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值货币的源与流

如果接受中国古人认为货币由统治者制定，并视之为财政工具的理论，那么交子的出现表示宋代经济水平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甚至达到信用经济层次的说法恐怕就值得怀疑了。这当然不是说宋人发明交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交子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说我们需要从全新的角度，回归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交子的真正价值。比如宋人为什么选用纸张作为货币的材质，交子为什么能在四川流通，并被朝廷看重而升级成为国家财政工具？单纯强调宋代经济很发达，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不但没有消解交子的重要意义，还力图将相关思考拉升至新的高度。

1.货币名目论

将货币视为促进国家财政资源流通的工具后，货币的形制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再重要。他们只需要一个可作为核算工具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甚至可以是虚拟的、观念上的，金银、粮食、铜钱、纸币、布帛等各种材质的货币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是各种材质的货币在作为支付和结算的工具时，才有轻重、单位价值高低、是否便于分割等差异。许多人认为纸币比铜钱更先进，但在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观念里，纸币和铜钱没有什么差别。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8]宋代纸币多采用楮树的树皮作为原材料，纸币因而也被人称为楮币。反正都是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真差不了多少！皇帝们大多也持相似的看法：先秦诸子告诉我们，货币是由上古圣王制造和选择的，那还不是我想让钱值多少钱，我想让什么成为货币都不在话下吗？

用现代的话语讲，辛弃疾和皇帝们都是货币名目论的拥趸。他们认为货币只是国家或他本人规定的符号，材质并不是影响货币币值的决定性因素。受此影响，许多朝代的皇帝试图发行面额超过币材价值的虚值货币，交子当属其中的主要代表。

中国古代货币史有两条十分明显却相互矛盾的线索。

首先，铜钱的含铜量相当稳定，甚至不同朝代之间变化都不大。早期铜钱讲究重如其文，五铢、三铢、半两等既是重量单位，又是货币单位。无独有偶，镑、里拉、马克等外国货币单位也与重量单位渊源很深。唐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彻底改变了重如其文的原则，以“开元通宝”钱取而代之。此后，铜钱几乎不再带有重量单位，带有年号的通宝钱逐渐成为主流。影视剧中常见的熙宁通宝（宋代）、万历通宝（明代）、乾隆通宝（清代）等都属于年号钱。年号钱的一大特色是，开元通宝之后的绝大多数年号钱都采用极为近似的配方，含铜量十分接近，而且币值基本上也在铸币所用铜材的价格上下轻微浮动。正因如此，铜钱被视作实值货币。历代铜钱大多可以跨朝代流通，比如宋人可能使用唐代的开元通宝做交易，明朝人认为本朝货币铸造质量不佳从而追捧宋钱，元朝流出海外的铜钱几乎都是宋钱。放眼整个世界，类似的现象并不多见。

其次，作为实值货币的铜钱似乎难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许多朝代甚至屡次尝试发行虚值货币，实践货币名目论的做法屡见不鲜。看似稳定的铜钱发行和流通，一定存在着自身无法消解的“痛点”，虚值货币每时每刻都在撩拨君主的欲望。

2.代表性的虚值货币

要成功发行虚值货币就要给予它充足的信用。这倒不是说虚值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因为信用货币在货币金融学中是一个专属名词，含有信用的货币不一定算得上信用货币。我们不妨换一个说法，人们必须基于信任（信用关系）才能正常使用虚值货币。由国家发行的虚值货币，依赖何种信任或信用关系？答案自不必说，是国家通过某种形式的信用关系，使货币使用者足以对虚值货币的流通性、币值的稳定性等基本素质产生足够的信任。当然，不能排除虚值货币发行后，民间自律地形成某些货币信用与流通机制，从而在国家政策之外保障虚值货币顺利流通，但最初推动这种货币流通的力有且仅有国家提供。

理论家们整理出一些国家保障虚值货币流通的直接手段，比如强权、法律、足够的准备金、彰显权威的徽记铭文；还有一些间接的要素，比如强盛的国力、强大的政府、良好的国家财政状况、言而有信的政令。中国历代王朝的虚值货币都是交子的“前辈”，可以说，作为虚值货币的交子拥有漫长的历史渊源。

（1）称量还是计数：西汉早期的铜钱

西汉王朝前期，国家只允许具有相同钱文的铜钱流通，并以此为基础维持通过计算铜钱数量衡量商品价值的交换体制。虽然汉廷颁布了所谓的铢钱标准，但由于朝廷罕见地向民间开放铸钱的权利，民间铸造者或受利益驱动，或受技术所限，铸得铜钱的质量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市面上因而流通着看似钱文相同、形制近似，而币材质量、重量、工艺水准不尽相同的铜钱。夸张者，名为半两，实则重不到一铢。如山东章丘曾出土一块用于铸钱的石范。据考古工作者测量，使用这块石范铸造的铜钱直径仅为0.6厘米，一次可铸钱324枚。这些钱如同榆荚一般，仿佛不经意间就会被风吹走，难怪当时的人把这种又轻又小的铜钱称为“荚钱”。[9]

在国家视角下，铜钱只是计数的名目货币，因此通过政令维持名义币值稳定即可；可是民众在实际交易中却大受铜钱质量不一的困扰，他们不承认国家的意志，转而根据铜钱的轻重确定币值，实际上把铜钱作为铜料来称量使用。[10]

用最朴素的思想就能理解西汉民众的顾虑：明明含铜量不一样的两枚钱，怎么就会币值相同呢？我收下轻钱，会不会亏损？我支出轻钱，别人是否愿意接收？《汉书》记载了当时民众按称量方式用钱的结果，“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11]。各个郡县流通的钱大都不同，如果买家使用轻钱，则需要多支付铜钱；如果买家使用重钱，则卖家需要降价或多给商品。朝廷按货币名目论颁布的技术标准在民间不能很好地执行，纵使官吏如何“急于星火”地催促呵斥，也没有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在官方与民间两种用钱方式的角力下，钱法进一步走向混乱的深渊。

《汉书》的记载得到了考古成果的支持。1975年上半年，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西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的天平衡杆，其上刻有“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等铭文。[12]此时的民众开展日常交易，怕是在钱货两清之前少不了用称钱衡称量铜钱重量的环节。

胳膊拗不过大腿，将铜钱名目化的计数方式破产后，西汉朝廷不得不向民意妥协，采用重如其文的方式使铜钱的面额等于其重量。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行了若干次货币改革，目的便是稳定钱法，将计数和称量的用钱方式合二为一。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将各郡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专令上林三官铸造五铢钱。至此，统一的全国币制终于建立起来，而官府放任民间铸造虚值货币的做法最终宣告落幕。

（2）异想天开：汉武帝的皮币与白金币

汉武帝是一位有大抱负、大才能的君主，在位期间击败了北方强敌匈奴，扩大了西汉的疆域版图。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组织对匈奴长期而大型的作战，耗费了西汉王朝大量财力物力，国家财政支出达到了惊人的数额。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与公卿商议铸造虚值货币以求破局。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听从张汤的建议，推出了材质新颖的虚值货币皮币和白金币。皮币采用禁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白金币以银锡合金制作而成。选择这些物品作为币材的主要原因是禁苑多白鹿，少府多银锡，正好加以利用。皮币一尺见方，周边用紫色条纹做装饰，每张值40万钱。虽说白鹿皮确实是稀罕物，可值40万钱实在是大大地注水。当时的大司农颜异立即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王侯朝贺用的苍璧才值钱数千，而一张小小的鹿皮竟然价值40万钱，岂不是本末倒置？汉武帝对颜异的说法很不满意，自此心生嫌隙。而皮币的始作俑者张汤与颜异不和，在此事后竟设局以“腹诽”的罪名处死了颜异。[13]

根据上述历史记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和许多学者认为皮币的币材价值与面额差距过大，加上它的形制十分接近纸币，故称皮币为中国纸币的滥觞。[14]不过，专家们也指出皮币的用途远不及交子等真正的纸币，仅用于王侯朝觐、聘享等礼仪性活动，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货币。有学者认为，皮币的发行——回笼路径是：先按40万钱的价格出售给王侯，等他们觐见皇帝时，再以献礼的形式返还给皇帝。这样看来，若不是要用于礼仪性活动，汉武帝甚至都不必选用白鹿皮，打张白条也不是不行。皮币只是王公贵族在使用，而不涉及平民百姓。就算宗室家的奴仆持皮币到民间市场购物，宣称一张皮币值40万钱，又会有几个人听他说话呢？

白金币的来头比皮币更大，有司宣称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凑齐了天、地、人三要素。白金币因此要分为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形，以龙作为纹饰，名曰“白选”，值钱三千；第二等轻一些，方形，以马作为纹饰，值钱五百；第三等再轻一些，椭圆形，以龟作为纹饰，值钱三百。[15]白金币的规格如此之高，恐怕汉武帝本人是真心地想要把它视为等级高于铜钱的货币长久地流通下去。可事与愿违，白金币虚高的币值应该不小，从而引发了民间的盗铸狂潮。另一方面，即便是货真价实的白金币在民间也不怎么受待见，老百姓根本不把它看作高等级的新货币。朝廷下令让民间禁止盗铸，同时好好地流通白金币，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汉武帝花费心思设计的白金币最终仅流通了一年多就废止了。[16]

（3）基本操作：历代铸行的大铜钱

创造新的虚值货币终究是麻烦的。选择什么材质，做成什么样子，设置多大面额，在何种范围内流通……都是让统治者和决策集团头疼的问题。

制作虚值货币最简单的办法恐怕还是提高铜钱的面额。制作工艺几乎无须改动，顶多稍稍增加一些原料，增大一点尺寸，变更几个铭文就可以凭空增加币值。

用现代学者的说法，凭空增加的币值叫作铸币税。历史上存在两种铸币税，一种铸币税指民众拿着白银或黄金到官方指定的铸币厂，要求把金属原料铸造成货币时，官方和铸币厂收取的手续费。第二种则是指货币铸造成本低于其面值而产生的差额。在西欧历史上，统治者在想要收取第二种铸币税时，通常采用减少原料的方式，将足值货币变成不足值货币。统治者有时会广而告之，这是对自己的统治力和国力有十足信心的体现；更多的时候则秘而不宣，欺骗民众和商人。统治者底气不足，正好与国家虚弱的财力相对应。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则选择了相反的办法：在币材不变或略作增加的前提下提高铜钱面额，少者三五文，多者三五百文。因此，中国的皇帝似乎比西欧的君主要更加“光明磊落”些。

光明磊落地铸造大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钱从古至今都是最要紧的东西之一，皇帝的光明磊落在许多人眼里就是公开掠夺。事实上，中国古代铸行大铜钱的时期，普遍也是国家财政较为空虚或较为混乱的时期。比如王莽当政时，先后发行“大钱五十”“契刀五百”乃至值千钱的“大布”等数种大钱，可没有一种是能够长期流通的。王莽不但发行这些花样频出的大钱，还禁止民间原本通用的五铢钱流通。一时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17]。历史这个顽皮的家伙很喜欢与人开玩笑，那些令时人在大街上哭泣的王莽大钱，竟因罕见而成为当代收藏家的香饽饽。能以合适的价格购得王莽大钱者，无不喜笑颜开。

几乎历代都发行过或试图发行大钱，直到晚清咸丰年间，皇帝和大臣们依然试图用铸行大钱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危机。但是民众也不会坐以待毙，任凭人君摆布，历代的大铜钱或在短暂流通后变成历史的尘埃，或无法按照官府设定的虚值面额流通。比如宋徽宗时期，蔡京曾主持铸造当十大钱，即一枚当十钱可作为十枚普通铜钱使用，而一枚当十钱的币材仅与三枚普通铜钱差不多。蔡京的如意算盘是铸造一枚当十钱，就能获得七文毛利。然而事与愿违，民众对于当十钱的接受程度非常低，明明就值三文钱，凭什么官府一声令下就能值十文？官府权威惹不起，与官府打交道时得按官家的规矩来；但市面上谁要按十文接受当十钱，恐怕真的会被别人当作谈资笑料。

除了大家明摆着知道官府铸造大钱是在糊弄人，造成大钱流通不畅的另一个原因是盗铸。这不义之财皇上能赚，我为何不能赚？铸造铜钱对于中国古代民间手艺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正如我在前文说过的，西汉初年朝廷向民间开放铸钱，说明许多民众有能力完成铸钱的整套流程。一旦朝廷发行大钱，民间立刻蜂拥而上，将普通铜钱熔化后铸造成大铜钱的样式。铸造者或私铸钱的购买者再大摇大摆地跑到市场上，要求商贩必须按朝廷政令接收大铜钱，否则便报官。这种行为严重影响货币秩序，一来普通铜钱越来越少，或被熔化，或被人储存起来暂时不用；二来私铸大钱越来越多，远超市面需求，形成通货膨胀。最终，宋廷不得不认清现实，向强大的民间力量低头，宣布当十钱按三文流通。蔡京铸造大钱引起的喧嚣方才告一段落。

历史证明，以铜钱为基础制作虚值货币这条路行不通。理由也很简单：太假了，很难说服老百姓。不过历代铸造大钱的历史也说明，虚值货币一直让皇帝们心痒痒。

（4）破布也值钱：北魏民间的布帛货币

东汉以后，布帛的产量提高并逐渐稳定。传统中国典型的“男耕女织”式的生产方式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固定下来的。而货币流通领域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混乱局面。铜钱的铸造量开始走低，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裁剪铜钱（如沿边将铜钱的外围裁剪一圈，或从铜钱内部裁剪使得中央的方孔扩大）以获得铜材，再私铸牟利。三国两晋南北朝长年的战乱，林立的割据政权，又使得各政权或不发行钱币，或将钱币作为攫取民间财富、支撑国家财政和奢侈消费的工具。民众面对混乱的钱法，苦不堪言又无能为力。总体来看，流通中优质货币数量是不足的。铜钱无法满足交换需求给了布帛晋升为货币的契机，从此时至唐宋之际，布帛长期作为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铜钱并行。

与铜钱一致，布帛成为货币需要满足国家规定的形制。只是布帛长期以来作为纳税品进入国家财政体系，早已受到形制约束，各政权没有必要再为布帛进入流通领域而重新制定规则。国家通常规定一匹绢的尺幅和纺织密度。这就让国家财政中的绝大多数布帛是完整的、优质的，方便赋税征收、财政开支和流通。如果某户缴纳的赋税太少，以至于达不到最低程度的布帛形制要求，官方甚至令其改纳原料，或安排几户一起纳税。[18]

布帛作为货币与铜钱、粮食、海贝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或者说劣势，即布帛的不可分割性。这倒不是指古代布帛坚硬如磐石，没有物理上分割的可能性，而是说布帛在切割后的单位价值，要小于一块完整布帛的单位价值。

这样说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我们不妨根据一匹=四丈=四十尺的标准公式加以说明。虽说尺幅上一匹=四丈，但四张一丈布的价值要小于完整的一匹布；同理，十张一尺布的价值也要小于完整的一丈布。因此，布帛切割得越小，其单位价值就越趋近于零。将一匹布切割成一千万块布条后，这一大堆布条几乎不再值钱了。与布帛不同，一粒米与一石米的单位价值、一颗海贝与一箩筐海贝的单位价值都是相同而均匀的。

成匹的布帛不是我们介绍的重点。在符合官定标准的布帛之外，北魏河北地区的民间市场曾经于延昌二年（513年）前后流行过用小块劣质布帛制作而成的货币：

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19]

根据这段来自《魏书》的记载，当时河北地区的民众苦于铜钱不足，不得不改用布帛作为货币。“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无不说明割截后的布帛单位价值极小，而当地人却用这些小布块作为通济有无的货币。如果说符合官定的布帛是实值货币，那么流行于河北地区的小布块便是虚值货币。

北魏前后或同时期的其他政权中也曾出现割截布帛作为流通货币的现象。如西晋“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20]，河西地区割裂布帛流通。又如东晋“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21]。所谓“耗弃于割截之用”，自然是指被民众割裂后用于流通的小尺幅布帛。

熟知中国古代货币史的朋友可能清楚，不说历朝历代，大多数朝代都曾出现与割截后的布帛类似的地域性自发货币。与官定货币背靠国家信用这棵大树不同，地域性自发货币则是纯粹以民间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产物。在缺乏合适的货币时，人们总是会运用智慧创造新货币来缓解燃眉之急。因地域性信用灌注其中，这些新货币通常是虚值货币，无须使用足值币材制作。假如某地拥有足够制作实值货币的币材，当地人又何须创造新货币呢？而依赖地域性信用的另一面，则是这些新货币几乎不可能走出出生地，除非地域性信用也随着货币的流通走出本地、奔向外地，或得到了外力的支撑。

还需要关注的是，割截布帛作为货币的地域通常不太发达。不发达，意味着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不够多（特别是外来商人少）就无法提供充足的货币。可以说越不发达的地区，越缺乏货币。而货币缺乏到了无法支持日常交易的程度时，当地人就不得不自发地创造货币。

反过来，如果某个地区特别发达，经济活动次数特别频繁、数额特别巨大，以至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种类不足以支撑经济活动顺利开展时，当地人也可能自发创造货币。

两种情况在宋代都发生过。南宋绍兴末期，徽州知州洪适向户部写札子，请求减少当地赋税中铜钱的比例。他给出的理由是该州位于崇山峻岭之间，贫穷落后，本地几乎没有特别富裕的人家。富商大贾也不会来到此地经商，因此市面上流通的铜钱数量很少。本地人只能创造出一种名为“会子”的票据，[22]作为货币使用。[23]不论洪适的讲法是不是帮本地求情的托词，总之他认为徽州民众创造会子的根本原因是不发达。至于富裕地区创造新货币的代表，正是四川交子。

（5）交子的源头：唐代飞钱

唐代飞钱可能是名声最大的虚值票据。一般来说，学者们认为飞钱更加接近汇票，离货币还有些许距离。理由主要是飞钱既不是价值尺度，又不是交易媒介，还基本不用于财政收支。而说飞钱是交子的源头，不仅现代人这么说，古人也这么看。元朝人修《宋史·食货志》时，介绍宋代交子、会子等纸币的第一句话便是“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24]。元人也发行了中统钞、至元钞等纸币，做出飞钱乃交子源头的论断想必是有的放矢。此后，每朝人修前朝正史时都会把纸币的源头追溯到飞钱，用的句式都差不太多。《元史·食货志》说“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初仿唐、宋、金之法，有行用钞”[25]；《明史·食货志》也照方抓药，写道：“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26]经过历代反复书写，唐代飞钱乃交子源头甚至是纸币源头的说法可谓入脑入心矣。

现代人理解飞钱与交子的关系，可能多少受到古人叙述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从学理上展开思考。交子与飞钱没有“血缘”上的继承关系，即交子不是直接从飞钱演变过来的，因此人们主要考虑二者在性质方面的近似之处。直系亲属做不成，还可以做远亲嘛。

先来看唐代飞钱到底是什么票据。

唐代中后期，社会上逐渐感觉铜钱不够用了，各地出现了禁止铜钱出境的事。不论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还是节度使掌管的地域，为了把铜钱留在境内从而保持物价稳定，保证正常的财政与商业活动开展，都想尽了办法。禁止铜钱出境最大的受害者自然是商人。原本铜钱就不好携带，好不容易能带点钱出门到各地经商，现在各地却各自为政，把铜钱扣留下来不让带出去。钱的流动性愈加下降，商贸活动越来越难做。

商贸活动开展不下去，各地官府也很不好过。本地官府当然希望自己手里可支配的铜钱多多的，能流通的区域大大的，可一出门就是别人家官府，自己管不着。于是商人和本地官府一拍即合，想出了用飞钱汇兑的办法。

当时各道官府在京师大都有名叫进奏院的办事机构，十分类似于今日各地的驻京办。商人们在京师卖出货物后，可以选择把现金交给他家乡的进奏院。进奏院收款后发行一张票据，一分为二，一半交给商人，另一半送回本道的有关机构。商人返回后，找官府核验票据通过后就能领到相应数额的现金。这种票据就被人形象地称为飞钱。确实，原本相隔两地、毫无关系的现金，竟因一张票据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商人无须运输就能在异地得钱，好似钱从天空中飞越过来找到自己的主人一般。更让人惊叹的是，飞钱在不直接违反各地禁令的情况下让商人和官府都能获利，可谓双赢之举。

唐廷听说飞钱这种奇怪的新事物之后，第一反应竟是禁止。结果京师商贸活动变得困难，铜钱运出外地引起京师缺钱、物价大跌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唐廷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后来有商人持飞钱到地方兑换现金遭到刁难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地方官府不守信义的行为。

现在飞钱与交子等纸币的相似之处或许呼之欲出了。飞钱的核心功能是在钱币和票据分离的情况下，实现异地支付。后代的各色纸币大多在形式上是钱币的代表，运行机制也与飞钱的机制有很多相似之处。而纸币运作越成功、越发达，钱币汇兑的成分便越少，纸币的独立性则越高。

从中国古代各种虚值货币的发展历程和性质特色来看，交子之形成无疑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从西汉至晚清，从官方到民间，古代中国人常常以各种方式创造虚值货币。创造的目的，或是满足国家财政需求，不惜通过铸币税的形式抢夺民间财富；或是弥补地域内货币不足和不适用的缺憾，实现货币金融领域内的创新。

诚然，上述虚值货币展现了历代人力求创新的精神，可没有任何一种能够长期稳定地流通。我们在史书中反复看到各朝代铸造大钱的记载，见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出现民间汇兑的记载，这不正说明上述虚值货币和票据都没能真正经受历史考验吗？在众多虚值货币中，以交子为代表的宋代纸币则与众不同。交子在北宋出现后，几乎流通至南宋灭亡；南宋朝廷发行的东南会子也直到蒙古人用中统钞收兑才失去生命。交子等宋代纸币的运行机制，定当有过人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