理比以前好得多，并且他努力阻止罗马总督们滥用职权。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平民一边。大多数人，无论是罗马公民还是外省居民，在恺撒统治下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宽泛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了好结果而使用坏手段？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杀害了恺撒，原以为人民会响应他们的自由呼声，然而只有极少数人支持他们。即便这极少数人，也几乎全都是富人、贵族和他们的亲密盟友，因为只有他们曾经享受过许多自由。

前49年，恺撒陷入困局，他的对手们只给了他两个选择——退出政坛或者反叛，因此主要是他的对手们让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根据罗马人的标准，他并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坏事，以至于要遭受这样的命运。恺撒为了个人荣誉和地位而战，因此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的敌人同样自私自利，因为他们仅仅为了逼迫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退出政坛，而不惜发动战争。加图憎恶恺撒，后来宁愿以特别残酷、恐怖的方式自杀，也不愿意承认独裁官有权饶恕他。布鲁图斯接受了恺撒的仁慈，后来却又改变了主意。后世元老们对由他们所在阶级主宰的共和国充满了怀旧之情，因此把加图和布鲁图斯这样的人吹捧成英雄，对他们的许多人格缺陷视而不见，也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加图和布鲁图斯在他们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没有取得任何建设性的成就。

我曾周游世界，宣讲本书。我惊讶地发现，很多国家的很多人仍然对恺撒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处于政治两极的人都喜欢他、仰慕他，并认为他的故事佐证了他们自己对现代世界的看法。在美国尤其是这样。美国人对古罗马的兴趣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创立者们更喜欢加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样的人，以及这些人（据说）代表的共和国美德。约瑟夫·艾迪生的剧作《加图》比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更强烈地激励了18世纪70年代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领导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低谷，乔治·华盛顿让人为饥肠辘辘、憔悴不堪的士兵们上演了《加图》。今天，喜欢恺撒的美国人更多，不管是把他看作反对贵族集团的英雄（尽管他自己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还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个高效的实干家。很多美国人都觉得，如果出现一个新“恺撒”，那么就能解决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尽管大家对美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奇怪的渴望，因为恺撒这样的人只有在混乱年代才能获得最高权力，而希望出现这种混乱局面的人肯定很少。

恺撒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或许，我们应当希冀一个更好的社会，在那里，拥有恺撒那般才华的人不需要动用武力就可以攀登高位，用他们的才干为民造福，并得到鼓舞和奖励（而不是被迫走上反叛的道路），并最终让位于新一代人才。我越来越坚信，恺撒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其他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他会继续在体制内活动。然而如果他留在体制内，还会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吗？我们又一次不得不面对目的与手段的问题。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