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宁波评话的发展历程

从曲艺发展史来看，评话是从上古人民大众讲故事和说笑话的口头文学形式发展而来的(宁波评话艺人张少策称评话为“高级故事”)，因此宁波评话的确切源头无从考证，但据有限的史料和评话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宁波评话应该起源于清中后叶，特别是在宁波“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宁波城市的快速形成与发展，人口的集聚，市民阶层规模的扩展，宁波评话在民国时期出现了繁荣。这一时期，市民进茶坊听评话成为社会时尚。但随着社会时局的动荡，日寇的侵略，战争的摧残，评话演出生态遭到破坏，宁波评话艺人生活维艰，难以糊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重新把艺人组织起来，并对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宁波评话获得了平稳发展，但随着“文革”的到来，所有曲艺活动，包括评话演出全部停止，张少策等老艺人被批斗、被禁止演出。“文革”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宁波评话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城乡传播扩大，一些老艺人归队，还出现了一批新的评话艺人。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电视、电子游戏、舞厅等新的娱乐方式，给宁波评话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书场生意萧条，纷纷关门歇业，艺人只能另谋出路，宁波评话进入了沉寂期。进入21世纪，非遗保护工作开启，宁波评话被列入省市级非遗保护名录，各级部门开始对宁波评话进行抢救性保护，宁波评话又一次迎来了曙光。

（一）清中后叶至民国前：宁波评话的形成及成熟

宁波评话属于江南一带的说书艺术。据学者考证，“说书”历史源远流长，在汉代就有了关于“说书”表演的文字记载，发展到南宋，出现了很多的表演流派，明末清初出现了大说书家柳敬亭，把说书艺术推向了高峰，并逐渐形成南方评话、北方评书两大分支。

宁波评话起源于何时？在宁波民间，有人说它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因武王的三弟伯恬经常给他的母亲讲述书文，所以现在艺人们也叫他为“伯恬祖师”；又有人说孔子讲诗书时，弟子子路在街头巷尾用说书传道。但这些只是传说，不足信。据《宁波曲艺志》,“相传宁波评话在宋元时期已很活跃”，但此说并无实证。宁波评话所留下的地方文献记载非常缺乏，目前可以追溯的相关文字记录最早只见于道光年间：清道光年间，城区有评话艺人演唱的茶楼数十处。但并未提到具体的艺人名字。清道光以前宁波评话记载的阙如，可以归因于评话的草根化生存状态，它是民间艺术，不太为士大夫所喜好，所以被称为“雕虫小技”,“无足称道”，难以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

一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和繁荣，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一书认为：明代中后期市镇中的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兴起，使得城市人口激增，也就出现了所谓的市民阶层，这就为评话的诞生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宁波的城镇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还较为偏僻的奉化县，在宋宝庆年间，有记录的“市”有4个，而到了清乾隆时期，奉化县的“市”的数量增加到了23个，而经济发展较好的鄞县、慈溪，到清中叶，增加的“市”的数量更多，仅在康熙年间，慈溪县新增的“市”就有15个。城镇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从唐至明的千年时间里，宁波人口的增长较为缓慢，甚至还因倭寇侵扰等原因，出现了人口的下降，但从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100余年间，宁波的人口就从30多万户骤增至56.18万户，达到230多万人口。

道光年间茶楼书场的出现，表明宁波评话的发展已较为成熟，评话演出已由露天转向固定书场。1844年宁波开埠后，有不少外国人来到宁波，打通了宁波与西方的贸易渠道，催生了宁波的近代商业。尤其是1850年，外国人在江北岸圈定了大片土地作为其居留地，形成了以江厦街为主体，东接灵桥区块、北连新拓江北的近代商业区。19世纪60年代后，江北岸已非常繁华，“外国商船自东海溯甬江而上频频靠岸，洋货一批又一批地登上市场；租界区域在江北岸开辟起来了”。“在太平天国的革命尚处在高涨时期，浙东一带的富商巨室，纷纷迁入江北岸租界避居。一时洋场风气大盛，酒馆遍街，洋行林立。”随着商贸的繁盛、人口的激增，市民对休闲娱乐的需求也随之大增，特别是在官方不能控制、商业相对自由发展的租界地区，在鳞次栉比的洋行、商号之间，穿插着各种休闲娱乐商家，如茶楼书场、戏院等。在1927年宁波设市前，江北岸是当时宁波城市的经济中心，宁波主要的娱乐场所几乎全部集中在江北岸。

评话艺人素有“跑码头”的习俗，尤其在评话艺术繁荣的地区，这种“跑码头”的现象更为普遍。如苏州、扬州等区域的评话艺人众多。以扬州评话为例，在同治、光绪时期，当时单说《三国》《水浒》两部书的艺人就有近100人，本地市场竞争激烈，所以，有很多艺人就去外地“跑码头”维持生计。“随着对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商业形成了一度的繁荣。上海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不少内地的说书艺人，都赶到上海来献艺。”宁波作为与上海同一批的“五口通商”口岸，加之宁波水路、陆路交通都非常方便，这一时期有不少上海、杭州等地的说书先生来到宁波外滩等地“跑码头”。

宁波城市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流入。据《宁波人口史》记载，严信厚于1887年在宁波北门创办通久源纱厂，1905年创办和丰纱厂，招收的数千名工人，主要来自宁波各县及邻近地区。1911年，宁波城区的成年人口有65万，其中居住在今江东、江北、海曙三区的将近一半，达29万人。这些人口主要由工人、手工业者、摊贩和农户、渔户、船户等组成，其中工商人员已占成年人口的40%。由此可见，晚清宁波的人口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给宁波评话的发展带来了庞大的观众群。

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17岁的张霭林——张氏评话的第一代传人，于1897年从鄞县宝幢来到宁波最繁华的江北岸谋生。从小能说会道的他在外滩一带卖水果，经常去茶楼推销水果，正是在那里打开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扇窗户。当时，有一位来自杭州的谭姓先生在那里说书，很有可能说的就是《水浒》，张霭林聪明伶俐，听得多了，慢慢听出了门道。后来，在他的恳请之下，谭先生收他为徒。张霭林从此走上了说书的道路。正因如此，张氏评话吸收了杭州评话的特点。张少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说评话是要唱的，当时挂出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演唱”，既有表演，又有演唱，其中的唱腔中加入了四明南词赋调等宁波地方曲种唱腔，但重点还是京剧说白，演绎出来以中州韵为主。到了张少策这里，他起先说评话也是要唱的，直到1955年才慢慢把“唱”去掉了。据《杭州评话研究》一书介绍，“以前杭州评话中的赋，特别是从评词转过来的艺人，都是唱赋的，大约在民国初年以后，逐渐转为念赋”。也就是说，早先的杭州评话描写人物和服饰、动植物、景物，渲染环境气氛、交战对阵等，往往以唱代说，这也印证了宁波评话与杭州评话的渊源。

（二）民国时期：宁波评话的繁荣

民国时期宁波评话的主要受众是劳工，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居民，他们通过优秀的评话作品，不仅愉悦了身心，还能学习做人的道理，获得知识和技能。民国时期的宁波曲艺承袭了清代的传统曲种，主要有四明南词、四明宣卷、宁波走书、宁波评话等。其中，四明南词、走书、评话为民国时期宁波曲艺的三种主要形式。评话能够在民国时期得到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

民国时期，宁波人口的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到1947年，宁波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仅占6岁以上年龄人口的27%。随着宁波商业的发展，宁波市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手工业、建筑业及服务业，如打铁的、制冰的、背米挑担的、泥水工、木工等。据《三江口巨变——宁波城市建设纪实》记载：1910年到全面抗战前夕，宁波营造业也曾一度有过辉煌。当时甬城旧城拆除，建设了江厦新街区，同时也兴办了一些民族工业，建设了一批工厂，建筑业十分繁忙，有大小营造、作坊主（包商包工头）四五十家，四乡八村涌入甬城的闲散的泥瓦匠、木工有万人之多。除了这些传统的劳工群体，新的劳工群体在这一时期也明显兴起，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大型的纺纱、榨油、电力等工厂快速发展，如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立丰面粉厂、正大火柴公司、厚丰染织厂等，这些应用现代化机械设备的工厂招收了大量的产业工人。民国时期，宁波的劳工总数达到20万人，其中男工占了80%。1928年，男工平均日工资0.6元；1930年，平均月收入为18~24元，折合成日工资约为0.8元。1932年，面粉业的普通工人每日工资0.7元，纺织业工人每日工资0.8元。按照当时的影院或戏院的票价来看，这些工人的日工资只能买1~2张戏票，而书场的票价相较戏票来说要便宜得多。当时宁波书场的票价已无资料可查，参考同时期的苏州书场票价，民国初期至20世纪20年代初，每根书筹（即书票）为40文，20年代中后期为60~100文，20世纪30年代至1937年为120文。根据1914年2月颁发的《国币条例》,1元等于10角，1角等于30铜板，1铜板等于10文，则1928年宁波男工平均日工资相当于1800文。所以，上影院和戏院对这些劳工来说是奢侈的娱乐，而茶馆书场的书票价格收入占比则微不足道，还能免费喝茶，性价比很高，对他们的吸引力自然很大。由此，这批劳工群体成为宁波评话庞大的观众来源。

民国时期宁波评话的繁荣，也吸引了省内评话艺人的相互交流。据张少策回忆，曾有一位绍兴的评话艺人吴黄孝敬佩他爷爷的书艺，拜在他爷爷门下。吴黄孝则又收章志华为徒。章志华后来成为绍兴评话大家，他对《水浒》书目也很擅长，演讲的《武松天齐庙卖拳》一回，声情并茂，颇有张家《水浒》的风采。

这一时期，余姚的茶楼书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据《姚江戏曲》记载，清末民初，姚城著名的茶楼有和鸣桥之望江楼，江南东街之得意楼，牌轩下之昌福茶店，桐江桥之四时春、稻香村茶楼等。这些茶楼以邀请艺人表演来招揽茶客，其中就有评话艺人的表演。

这一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激剧变革和内忧外患之中，评话一度成为唤醒民众革命斗志的载体，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在鄞县县长陈宝麟就任的10年间(1929—1939)，宁波评话艺人得到了主流社会的尊重。这一时期关于宁波评话的大事件主要有举办改良说书公演会、筹备说书艺人训练班、开展宁波说书艺人调查等。

1．举办改良说书公演会

民国时期，宁波市立民众教育馆有专人负责说书业务。1927年7月，析鄞县城区设宁波市。1929年10月，由通俗演讲所、图书馆和公共体育场合并组建宁波市立民众教育馆，以郡庙为馆址；1930年8月，该馆迁至中山公园公余同乐社。1931年1月，宁波市撤销，所辖区域复归鄞县。1931年2月，宁波市立民众教育馆改名为鄞县县立中山民众教育馆，有职员7人，陈仁旋为馆长，设总务部、城市教育部、乡村教育部、辅导部，其中，城市教育部下设康乐教育，设立民众茶园、改良说书等业务。当时，除了中山民众教育馆外，鄞县还有西林民众教育馆、古林民众教育馆、韩林民众教育馆、河东镇民众教育馆等，承担基层民众社会教育工作。

改良说书是由当时的宁波市立民众教育馆设立的一项工作，引导说书艺人将讲说内容与时政结合，为团结抗战服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开始。鄞县县长陈宝麟发起成立鄞县战时文化事业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鄞县文化推进会）。陈宝麟系河北东光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任教于广东中山大学，非常善于用人，受到很多评话艺人的推崇。张霭林、王云鹏、张芝芳、宋斌书、钱正镐等评话艺人率先参加了鄞县文化推进会，张霭林被推选为副会长。因当时说书人所讲的内容不能为团结抗战服务，民众教育馆指导员汪起凤专门编著《左宝贵平壤喋血录》《安重根刺伊藤》《清洪战史》《黄花岗》《妖烟战史》等反映保家卫国、民族气节的刊物分给说书人，召集指导训练后于馆内外公演，又将文化、教育、卫生等各种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宣传刊物让说书人进行改编演说。

1932年12月16—18日，第一次改良说书公演会在民众教育馆民众茶园举行，从上午9时开始至中午12时，连演3天。《时事公报》于1932年12月10日第3版刊登“改良说书会”预告。公演会的题材为《左宝贵平壤喋血录》。此书目反映了1894年清军将领左宝贵和平壤守城将士一起奋力抵抗日军的故事，由当时社会上著名的说书人轮流主讲。预告的具体内容：

鄞县县立中山民众教育馆，近发起举行改良说书公演会，现正积极筹备编定说书材料，并聘定说书人员，定期举行。昨特分函本埠各机关云，径启者，敝馆为提倡说书之改良，并鼓励说书人增进说书技术□见，特发起举行改良说书公演会，业由敝馆聘定本埠说书名手闻才章、王云鹏、凌云鹤等，定十二月十六、十七、十八三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在敝馆民众乐园，逐日轮流讲演《左宝贵平壤喋血录》（是项材料系由弊馆供给），届时请贵机关诸先生莅临指教为荷，又兹馆为使是项说书听众普遍□见，届时欢迎各界民众往听云。

第一天的主讲者为王品生、王云鹏、凌（林）云鹤，演讲清廷开放通商口岸至提辕会议；第二天由陆忠炜、童庆棠、张蔼（霭）林主讲，由母妻勉忠起至动员赴敌止；第三天由林云鹤、闻才章、张霭林讲北城抗战、金州乞援、血战抗日、孤连坚守等各段，到场听众逾千人，本城说书人也全体到场，相互观摩，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大盛事。

改良说书公演会在此后持续开展，如1933年11月10—12日，鄞县民教馆在中山民众乐园举行了改良说书二次演讲，书目为《安重根演义》,共分前、中、后三部，每场听众达数百人。

第一天先由闻才章从朝鲜乱党起事，洪启勋（薰）领兵督剿讲起，至安泰勋起义募饷止；接着由王云鹏从义兵三反乱党，讲至安民避祸往信川结束；再接着，张阿林（即张霭林）从安泰勋训勉安重根为救国前往中国，结识义士，讲至安重根远游，安泰勋忧国病故。因资料缺失，第二天所讲人员和内容不详。第三天是童庆棠从安重根告别母亲起，讲至十二志士联盟止；接着，王云鹏讲救国军攻庆兴会宁二郡，被围血战，同志伤残流离；再接着，张阿林从志士在江村隐藏，并乔装探查伊藤行迹起讲，到禹德淳半途行刺被获，直至安重根独立解决伊藤性命。报纸称张阿林“节节关键紧凑，语语气魄沉雄，刺藤一节，尤惊四座”。

中山民教馆分馆西郊民教馆在1933年11月13—14日举行了改良说书活动，书目为《清洪战史》，由郁祥凤、张芝芳、王品生主讲。当时报纸评论郁祥凤“讲至向荣设计处，词句警辟，情节均能曲折形容”，张芝芳“讲及攻金田起至杀尽家眷及战情之紧张，绘声绘影，几令听众下泪”，王品生“讲擒张刺钱，悲喜表情，宛如目视”。

1947年1月《说书人王云鹏等呈请豁免捐税》请示件显示，改良说书活动一直持续到1941年宁波沦陷，民众教育馆馆舍被毁，汪起凤赴上海避难而终止，说书人或散避后方，或留甬，各谋生计。呈文内容：

呈为说书职业骥时社教通俗演讲非同娱乐呈请贵馆文请鄞县政府转咨征税当局免征捐费以示体恤事，为说书人王云鹏等向以失业无依，藉以糊口，于前中山民众教育馆成立之后，前县长陈宝麟先生委教育馆举办说书人员文化宣传通俗演讲改进事业，曾由馆长陈仁旋先生指导，汪起凤先生召集说书人开会训示，令各填履历经验，列表存案，嗣由汪起凤先生编著《左宝贵战平壤》《安重根刺伊藤》《清洪战史》《黄花岗》等刊物分给说书人，召集指导训练，俾练习后，于馆内外公演讲数次，又将文化教育卫生等各种有利于社会宣传刊物，令说书人通俗演讲，至于说书人原所讲各书材料多不潮流者固多，向由民教馆纠正补充内容材料，以期统正，历有年所。迨宁波沦陷后，馆舍被毁，文物荡然，陈先生仁旋系早一年辞去，汪先生起凤避敌赴申，说书人或散避后方，或留甬，各谋生计。现国土重光，稍稍集合，以口舌谋生活，而征税当局恐因审察未详，目为说书为娱乐，就应纳税。查说书人无资金排场，又无乐器以娱听众，仅以口舌通俗演讲而寓勤勉，所得甚微，力不能负担捐税。今苦求谅，实为私愿，为此历陈前因现况，呈为贵馆长鉴核俯赐准予文请。

呈文中提到的《左宝贵战平壤》和《安重根刺伊藤》均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当时中国正值日寇侵略，全民掀起了抗战热潮，“说书”（宁波评话）这一艺术形式因通俗易懂，群众基础好，在当时的抗日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宝贵战平壤》反映的是中日平壤之战中，左宝贵血染疆场、叶志超贪生怕死的一段故事。

《安重根刺伊藤》取材于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枪杀了日本枢密院议长、日本首任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这一事件。伊藤博文是令韩国丧失主权的《乙巳保护条约》的始作俑者。安重根枪杀伊藤博文，宣示了被欺辱民族捍卫民族尊严的决死信念。安重根殉国后，孙中山为之题词：“功盖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弱国罪人强国相，纵然易地亦藤侯。”

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编写了《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的乐亭影剧本，把这段历史事件通过皮影戏详细、浅明、生动有力地介绍给故乡人民，使乡亲们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当时的鄞县民众教育馆选择这一材料交由说书艺人讲演，意义重大。

2．筹备说书艺人训练班

为改进旧有说书，增强抗战宣传力量，鄞县文化推进会于1938年11月开始，积极筹备说书艺人训练班。11月7日，举办了说书艺人谈话会，党政代表及说书人员共60余人参加，会议由叶谦谅主席说明缘起及意义，由各代表交换意见，对说词内容及训练事宜进行了讨论。

1938年11月25日，鄞县文化推进会在《宁波商报》发布说书艺人训练班通告，要求鄞县各乡说书人前去受训。通告规定，凡鄞县境内以说书为业，无论是在公共场所内，或者在家庭堂会演出的，未受相当训练者，都需报名受训。受训学员需事先填写表格，随带脱帽两寸半相片三张。

说书艺人训练班为期1个月，于1938年12月1日开始上课，每日上午8点至11点上课，每周日休息，不得无故迟到或早退，如满7次，予以除名。此训练班不收学费，学习资料由鄞县文化推进会提供，受训地点在中山公园桂芳巷28号光华小学内。12月1日，举行了开训式，出席人员有陈宝麟等来宾50余人及受训学员96人。

在当时的鄞县文化推进会主席叶谦谅讲了开训意义后，徐专员（具体名字不详）向全体说书人提出了三点要求：一要提倡尚武精神，多讲英雄故事；二要改良社会恶习惯；三要铲除贪污。开训仪式后正式开课，课程安排为：领袖功绩2节，国际形势2节，精神讲话4节，自然3节，中国史地6节，战时常识12节，游艺法规2节，党义6节，说书改良法12节，新生活运动2节，战时重要法令4节，救亡及改良歌曲10节，等等，总计90节课。训练期满需参加考试，合格后发给营业证书，说书人凭营业证书登记营业。

3．开展宁波说书艺人调查

1946年，宁波警察局发布297号令，当年1月，组织下辖的第一至第六分局进行了说书艺人调查；当年4月，又发布421号令，调查辖区内说书场所。民国期间的宁波警察局下辖6个分局和1个西郊警察所，主要负责宁波城区警务，乡间警务由鄞县警察局管辖，6个分局的管辖区域，东面与镇海县、鄞县交界，北面与慈溪县交界，西面、南面与鄞县交界，此两次调查仅限当时的宁波警察局下辖6个分局范围，即鄞县城区，不包括目前宁波的其他区域，尚有很多说书艺人没有列入调查范围。

除第一分局所辖区域无说书场外，第二分局至第六分局于1月至5月开展了两次调查。1946年1月开展的说书艺人调查，共有姓名、年龄、籍贯、说书地点、住址等5项。

据第二至第六分局于1946年1月开展的调查可知，当时宁波城厢正在进行评话演出的茶楼有13家，共有10位评话艺人在进行演出。由于这些艺人并非固定在一个区域演出，他们在各个分局都进行了注册登记（不一定用同一个名字），所以同一个艺人可能出现在了多个分局的登记表上，重复最多的张厚书(另有艺名张阿策、张阿册)在第二、三、四、五分局都进行了登记。具体见表1-1。

1946年4—5月的说书场所调查在前次调查的5项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说书材料、说书时间两项。这次调查主要针对书场，当时有15位艺人在15家茶楼进行演出，详见表1-2。

根据这两次调查，当时宁波市区说书艺人演唱的有名气的茶楼有近20家。位于海曙区的有8家，分别是：西郊路4号的集贤楼茶坊，西郊路7号集全楼茶坊，苍水街110号德兴茶园（德胜茶楼），中山西路431号七胜茶园，县学街城隍庙，大梁街17号鸿园茶楼，大梁街115号茶楼（名称不详），偃月街1号茶楼（名称不详）。位于江东区（现归鄞州）的有7家，分别是：双井巷的一笑楼茶坊，小戴巷鲍贤记茶坊，小戴巷1号鲍顺记茶楼，演武街口得意楼茶馆，演武街16号高升楼茶馆，百丈路323号福景轩茶楼，江东巷5号同华轩茶馆。位于江北区的有4家，分别是：车站路52号福荣轩茶楼，桃渡路66号兰江茶楼，桃渡路161号一枝春茶楼，中马路228号同华轩茶楼。

宁波评话艺人以能在宁波城厢的书场演出为荣，只有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的艺人，才有资格在城区说书。民国时期活动在宁波城区比较有名的说书艺人有说《包公》的朱昇海，说《大宋红袍》的周定兴，说《岳传》的周耕余、沈鹤亭，说《隋唐》的周汉鸿，说《水浒》的张阿册，说《三国》的何志文，说《乾坤印》的王云鹏，说《平阳传》的童庆棠、宋斌书，说《薛刚反唐》的楼世杰，说唐朝等书的史久堂、陈赓堂，另有朱明清、罗一民、陈荣裳等。

除了宁波城区，民国时期还有大量分布在城区周边集镇的茶楼，如余姚通济桥的得意楼、桐江桥的维乐园，可以推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波的评话演出比较兴旺。

（三）1949—1966年：宁波评话的城乡传播

1949年至“文革”前，宁波评话等曲艺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余姚为例，20世纪60年代，余姚曲艺非常繁荣，1961年余姚在阳明西路建造砖木结构的姚江书场，可容纳听客200余人，评话也在此演出，同年，陆埠、临山、马渚、梁弄均开设150人座位的书场。其他区县（市）也大致如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宁波评话在内的大众娱乐逐步受到全面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到60年代初，曲艺等娱乐业，无论是书场还是艺人，全面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据《希批准改造合伙经营的红宝书场为地方国营书场》，红宝书场建立于1954年，原为合伙经营性质，由三个工作人员共同投资经营，为了实现对私营文化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从1958年开始，经宁波市人民委员会同意，把它改造为地方国营书场，工作人员领取固定工资，归宁波市剧场总管理处管理。个体说书艺人归入协会或曲艺团队进行管理。

这个时期，评话听众还是以劳工为主。张少策回忆，“来的书客一般都有帮头的，刻字帮、木匠帮……那时合作了，都成立集体了，所以同行的人带人一起来，三市是竹器帮，专门搭竹架子的，来一帮六七人”。

当文艺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评话艺人走上了集体化改造的道路，个体演出不被允许，艺人必须以团或队的名义才能进行营业性演出，在这一背景之下，宁波各区县（市）均相继成立了曲艺协会、曲艺团或曲艺队，如奉化人民评弹团、余姚曲艺团（队）、慈溪曲艺队、宁波市曲艺工作者协会、宁波市曲艺评弹队、宁波市曲艺团等。张少策进了宁波市曲艺团，陈玉凤进了余姚曲艺团（队），有了事业单位的编制，有了编制就有了保障，退休了也有收入；而作为个体户，尽管收入可以拿大头，但意味着要承担市场风险。尽管固定的工资收入可以使生活得到长久的保障，但对“身怀绝技”的艺人来说，进团前后的收入差距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张少策的收入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张少策说：“进曲艺团之前，阿拉收入相当高，譬如肉，四角二分一斤的时候，书场听一回书是二两肉的价钱，听书和喝茶，一角。阿拉和茶坊四六开，我拿六。例如今天八十人，我拿四元八。阿拉重点还是靠夜场，日场不好。（一天）差不多近十元。曲艺团成立以后收入差劲了。”

政治运动对宁波评话等曲艺活动的演出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宁波评话开始积极配合政治运动，编写各种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艺人纷纷编写现代书目，各曲艺组织也通过举办现代书目会书的方式助推这一运动。如1958年4月13日，宁波地方曲艺界专场演出反映先进工人朱德能事迹的文武书等。

当时政府管理部门认为，传统书中要么有侮辱劳动人民的成分，要么有宣扬封建道德与迷信的成分，要求艺人对传统书目中的这部分内容进行“消毒”。于是，艺人纷纷改写传统书目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比如，张少策针对传下来的《水浒》文本，删除了武大郎被杀后向武松“托梦”告知潘金莲毒杀他的情节，虚构了武大郎邻居“李二”这个人物，让他无意间目睹了武大郎被杀，由他告诉武松这一情节，增加了书情的合理性。又比如《武松杀庆》这一回，在张少策的爷爷和父亲的评书中，西门庆的功夫比武松好，但武松之所以能杀西门庆，是因为武大郎显灵了：当时西门庆的刀要下来了，这时候武大郎面前站好了，七孔流血的模样，西门庆一看就发呆了，一不留神就被武松杀了。张少策把它改成：西门庆蹿上来，刀要劈武松的时候，武松一个陆地行舟，两手一搭，人笔直的，用脚后跟踢在西门庆肩膀上，西门庆防不着啊，在狮子桥朝天要掉下去时，武松把匕首拿出来朝他的喉咙里又一刀，就这样杀了西门庆。

后来，这种修改也无法过关，传统书一律被禁演，政府管理部门要求艺人讲新书，艺人开始编写新书进行演出。1965年1月28日开始，宁波唯一的国营书场——红宝书场改名为宁波书场，改名后的演出书目与前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区别，从前期的传统书目演唱变为现代革命题材书目演唱。这期间，宁波曲艺书场的主要演出书目有《南海长城》《苦菜花》《李双双》《江姐》《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红灯记》《永不消逝的电波》《51号兵站》《羊城暗哨》《芦荡火种》等。

在这一背景之下，宁波曲艺界获准上台的曲艺演员较少，据《宁波市文化处关于要求调整市区曲艺书场布局的意见》，当时市曲协能正式上台演唱的人员只有13档。为响应这一时期提出的文艺界“上山下乡，为农民群众服务”的号召，市曲协全年有一半的演出场次在农村，无法满足市区9个曲艺书场的演出需求。为此，1964年9月，宁波市文化处向市人委提出将9个曲艺书场调整到6个，保留红旗、一笑楼、天封、孝闻、红宝、红二书场，原来的郡庙、慎记、公园3个书场改为经营平茶业务，不再演唱曲艺。此决定自1964年10月起正式实施。为了扭转本地演员不足的现状，开始大量引进外地的曲艺演员来宁波演出，这中间就有不少外地的评话演员。

（四）1967—1990年：宁波评话的停滞及恢复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文革”拉开了序幕。“文革”从学校开始，迅速全面铺开，并把重点放在学校、剧团和某些文化单位，宁波文艺界受到了很大冲击。据陈玉凤回忆，1967年以后，曲艺完全不能演了。从宁波书场（即红宝书场）在《宁波大众》上的演出广告来看，宁波书场自1967年底后，就不再有曲艺演出，与陈玉凤的回忆基本吻合。

这一时期，文艺界普遍清理阶级队伍，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对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进行迫害、批斗。据当时的一篇报道，“文革”初期，曲艺团组建了四个战斗队，“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后来，为消除派性斗争，四个战斗队组成曲艺团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稍微有点名气的艺人，如甬剧团徐秋霞、越剧团毛佩卿、曲艺界张少策都被强制进行体力劳动，劳动回来再接受红卫兵批斗。张少策回忆批斗场景时说：“我和徐秋霞、毛佩卿三人站在台上，我当中，她们两个站左右。”随着“文革”不断升级，张少策等人被打成“反革命”，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平反。根据红宝书场在当地报纸刊登的演出广告，从1968年开始，红宝书场的演出广告彻底消失。1969年11月，宁波市曲艺团被撤销，大批文艺工作者被下放工厂当工人，或被当作社会闲散劳动力处理。各地曲艺团也纷纷解散。

“文革”结束后，各地纷纷恢复成立曲艺团（队），这反映了群众对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1977年11月18日，宁波市革委会发布《关于重新建立宁波市曲艺队的通知》，批准重新建立宁波市曲艺队，为集体所有制单位，定员25名。1978年3月，宁波市曲艺队改称宁波市曲艺团。张少策、朱桂英等老艺人重新回到曲艺团，又从学校吸收了一批学员，共有团员30人。1979年5月，宁波市曲艺团正式恢复演出。1979年5月至1981年10月，市曲艺团一共演出2854场，观众规模50.2万人次，收入5万多元。

1978年，余姚重建余姚曲艺队。1980年，余姚曲艺队从慈溪调来评话演员陈玉凤，增设评话曲种。据陈玉凤回忆，她从1981年开始重新说评话，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都是评话演出的黄金期，但余姚地区说评话的人不多，除她之外，还有住在朗霞的符洪源。

奉化于1978年恢复建立曲艺协会，据《奉化市志》记载，当时奉化境内有市工人文化宫、海沿、莼湖、松岙乡横街等专业书场多所。当地不少民间评话艺人加入协会，如张鸣山、汪田康、陈玉生等。这些评话演员大都出身农村，自幼喜爱听书，耳濡目染中开始学说评话。他们起初在田间地头说给村民听，后又通过拜师学艺，不断提高自己的说书水平。能否进入正规书场演出是检验说书水平的标准，如张鸣山、汪田康等，都先后到宁波城区的书场演出，水平差一点的，就在农村演出。

1979年，慈溪对民间艺人进行重新登记、考核，分别成立了县曲艺队和春光曲艺组，有讲故事特长的杨绍其和洪国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触评话演出的。

海曙曲艺队于1980年成立，演唱曲种有宁波走书、评话和宁波滩簧。当时有不少的民间艺人都通过交管理费的方式获得挂靠资格。曾加入过海曙曲艺队的宁波走书艺人邱波回忆，张少策等艺人在宁波市曲艺团解散后都在海曙曲艺队挂过名。

这些曲艺团（队）除了宁波市曲艺团等有少数的正式编制外，其他都属民办，没有事业编制，但这一时期，由于评话演出市场还比较红火，一些有资格获得正式编制的艺人选择了挂靠曲艺团（队）而不要编制。如余姚评话艺人符洪源回忆，当时余姚曲艺团让他进团，拥有事业编制的条件是演出收入跟团里三七分成，他个人拿30%，团里拿70%。他因家里负担比较重，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高一点的收入，经过争取后，团里同意他以挂靠的形式进行演出活动，收回他的编制。据原宁波市曲艺团成员李伯涛回忆，当时宁波农村周边地区，如象山、慈溪、鄞县、宁海，还是有一定市场的，观众大部分是老年人，传统书目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比较受他们欢迎。80年代初，书场还很多，不仅在海曙，江北的白沙路、庄桥、裘市、慈城都有书场。

20世纪80年代，宁波市很多文化站也纷纷在自己的演出阵地开辟书场，一时间兴起了书场热。据统计，1979—1989年宁波市共有演出评话、走书的书场62家，其中海曙12家，江北6家，江东3家，镇海2家，鄞州12家，余姚13家，慈溪5家，奉化6家，象山2家，宁海1家。

从1980年开始，红宝书场在《宁波报》上重新刊登演出广告，恢复了正常演出。从1980年6月到12月，共演出书目18部，基本恢复到了“文革”前的演出状态。而且随着传统书目的解禁，已中断了15年的传统书目重新迎来了春天，1980年的18部书全都是传统书目，可见市场对传统书目的饥渴程度。

“文革”结束后，百姓对文化消费充满渴望，那时的文化娱乐方式还不多，百姓的主要娱乐就是打牌、看戏、听书，听书的人尤其多。据陈玉凤回忆，20世纪80年代，万元户已经很了不起了，但那时，她一年的演出收入就接近万元。

符洪源回忆，那时候书场很大，可以容纳很多听众，有时就放在大会堂，一场听众就达500人，底下是黑压压一片。有一天晚上，他去说书，下面都坐满了，他的女儿只能坐在后台听书。符洪源至今还保存着几张1982—1986年的书场演出拆账单。

1982年1月1—17日，符洪源在舟山演出评话《碧血剑》（日场）和《白袍》（夜场），日夜场的票价均为0.15元一张，日场平均73人一场，夜场平均60人一场，余姚曲艺队共收入207.48元，场方收入111.72元，团方与场方拆账比例为6.5∶3.5，团方拿大头。

1985年2月4—16日，符洪源在台州演出评话《南宋奇侠》，平均每场观众115人，团方与书场拆账比例为6∶4，票价仍然是0.15元一张，余姚曲艺团收入为134.82元，书场收入为89.88元。

1986年4月，符洪源演出评话《华山奇侠》，票价0.2元，平均每场观众104人，团方与场方拆账比例仍是6.5∶3.5。

进入80年代中后期，各种新颖的文化产品进入流通领域。1984年，宁波市群众艺术馆开办了市内第一家营业性舞厅，标志着禁绝多年的歌舞厅竞相开放。1988年2月，文化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了“文化市场”这一概念。这一时期，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开始红火，对传统评话市场的冲击开始显现。80年代中后期后，红宝书场等专业书场因业务开始走下坡路，纷纷探索多种经营的道路。如红宝书场迫于生存压力，从1984年开始，在兼顾书场演出的同时，推出录像电视放映业务。1988年，经过重新装修的红宝书场建成多功能娱乐场所，有餐厅、音乐茶座、录像放映厅、歌舞厅等，同时承接商品展览会、服装展示等业务。与此同时，很多艺人的业务也不断受到冲击，演出场次减少，面临着歇业、转行的困境。

（五）20世纪90年代至今：宁波评话的沉寂及抢救

进入90年代，宁波文化市场不断繁荣，较大规模的歌舞厅和综合性娱乐场所纷纷涌现。1991—1996年，全市歌舞厅总量达到774家，经营门类增多，有卡拉OK厅213家，书报刊零售店1003家，音像制品零售店346家，音像出租店511家，录像放映厅333家，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1111家。宁波文化市场的繁荣对宁波评话的演出市场造成了巨大冲击，直接表现在宁波评话演出书场急剧减少，当时城区仅存“红旗”“公园”“平桥”“惠政”“月岛”等12家书场。但不久后，这几个书场基本上也风流云散。1992年，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家贤在“1991年度书场工作先进工作者”公布文件(浙文艺〔1992〕12号)中批示：全省书场只剩10家，要想方设法保住，有条件还要增加一些。

书场的减少，使本就人数不多的宁波本地评话艺人更难生存，绝大多数宁波评话艺人歇业、转行。奉化评话艺人张鸣山回忆，由于人们娱乐生活的多样化，奉化民间艺人的评话生涯基本止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张鸣山从1979年开始讲评话，讲了10余年。20世纪90年代后，书场渐渐不景气，听评话的人也越来越少。1992年，张鸣山的一位好友请他去村里说书，25元一场，但当天台下只有10多个听众，经打听，原来以前那些听书人都打牌九、搓麻将去了。他觉得靠朋友的面子继续讲下去没什么意思，从此就不再说书了。这可以算是他的最后一场评话演出。余姚评话艺人符洪源回忆，20世纪80年代，他一年中只有夏天最热的时候才在家里休息几天，其他时间都在外地演出；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在家里休息的时间越来越多；到2000年以后，他就很少出去演出了。为了维持生活，他就靠在舟山说书期间结识的渔民老听众，做起了水产批发生意。

随着宁波大多数曲艺人离开书场另谋出路，曲艺界尤其是宁波评话，开始呈现青黄不接、传承中断的局面。这一现象并非宁波所独有，曾经辉煌百余年的苏州评话，其演员数量也在逐年减少。20世纪50年代，苏州评话演员有212人，1984年还有154人，但到2007年，常年在一线演出长篇评话的演员仅剩12人。而2007年宁波市已经无评话艺人常年演出了。

根据宁波市目前唯一的国营书场——民乐剧场2005—2019年这15年的演出数据[详见附录（二）]，民乐剧场在15年中，共演出曲艺4750场，年均近317场，其中评话演出1722场，占总场次的36%(见表1-3)。

其中，2005年全年均为宁波地方曲艺演出，评话有2档艺人，分别是张少策的《宁波王瑞伯续集》、陈玉凤的《金台三打少林寺》。2006年的4档评话艺人中，除了张少策的《五代残唐》、陈玉凤的《周侗传》，其余2档均为外地评话艺人。2007—2015年的近10年间，在民乐剧场的评话营业性演出中，已没有宁波本地的评话艺人，直到2016年5月31日张少策重新登台表演评话片段后，宁波本地评话艺人演出才重新开始。随后的3年，民乐剧场每年都安排1档宁波评话演出，每档9~15天不等，分别是闻海平的《大红袍》、陈玉凤的《三怪四杰闹京都》和张小琴的《蒋宋王朝》，但除了陈玉凤外，另两位艺人都是走书艺人，平时以演出走书为主，偶尔客串评话。其余均是来自江苏和上海的评话艺人，据民乐剧场的负责人介绍，宁波已经很难找到能说长篇的评话艺人了。民乐剧场老职工钟维平说，民乐剧场2005年开辟成书场时，业务定位是演出地方曲艺，但一年后发现，宁波本地的曲艺人才太少，如果坚持以地方曲艺为主，请来的艺人就这么几位，听众就会留不住，“所以要引进苏州评弹（苏州弹词和苏州评话的合称）……苏州评弹演员多，2006年7月16日，苏州评弹正式引进过来”，目前的民乐剧场以演苏州评弹为主。钟维平说，“现在评话还安排得比较多，有一批农村来的（听众），评话听得懂，也喜欢听……排好的档次的评话”。从2005—2019年民乐剧场评话演出的场次来看，评话仍有市场，但本地艺人难寻。2017年，笔者曾在鄞州梅墟影剧院书场的评话演出现场，见到从慈溪观城前来听书的方阿姨，她来回需7小时，每天早上8点从家里出发，下午3点听完书回去；另一位从镇海骆驼街道前来听书的94岁老人，从家里到梅墟影剧院要转三四趟车，在听书期间，也是每天风雨无阻。可见这批老书迷对评话的喜爱程度。

为了抢救宁波评话等地方曲艺，宁波市文化管理部门推出了各种保护措施。政府扶持是目前宁波评话存活的主要途径。评话保护的关键还是要有市场，有固定的演出空间，让艺人有地方可以表演、观众有地方可以观看，但由于目前宁波的评话演出市场极度萎缩，完全靠市场行为已经无法生存。据2020年的调查，宁波地区还在运营的6家书场全部都有政府的资金补助。扶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资金扶持和市场运营相结合，如民乐剧场、北仑的开心书场等；另一种是全部由政府出资，如灵岩书场、咸祥镇咸六村非遗曲艺书场等。

除了政府资金扶持书场以外，文化管理部门还通过搭建地方曲艺活动载体，让宁波评话等地方曲艺有更多的展示空间。如奉化于1989年开始的“评话进学校”活动，组织4名说书艺人进入137所中小学校，向学生演讲新故事。还多次开展地方曲艺大会串，如2005年3月18—20日，在民乐剧场举办宁波市地方曲艺大会串，张少策等老艺人纷纷登台。消息传开后，听客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有一些老听书迷转好几班车，从北仑、鄞州、镇海等地赶来。曲艺大会串一连演了3天，一时轰动甬城。

为宣传宁波地方曲艺，2017年5月开始，宁波启动全市曲艺保护系列活动。第一，在全市开展宁波曲艺“三进”活动[进校园、进社区（企业）、进农村文化礼堂]。据统计，全市每年开展曲艺“三进”演出近40场，观众近17000人。第二，积极组织参加上级部门的曲艺传承发展活动。如创作《好人阿斌哥》等宁波评话作品参加各种赛事，选送宁波评话《武松卖拳》参加“浙江新人”专场演出等。第三，为了总结、传承张少策先生的评话艺术，还多次举办座谈和专场演出活动。

利用现代录音录像手段，把张少策先生的评话绝技完整、高质、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是传统曲艺抢救性记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宁波市文化部门于2017年组建了“宁波评话抢救性记录小组”，对宁波评话进行了抢救性记录，主办方专门在活动现场为张少策搭建了摄影棚，从2017年3月30日起，历时7个月，在记录小组的努力和张少策的配合下，完成了张少策家传评话大书《水浒》中的《宋江》《石秀》《武松》的录制。主办方还通过与张少策的访谈，将宁波评话的历史、张少策的家史及从艺史，以及1949年前后宁波曲艺艺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生存状况、行业规则等方面的情况，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完整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