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人际关系的意义

孤单，有什么快乐！谁能独乐？即使享尽欢乐，又怎能满足呢？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强调亲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健康与幸福的试金石，这种观念是近来才有的。过去人们不会如此高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们或许认为只要打理日常琐事和普通工作就足够了，也可能是为了生存和生计而过多操心，根本无暇顾及人际关系之微妙。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等观察家认为，过去人们对自然界中存在的不可预测和不安全的因素感到焦虑，而现在则变成对人际关系的过度关注和焦虑。盖尔纳认为，当今社会资源富足，大多数人已经无须惧怕疾病、贫穷、饥饿和自然灾害的侵扰，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然而，现代工业社会存在各种不稳定因素，社会结构在不断变化，流动性的增加也在破坏社会支柱的稳定。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住在哪里、加入什么社群、过怎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与生命中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受制于过去的条条框框，由此也生出了更多的关注和焦虑。正如盖尔纳所说：“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由人际关系组成的。”[2]

盖尔纳还表示，个人关系领域已经成为“最为迫切的关注”。宗教信仰的衰退加剧了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焦虑。宗教信仰不仅规范了个人关系行为，还能作为人际关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且更加稳定、可以预料。人们和配偶、子女、邻里的关系可能会波折不断或者不尽如人意，但是信仰上帝之人，至少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虽然我非常不赞同盖尔纳的书里关于精神分析的那些说法，但至少有一点他没有说错，那就是精神分析仿佛承诺了一种救赎方式，而要想实现这种救赎，就需要清扫人们的情感障碍或盲区，帮助他们打造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他还说到一点：精神分析已经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并不完全信服精神分析理论的人，凡论及人类性格、人际关系等话题，都会习惯性地说到精神分析。

20世纪，精神分析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变。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更加重视患者与精神分析师之间的关系。现在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移情分析，即研究患者对分析师的情绪反应和态度，是精神分析治疗最重要的本质。诚然，正视移情的重要性是弗洛伊德、荣格等精神分析学派之间的一个主要共同点，但他们在其他理论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近些年来，精神分析在治疗神经症方面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但丝毫没有影响精神分析的相关概念走向大众。比如，大多数社会工作都会非常重视来访者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而且经常会通过建立来访者与社工之间的关系来帮助他们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在精神分析发展的早期，移情分析并没有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业内更加注重研究患者的性心理发展历程。患者首先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其次才会被考虑对分析师的情感态度，而且这种移情甚至会被视为精神分析研究的阻碍因素。19世纪末期，弗洛伊德开始研究神经症的起源，他发现患者几乎毫无例外都会出现性机能障碍。于是，从婴儿期开始研究的性发展理论成为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基石，而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他研究的结果之一。

在弗洛伊德看来，神经症的产生与患者未能顺利度过性发育早期阶段有关，“口唇期”“肛门期”或“性器期”的固结将会阻碍人向“生殖期”过渡，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成熟期。他认为，精神生活原本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即趋乐避苦的需求。而且神经系统以及精神结构本身具有降低本能冲动的强度的功能，通过寻求途径去表达冲动、释放冲动。心理健康和快乐则与性满足的实现挂钩。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必然享有满意的性生活；相反，如果一个人出现神经质的沮丧，那么其在性释放方面一定存在问题。弗洛伊德一生都在强调本能满足的重要性，也就是实现性高潮的能力。通常默认，如果伴侣能够给予对方性满足，那么他们情感关系中的其他方面都不是问题。性满足成了检验亲密关系完整度的试金石。如果患者能够克服性发育未成熟期形成的固结，顺利进入生殖期，那么他就能够与别人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一定能从神经症患者的儿童早期阶段寻找到病源，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就是帮助患者重新唤醒那些一直被压抑着的痛苦或难以启齿的早期创伤记忆。结合同事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的研究，弗洛伊德发现，如果癔病患者能够想起导致某一症状发生的具体情况或事件，并且再次体验类似情况引起的感受，那么这种症状将会消失。随着治疗的病症种类增多，弗洛伊德对早期创伤性事件的关注有所减少，他开始关注患者成长的整个情绪环境；不过他对神经症状源自五岁之前发生的事件这一观点并未改观。

因此，精神分析可被视为一种历史重建，一种挖掘患者早期经历、感受和幻想的方式。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无须探究患者当下的个人关系，也不用亲友参与其中，主要是关注患者对于过去某个阶段的主观反应，这个阶段也许患者自己都不曾重视或了解。

精神分析时常因为过于孤立地对待患者，不考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而受到抨击。患者的家人和朋友通常会感到气恼，因为精神分析治疗一般不会要求他们参与分析过程，治疗师也不会跟他们见面，或向他们问询患者在家中的行为举止和人际关系情况。不过，如果精神分析理论的初始形式被人们所接受，那么治疗过程无须患者的亲友参与就可以理解了。因为除了患者自己，没人能够了解他在早期儿童阶段的幻想和感受。就算是父母能够提供患者童年时期的详细记述，也无法获得精神分析师想要了解的东西——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患者自己对儿时发生的这些事件的主观反应。

弗洛伊德一开始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会在情感上对患者产生重要影响。他本来只想将精神分析发展为一门“研究心理的科学”，成为和解剖学、生理学一样客观的基础科学。他将自己视为一名独立的观察员，以为患者会像对待其他领域的普通医生一般对待自己。后来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患者会对他产生和表达爱恨情绪，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关于当下的真实反应和表达，而是患者关于过去某种情绪的延续表达，并被“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

起初弗洛伊德对移情感到厌恶，后来他才意识到移情的重要作用，1910年，他在给友人奥斯卡·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的信中这样写道：

移情简直就是个魔咒。这种在疾病治疗中产生的情感冲动十分猛烈而且难解，因此我不得不放弃使用间接暗示和催眠暗示的方法，但即使采用精神分析法，也仍然不能将其根除；只能对其稍加抑制，但冲动依然会显著存在，形成移情。[3]

在《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第27讲中，弗洛伊德重申了他对移情的看法：一定不能认为移情真实存在。

为了克服移情，我们需要向患者明确指出，他的相关感受不是来自当下的情景，也不是面向眼前的医生，而是在重复过去发生的某个场景。这样我们就能迫使患者将这种重复式感受转为记忆。[4]

自弗洛伊德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精神分析学的“客体关系”理论诞生以后，对移情的理解和解释受到了重视。大部分精神分析师、社工及其他“助人行业”人员无不将亲密的个人关系视为人类快乐的主要来源。相反，如果一个人无法享受亲密关系带来的满足，那么他会被人们视为神经质、不成熟或者某些方面存在异常。现在，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群体，大多数心理治疗模式都在围绕人际关系展开，研究患者与过去某些重要的人之间的关系存在哪些问题，然后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更加丰富而满意的人际关系。

鉴于过去的关系能够影响人们对于新关系的期望，如果患者将咨询师视为一个新的重要的存在，那么他对咨询师的态度就能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用于了解其过去产生的心理问题，同时还有机会纠正这些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经历过被抛弃和虐待的患者在接触咨询师的过程中，可能也会产生被抛弃和虐待的预期，当然患者自己也许完全意识不到这种预期正在影响他对咨询师的态度。如果患者能够意识到他错误预设了别人对待他的方式，同时又切实感受到了咨询师给予的超出自己预期的善意和理解，那么患者对于关系的预期就有可能彻底改变，继而能够与他人建立比过去更好的关系。

如上所述，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对象产生的关于咨询师的所有情感并非真实存在，或者将这些情感解释为受过去的影响而产生。然而现在有很多咨询师意识到这些情感并非仅仅是儿童时期的冲动和幻想的再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情感是患者想要弥补儿时的某些缺失的心理产物。精神分析对象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将咨询师当作他们在现实中未曾拥有过的理想父母。这种体验也许能够产生很好的疗愈效果，通过任何草率的解读或将其定义为错觉而消除这种体验都是错误的。

前面提到，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咨询师的工作就是帮助患者移除障碍，让他们能够以成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本能驱力。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完成，那么我们认为患者处理关系的能力也会得到提升。然而，现代的咨询师们却颠倒了顺序。他们先考虑的是人际关系，而后才是本能满足的实现。也就是说，如果精神分析对象能够毫无焦虑地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平等关系，那么就可以假设该对象能够正常表达本能驱力，实现性满足。客体关系理论学家认为，人类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寻求“关系”，而不只是渴望本能满足。他们认为神经症是建立良好关系失败的一种表现，而非性驱力受到抑制或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因为患者会对分析师产生这种整体的情感态度或者一系列的态度反应，所以移情被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一个核心特质，它不再被当成是过去的遗留物，不再是什么“诅咒”，甚至也不是弗洛伊德后来认为的所谓“极大的助力”，他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移情确实帮助他改变了患者的态度。现在精神分析咨询师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观察和评估患者对咨询师的情感态度，判断患者是否恐惧、是否顺从、是否争强好斗、是否沉默孤僻、是否焦虑不安。这些态度其实是有根可循的，只是需要去挖掘，但挖掘的重点有所不同。患者对咨询师的态度是经过意识歪曲的，通过研究这种态度，咨询师能够利用这种歪曲来理解患者与他人的关系。要让这种方式有效，就要肯定当下的关系状态是真实存在的，而非仅仅是童年时期的情景再现。

精神分析的体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毕竟其他普通的社交过程不会这样详细研究一方对另一方的反应态度。日常生活中也不会有如此忠实的倾听者，给你足够的时间和关注，以专业视角看待你的问题，而且除了专业咨询的酬劳外，不求任何回报。患者可能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且不说给予这般程度的关注，就是简单的倾听，人们也未必能做到。如此一来，咨询师对患者的重要程度可想而知。认识到这些情感真实存在的同时，咨询师还需要了解移情中会存在源自患者儿时经历的不合常理的扭曲因素。

重视人际关系和移情作用并不是所有精神分析治疗的特色，但这确实是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的共性，他们可能受过不同精神分析学派的洗礼，但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存在共识：一是神经症多与早期亲子关系中的问题有关；二是健康快乐完全依赖于亲密关系的维持与稳定。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孩子，基因差异可能对儿童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父母相同，但孩子可能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之后人生中出现的神经症问题与患者早期的家庭情感经历存在一定关联。

但是，我不太认同亲密关系是健康快乐的唯一来源。现下有一种危险的风气，那就是爱被美化成了救赎的唯一通途。当被问到心理健康的构成因素是什么，弗洛伊德的答案是：爱的能力和工作的能力。显然，我们过分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的重要性。在众多分析案例中，人们只注重人际关系，而由此忽略了对其他自我实现方式的探寻，同时也疏于研究个人内心深处的动态变化。

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发展出了一套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相对的客体关系理论，代表人物有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和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然而，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他的《依恋三部曲》（Attachment and Loss）启发了大量新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人的本质做出了极大贡献，其地位之重可谓理所应当。

鲍尔比认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从婴儿时期开始形成的对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的需求，这种对“依恋”的需求远超出对性满足的需求。鲍尔比的理论是动物行为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结合。虽然我们经常会将依恋与性满足相联系，但二者区别鲜明。鲍尔比的这一理论拓宽了人的本质与人际关系的精神分析视角，使其与其他领域学说的研究结果更加一致。

鲍尔比的《依恋三部曲》源自他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展开的对流浪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工作。后来他开始研究母亲的短暂离开对幼儿产生的影响，从而使人们更加理解幼儿或幼儿的母亲不得不住院时，或者在类似的情况下，幼儿所感受到的痛苦。

婴儿成长到7～9个月时，开始对某一固定对象产生特别的依恋。在这个阶段，婴儿会抗拒陌生人的亲近，更加依赖母亲或其他熟悉的人。母亲成为婴儿的安全基地，只要母亲在身边，婴儿就能更加大胆地探索和玩耍。如果依恋对象抽身离去，哪怕是极短的时间，婴儿通常也会表示抗议。而像住院这种长期分离会导致婴儿产生一系列固定反应，这些现象由鲍尔比首次提出。婴儿首先愤怒地抗议，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感到绝望，并表现出静默悲伤和淡漠疏离。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对依恋对象的离去彻底冷漠、无动于衷。从“抗议”到“绝望”再到“冷漠”这一顺序是幼儿在与母亲分离之后产生的固定反应。

这一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事实证明，于是鲍尔比推论，成人维持良好关系的能力取决于他在儿时与依恋对象的相处经历。如果依恋对象在幼儿早期阶段提供了持续而稳定的陪伴，那么幼儿将会拥有充足的安全感和自信。等到成年以后，这种自信会给予他信任和爱的能力，而基于爱与信任的两性关系中，性满足的实现自然也就不是问题了。

然而，依恋的质量和强度会因人而异，一方面取决于母亲回应和对待婴儿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无疑取决于先天的基因差异。虽然不同的孩子对于母亲离去的反应趋于相同，但随着离去时间的延长，孩子的反应可能会因情况而异。研究表明，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会比在核心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具破坏性、索求更多。尽管没有完全经过验证，但是有迹象表明，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比在温暖亲密的家庭里成长出来的孩子难以建立亲密关系。实验表明，与母亲分离的幼猴在成年以后难以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及性关系。不过，人类拥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即使孩子长期遭受孤独和虐待，只要环境向好发展，他们就能复原。

在《依恋三部曲》第一卷的第12章中，鲍尔比从生物学角度探讨了依恋的本质和作用。基于其对人类及其他物种的依恋行为的广泛认知，鲍尔比得出结论，依恋行为最初的作用是为了避免被猎食者伤害。首先，他指出落单的动物往往会比成群结队的动物更容易被猎食者攻击。其次，他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依恋行为特别容易出现在年幼、生病或怀孕的个体身上，因为这些个体更脆弱、易受攻击。最后，危险情况发生时，人们必然会向周围寻求依靠，以分担危险。到了现代社会，猎食者带来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但人们依然要面对其他形式的威胁。

这种生物学解释颇有道理。现代人的应激模式仿佛早已预设，这种模式更适合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而不是我们生活的20世纪末的西方都市。[5]我们在面对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以及对陌生人的过分猜疑，将这种预设模式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种反应在古代原始部落并无不可，但是在核灾难可能发生的时代里，实在是有些危险。

鲍尔比指出重要一点，那就是依恋不同于依附。确实，人类需要很长时间来成长。从出生到性成熟就占了人生1/4的时间，而人类的寿命比其他任何哺乳动物都要长。刚出生时的无助阶段加上较长的儿童时期，让我们有机会向年长者学习，一般我们会认为这是人类需要较长时间进入成熟期的生物学原因。人类适应世界依赖于学习和文化的代际传递。人的依赖感在出生时最高，因为刚出生的婴儿处于最无助的状态。相比之下，依恋在婴儿6个月大时才会显现。随着人不断成熟，依赖会逐渐消失，而依恋会贯穿人生始终。我们说一个人有依赖心理，是指他不够成熟。但一个人要是没有渴望亲密的依恋心理，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存在某些问题。在西方社会，极度渴望脱离人际关系是一种心理疾病。有些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里甚至根本不存在人际关系。拥有建立平等依恋关系的能力被视为情感成熟的证据，缺乏这一能力则是病态的表现。当然，人们很少会考虑是否存在情感成熟的其他标准，比如独处的能力。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一致赞同，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生命里不能缺少外界的支持和陪伴。除了学习，社会合作也是人类生存的重要部分，社会合作对狒狒、猩猩等其他灵长类动物同样重要。正如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所说，人类生来既没有快腿，也没有坚硬外壳、尖牙利爪或其他什么防身利器。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其他凶猛物种的伤害，同时也为了捕猎大型动物，原始人不得不学会相互合作。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合作。现代社会条件早已不像原始社会那般恶劣，但对社会交往的需求和对建立积极联系的渴望一直存在。

因此，在任何人类需求层次中，依恋需求都应该处于较高位置。诚然，一些社会学家会怀疑脱离家庭或社会群体的个体是否具有意义。在西方社会，大多数人都会赞同，亲密的家庭关系是生活的一个重要成分，此外还会有爱情和友情作为补充，所有这些关系构成了生活的意义。社会学家彼得·马里斯（Peter Marris）这样说道：

对我们最为重要的关系基本都是关于一些特定的、我们所爱之人（丈夫或妻子、父母、子女、密友）的，或者是关于一些特定地方（家或者特定地点）的，承载着我们同等的爱。这些特定的关系独一无二、无可替代，似乎包含了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意义。[6]

马里斯认为，这些独一无二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生活经历的有效参考点。这些无可替代的关系就是我们处于这个社会机构所需的重要支柱。我们往往把一段重要关系当成理所当然，因而极少去思考它，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失去这段关系。马里斯指出，最近丧失亲人的人至少会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当我们失去最亲近的人时，我们可能会发现那个人对于我们人生的意义比我们所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般情况；我们还需要知道，有些人即使丧失了爱人，依然可以获得新的自由、开启新的生活。

社会学家罗伯特·韦斯（Robert S. Weiss）[7]曾针对一群新近离婚人士进行过研究并发现，虽然这些人加入了单身父母交流会，也从中获得了一定支持，但正如韦斯所料，他们仍旧苦于孤独。再多的友情也无法弥补因为失去婚姻而丧失的依恋与情感亲密。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这种亲密关系有多重要，它都不可能是赋予人生意义的唯一方法。韦斯还研究了因为某些原因搬离原社区远离旧街坊的已婚夫妇，虽然他们对配偶的依恋程度未减半分，但仍会因为离开原有群体而颇感苦恼。[8]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享有亲密关系，人类都需要来自家庭以外的更大社群的归属感。现在有假设认为亲密关系对自我实现至关重要，这让我们容易忽略那些较低亲密度的关系的重要意义。精神分裂症患者及那些或多或少被完全孤立的个体被视为病态无可厚非，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曾拥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们也不是全都有问题或者特别不开心吧。

军队或者某些行业，其社会结构或许不能提供亲密关系所能给予的那种满足感，但的确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环境，使他们从中能够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在上文曾提及盖尔纳的论点：现代社会不断变化流动，致使很多人感到迷茫不安。而事实与此论点多少有些相悖：很多工作人员即使有机会获得丰厚酬劳，也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处于某一固定的结构体系并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能产生人生意义，还可以为人们提供一套参考标准，用于观照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能遇到很多人，他们和我们关系并不亲密，却时刻影响着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像邻居、邮差、银行职员、售货员以及其他很多人对我们来说都只是熟悉而已，最多就是点头之交和日常问候，对他们的事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突然消失或者有人替代了他，我们还是会有短暂的失落感。对此我们会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人，但其实我们怀念的是相互承认，承认彼此存在于对方的生活中，以及因此产生的某种肯定：尽管微不足道，但我们确实构成了彼此生活模式的一块拼图。

这类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其重要性会高出意料。人们从工作单位退休以后，会思念那些熟悉的、给过自己肯定的人。一般来说，人类多是渴望被爱的。想要被认可和肯定的心情也同样重要。

在当代西方社会，亲密关系在很多人的生活中只发挥着很小的作用，尽管他们也会意识到这方面的缺失，或者想要通过幻想来填补。他们的生活中心不是配偶子女，而是工作，在公司里可能不会有人爱自己，但至少可以获得认可和重视。特别想要获得别人认可的人，可能是因为儿时父母给的肯定过少，也因此更加倾心于工作。有些工作可能需要短时间专心致志地独立完成，但大多数工作都不太会有独处的时候，一般都会涉及人际交往，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一点似乎还是工作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像这种不太亲密、相对浅显的关系也有其重要性所在，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一些不太相熟的人，会跟他们进行简单交流。如果我们在街上碰到了邻居，他们可能会拿天气做开场白，这在英国特别常见。要是聊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开始谈论其他邻居。哪怕是再有学识的人也很难拒绝八卦，不过他们倒是可能对此假装不屑。人们的对话中，有多少是在讨论其他人的生活，又有多少是在探讨书籍、音乐、绘画、思想、金钱，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闲聊的时间占比也绝不会少。

客体关系理论学家认为亲密依恋是人生意义和满足的主要来源，但是无法拥有或维持亲密依恋关系的人不一定就会失去亲密程度较低的人际关系。虽然无法建立亲密依恋关系的人往往更难找到人生意义之所在，但他们中有很多人能从工作交往及其他普通关系中获得平静而满意的生活。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爱德华·吉本便是一个好例证。我们还得知道，有些优秀人才哪怕长期囿于孤独，也不会感到生命毫无意义，有些人则可能故意寻求数周或数月的孤独生活，具体原因会在后面讲到。

在《依恋三部曲》第三卷的倒数第二段里，鲍尔比这样写道：

对他人的亲密依恋始终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不只是刚出世或蹒跚学步的婴幼儿时期，也不只是学文识字的小学阶段，还会贯穿整个青年期乃至成熟期，直至老去。一个人会从这些亲密依恋中汲取力量和快乐，同时回馈他人相应的力量和快乐。关于这些问题，现代科学和传统智慧不谋而合。[9]

了解鲍尔比的著述研究后，我很钦佩他。因为鲍尔比坚持认为，精神分析的观察结果必须经过客观研究证实，而且他引用了行为学概念；与其他的精神分析学家相比，他将科学更多地与精神分析相结合。但我认为，依恋理论没有完全正视工作的重要性、人在独处时所思所想的意义，特别是那些富有创新创造能力的人内心世界的奇思妙想。所以，亲密依恋只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之一”，绝不是“唯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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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克裔英国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是批判合理主义学派的一名领头人。——译者注

[2] Ernest Gellner,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London, 1985), p. 34.

[3] Sigmund Freud, Letter to Pfister (1910), quoted in Ernest Jones,Sigmund Freud,Ⅱ(London, 1955), p. 497.

[4] Sigmund Freud, ‘Transference', LectureⅩⅩⅦin Introductory Lectureson Psycho-Analysis, Standard Edition, edited by James Strachey, 24 volumes,ⅩⅥ(London, 1963), pp. 431-47.

[5] 本书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编者注

[6] Peter Marris, ‘Attachment and Society', in The Place of Attachment inHuman Behavior, edited by C. Murray Parkes and J. Stevenson-Hinde (London, 1982), p. 185.

[7] 美国社会学家，首次提出关于孤独的理论。——译者注

[8] Robert S. Weiss,‘Attachment in Adult Life', in The Place of Attachmentin Human Behavior, op. cit., p. 174.

[9] John Bowlby,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Attachment and Loss, Ⅲ(London, 1980), p. 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