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

唐宋八大家的出现，是和唐宋古文运动的发生相关联的。所谓古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韩愈在《师说》、《与冯宿论文书》、《题哀辞后》、《考功员外卢君墓志铭》等文中提出了古文这一概念，他把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与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骈文始于东汉末，盛行于南北朝，流行于以后的各个朝代，然而骈文一味地追求典雅工整，逐渐变成一种僵化死板的官样文体，不似古文那样散句单行，抒写自由，不拘格套。

唐代古文是伴随着儒道的复兴而出现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从维护和巩固唐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韩愈提出了用儒家思想一统人心。而宣传和传播儒家的道统学说，骈文成为了阻碍，革除骈文陈腐的习气，初唐以来不少人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唐玄宗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尝试着古文的创作，成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至唐代中期，韩愈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并基于此推崇古文，反对骈体，力求改革文风。韩愈《题哀辞后》云：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学好儒道就得通达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不过在当时，韩氏的努力受到的非难和阻力还是不小的。德宗贞元年间，在韩愈的努力下，古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宪宗元和时期，柳宗元成为韩氏的有力支持者。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一种主流文体，这就是所说的“古文运动”。在古文创作方面，韩氏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二：一是文从字顺，一是唯陈言之务去。前者是通俗化的问题，后者是创新性的话题。遗憾的是，韩门弟子们的文章或惟求平易，或只图奇诡，成就不高，自韩、柳去世后，古文的地位又逐渐为骈文所取代。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古文的创作趋向衰落，骈文依然风行，其中有所谓“三十六体”者，指的是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排行均为第十六，所作诗文以俪偶相夸，故云。三人大力提倡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的四六文，讲究辞藻典故和声韵偶对，风格更趋向华美艳丽。北宋初期，因学李商隐得名的西昆体风靡一时，其间也有反对者，代表人物有柳开（947—1000），以提倡韩、柳古文为己任，他在《应责》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提出了道统与文统的合一，因其文章质朴枯涩，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继柳开后，提倡复兴古文的还有姚铉、穆修等，穆修不顾流俗的诋毁，在京师刻印韩、柳二人文集数百部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许，但创作成就并不高。其后又有石介（1005—1045），撰有《怪说》三篇，对西昆体表达了不满，口诛笔伐，不遗馀力。石介反对西昆体的浮华淫巧，讲究文风朴素，但矫枉过正，文体怪诞诋讪，流荡猥琐，号称“太学体”。太学，是京城的最高学府，即国子监。石介曾任国子监直讲，其主张在太学生中影响很大，太学体的风行，既无古文的平实质朴，又乏骈文的典雅华丽，也不是一种健康的文体。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开、穆修、石介等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其重任就落到了欧阳修身上。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叙写用心振兴古文的苦心，也是以继韩愈之学为己任的。欧阳修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时，通过科举考试，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排斥和抑制西昆体及太学体，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在他锐意改革的努力下，以西昆体和太学体为代表的不良文风遭到重创，失去了其影响力。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云：

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濯磨就是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以期有所作为。仁宗天圣至嘉祐（1023—1063），凡四十馀年，在欧阳修的着意引导下，在朋友及门生诸如尹洙、苏舜钦、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的支持下，读书人强化修养，黜华崇实，儒道得到重视，古文又得以复兴。

元明以来，对唐宋八大家散文的编选和评批开始盛行。元代后期有位名叫朱右的人，选编八大家文章为《六先生文集》，其中三苏父子合并为一家，称六先生，实则为八家，这是已知较早对唐宋散文八大家的称呼。朱右（1314—1376），字伯贤，一字序贤，自号邹阳子，其先河南偃师人。以《书经》应进士举，不得志。授庆元路慈溪县儒学教谕、萧山县主簿等，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召至京师预修《元史》，特旨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著有《白云稿》。《白云稿》卷五有《新编六先生文集序》，自云年将五十，以教授孩子读书之馀，取八家全集，编辑成书。自序云：“文所以载道也，立言不本于道，其所谓文者，妄焉耳。”主文以载道之说，又云：“其所成就，实有出于千百世之上。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所选是以载道为本，全书凡十六卷，收韩愈文三卷六十一篇，柳宗元文二卷四十三篇，欧阳修文二卷五十五篇，曾巩文三卷六十四篇，王安石文三卷四十篇，三苏文三卷五十七篇，共计三百二十篇。其书对八家散文在明以后的评选和风行是有影响的，惜清代中期已不存。

明代中叶以来，文坛上掀起了复古风，著名的有前后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即文章以两汉及其以前为学习对象，诗歌以盛唐作家为楷模。对此，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在文章方面则有唐宋派，这是嘉靖年间出现的一个散文流派，“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明史·文苑传序》），他们既推尊三代两汉文，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唐顺之编有《文编》，凡六十四卷，选取周至宋代的散文，分体编排，其中唐宋只选八大家之文。唐氏自序（嘉靖丙辰）云：“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强调的是作文的法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故是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导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作为提供习作文章的范本，偏重于技巧的运用。其后茅坤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进一步确定了八大家散文的地位。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广西兵备佥事。著有《白华楼藏稿》、《茅鹿门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凡一百六十四卷，录八家散文一千三百七十六篇，较朱右所选，多了千篇。茅氏自序（万历己卯）云：“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其中每家前有引言，略为评议，每篇文章前又有评批语一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坤盖有所本也。然右书今不存，惟坤此集为世所传习，凡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每家各为之引说者。……其书初刊于杭州，岁久漫漶。万历中，坤之孙著复为订正重刊，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入欧文之后，今所行者皆著重订本也。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坤《白华楼稿》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

茅氏所编，参照了唐顺之选本，其书明代多有刊刻。李梦阳为前七子领袖，所谓“以字句摹秦汉”，是追求形似，“以机调摹唐宋”，是追求神似。茅氏编本的行世，进一步扩大了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影响。其后编选评批本陆续问世，如钟惺《唐宋八大家文钞选》二十四卷，是据茅氏辑本编选的。另有署名归有光辑《唐宋八大家文选》八卷，有日本明治十二年（1879）刻本。按：钟惺是明代竟陵派的领袖，与其前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一样，反对前后七子，主张抒写性灵，推崇苏轼作品，均以小品文闻名于世。

明人推崇唐宋八家散文的用意及行为，入清仍在发酵。就选本而言，有孙慎行《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六卷、储欣《唐宋八大家全集录》五十一卷和《唐宋八大家类选》十四卷、汪份《唐宋八大家文分体读本全编》八卷、孙琮《山晓阁选唐宋八大家文》二十卷、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三十卷、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十九卷等，其中多属清康熙至乾隆时编选出版的。这类选本的盛行，与科举有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茅坤选本“大抵亦为举业而设”，意指《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为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习用而评选的，明代是如此，清代也是如此。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又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等。是就四书五经取题，据题立论，诠释经书义理，不能自由发挥，格式严格，限定字数，其重要体裁特征就是对偶。古文是与时文相对的，就如唐宋时与骈文的关系。入清以来，大力提倡古文的是桐城派文人，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也称桐城古文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此派“三祖”，师事、私淑或追随者，多达千馀人，主盟清代文坛前后长达二百馀年，其影响一直延及近代。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历官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著有《望溪先生文集》等。戴钧衡《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咸丰元年）云：

六经四子，皆载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汉兴，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之徒，始以文名，犹未有文家之号。唐韩氏、柳氏出世，乃畀以斯称。明临海朱右取欧、曾、王、苏四家之文，以辈韩、柳，合为六家，归安茅氏又析而定之为八，而后此数人者相望于上下数百年，若舍是，莫与为伍，自是天下论文者，意有专属。若舍数人，即无以继贾、马、刘、扬之业……我朝有天下数十年，望溪方先生出，承八家正统，就文核之，亦与熙甫异境同归。

熙甫即归有光。方氏为桐城派的奠基人，继承明代唐宋派的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王兆符雍正癸卯序）。桐城派至姚鼐，影响更加强大与广泛。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人称惜抱先生。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历官兵部主事、刑部郎中等。著有《惜抱轩全集》等。姚氏编有《古文辞类纂》，凡七十五卷，依文体分十三类，选文约七百篇。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之作为主，其前选《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其后选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的古文。这是代表桐城派古文观点的一部选本，颇为流行，以至出现了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这与唐宋古文载道是一脉相承的。桐城派提倡古文，虽与时文（即八股文）相对，但二者多有相通之处，如在思想内容方面均恪守孔孟之道、程朱义理，在艺术手法上，主张彼此互相借鉴。方苞编选有《古文约选》，有感于时坊刻绝无古文善本，“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序例），又编有《四书文选》，将古文与时文相关联，而不是排斥其一。李元度序《古文笔法百篇》云：

古无所谓古文，自韩退之氏以起衰自命，力矫俪偶之习，始杰然以古文鸣。古文者，别乎时文而言也。近代选家如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喜之徒并有评本，识者谓未能脱尽帖括气习。然余论古文之极致，正以绝出时文蹊径为高；而论时文之极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气韵、机局为最上乘。明之震川、荆川、陶庵，昭代之慕庐、百川、望溪，皆以古文为时文者。功令以时文取士，士之怀瑾握瑜者宾宾然争欲自泽于古，有能导以古文之意境，宜莹然而出其类矣。

《古文笔法百篇》是清光绪年间李扶九选编的。此序提及的茅鹿门、储同人、汪遄喜即茅坤、储欣、汪份，其选本详前。震川、荆川、陶庵即归有光、唐顺之、张岱，前二者为明唐宋派成员，张岱为明末清初人，以小品文著称于世。检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七有《兄百川墓志铭》，云：“兄讳舟，字百川……入邑庠，遂以制举之文名天下。慕庐韩公见之，叹曰：二百年无此也。自以时文设科，用此名家者仅十数人，皆举甲乙科者。以诸生之文而横被六合，自兄始，一时名辈皆愿从兄游。”知慕庐、百川即韩菼和方舟。韩菼（1637—1704），字元少，号慕庐，长洲人（今江苏苏州），清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著《有怀堂文稿》、《诗稿》等。由此知，不论是古文的提倡与实践者，还是古文的编选者，均强调了士子撰写时文时，能济以古文的技巧等，是可以为文章增色添彩的。明清以来，以时文标准选编、评点古文的选本有不少，其中所选多以唐宋八大家文章为主，这类选本的盛行，其初衷是为参加科举考试而猎取功名的读书人提供一个范本，以韩、柳为代表的八大家的创作，用散行的句子，自由地抒写，尚通俗，主实用，给俪偶文体主导下沉闷板滞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并能张扬出强烈的个性，为后代文人所追慕，八家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及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与古代主要为士子提供习作的范本不同，如今的选本，主要还是以品读赏析为主。通过品读古人的作品，一则可以增广见闻，诸如历史、地理、政治、文化、语言、宗教、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可以体悟人生，通过品读古代的作品，可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启迪。诸如面对着得与失、进与退、升与黜，咀嚼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品味人生中的喜怒哀乐，其间执着、自信、坚毅不时流露，这在韩、柳二氏文中表现得较突出。又如审视社会，解读人生，发论堂堂正正，洋溢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正义感，这在宋六家文中可感受到。至于如何能做到善于处世，保全自身，这也是宋人文章中常流露出的思想情感。

本编选录的散文作品凡一百十七篇，相对于八大家现存的篇章，数量是有限的。在品读与赏析中，既可窥见八家文章面目之一斑，又可增广见闻、感悟人生。至于各家行文的具体风格及特色等，已散见各篇评析中，此不赘。

邓子勉

2020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