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译序

保尔·克洛岱尔，也许是一个对中国读者来说熟悉的陌生人。之所以熟悉，是因为从1895年到1909年，他曾作为外交官在晚清的中国生活过十五年，并以他在中国的见闻和感悟为基础写出了一本著名的散文诗集《认识东方》，其中对于东方山川、古寺、戏台、坟茔的描绘，弥漫着道家空灵的雅趣。他还充满创意地大胆改写过李白、杜甫、张若虚等中国古代诗人的名篇，并以《仿中国小诗》为题结集出版。而道家“空无”思想对其世界观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在法国文坛中，论及书写中国，无论从文本数量的丰沛程度，还是文字气韵的高蹈悠远，克洛岱尔都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克洛岱尔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亲近，自然奠定了他在中国的名声，尤其在学术界，每每谈及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的精神滋养，几乎言必称克洛岱尔，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具体关联，更成为学者们积极钻研的课题。

但与此同时，克洛岱尔的完整形象在中国却又显得颇为陌生。除了中国因素，我们对克洛岱尔其实所知有限。而“中国”只是他身上的诸多文化因素之一，对他影响至深的，还有《圣经》，还有古希腊悲剧，还有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就他个人而言，他首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从1886年圣诞节在巴黎圣母院晚祷时感受到神恩的冲击开始，天主教信仰就成为其人生中第一位的“志向”，是其世界观中统摄一切的绝对核心。而纵观克洛岱尔漫长的文学生涯，他的“中国”书写确实是其中颇为精彩的一部分，但他创作的主体部分，还是一部部宏大壮阔的戏剧作品以及气势磅礴的长诗，其中即便存在涉及中国的某些布景，却并非其真正的精神内核。克洛岱尔曾经撰写过一部以古代中国为背景的戏剧，题为《第七日的安息》，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国皇帝，他的大臣上奏，说国家遭到了鬼魂侵袭，争抢活人的食物。于是皇帝亲下地狱，见到了天使，得知一切的起因是活人吃掉了死人的祭品，扰乱了阴间的安宁。在全剧结尾，他下达旨意，六天干活，第七天应该休息做祷告。可以看出，在这出戏中，当然涉及克洛岱尔在中国接触到的民间鬼神信仰，但余中先先生说得好，《第七日的安息》里的中国是“一个在克洛岱尔看来颇有希望变成福音胜地的异邦”[1]。中国皇帝在阴间见到的不是牛头马面、地藏菩萨，而是西方的天使，这种乱入难免让人感觉有些啼笑皆非，而他最终诏令臣民如《圣经》中的要求那样在第七日休息，从后殖民理论的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更平和的角度，这其实就是克洛岱尔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履行他的使徒职责，就像他在漫漫人生中试图劝导安德烈·纪德、雅克·里维埃尔、安德烈·苏亚雷斯等法国文人皈依天主教一样，只不过由具体的某一个人变为一个国家、一种文明。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强调克洛岱尔身上的“中国性”，只是按图索骥地刻意寻找其作品中提及的中国元素，这无异于一种遮蔽，甚至对于他的“中国性”本身，也有可能产生误判。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克洛岱尔的访谈录，对于呈现完整的克洛岱尔，应该可以起到颇为积极的作用。

整部克洛岱尔访谈录，其内容来自法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柏柏尔作家让·阿莫鲁什与保尔·克洛岱尔进行的系列现场访谈，1951年5月21日至7月12日以及1951年10月1日至1952年2月14日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首次播放。在阿莫鲁什的追问之下，年逾八旬的克洛岱尔回顾了自己漫长的人生，娓娓道来他的一段段经历与一部部作品。整个访谈都如阿莫鲁什所说：“在这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是提前准备好的，游戏参与者之间没有串通过，保尔·克洛岱尔完全是在即兴发言。”（《第一次访谈》）因此，1954年访谈录首次出版时，整部访谈便被命名为《即兴记忆》，以此呈现克洛岱尔机敏的思维与从容的应对。1955年2月23日，克洛岱尔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六岁。因此，这部访谈几乎可以说是克洛岱尔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是他对人生和创作的总结陈词。不过，1954年版完全是对二人对话的直接记录，因此存在不少从书面语角度来看不规范、不准确之处。因此，中文译本使用的是1969年由法国学者路易·富尼耶校对修订之后的版本。

在这部访谈中，扑面而来的，首先是一段精彩鲜活的人生。克洛岱尔谈到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的家族、他的学业、他的信仰、他的外交生涯，无不活灵活现、精彩纷呈。例如他兴致盎然地谈到自己祖上贵族与平民阶层的合流，津津乐道于自己是奥尔良公爵的后代，谈到他参加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表示至今弄不清楚为何自己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拔得头筹，令人忍俊不禁。关于克洛岱尔的天主教信仰，无疑是访谈中浓墨重彩的部分，他在言谈中也频繁引用《圣经》中的文句。不过，在访谈中，克洛岱尔并不像曾经面对纪德时那样，试图去劝说听众皈依天主教，他只是在陈述他的宗教经验、展现他的宗教思维。阿莫鲁什曾经向克洛岱尔提问：“为了深入这片克洛岱尔的天地，为了参与剧中人物的冒险，为了发自内心地认可这些人物的冒险，是不是非要成为基督徒，或者起码要能拥有足够的同感呢？”克洛岱尔的回答是：

我只能说，想要进入我的戏剧，完全没有必要成为基督徒，只需要理解克洛岱尔的思路就行了，并不比进入荷马的世界要求更多，根本不必对由荷马搬上舞台的诸多神明以及各种超自然力量信以为真，不过，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些超自然之物，意识到这些精神方面的崇高属性，意识到这些与人间纷扰藕断丝连的神意的伟大。（《第三十五次访谈》）

所以，对于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面对访谈中的宗教内容，主要在于理解其中的思路，理解一位天主教作家的思维方式，甚至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天主教徒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至今为止，其实依然是西方世界的根基之一。例如，克洛岱尔提到：

“sens”这个词，一方面指某个句子或者某种表述的“意义”，另一方面表示一条河流的“方向”。基督教文明来自某处并前往他方。这就是其戏剧性一面的由来。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剧作家的角色（例如莎士比亚），就是确定这个方向并且呈现它的来龙去脉。（《第三十四次访谈》）

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史、征服史，与这种历史方向性的追寻息息相关。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些信息对于理解西方世界依然必不可少。

除了宗教信仰，克洛岱尔还详细论述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种种钻研，对兰波、博须埃、莎士比亚、维吉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拉辛、巴尔扎克等人一一加以阐述，不但让我们对克洛岱尔的文学谱系产生了具体的认知，其中的许多见解更令人掩卷深思。作为一位韵律大师，克洛岱尔对法语文学语言中的音律搭配进行了细节分析，让读者得以对法语文学的形式美感产生切实的认知，几乎等于上了一堂大师级的文学韵律课程。克洛岱尔的好恶也十分鲜明，高乃依、司汤达、普鲁斯特都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对此他从不讳言，其中某些论述的角度看似清奇，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例如，他这样批评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它是对这个社会极度片面的写照，普鲁斯特只是描绘了一群闲人组成的社会群体罢了。不过，我却发现，人物最充分的呈现方式，并不是在无所事事之中，而是在行动之中。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人，是在现实中腐烂的人。而一个生灵，包括一株植物，都不会在腐烂过程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一个真正的人在腐烂过程中达不到成熟的形式，达不到他完整的角色……我经常和你说，在一出戏里，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而那个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角色，在舞台上甩着胳膊晃来晃去，在我看来并不是最有意思的角色。（《第四十次访谈》）

初读这样的评价，往往会感到有些惊愕，但回想《追忆似水年华》，似乎其中的每个人物确实都没有什么正经事做，确实都属于有闲阶层，又不禁感到克洛岱尔说得有理。这也许便来自他身为剧作家的敏锐吧。

谈话中，克洛岱尔在不经意间便勾勒出了一幅法国文坛的全景图，从他的诗歌前辈斯特凡·马拉美，到同时代的安德烈·纪德与罗曼·罗兰等，无不入木三分。关于纪德这位由于宗教问题反目成仇的早年好友，克洛岱尔会说：“纪德的整个人生，以及他的去世，对我而言，我都要使用‘骇人听闻’一词。这是一种深切的伤痛，真的，对我来说既不是‘反讽’，也绝不‘有趣’，而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痛苦，是这样一种感觉，一颗原本可以如此美好的灵魂，一位像他那样的杰出人物，却如此糟糕地收场。你还想要我怎么说呢，我是基督徒，对此我只会这么说。”（《第三十八次访谈》）对于罗曼·罗兰，他则说道：“在他的人生晚年，我们见面频繁。几乎可以这么说，我看着他死在了我怀里。因此，我很难用心平气和的方式去谈论他，因为我对他怀着深挚的友情。”（《第三十七次访谈》）以上这些内容读来都感人至深。

访谈中的第二个重点，则是克洛岱尔的文学创作。《金头》《城市》《交换》《认识东方》《正午的分界》《库封坦三部曲》《缎子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之书》……一部部作品在阿莫鲁什与克洛岱尔的对话中得到了细致的展现。关于这部分内容，也许读者会以为阅读起来存在困难，因为其中不少内容在中国并不知名，甚至尚未被翻译成中文。这样的困难当然客观存在。为此，我在相关注释中对作品的大致情节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此外，在阿莫鲁什的提问过程中，还直接引述过不少克洛岱尔作品中的段落，应该能让读者把握到一些大致的氛围。更重要的是，二人主要谈论的其实是创作理念和意图，是克洛岱尔的世界观和美学观，比如关于《金头》这部尚未译成中文的早年作品，克洛岱尔这样说道：

《金头》表达了一种危机，我相信，在很多年轻人那里，甚至是大多数年轻人那里，都出现过这种危机。

一个孩子到了一定年纪，产生了一些自我意识，他的力量增长了，在家里感到窒息，想要彻底赢得自身的独立自主。从而产生一种对蛮力和自由的需求，这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刻，孩子们逃离家庭，扬帆远航，用尽各种方式去试着确认他们的个性。在我身上，这一欲望尤其暴烈，因为与此同时，我恰好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发现了世界的另一半，超自然的世界，在那之前，它对我而言根本不存在，突然间，它被揭示出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它不仅涉及一个国家（那终归和我们的国家差不多），而且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了它，就必须对现实世界加以调和。（《第六次访谈》）

这样的内容，其实呼应的是年轻人追求自由独立的普遍心态，即便没有读过《金头》，也完全可以理解。希望这些内容引起读者对于这些作品的兴趣，进而在翻译界与出版界激发出译介克洛岱尔的热情[2]。

此外，中国作为克洛岱尔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访谈录中当然不会缺席，其中提供的诸多信息更是令人眼前一亮。事实上，克洛岱尔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一辈子出访过的国家数量繁多，包括美国、中国、捷克、德国、巴西、丹麦、日本、比利时等，但在访谈中，真正详谈的只有美国和中国。也许在提问者阿莫鲁什看来，只有美国和中国与克洛岱尔的文学创作关系最深。关于克洛岱尔的中国经历以及他创作的《认识东方》，都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详述（第十六、十七、十九、二十次访谈）。此外，克洛岱尔还在其他章节中提到，在少年时代，“我一直有一种愿望，想要离家出走，想要离开我生活的环境，去跑遍世界：这始终是我最根深蒂固的本性之一。我满足愿望的办法就是读报纸，是那时刚刚推出的，叫《环球报》：我整天都在读报上那些关于中国和南美的游记，那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两个地方，之后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还真的去了那里”（《第三次访谈》）。由此可见，他对于中国的好奇由来已久，甚至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朦胧的想象和热烈的向往。而当他得知自己被外交部派往中国时，“我当然想到中国，因为，当我接到外交部派我前往中国就职的电报时，我正好在西方，在美国，我高兴极了：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让我想去看看。不过，关于东方的直接看法，我记不清了。我当时想要的就是离开。离开巴黎，离开我的家庭，离开一切围困我的东西，因为我对此怀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念，结果碰巧被任命去纽约。但毫无疑问，我更想立刻去中国，有人把我派过去让我非常开心”（《第七次访谈》）。“中国，尤其是远东地区，曾经让我很感兴趣。我的姐姐是一位大艺术家，她对日本怀着无限的钦慕。所以，我也看过许多日本的浮世绘和书籍，我被那个国家吸引住了。中国，当时对我来说，是第二选择。从我未能被派往日本的那一刻起（没有我的岗位），我就兴冲冲地要去中国了。当我被任命前往中国时，我非常高兴，我在法国待了三个月，把一些陈年旧事与我的祖国彻底了断，之后，我就动身前往中国，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第十六次访谈》）

除了这些具体的经历与情绪，克洛岱尔还多次提到老庄的道家思想。当阿莫鲁什提到“空无构成了神恩的召唤，对神恩加以填充并且赋予其现实性”时，原本是在讨论神学方面的问题，克洛岱尔却转而指出：“在这里，其实是一种中国思想，是道家思想：每一件事物恰恰由于它的‘无’才有价值。”（《第十次访谈》）他还特意强调：

至于中国哲学，我非常欣赏道家。我不能说儒家思想特别吸引我，但道家对我的影响很大。道家颂扬“空无”，建议人始终处于一种完全不受拘束的状态。例如，道家告诉我们，智者无为而为，不治而治。总之，这是一种始终不受拘束的态度，一种面对各种形势，总是尝试处于简单、不受拘束状态的态度。要解释清楚说来话长，因为道家非常复杂。不过我经常翻阅一本关于“道”的书，而且我非常佩服，那就是《庄子》，庄子是一位道家哲学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生活于五世纪或者六世纪（庄子生于约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克洛岱尔的说法有误。——本中译本译者注）。正是庄子写出了那句格言，我在法国很喜欢引用它，一心想把它放进所有教育机构里去：“可以学会的东西，可以传授的东西，都是不值得学的。”这是道家惯用的格言之一。（《第十九次访谈》）

克洛岱尔承认“道家对我的影响很大”，究竟有多大呢？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已经直抵其认识论的核心。在访谈中，克洛岱尔曾经不止一次对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以及普鲁斯特所代表的内省态度提出质疑，对此他在访谈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苏格拉底的那句“认识你自己”更错误的了。这很荒谬，我们认识不了自己，因为自我的本质是虚无。认知的真正手段不如说是“忘掉你自己”，忘掉自己，从而让自己专注于提供给你的景象之中，至少在我看来，这些景象要比自我有趣得多。（《第二十六次访谈》）

虽然克洛岱尔没有明说，但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会很自然地想到，克洛岱尔的这种想法与《庄子·大宗师》中“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的理念颇为接近。而根据克洛岱尔对于道家“空无”思想的一贯推崇，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些想法从道家思想中汲取了养分。这种道家思想的冲击，可谓奠定了其最本质的人生态度，这要比他一时一地的中国经历，比他在作品中使用几个中国角色或者布景深刻得多、本质得多。

总而言之，这部总计四十二章的庞大访谈，不但展现了克洛岱尔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足以让我们对他产生更加立体的认知，而且对于我们相对熟悉的“中国”因素，也提供了不少新颖的信息。当然，纵观整本访谈，并不能说它已经彻底囊括了克洛岱尔的全部，比如克洛岱尔的艺术理论，他对绘画和音乐的诸多赏析，访谈中便未能提及，甚至关于中国，关于道家思想，关于他眼中的中国民俗，也许读者也会不满于访谈的点到即止。但这也需要体谅，毕竟每一位提问者都有他自己的重心。我相信，如果换成一位中国的艺术史家与克洛岱尔对话，内容肯定大不相同，他那些文学作品也许便要退居二线了。但无论如何，全书鲜活生动的描绘与穿插其间的哲思和感悟，足以让阅读过程成为一种克洛岱尔本人所追求的“愉悦”体验。克洛岱尔在《第四十一次访谈》中说过：“总之，如果到了人生尽头，我能够让自己被人倾听，那么我就应该认为自己很幸福了，毕竟这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我相信克洛岱尔是幸福的，他一定会得到中国读者的“倾听”。

注释

[1]余中先，《克洛岱尔与中国传统文化》，收录于克洛岱尔，《认识东方》，余中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第312页。

[2]关于现有的克洛岱尔作品中译本，主要有余中先译的《认识东方》《五大颂歌》《缎子鞋》《正午的分界——克洛岱尔戏剧选》，徐知免译的《认识东方》，周皓译的《倾听之眼》，罗新璋译的《艺术之路》《论荷兰绘画》《以耳代目——克洛岱尔论艺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