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相信自己
Chapter1
健康理念中那些令人震惊的真相
今日之我必为昨日思维之果，今日之思将为明日人生之始：思维创造生活。
——《法句经》
1957年，布鲁诺·克洛普弗（Bruno Klopfer）博士[1]报道了菲利普·韦斯特（Philip West）医生与患者赖特（Wright）先生的案例。赖特先生罹患淋巴肉瘤（lymphosarcoma），已经到了晚期，韦斯特医生为其进行治疗。所有可尝试的治疗方法均未能起效，而赖特先生也已经时日无多。赖特先生的脖子、胸部、腹部、腋下以及腹股沟等处均布满了肿瘤块，脾脏和肝脏明显肿大。肿瘤还使他的胸腔每天产生近两升的混浊积液，为了能够呼吸，这些胸腔积液必须及时排净。鉴于实际病情，韦斯特医生认为赖特先生的剩余寿命不会超过一周。
尽管主治医生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但赖特先生仍极度渴望活下去。他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一种被广泛看好的新药克力生物素（Krebiozen）上。他恳请医生能够采用这种新药为其治疗，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药物在临床试验中的受试对象至少经诊断还有三个月寿命，而赖特先生的病情过重，即使采用该药也无法保证疗效。
赖特先生并没有轻易放弃。当得知存在这种新药并坚信这就是能够使他病情改善的特效药时，赖特先生反复纠缠他的医生，直至韦斯特医生不情愿地答应他的请求，为其注射克力生物素。韦斯特医生是在周五进行的注射治疗，尽管进行了治疗，但实际上医生自己都不认为赖特先生能够撑过那个周末。
令韦斯特医生震惊的是，在下一个周一，他发现他的患者竟然能够下床散步了。据克洛普弗博士的报道，“赖特先生的肿瘤如同火炉中的雪球般迅速减小，各处肿瘤的大小均减小到原有尺寸的一半。”在首次采用克力生物素治疗10天后，赖特先生出院，明显不再受到肿瘤的困扰。
沉疴尽去，赖特先生兴奋到无以复加，在连续两个月内一直对克力生物素充满溢美之词，称赞其为治疗淋巴肉瘤的灵丹妙药。然而两个月后，开始有科学文献公开质疑克力生物素的实际疗效。出于对科学文献报道结果的信任，赖特先生深受打击，而他的肿瘤也寻隙而归。
由于发自内心地想要帮助他的病人，这次韦斯特医生决定采取一些不太光明的手段。他告诉赖特先生，最初的一批克力生物素在运送的过程中有些变质，因此减弱了药物的疗效，但他能够为赖特先生提供新进的一批高浓度、超纯净的克力生物素，其疗效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2]
然后韦斯特医生以高纯度特效药之名为赖特先生注射了一些蒸馏水。
接下来，就是再次见证奇迹的时刻。是的，肿瘤消失了，胸腔中的积液也随之去无踪，赖特先生再次享受到了两个月的美好时光。
不幸的是，美国医学协会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披露，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克力生物素被证明一文不值，这种药物对于肿瘤并没有实际的疗效。赖特先生对于治疗完全失去了信心，肿瘤如期而至，而他也在两天后辞世。
当我读到这篇报道时，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个案例不可能是真的。恶性肿瘤怎么可能仅仅因为注射了一些蒸馏水就能够“如雪球般融化”？若报道属实，而且仅采取如此简单的措施就能够让恶性肿瘤一去无踪，那么肿瘤科医生为什么不在病房里闲庭信步，直接为肿瘤晚期患者注射蒸馏水进行治疗呢？反正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这样做难道还能有什么坏处？
整个案例看上去不大可能，所以我继续关注下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个故事中存在些许事实，那么在相关文献中一定会有类似的报道。
《临床研究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报道了另一位被严重恶心、呕吐困扰的患者。医学仪器测试结果显示，她的胃收缩极其紊乱。为此她拿到了一种神奇、强效的新药，医生向她保证，这种药物对治疗恶心绝对有效。
几分钟后，她就不再感觉到恶心，仪器测试的胃收缩变得正常。但事实是，她的医生说谎了。所谓的强效新药治疗，实际上是让她服用了催吐剂，相对于遏制恶心症状，该药物对于引起恶心呕吐更加在行。
尽管服用催吐剂会使她的症状加剧，但当这个饱受恶心折磨的患者认为她的病情能够得到缓解时，她的恶心症状和紊乱的胃收缩全都消失了。
我坐在那儿，挠挠头。上述案例令人惊奇，但这些个案并不能证明什么。
假手术的治愈力量
不久之后，我偶然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现了一篇论文，该文章为整形外科医师布鲁斯·摩斯利（Bruce Moseley）医生的专题报道，这位外科医生因能开展手术缓解患者的膝关节痛楚而得名。为了证明自己膝关节手术的成效，他设计了精巧的对照试验研究。
试验中的一组患者接受了摩斯利医生的著名手术；另一组患者进行了精心设计的假手术，但他们对此毫不知情——手术过程中患者处于麻醉状态，而且与真正的手术相同，假手术在对照组患者的同样位置开有三个切口，并通过显示器为他们播放其他人的预录手术录像。摩斯利医生甚至在周围溅水，以模仿膝关节灌洗操作的声音，然后再对患者的膝盖进行缝合。
正如预期，接受真正手术的患者中，有1/3感到膝盖处的疼痛有所缓解。但真正令研究者震惊的是，接受假手术的对照组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事实上，从某一方面来说，鉴于对照组患者在膝盖处只有切口，而并没有真正地遭受手术的创伤，接受假手术的对照组患者在膝关节处所受的痛苦很可能比接受真正手术的患者要小。
摩斯利医生的患者怎样看待研究的结果呢？正如一个得利于摩斯利医生假手术的二战老兵所说：“手术是在两年前做的，迄今为止，我再也没有受到膝伤的困扰。现在我感到两个膝盖一样正常。”
这项研究给了我会心一击。
赖特先生和服用催吐剂的女士只是个案，众所周知，个案存在特定倾向性，没有共性。在学习分析科研数据时，我一直被告知，具有普遍意义的医学研究应当是随机的、双盲的、具有安慰剂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上述标准发表在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它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同。
然而摩斯利医生的研究正是进行了随机的、双盲的、具有安慰剂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且成果发表于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医学杂志之一。该项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的病情得到改善仅仅是因为他们内心相信自己得到了手术治疗。
这项研究成果有力地证明，心理力量可以对身体症状产生明显作用，这是我对此所收集到的第一手真实证据。摩斯利医生的研究使我对安慰剂效应产生兴趣并对其展开研究，这种效应可以复现，仅通过假治疗就能使患者获得如同真正治疗那样的效果，它是如此地神秘而又成效斐然。
有效的安慰剂
如同每一位科学家那样，关于安慰剂效应，我早有耳闻。虚假治疗，例如糖药片、生理盐水注射和假手术，在现代临床试验中通常被用来检测某种药物、手术或治疗是否真实有效。安慰剂的英文单词“Placebo”来源于拉丁文“我会感到愉悦”（I shall please），早期在医学术语中出现意为保守治疗，通常用于神经症患者的心理抚慰。
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医生们虽然开具处方对患者进行治疗，然而并没有任何临床数据能够证明这些治疗具有真正的疗效。没有任何人对医生的处方提出质疑，也没有人进行实际研究以证明处方中是否具有任何有效的成分。医生只是把一些补药混合起来，对患者进行治疗，然后总有一部分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再不然就是医生在患者身体上进行手术，病人的病情要么缓解，要么没有。
直到19世纪末，采用安慰剂的想法才开始出现于临床研究中。195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医生的研讨文章“有效的安慰剂”（The Powerful Placebo）。文章指出，如果对病人采取药物治疗，很多患者的病情都会明显好转；但如果仅采用纯盐水或非药用成分进行治疗，约有1/3的患者仍会被治愈，这种疗效不仅仅表现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同样如此，这是可以通过身体机能得到证明的。
转瞬间，“安慰剂”的概念成了当代药物学的主流，并由此诞生了现代临床试验研究。目前，成功的医学研究必须能够证明该药物或手术在临床中的疗效明显优于安慰剂的疗效。只有当一种药物或手术能证明其疗效比安慰剂更强时，方能视作具有真实的疗效。否则，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不会批准该药物的申请，人们对该种手术也会兴趣大减，而这种治疗方法也会如同摩斯利医生的手术那样被视作无效。不能表现出优于安慰剂疗效的治疗方法被认为违背了医药学的循证原则，这也是区分神医和庸医的直接依据。
我大约是被指教了。
它使我不断思考，安慰剂效应究竟是什么？直到我开始自己的研究，我都没能终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都知道，在临床中，仅仅采用糖药片对患者进行治疗都能使其病情缓解，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当我在寻找心理能够影响生理的证据时，我意识到我找到了安慰剂效应的起源。如果临床中相当一部分患者仅仅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得到了有效治疗就能够使病情得到好转，那么他们的身体能够产生这样的反应就是由他们的心理力量触发的。这种认知让我陷入了混乱。
积极信念能够减轻生理病症的证据
回到前文中提到的医学杂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相信身体得到有效治疗的念头已经足够使生理病症产生切实的缓解。我发现近半数的哮喘病人能够通过假的吸入器或针灸治疗使病情减轻，约四成的头痛患者在服用安慰剂后能够缓解病症，约一半的结肠炎患者在进行安慰性疗法后病情好转，安慰剂能够使大多数的溃疡患者减轻疼痛。假针灸能够为近五成的病人缓解潮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的针灸仅对1/4的患者有效。此外，多达四成的不孕患者在服用“安慰剂”助孕药后成功怀孕。
事实上，与吗啡相比，安慰剂对于镇痛几乎同样有效。许多研究表明，患者在服用抗抑郁剂后产生的几乎全部愉悦反应均可归功于安慰剂效应。
并非只有口服或注射的安慰性药物令人好奇药物何时开始缓解病症，摩斯利医生的膝盖手术研究已经证明，假手术也许更为有效。在过去，乳房内动脉结扎被认为是心绞痛的标准疗法，其基本思路为，如果阻断了动脉内的血液流动，更多血液将流往心脏，从而缓解因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病症。数十年来，外科医生们一直这样进行手术，几乎所有患者的病情在治疗后都得到了好转。
但这种病情的好转真的与乳房内动脉结扎有关吗？还是说病情的好转其实是由于患者认为手术有效，从而使身体对这种想法产生了应激性反应呢？
为了究其原因，在一项研究中，心绞痛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患者接受治疗；另一组患者仅接受胸部开创，而并未进行乳房内动脉结扎。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71%接受假手术的患者病情明显好转，而在真正接受乳房内动脉结扎治疗的对照组中，这一数据仅为67%。目前乳房内动脉结扎不再用于临床，而仅仅存在于医学史中。
上述我所收集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我不得不怀疑，如果排除了那些临床试验中减弱安慰剂效应的因素，这些数据可能更加触目惊心。如果研究人员认为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值得期待的积极因素，也许我们会在临床试验中看到更高的百分比，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并非如此。相反，临床试验的组织者和医学研究人员[3]在否定安慰剂效应的道路上乐此不疲。毕竟，一种药品需要使患者获得优于安慰剂对照组的药效方才能被批准投放市场。为了筛选出那些具有“极度安慰剂反应”的药品，临床试验对象均服用惰性药剂作为对比，只要有人获得了明显疗效，该药品当即被从研究中剔除，就这样，许多随机、双盲、具有明显安慰剂性质的药品被当作“失败品”而提前出局。
因此，如果大部分新药的研究人员没有与大型医药公司串通，在临床试验中我们会看到更高比例的安慰剂反应比例。
是否每个人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
在我考虑安慰剂效应时，我发现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疑虑：若我是一个临床试验的患者，我拿不准自己是否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毕竟，我是一名医生，且在临床试验中，我是一名研究人员。我自认是个明白人，所以我认为自己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如果我怀疑自己服用的是安慰剂，那么它应该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帮助，难道不是吗？
这使我开始思考：是否有特定类型的患者比其他人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是否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客观上存在能够描述患者对安慰剂响应情况的经典模型？是否有些性格特点或智力因素可以预示哪些人在接受安慰剂治疗时能够获得更显著的疗效？是否高智商人群对安慰剂的响应率更低？是否有些人更容易上当受骗？
科学家们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最初假定能够对安慰剂产生明显反应的患者为低智商人群或更加容易“神经过敏”的人群，但接着他们就发现，只要条件适合，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反应。我们都是易受影响的，即使你的身份是医生或科学家。事实上，某些研究表明，高智商人群甚至更易对安慰剂产生反应。
我把这一结果当作喜讯，其原因在于，若积极的信念能够治愈身体的创伤，每个人就拥有了同等的机会从中受益。并不仅仅只有易上当的人们是这样，机智的人同样如此。
安慰剂产生的疗效是否仅仅存在于脑海中
随着研究的继续，我已经不十分清楚我到底在研究什么。很明显，我所收集的证据看上去很可信。当患者——不仅是那些易上当的人，而是所有患者——相信他们能够好转，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体验到了明显的病情改善。
但这并不能完全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可以做出如下论断：症状的缓解仅仅存在于你的脑海中。毕竟，如果不是思维感知，那么什么是痛苦？如果不是一种心理状态，那么什么是抑郁？即使对于某些确定的病症，如哮喘和结肠炎，你也可能会察觉到自己能够呼吸更顺畅或认为你的肠胃不适有所减轻。也许你的内心感受已经改变，但身体上并未产生任何可测的生理反应，也许那仅仅是你认为如此，这已经足够使你感觉好转。
若心理力量确实能够治愈身体，一定会有某些途径能够证明身体确实产生了反应，并不只是症状的减轻，而是通过生理可测的方法，并能够进行科学的研究。因此，我的下一阶段研究任务是探寻足够的证据证明安慰剂效应并不仅存在于脑海，而是能够切实改变身体的生理状态。
已发表的受安慰剂影响的临床试验成百上千，想在其中找到一个确切的结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主要是因为在我所接触到的大多数研究中，那些病症，如头痛、背痛、抑郁和性欲减退等都难以定量分析。当患者感受到上述病症的好转时，不得不说，他们的主观性太强了，并没有客观的测试证明这些结果的正确性。
但最终我还是找到了证据来证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身体会对安慰剂产生响应，从而产生切实的生理变化。当患者接受了安慰剂治疗，一系列变化产生了：血压降低，病疣消失，溃疡治愈，胃酸改善，结肠炎症消失，胆固醇下降，经过牙科处理后下颚肌肉放松且肿胀减弱，帕金森氏综合征患者的脑部多巴胺指标上升，白细胞活动增加，脑部病痛患者的病灶区域可以通过成像手段观测到明显的好转。
这些发现让我确信，安慰剂并不是仅仅改变了人的感官，它们同时改变了机体的生化系统，使得整个研究变得越发有趣。
安慰剂效应对于生化系统的影响不知不觉中使我们质疑关于疾病的整个研究体系，但在我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之前，我试图研究，是否存在其他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病人会对安慰剂同时产生生理和心理反应。是否真的是积极的信念使身体产生变化，还是存在其他因素影响了患者的结果？我所探寻的下一阶段将引导我走进理论研究。
安慰剂效应的五种解释
当临床研究人员谈到安慰剂效应，他们通常指的是这样的整个系列事件：将患者置于特定临床环境，对他们进行治疗处理，且患者了解他们所接受的要么是目标研究治疗方法、要么是安慰剂，再对患者进行制定时间范畴的观察。现在让我们弄清楚安慰剂有哪五种解释说法，进而从中选取合适的角度来对之前所了解到的现象进行解释。
最明显的解释——也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种——就是，患者之所以能够产生病情缓解和生理变化，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必将如此。根据知情同意原则，病人知道他们有可能接受安慰剂治疗，但很多接受安慰剂的病人认为他们正在接受真正的治疗（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他们期待自己的病情有所好转。换而言之，使你产生不同感受的信念真的能让你感受到不同。
但是积极的信念也许并非产生生理变化的唯一原因。第二种解释是条件反射。我们对于巴甫洛夫（Pavlov）[4]的经典狗实验[5]都知之甚详。巴甫洛夫的狗并不只是在看到史酷比美食[6]时会分泌唾液，当它听到伴随的铃声时同样如此。安慰剂效应也许遵循着同样的工作规律。如果你习惯于从某人那里得到包着白色糖衣的真正药片，并因此而病情好转，那么即使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包着白色糖衣的糖片，你也许会习惯性地感觉到好转。
第三种解释是，临床试验的患者接收到了情感上的支持。研究安慰剂效应的哈佛大学教授托德·凯普查克（Ted Kaptchuk）经常在期刊和媒体采访中表明观点，他认为，受信赖权威机构的悉心照料才是安慰剂效应等同于乃至更甚于积极信念的原因。临床试验的患者不仅仅接受治疗，同时还会感受到来自于白衣天使们的关注和支持，有时还有抚慰，而白衣天使的形象一直以来代表着健康和康复。我们都渴望被关注、被倾听以及被爱，仅此即可使病症缓解，并刺激身体产生生理反应。这再次验证了心身的联系。
人们能够对安慰剂产生反应的第四种解释是，一部分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偷偷地寻求其他的治疗方式，使得试验数据产生混乱。如果安慰剂组的患者病情好转，很可能他私下采用的其他治疗方式才是真正的原因。
第五种解释是，某些患者病情好转是因为病情的自愈。毕竟人体是一个具有自然康复能力的机体，一直努力达到整个生化系统的动态平衡。即使患者被遗忘在无人问津的角落，其中一部分患者的病情也可能自行好转。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病情的自发缓解现象是安慰剂效应的唯一解释。阿斯比约恩·罗加森（Asbjrn Hróbjartsson）博士和彼得·葛采（Peter Gtzsche）博士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了标题为“安慰剂是否无能为力？”（Is the Placebo Powerless?)的文章，指出除非研究中还存在对未治疗对照组[7]的观测结果，否则安慰剂效应并不能被直接证明，而大多数研究并非如此。在上述研究中，他们发现，当对未治疗对照组进行研究时，几乎不存在任何有指向性的安慰剂效应，这就意味着，病情的好转并非是积极信念或悉心照料的结果，而是由于病情的自愈。然而，这一结果因其设计缺陷而备受指责，其他研究人员认为，在研究不同种类疾病的众多不同类型的报道中，进行安慰剂对照组的对比，相当于将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比较，试验数据很容易引起误解。
无论如何，病情自愈理论在临床研究中的确能够说得通——即使在没有安慰剂的情况下依然如此。但这难道不是更加雄辩地证明了人体是能够自然康复的吗？如果未治疗对照组都能够观察到一部分患者的病情好转，难道这不是证明了人体知道怎样进行自我治疗吗？即使我们坚称安慰剂不存在作为还击[8]，我们不能否认，未能解释的病情自愈现象发生了。鉴于那些临床试验外自愈的患者并未被医疗保健系统所关注，这一现象也许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频繁。
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安慰剂引起的生理变化并不仅是积极信念的结果，但安慰剂效应无疑证明了心身的联系，说明人体具有天生的自愈能力。
安慰剂效应的生理学机制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安慰剂确实能够起作用，但应当怎样解释人的想法、感受和信念转变成生理变化的生理学机制呢？
研究人员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尚无定论，但目前已提出了几种假设。病情好转的积极想法可能会刺激内啡肽（endorphin）的产生，这种物质是人体内产生的一种具有镇痛作用的激素，能够促进病痛缓解、提升情绪状态。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当对安慰剂产生积极反应的患者服用能够阻碍内啡肽生成的烯丙羟吗啡酮（naloxone）[9]时，安慰剂突然变得不再有效。
相信病情会变好和接受医疗人员的悉心照料能够缓解心理压力，已知其能预防疾病、放松精神，而这些对于人体自然康复机制的正常运转非常必要。正如初次报道这一论断的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加农（Walter Cannon）博士所言，人体具有一套应急机制，他将其命名为压力反应，也被称作战斗或逃跑反应，当大脑感受到威胁时，这一机制随即启动。当大脑里产生的想法或感受，如害怕，刺激这种激素分泌时，下丘脑-脑垂体-肾上腺轴（HPA）激活，进而刺激交感神经系统超速运转，从而提高人体的皮质醇（cortisol）和肾上腺素（adrenaline）水平。实践证明，这些激素长期存留在人体内会产生一些生理学体征，使我们更易受疾病侵害。
但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详细讨论的那样，正像压力反应是我们面对紧急情况的应急机制，人体同样存在反平衡的放松反应。当放松反应被诱发时，压力相关激素指标下降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使人放松的激素开始分泌，副交感神经系统接替工作，使人体重新回到动态平衡状态。只有经过这样的休息和放松过程，人体才能够自然康复。任何能够减小压力、产生放松反应的事情不仅能够减轻压力反应产生的症状，还能够放松身体，使其自然而然地开始自愈。
积极信念和悉心照料同样能够影响免疫系统。当人们接受安慰剂治疗时，由于脱离压力反应并开始了放松反应过程，有可能出现免疫功能的提升。安慰剂也可能对免疫系统产生抑制。在一项研究中，大鼠摄入免疫抑制剂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后[10]，环磷酰胺会被自动排出，而后大鼠仅被喂食糖水[11]。你瞧，即使不再摄入免疫抑制剂，大鼠的免疫系统仍持续被抑制，说明即便是老鼠也会对积极信念和悉心照料产生可测的生理免疫反应。
积极信念和悉心照料还可能使人体减少急性反应，这是一种炎性反应，会诱发疼痛、肿胀、发热、昏睡、冷淡和食欲不振。
前额叶皮层的执行功能也会促成心身的联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紊乱的安慰剂反应明显证明了这一理论。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能对安慰剂产生反应，证实脑部的特定区域与信念的产生有关，而脑部的这一区域有可能因神经疾病而受损，从而影响患者对安慰剂的表现。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声称，大脑近期的期待会影响其生理状态，他还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之所以不能产生安慰剂效应，是因为他们不能预期未来，因此无法从生理上为其做准备。
安慰剂效应同时还与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12]中多巴胺的激活有关。科学家对人们被给予钱财后伏隔核区域的多巴胺分泌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伏隔核对财物奖赏的反应越大，患者对安慰剂产生反应，进而使病情好转的可能性越大。
不管其工作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心理与身体通过激素以及脑部的神经传递来交流，然后由脑部释放信号使身体的其他部位做出反应。因此我们的所思所感能够转化为身体其他部位的生理变化也就不足为奇。
但其实这还是有些令人吃惊，不是吗？我们并未讨论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怎样影响身体的健康，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对进入脑海的东西更加慎重呢？我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如何保持思维和身体的健康。
是否所有的疾病都会对安慰剂产生同等程度的响应
我研究安慰剂效应的下一个问题是，安慰剂是否对于每一种疾病均能起效。是所有的病症都能对安慰剂产生反应，还是只有特定类型的疾病能够如此？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临床试验都被证实存在安慰剂效应，但某些情况相较于其他情况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安慰剂效应。安慰剂对于免疫疾病，如过敏、内分泌紊乱（如糖尿病）、炎症（如结肠炎）、心理疾病（如焦虑和抑郁）、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综合征和失眠）、心脏疾病（如心绞痛）、呼吸道疾病（如哮喘和咳嗽），对于疼痛障碍尤为见效。
但是安慰剂能否用于治疗癌症、心脏病发作、中风、肝功能衰竭、肾病？
在研究中，我并不能找到足够的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是因为在临床试验中，对上述病症的治疗采用安慰剂会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对于这些谈之色变的疾病，新的治疗方法通常与已有的标准治疗方法对比，因此很难去探寻对安慰剂产生反应的极限条件。
通过我的研究，我本能地感觉到，安慰剂效应仅仅是心理与身体联动系统的冰山一角。它让我逐渐走上心理研究的道路，并不断产生一些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在临床试验中，对于那些已被通知可能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有时他们会产生一些引人注目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对他们撒谎，又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我们进行一项不人道的研究，声称每名患者都在接受当前最有效的新药治疗，却仅仅给他们提供一些安慰剂，又会怎样？当然，公共监管机构永远不会允许进行这种研究，因为它违背了患者的知情同意原则。但如果我们可以进行呢？我怀疑结果会给我们重重一击。为什么？因为就像赖特先生的克力生物素那样，当我们疑虑尽去、坚信病情会好转，并得到医护人员积极的支持时，这些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并对病情产生明显的作用。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但我逐渐相信，安慰剂效应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不得不对此产生思想上的跳跃，问自己一个更重要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自我治疗？
揭开自然康复的神秘面纱
在我参加加利福尼亚州佩塔卢马（Petaluma,California）思维科学研究所的假日鸡尾酒会，一边啜饮、一边与该所主任玛里琳·斯切里茨（Marilyn Schlitz）畅聊我的研究时，我找到了问题的部分答案。我告诉了她我遇到的难题，玛里琳笑着瞥了我一眼，说道：“没问题！”然后向我展示了由卡莱尔·赫什伯格（Caryle Hirshberg）和布兰登·奥雷根（Brendan O'Regan）编辑的名为“自然康复项目”（The Spontaneous Remisson Project）的在线数据系统。这个数据系统包括一个附详细注释的资料目录，内容囊括了从超过800份期刊中摘录的3500条参考文献，还有对未能解释的自然康复疾病案例的整理归档。他们将自然康复定义为“疾病或癌症，在未经医疗治理，或治疗手段被认为不能产生相应后果时，病症或肿瘤的完全或不完全消失”。
这份目录包括了某些令人大吃一惊的案例：一个艾滋病阳性患者成功变为阴性；一位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女士原本在乳房、肺部以及股骨部位长有肿瘤，在未经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自然康复；一位男士原本被血小板堵塞的冠状动脉也成功不药而愈；另一位男士的脑部动脉瘤消失了；还有一位男士脑部的枪击伤口未经治疗而自然治愈；一位女士的心力衰竭症有所好转；另一位患有甲状腺疾病的女士自然康复。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了两本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书籍。二者具有相似的书名，分别是博伊德（Boyd）的《论癌症的自然退化》（The Spotaneous Reggression of Cancer）和艾弗森（Everson）与科尔（Cole）合著的《癌症的自然退化》（Spotaneous Reggression of Cancer），这两本书引起医学史上类似报道的数目激增。
当我纵览关于疾病自然康复的诸多案例报道后，我感到内心无法抑制地兴奋。大部分报道并未提及自然康复是怎样进行的，也并未采访患者是否相信自身的病症会好转，以及是否采取任何非常规手段来进行过自我治疗。
但是这些研究为我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表明几乎没有哪种疾病是真的“无法治愈”。在以往我所接受的教育中，很多患者都已达到病患的末期，且无法治疗，但他们最终自我康复了。很明显，我一直被教错了。
我的大脑保持着高速运转，我经常神经质地发抖，因而我几乎无法下咽。几周之内，我瘦了10斤。从这一点来看，我有目的地改变了自己。
毫无疑问，我已经向自己证明了心理能够疗愈身体，我甚至能够按照逻辑来从生理学角度解释它是怎样发生的。但我知道，我只是刚开始了解心身联系的复杂体系，我仍然无法理解怎样利用心理力量来帮助人们预防和治疗疾病。因此，我选择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注释】
[1] 译者注：罗夏墨迹测验著名先驱。罗夏墨迹测验是一种心理学的个性测试，让被试者通过一些对称的不规则墨迹建立自己的想象世界，在无拘束的情景中，显露出其个性特征。
[2] 原注：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
[3] 原注：这些人员通常受聘于医药公司。
[4] 译者注：1843-1936，苏联生理学家，曾获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5] 译者注：即经典条件反射实验，通过在狗进食时摇铃使其形成条件反射。
[6] 译者注：最初售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地区的一种汉堡包，是学生中广受欢迎的速食产品。
[7] 原注：既没有接受药品、也没有接受糖片。
[8] 原注：多数专家认为其确实存在。
[9] 译者注：一种吗啡拮抗药。
[10] 原注：与水混合摄入。
[11] 原注：作为安慰剂。
[12] 原注：脑部参与奖赏机制的特定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