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吴越国史略与吴越国考古

五代吴越国，全盛时据有原唐代浙东道全部、浙西道南部及福建道部分区域，约当今浙江全境、苏州、福州的范围。

唐贞观元年（627），在长江之南初置江南道(1)。江南道东临大海，西抵巴蜀，南极五岭，北带长江，领润、常、苏、湖、杭、越等四十州，包括今浙江、上海、江西、湖南全境，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南区域及四川、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的广大区域。江南道此时为全国十个监察区之一，并不具备行政职能。开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领有润、常、苏、湖、杭、睦、歙、明、衢、处、温、婺、越、台及新由岭南划属的福、建、泉、漳、汀诸州，相当于今浙江省、苏南、皖南，以及福建省所辖区域。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此后征战连年，原设于边境的藩镇制度逐步向内地推广。乾元元年（758），江南东道再分为浙东道、浙西道、福建道三个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其中，浙东道领有越、明、台、温、处、婺、衢七州，浙西道领有润、常、苏、湖、杭、睦六州，福建道领有福、建、泉、漳、汀五州。此后，各藩镇又纷纷被冠以军额，于是浙东称镇东军节度使、浙西称镇海军节度使、福建称威武军节度使。

唐乾符二年（875），杭州临安县石镜镇将董昌募兵镇压农民军，组建杭州八都(2)。钱镠追随董昌，先后攻取越州、常州等地。光启三年（887），董昌所部基本控制了浙东大部及浙西部分地区。董昌遂领浙东节度使、越州刺史，而表荐钱镠代己出任杭州刺史。在当时藩镇林立的形势下，钱镠由此脱离普通军校阶层，受方面之任。景福二年（893），因浙西战事不休，唐廷委派的节度使迟迟无法上任，遂改授在浙西已颇具影响力的钱镠为浙西镇海军节度使，镇海节度移驻钱镠实际控制下的杭州。乾宁二年至四年（895—897），以董昌反唐为契机，钱镠果断与董昌决裂，全力攻克越州，灭董昌，献捷长安，获赐誓书铁券。于是钱镠正式兼领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逐步控制了两浙大部分区域。

唐哀宗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改元开平。同年，遣使册封钱镠为吴越王。至梁末帝龙德三年（后唐同光元年，923），又进一步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受封册，建国之仪，一如典礼”(3)。如此，吴越国正式成为中央朝廷认可的“列国”。开平初，吴越实际领有镇海军节度南部的杭、苏、湖、睦四州和镇东军节度辖越、明、台、温、处、婺、衢七州，加上升格的衣锦军，合计一军十一州。吴越天宝元年（908），析苏州南部置开元府，即秀州（嘉兴）。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趁闽国内乱之机，第三任吴越王钱弘佐果断派兵进入福建，在经过与南唐的几番角逐后，最终攻占福州，在当地设威武军节度（后周广顺元年更名彰武军），将福州正式纳入吴越国管辖。自此，吴越国的政区合称为一军十三州（图0-1）。

在吴越逐步稳定其版图期间，与北邻淮南杨氏（吴国）围绕苏、湖两州，展开了激烈的边境争夺战。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于天复二年（902）受封吴王，以扬州为根据地，雄踞江淮。全盛时疆域囊括今江西全境、湖北东部、安徽和江苏两省淮河以南地区，以及江苏连云港（海州），堪称五代前期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与此强邻为敌，钱镠和战并济，经过20余年的艰苦经营，最终控制了苏、湖两州，稳定了与杨吴及其后南唐的边境关系。由于强大的外部压力，钱镠在统治两浙的30余年间，始终以中原王朝的拥护者自居，打造了忠君爱国、维护正统的形象。所以，天祐元年（904）唐昭宗册封钱镠为吴王时，即称其为“一代伟人，三朝元老。定衰救乱，素存忠义之心”(4)。在陆路贡道被杨吴断绝之后，钱镠开辟海上贡道，继续向中央朝廷遣使纳贡。在易代之际，更是努力争取天下兵马都元帅、尚书令、镇海镇东军节度使等象征藩镇最高地位的荣衔，从而获得中原王朝对吴越国的政治支持。

然而，钱氏在称臣纳贡的同时，对内则称孤道寡，令行一方。“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丞相客省等使”(5)。实际上，钱镠在后梁开平元年接受吴越王的封号后，第二年即对内改元“天宝”，使用16年。其后又有“宝大”两年和“宝正”六年，直至钱镠去世的当年，“传瓘改名（即钱元瓘），嗣立，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仍遵中朝年号称长兴三年”(6)。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及旁采闽、楚、南汉诸国之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则知其尝改元矣……钱氏讫五代，尝外尊中国，岂其张轨之比乎”(7)。可见在北宋时期，吴越改元一事也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了。只是因闽、楚、南汉三国与吴越王族通婚，而三国史书俱不载吴越王称帝的事情，所以欧阳修相信吴越有异于其他藩镇，只是改元不称帝，将之比作十六国前凉的张轨。

钱氏吴越建国后，吴越辖区内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汉唐以来的鼎盛时期。通过钱氏三世五王历时70余年的开发，吴越成为五代十国中最为繁荣稳定的一方政权。在此期间，社会在变动，人群在不断地流动、融合。通过大量的考古工作，我们可以发现，浙江地区的文化早已摆脱了单一的区域文化样貌，日益丰富多彩，成为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钱氏统治两浙，首先是大力建设杭州城，将它打造成政治、经济中心，这无疑是吴越国开发江浙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就。史载“镠在杭州垂四十年，穷奢极贵。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镠大庀工徒，凿石填江，又平江中罗刹石，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8)。同时，由于杭州位于钱塘江北岸，潮患惨烈，威胁百姓生命和农业生产，并影响了饮用水质量，极大制约了杭州城市的规模和持续发展。自钱镠起，总结历代筑海塘的经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捍海石塘，基本解决了潮患，从而奠定了杭州城市发展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发掘了部分吴越国时期的捍海塘。2014年在原江城文化宫区域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更为完整的五代吴越国捍海塘遗址，发现了以柴草和竹编加固海塘的做法，基本明确了史料记载的“造竹络，积巨石，植以大木”的修筑方式。

杭州之外，钱氏故乡衣锦营也是一路逐步升级，最终定格为安国衣锦军，与吴越各州合称为一军十三州。由于钱氏祖先坟茔都葬于这一带，在晚唐到吴越定基的前期，衣锦军一度成为其他藩镇攻击钱氏的重点目标。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钱氏进行有意识的规划，逐步加大对衣锦城的投入，“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岁时游于里中，车徒雄盛”(9)，将之建设成集太庙、陵墓于一体的政治型城市。在钱镠去世后，该城遂逐步转变为武肃王陵的奉陵邑。

此外，越、苏、湖、明、温、福等十二州，纳入吴越势力范围的时间不尽相同，在吴越国政权中发展模式也有所差别。越州为镇东军节度驻节之地，自唐末迄吴越纳土，越州一直被钱氏称为东府，与西府杭州相呼应，其格局形同中原王朝的东西两京。而吴越先后与淮南的吴、南唐长期傍太湖对峙，平原城市苏、湖两州变成了边塞要地。明州控扼吴越国最重要的出海口，成为联系吴越与中原王朝及海外诸国的重要口岸。福州本为王氏闽国（末年改为殷）国都，忠献王钱弘佐趁王氏内乱之机攻克福州，进而将吴越辖境向南拓展至闽中。经过闽、殷末年的连番征战，福州损失惨重，不复往日辉煌。

因此，以杭州为中心，包含吴越国都杭州城、钱氏故里衣锦城以及越、苏、明、湖等州的城市遗址考古，是这一时期城市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杭州因吴越的开发而走向繁盛，发掘和研究吴越国时期杭州城的城市结构、建筑构造等问题尤为重要。近年来，针对城市遗迹方面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杭州西湖引水渠道、临安衣锦城城墙和城内外大型建筑基址、明州唐宋子城、湖州子城等。通过这些考古工作，研究者正在逐步揭示吴越国时期都城及辖下各州的开发和建设的实际面貌。全方位地了解这些城市的各种信息，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吴越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另外，同样以杭州地区为核心，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钱氏家族墓，如钱镠父母钱宽及水丘氏墓、第二代吴越王钱元瓘墓、钱元瓘王后马氏康陵、吴汉月墓、钱元玩墓(10)、板桥五代墓等吴越国重要王族成员的墓葬。这批墓葬的年代序列、型式演变，揭示了钱氏权力中枢在临安、杭州两城间逐步过渡的进程，为探索五代吴越国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中如钱镠父母钱宽夫妇均卒于钱镠受王爵之前，两墓结构相同，为晚唐特色的券顶砖室墓。出土了鎏金银器、秘色瓷器、官字款银釦白瓷等，已尽显王家气派。两墓后室顶部均保存了近乎完整的天文图，图中的众星都用金箔贴饰(11)。迄今为止，类似的天文图在钱氏家族陵墓中共发现5例，其余3处在吴越国二世国王钱元瓘及两位王妃马氏（康陵）、吴汉月墓中。这五幅俱为写实性天文图，准确程度高。这些精准的天文图，充分反映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天文学水平。1996—1997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联合临安市文物馆，抢救性发掘了位于今临安区玲珑镇祥里镇松树山坡的吴越国“康陵”，墓主为吴越国二代王文穆王钱元瓘的王后马氏，史传中称为“恭穆夫人”。康陵保存情况较好，墓内结构基本完整，为砖室与石椁合一的结构。石刻与彩绘保存完好，内容包括十二生肖像、四神、天文图以及牡丹纹装饰带等。该墓无论是规模、墓室数量，还是建筑结构与用材、墓室装饰、葬具等，都代表了吴越国墓葬的最高规格，是迄今为止吴越国墓葬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12)。

在钱氏王室之外，还发现了部分重要的吴越国高级贵族或普通官僚的墓葬。2008年发现的临安青柯五代童莹之及妻骆氏墓，规模虽小于钱氏王族墓葬，但形制相近(13)。墓主童莹之为钱氏部将，夫人骆氏出身当地豪族。从任职履历来看，童氏应是钱氏担任节度使期间的牙兵将领，属于较亲信的异姓官僚。加上联姻关系，童氏成为钱氏姻亲，地位较高，所以这类墓葬的等级在吴越国范围内仍是规格较高的一类。钱氏家族墓跨越了晚唐、五代乃至北宋，从中既可以看到唐代晚期贵族墓葬的型式特征，又可以发现介于帝王陵寝与高等级贵族墓葬之间的独特差异，为我们全面探索吴越国王室礼制、丧葬制度、器物服御等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物质资料。

除了系统的墓葬信息，各地还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吴越国宗室、官员的石刻墓志。许多墓志固然脱离了原埋藏环境，但其中所载的信息，仍可帮助我们从中获得大量关于吴越国建国、宗室人员流动、地方管理体制变迁等重要的历史信息，对研究吴越国政治制度、文化传播有重要作用。

此外，最能体现吴越国称雄一方政治追求的，当属郊天与祭祀山川这两项活动。它们表象上仅是传统的宗教信仰，实际上也是通过儒家礼制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尤其郊祀天帝，本是皇家最重要的礼仪制度。钱氏以藩王之名而行祭天之礼，足以看出吴越王并非仅仅如《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所记载的“世袭”或者“世家”，实际上正如石刻上保存下来的年号和部分墓志中所体现的，俨然雄踞一方了。而西湖等处先后发现的金龙玉册（亦称投龙简），则是研究吴越国时期钱氏本土宗教信仰的重要依据。

同时，吴越时期官私俱推崇佛法，经幢塔院遍布各地。在钱俶统治时期，更有号称“八万四千塔”的各色阿育王塔于各处供养，可谓蔚为壮观，大有一方佛国的气象。以杭州城的雷峰塔基址为代表，这一时期宗教考古的内容也相当丰富。雷峰塔为末代吴越王钱俶所建，于20世纪20年代塌毁。2001年发掘遗址过程中发现了塔基地宫，出土了包括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铜佛像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同时，还出土了大批的石刻佛经和经卷砖。此外，在湖州、宁波、金华、温州、苏州等地也先后发现了佛塔地宫，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佛教造像和不同材质的阿育王塔，是研究五代佛塔形制、地宫构造、寺院布局、造作工艺的重要资料。在钱氏崇佛氛围中，耀人眼目的金银阿育王塔，更是充分体现了吴越王标榜的“转轮王”信仰。上通于古老的天神，西祈福于梵天的佛陀，虽不能真正一统四大部洲，却可借此树立王国雄踞两浙的神意，这或许才是钱氏敬天礼佛的深意所在。

钱镠在去世前，给钱元瓘留下遗言：“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14)这也成为吴越立国的基本国策。因此，除了常规的富国强兵、保境安民的举措外，历代吴越王还将大量财力物力用在“善事中国”的外交活动上。金银玉器、高品质的丝织品、越窑瓷器，成为吴越国王室向中原王朝开展朝贡外交的三类最重要的贡品。因此在传世文献中，钱氏诸王向中原王朝进奉大量贵重“方物”的记载比比皆是：

“（同光二年）九月，两浙钱镠遣使钱询贡方物，银器、越绫、吴绫、越绢、龙凤衣、丝鞋履子，进万寿节金器、盘龙凤锦织成红罗縠袍袄衫段、五色长连衣段、绫绢、金棱秘色瓷器、银装花榈木橱子……”(15)

“（宝大元年）秋九月，王遣使钱询贡唐方物，银器、越绫、吴绫，及龙凤衣，丝鞵屐子……秘色瓷器……”(16)

“（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唐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17)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贡晋铤银五千两、绢五千匹、丝一万两，谢封国王恩；又进细甲弓弩箭、扇子等物；又贡苏木二万斤、干姜三万斤、茶二万五千斤，及秘色瓷器、鞵履、细酒、糟姜、细纸等物。”(18)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三日）俶进金银食奁二、红丝络银榼四、银涂金釦越器二百事、银匣二。”(19)

“（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俶进银五万两、钱五万贯，绢十万疋、绫二万疋、绵十万两……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银釦大盘十……”(20)

上列记载，涉及了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俶四位吴越王对中原王朝的进贡活动。而无论是为了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还是通过海外贸易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钱氏在吴越国内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产业，其中制瓷业尤为突出，越窑“秘色瓷”自晚唐开始即声名鹊起，至吴越国时期更是趋于鼎盛。经过数十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目前已可以明确上林湖窑场即为秘色瓷产地，以瓷质匣钵烧制的秘色越器为越窑的巅峰之作。通过墓葬、宗教遗址的发掘，我们也获得了大量的文物。这些不同材质的器物，体现了吴越国时期高级器用的制造水平，与制瓷业共同构成了最富一方特色的手工业生产体系。

在此期间，在佛教信仰的推动下，吴越国的雕版印刷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吴越国的版刻佛经流通甚广，甚至流传到海外日本、朝鲜半岛等地。

经过长期稳定的发展，吴越国积累了较为雄厚的国力。在北方藩镇战争不断的同时，吴越国转而向海外发展，并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一定范围的朝贡贸易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带动下，吴越国的经济与文化逐步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展开了深入交流，吴越国的越窑生产技术更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高丽青瓷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吴越国通过日本、高丽僧侣的帮助重兴天台宗，反过来又将本国的佛教文化向海东两国传播，促进了这一时期三国佛教的共同繁荣。

可见，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是五代时期吴越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钱氏一门三世五王，始终秉承“善事中国”的立国方略，至钱镠后期，吴越国已经有效地实现了保境安民的政治目标。自钱元瓘起，吴越国政局日趋平稳，即便在忠逊王钱弘倧时遭遇了废立政变，整体上也未遭受重大的动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良好的发展。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正式纳土归宋，使得这片和平发展了70余年的区域得到平稳过渡，很快成为中央政府的财赋之区，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 〔宋〕欧阳修：《新唐书》志第二十七《地理一》载：“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钱镠”传载：“杭州八县，每县召募千人为一都，时谓之‘杭州八都’，以遏黄巢之冲要。”（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56页）

(3) 〔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一，傅璇琮等主编：《五代史书汇编》第十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3页。

(4)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七十七《吴越一·武肃王世家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73页。

(5) 〔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一，《五代史书汇编》第十册，第6213页。

(6)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七十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第1120页。

(7)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一《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987页。

(8)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钱镠”，第2061页。

(9) 〔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列传》“钱镠”，第2057页。

(10) 吴汉月墓与钱元玩墓无明确文字信息出土，俱为发掘者根据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比对后所推定。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晚唐钱宽夫妇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12)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编著：《五代吴越国康陵》，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晚唐钱宽夫妇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14) 〔宋〕钱俨：《吴越备史》卷二，《五代史书汇编》第十册，第6231页。

(15)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8页，句读略有修改。

(16)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七十八《武肃王世家下》，第1097页。

(17)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七十九《文穆王世家》，第1122页。

(18)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八十《忠献王世家》，第1135页。

(19) 〔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937页。

(20) 〔清〕徐松辑录：《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99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