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

法洛克威的孩子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长岛南岸漂浮的沙洲之上，法洛克威连绵几百英亩 1，全是木屋和砖瓦公寓。邻近地区已经被合并进了纽约的大都市圈，那里的 60 多个城镇和周边地区在 1898 年合并为皇后区。纽约市在那里慷慨投资，耗资数千万美元建设地下水管总线、下水道、公路和宏伟的公共建筑。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上半叶，纽约独立地铁系统深入牙买加湾的沼泽地之前，纽约市看起来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地方。长途通勤的人们要乘坐长岛铁路的列车。在法洛克威东部边界之外坐落着拿骚郡的几个小镇。往西北走，穿过莫特湾和海瑟克海峡所在的那片海水边的湿地，有一大片空地，那里后来成为艾德威尔德机场，即今天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法洛克威的孩子们步行或者骑上自行车，就可以自由地驰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里：这里有常春藤覆盖的房子，有田野，还有空地。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人总结出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帮助儿童完整而独立地成长，但法洛克威显然具备这样的条件。在小镇发展的某些时间点上，房屋和篱笆越来越密，形成连接在一起的屏障。这种情况达到临界点的时候，运动只能被限制在公共街道上进行。在法洛克威，男孩和女孩依然会从附近涌到镇上，他们沿着自己创造的道路，穿过后院和房前街后的空地。他们自由自在地玩耍，离开父母的视线，骑着他们的自行车漫无目的地闯荡。他们可以在去海边的路上穿过田野，然后租来小船，划着船在安全的港湾里起起伏伏。费曼时常走到图书馆，坐在石阶上，看着往来的行人。尽管纽约看起来不近，但他感觉自己和这座伟大的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足以让他看不起住在几个街区之外的长岛切达赫斯特的外地人。但是，他也清楚，他所在的地方只能算是远郊区。

11 英亩≈ 4046.86 平方米。

另一位纽约人——评论家阿尔弗雷德· 卡津（Alfred Kazin）写道：“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住在世界的尽头。”卡津在布朗斯维尔长大，那里临近布鲁克林，比法洛克威更落后一点，却几乎一样远，居民主要是犹太移民和移民子女，位于城乡之间的接合地带。卡津写道：“我们周围总有未经开发的小片荒地，充满了‘纪念性的作品’，他们在那里切割和存放墓碑。同时，我们的街道上依然有农舍和鹅卵石铺就的车道。大部分死气沉沉的土地，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我们总在夏天的晚上走到海边，穿过安静的街道，两旁都是破旧不堪的房屋，那里尽是维多利亚风格的烟熏红色建筑，就像煤灰与鲜血混合起来在墙上凝固，再经过漫无边际的荒草地……”

对小费曼来说，海滩是最棒的地方——长长的南部海滨几乎不间断地延续到长岛的最东端，沿途全是步行栈道、夏日酒店、村舍和上千个储物柜。法洛克威给城里人提供夏季休闲的海滨会所：奥斯坦德浴场、洛希（小费曼很长时间以来都觉得这是某种昆虫的名字）和阿诺德。这里按季节出租小木屋和更衣室，上面挂着锃亮的钥匙和锁。但是，对当地孩子们来说，海滩一整年都好玩。他们在海浪间玩水，长长的防波堤已经把海浪减弱。夏天游客最多的时候，粉色和绿色的泳装如橡皮糖一样点缀着沙滩。这是小费曼最喜欢的地方。他经常从家骑自行车 4000 英尺 2到海边。在费曼后来的记忆中，这个距离成了 2 英里 3。小费曼有时候和朋友一起去，有时候独来独往。这里的天空比城市里的任何地方都要辽阔，大海激发着每个孩子的想象。所有的波涛，所有的空间，所有在海岸线上爬行着驶向纽约港、欧洲、非洲甚至更远的地方的航船，都位于天空下连绵不断、弯曲向下的弧线上。有时候，似乎只有海边的东西才足够美好。

21 英尺 = 30.48 厘米。

31 英里 ≈ 1.61 千米。

天空的穹顶连绵向上。太阳和月亮从头顶上穿过，随着季节起落。小费曼能踩着浪花辨认出大地、海洋和天空三者交汇处的线条。在夜里，他会打着手电筒看海。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海滩是男孩和女孩的社交场所。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依然感到自己有些笨拙。他经常游泳。费曼在 43 岁的时候，开设了一门为期两年的本科生课程“费曼物理学讲座”，后来形成了《费曼物理学讲义》一书。费曼用这门课教给学生自己对物理学的全部理解。他站在满堂大学新生面前，试图把他们的思想带到海滩上。他说：“如果我们站在海边看着大海，我们看到海水，看到海浪破碎，看到泡沫，看到水的搅动、风和云、太阳和蓝天，还有光。那里有沙子，也有不同硬度、纹理、颜色和材质的石头。有动物和海藻，也有饥饿和疾病，还有海滩上的观测者。甚至可能有幸福和思想。”自然呈现出最基本的元素，在费曼看来，基本并不意味着简单或者粗糙。他在纯粹的理论物理中考虑的问题——基本问题——都来源于海滩。“沙子和岩石有什么不同？沙子是否就是一大堆非常非常小的石头？月亮是否就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如果理解了岩石，那么我们也能理解沙子和月亮吗？风是不是空气的搅动，就像大海中水的搅动？”

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结束了。对于俄国、东欧和德国的犹太人，以及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来说，第一代移民的第一手记忆开始衰退。纽约周边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这一代人手中繁盛起来，之后开始衰落。在费曼一生的 69 年里，法洛克威没有发生什么看得见的明显变化。费曼在去世前几年，和自己的孩子回到法洛克威。一切都看起来荒凉且没落，田野和空地消失了，海滩的栈道还在，同样的高中，同样的房子，他就在那里组装自己的收音机。此时这个房子被分割出来一部分，住着房客，看起来不像记忆中那么宽敞。他没有按门铃。村子里的主街——中央大道，看起来破败而狭窄。大部分居民是正统的犹太人，费曼看到很多人戴着犹太人的传统礼帽很不习惯。他当时实际上说的是“他们戴的那些小帽子”，这意味着他根本不在乎这东西叫什么名字。他在不经意间拒绝了童年时代像城市中的烟雾和海水中的盐一样包围着自己的犹太文化。

法洛克威的犹太人接受各种各样的信仰，甚至接纳费曼父亲梅尔维尔（Melville）那样的无神论者。这算是一种犹太教改革派，放弃绝对主义和极端传统的信仰，而是转变为温和与道德的人文主义，恰好符合了新一代移民的需要，他们期待着自己的子女可以融入新世界的主流社会。有些家庭几乎不遵守安息日的习惯。还有一些家庭，比如费曼家，把传统的意第绪语（Yiddish）当成了外语。费曼家所属的犹太教会堂就在不远处。小费曼上过一段时间主日学校，参加过沙雷· 特菲拉教会堂组织的少年团体课余活动。宗教仍然是这里的道德生活的核心部分。在整个大纽约地区，像费曼家这样 20 世纪前半叶涌现的家庭，在很多领域都很成功，尤其是科学领域。这片一百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孕育出了数量与面积不成比例的诺贝尔奖得主。和犹太人家庭一样，许多家庭沐浴在鼓励学习和讨论的文化中。移民和他们的第二代努力工作，希望由子女来实现自己的追求。子女也理解父母的希望和牺牲。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在科学领域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实际上，最好的大学持续抬高了录取犹太学生的门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学校的科学院系的学者仍然以新教徒为主。不过，科学领域还算情况明朗，比较理性和清廉，不受个人品味和阶层的影响。

作为城镇，法洛克威有一片连切达赫斯特都没有的中心区。小费曼的母亲露西尔（Lucille）走到中央大道，走进奈本查尔和斯塔克等商店，她很喜欢这里。她和孩子们的老师私交不错，她帮忙粉刷了学校餐厅，也和邻居一起收集电影院赠送的红色玻璃用具。在一些人的记忆中，这个村子像极了传统的犹太人小村落。无论是信仰还是行为都很一致：要诚实，要有原则，要学习，要攒钱应对艰难的时期——这些都不是学来的规矩。每个人都努力工作，没有人觉得自己贫穷，费曼家肯定不会这样觉得。后来费曼才意识到，当时两个家庭共用一套房子，是因为彼此都没有能力独自负担。费曼的朋友伦纳德· 毛特纳（Leonard Mautner）在父亲死后，靠哥哥挨家挨户卖鸡蛋和黄油维持生活，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觉得自己贫穷。费曼很久之后说：“当时世界就是如此，但是我现在才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像疯了一样抗争。每个人都在斗争，但看起来都不像斗争。”对孩子们来说，生活在那样的地方，珍贵的童年会被赋予自由以及道德上的严苛要求。对费曼来说，这些道德要求没什么难的，他生性诚实，不需要被迫接受，只需顺应自己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