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拥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以期为海洋经济未来发展提供现实实践依据，指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

（1）海洋经济发展的效益研究

对于海洋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如何增加海洋经济产值，还要通过宏观视角研究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效益。围绕海洋经济的社会效益，Andrés M等（2019）认为，必须将社会效益中的公平与环境问题同时放在发展蓝色海洋经济优先考虑位置[11]。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如何优化海洋经济效益是进一步研究深化的主要方向。Juan C、M.Dolores、Manuel M.（2013）根据欧洲地区的标准统计分类，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不同活动部门，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洋经济效益进行量化[12]。在海上活动增加的同时，海洋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因而必须对海洋经济的环境效益进行评价。F.Picone等（2020）提出，对海洋保护区建立全面、综合的评估框架，以评估其社会生态有效性[13]。总体上，现有研究主要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效益问题，包括海洋经济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等议题。

（2）海洋经济发展的模式研究

海洋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与陆域经济共同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海洋经济的区域属性主要与地理空间有较大联系。Ken-Findlay（2020）鉴于区域海洋经济扩展，提出南部非洲国家海洋保护区面临的挑战[14]。而为了缓解这种区域扩张的冲突，Yety Rochwulaningsih（2019）提出一体化经济对于海洋国家的海洋政策基础的重要性，着重讨论印度尼西亚如此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的原因[15]。可持续发展经济开始成为当前解决这种冲突的主流，然而，尚不清楚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机制的适应能力。Michelle Voyer（2020）以东帝汶为例，研究海事部门的政策一致性和协调性，发现其能够适应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16]。总体上，现有研究通过分析海洋经济不同的发展模式，总结出涵盖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模式中海洋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此对海洋经济未来发展进行预测。Karyn Morrissey、Cathal O'Donoghue（2012）在爱尔兰的国家和地区层面，研究海洋部门在解决爱尔兰区域差异方面的影响，以及在海洋部门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表现[17]。

（3）海洋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具体海洋开发活动，总结出海洋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Yogi Sugiawan（2017）以1961—2010年70个捕鱼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经济增长对海洋渔业可持续性产生有利影响[18]。具体海洋开发活动离不开海洋空间规划，越来越多的海洋国家开始有序开发近海海域空间。G.Finke（2020）分析安哥拉、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部分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发现这3个国家已开始通过实施海洋空间规划支持该地区可持续发展[19]。受到系统论推广和应用影响，国外学者开始将海洋生态系统概念引入海洋研究领域。Melanie J.Heckwolf等（2021）对北半球具有重要社会经济意义的地区进行案例研究，从而量化和评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水平[20]。总体上看，现有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海洋开发活动、海洋空间规划和海洋生态系统具体案例，得出大量实践经验。U.Rashid Sumaila（2016）对大型海洋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寻找提高海洋生态系统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效方法，进而协调解决驱动渔业和其他海洋资源开发多重利益问题[21]。

综上所述，现有国外学者已不仅仅停留在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增长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更关注如何提高海洋综合效益，如何解决海洋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等实际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通过引入海洋空间规划、海洋生态系统等交叉学科概念，对海洋相关领域进行复合研究。

1.3.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为了向“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顶层设计，提供有益、有效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支持，国内学者深入探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领域。

（1）国内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动态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国内学者从理论依据、总体特征、概念界定对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王圣、孟庆武（2015）通过分析新常态下海洋经济发展机理，验证集群效应、极化效应、支撑效应对海洋经济的拉动作用[22]；李晓璇等（2016）从影响因素、促进效应、空间组织模式等方面，进行案例分析，研究探索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23]；詹长根、王佳利、蔡春美（2016）分析我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经济效率总体特征，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因子驱动力的作用机理[24]；唐红祥、张祥祯、王立新（2020）通过理论分析，检验海陆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机理[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数量扩张的过程，又是质量提高的过程，是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的统一。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集成。如何构建完善的战略框架与政策体系，从而助推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已成为沿海省份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程娜（2013）基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支撑体系，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制度安排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26]。狄乾斌、於哲、徐礼祥（2019）研究发现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是科学评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城市与海洋经济协同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27]。刘桂春等（2019）测度海洋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发现我国海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结构和创新三大要素[28]。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依据结构、效率和稳定等方面，反映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孙才志等（2015）基于信息熵、协同学等理论和人海关系协同演化机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9]；王泽宇、郭婷、范元兴（2020）建立模糊物元模型，测度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对沿海省份进行梯队划分[30]；狄乾斌、尚青、於哲（2020）结合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要求，构建海洋经济复合系统，对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31]；丁黎黎（2020）从内涵、指标、路径3个层面，分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实践活动[32]。通过选取评价指标，提供构建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和选择评价方法的实践支撑。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国内相关学者在海洋管理体制、完善金融财政扶持政策、创新海洋治理机制等方面展开详细研究。栾维新、沈正平（2017）结合陆海统筹问题，认为通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支撑我国陆域发展是必然选择[33]；王伟、陈梅雪（2019）分析美国、日本关于海洋金融支持的政策和措施[34]；陈东景、刘海朋（2018）提出在众多海洋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中，适应性管理具有独特优势[35]；苟露峰、杨思维（2019）运用计量面板模型检验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对海洋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36]；孙才志、郭可蒙、邹伟（2017）用PLS法测算政策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直接、间接效益，归纳政策的影响路径[37]。通过准确把握具体情况，总结我国海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2）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

以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为基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张文亮（2018）结合新发展理念实践要求，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38]；鲁亚运、原峰、李杏筠（2019）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信息熵测算我国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39]；刘波等（2020）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指标体系，对江苏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进行赋权分析[40]；黄灵海（2020）结合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梳理我国当前海洋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征[41]。研究驱动机制如何促进海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海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经之路。王江涛（2017）认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促进海洋空间资源供给方向从生产向消费转变[42]；吴梵、高强、刘韬（2017）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结政府、企业和居民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43]；刘洋、裴兆斌、姜义颖（2016）认为现阶段问题实质是供给与需求失衡，提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4]；向晓梅、张拴虎、胡晓珍（2019）在分析环境作用的前提下，建立海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域的动力模型[4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海洋领域适应资源需求快速变化、资源市场配置步伐加快等新趋势。

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为战略核心。为加快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模式需要从传统低效发展转为现代高效发展。吕明元、陈维宣（2016）发现能源结构演进方向对能源效率及其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46]；张晖、孙鹏、余升国（2019）认为陆海产业链整合存在产品整合、价值整合和知识整合3种模式[47]；孙世芳、吴浩、谢慧（2018）认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是现代化产业体系[48]；张占海（2018）指出要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以产业推动海洋经济创新示范城市建设[49]。海洋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形成现代海洋经济体系是产业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内在驱动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衡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的关键因素。姜丽（2018）通过准确把握海洋经济总体、区域发展情况，评价海洋经济综合水平[50]；胡晓珍（2018）研究在海洋经济增长过程中，科技创新的影响作用和演化情况[51]；李福柱、张耀木（2019）使用相关系数及VAR模型，研究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圈的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52]；葛浩然等（2020）选取空间计量模型，探索环境规制对海洋经济转型的空间溢出效应[53]。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各沿海地区发挥区位、产业优势，大力推动海洋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海洋经济的区域协同发展。

（3）国内系统演化研究动态

目前，关于系统演化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涉及创新生态系统、科技金融系统、创业教育系统等众多系统种类，围绕系统演化理论视角、系统演化机制、系统演化仿真博弈、系统演化路径政策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在系统演化理论视角方面，国内学者借助自组织理论、共生演化理论、复杂系统视角等，为研究系统演化提供了多种理论视角。周叶、黄虹斌（2019）从系统演化角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自组织演化特征和条件，针对不同演化阶段提出对策和建议[54]；田善武、许秀瑞（2019）基于共生演化理论，分析区域创新系统共生演化案例，发现区域创新系统内共生单元在不同的演化阶段有不同的互动模式[55]；邢馨、姜晓东（2020）认为需要对城市高新区实行复杂性管理，通过时间复杂性管理、空间复杂性管理等方式，提高城市高新区的城市中心创新功能[56]。

在系统演化机制方面，国内学者关注耦合、协调、激励、驱动等在系统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作用。胡慧玲（2015）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耦合模型，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与创新过程进行分析，证明非线性作用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演化发展[57]；单海燕、杨君良（2017）基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综合运用改进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长三角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演化规律[58]；高世萍等（2018）基于演化博弈论，研究分散式和集中式惩罚机制下的合作演化，发现对惩罚行为的正激励可以有效抵制负激励的负面影响[59]；徐君等（2020）从不同层面明确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驱动因子，将资源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划分为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分化期4个不同阶段[60]。

在系统演化仿真博弈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动态层面进行演化过程分析。杨宜、徐鲲、徐枫（2018）建立科技金融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博弈主体选择合作策略的稳定性影响因素[61]；王莉、游竹君（2019）基于知识流动的创新生态系统，对知识流动效率、网络联系紧密程度随价值网络演化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仿真[62]；唐晓莉、宋之杰（2019）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供给方、需求方与支撑平台三方参与的协同消费行为演化博弈模型，针对博弈双方演化的特点，提出对应措施及建议[63]。

在系统演化路径政策方面，国内学者根据不同演化特征和作用机理，总结归纳对应的演化路径，并提出在不同演化阶段的措施建议。王景荣、徐荣荣（2013）基于区域创新系统自组织演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状态特征，分析区域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进程[64]；吴伟（2014）基于低碳技术创新特征，提出技术与技术的协同演化、技术与环境的协同演化的路径[65]；任相伟、孙丽文（2020）厘清“经济—生态—社会”系统的演化逻辑和相互作用机制，基于政策机制、技术创新和绿色投资，归纳绿色经济推进路径[66]。

（4）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演化研究

对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演化研究，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程分析、构建评价和动力稳定这3个方面。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演化过程分析：赵昕、孙瑞杰（2009）基于系统演化的自组织理论，分析海陆产业系统的自组织性，构建了海陆产业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的演化模型[67]；孙才志等（2015）借鉴信息熵、协同学相关理论，在分析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协同演化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海洋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68]；滕欣、董月娥（2015）分析了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的关联关系，从海陆经济发展中的竞合行为出发，得到了不同条件下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竞合发展的不同策略[69]。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演化构建评价：高乐华、高强（2012）根据生态经济系统基本内涵，展开系统研究[70]；李帅帅、施晓铭、沈体雁（2019）研究海洋经济系统构成及其互动规律，提出了蓝色经济空间拓展路径[71]；丁黎黎（2020）从“对象—理念—层次”3个维度阐述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72]。在系统协调与优化方面，孙伯良、王爱民（2012）基于浙江省海洋经济、资源、环境现状，测算其对应系统的协调水平[73]；盖美、钟利达、柯丽娜（2018）借助三元协调发展模型对海洋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承载力进行协调发展测度[74]；高强等（2019）基于协同学理论，对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进行测算，明确海南省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阶段[7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演化动力稳定：狄乾斌、徐东升、周乐萍（2012）将系统动力学模型应用到海洋研究领域[76]；姜旭朝、刘铁鹰（2013）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研究海洋经济，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不同要素的海洋经济系统动力演进机制[77]；王泽宇等（2017）采用综合评估模型测算了中国沿海11个省市的海洋经济系统稳定性指数，引入障碍度诊断模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方向。以协同学、系统动力学为研究理论基础，对我国海洋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78]。

（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殷克东、王伟、冯晓波（2009）通过测度我国海洋科学技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研究两者互动协调作用[79]；李博、张帅、邓昭（2017）通过研究我国海洋科技投入与海洋经济增长关联度，发现两者存在正向关系[80]。在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驱动关系方面，徐胜、章海伦（2018）通过联合评价模型对我国海洋经济创新驱动能力进行评价[81]；李大海等（2018）以山东省青岛市为例，研究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82]。在海洋经济与海洋科技响应关系方面，孙才志、郭可蒙、邹玮（2017）运用主客观综合权重法，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我国11个沿海省份海洋经济与海洋科技的响应关系，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海洋经济对海洋科技响应较弱，而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响应较强，各沿海省份的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响应关系具有多样性[83]；李华、高强（2017）提出海洋科技有利于缓解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同类型的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响应存在差异[84]。

海洋全要素生产率与海洋经济：国内成果主要基于通过不同数理模型测算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苏为华、王龙、李伟（2013）通过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11个沿海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得出海洋经济容易受到政策影响的研究结论[85]；丁黎黎、朱琳、何广顺（2015）通过测算在资源环境影响下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不同因素对其影响，分析技术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86]；刘大海、李晓璇（2018）通过测算长时间序列海洋全要素生产率，证实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对海洋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87]。

海洋产业与海洋经济：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培育现代海洋产业，落实海洋事业发展战略部署。栾维新、杜利楠（2015）通过分析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合理判断了海洋产业结构演变理想模式[88]；苑清敏、申婷婷、冯冬（2015）在陆海统筹视角下，研究海洋新兴产业耦合协调[89]；于会娟、江秉国（2016）基于现有技术市场，提出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具体路径[90]；王舒鸿、孙晓丽（2018）通过考虑产业现代化影响作用，研究其对海洋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调节，认为需要结合产业现代化进程，探索合适的海洋经济发展优化路径[91]。

1.3.3 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现有国外学者已不仅仅停留在对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增长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更关注如何提高海洋综合效益，如何解决海洋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等实际生产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通过引入海洋空间规划、海洋生态系统等交叉学科概念，对海洋相关领域进行复合研究。

而国内对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较多具有借鉴价值的文献，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测算、趋势预测和政策建议等海洋生产实践活动。然而，现阶段大部分研究成果较少涉及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系统演化的规律、路径等领域。对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效应检验及系统演化路径实施，国内尚缺乏量化、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结合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采用多种实证方法对广东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及系统演化进行深入分析，促进广东省加快“海洋强省”建设，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见表1-1）。

表1-1 现有研究与本书研究的承接及发展关系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