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勃兴

从曹魏代汉至隋灭陈止，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社会长期分裂、民不聊生的阶段。东汉末年起义纷乱，各路军阀混战，随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至西晋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短暂的安定仅持续了二三十年，接着就陷入了更为严重的混战和南北大分裂中，出现了南方东晋政权与北方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东晋建都建康，大批北方汉族民众南下过江，加速了对南方的开发与建设，出现了经济向荣的景象。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集团在动荡的政治舞台中一直互相牵制势力，保持稳定的权力和地位。与南方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不同，北方则连年战火、灾疫不绝，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十六个国家，相互掠夺压榨，至北魏太武帝时，才最终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东晋灭亡后，南方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宋立国最长，约六十年，齐国寿命最短，只有二十余年。政权频繁更迭，再一次出现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北魏积极采取改革政策，在政治、经济、农业生产、文化、语言等方面吸收汉族的先进资源和经验，巩固了政权统治。这一局面维持了一百多年，北方再一次分裂，东部建立东魏、北齐政权，西部建立西魏、北周政权。最终北周战胜北齐，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北方的对峙。外戚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又灭掉南方陈国，结束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实现全国统一。长期战乱和政局分裂，并未令社会止步不前，反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并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促使社会思想呈现极为活跃的面貌。各种学说并兴繁荣，人们在“哲学本体论、思辨逻辑、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之关系等诸多方面”[1]提出了新的认识和看法。个人意识和创造精神不断觉醒，曹操反对天命、鬼神、圣人之言，求才时重人才、重能力，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极大否定；诸葛亮更是反对天道，“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2]，强调人的作用和力量。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魏末晋初，老庄哲学以全新面貌兴起，玄学思想蔚然成风，吸引了大批士人为之思辨探讨。

两汉之际传入中土的佛教，一直未有较大发展和影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迅猛发展，可以说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想氛围为它的壮大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佛经翻译成为外来宗教佛教能否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以鸠摩罗什、支娄迦谶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高僧承担起译经重任，将三藏典籍引入中土。以道安、慧远、竺道生为代表的高僧则担负起讲经传法的重任，吸引士人研究佛理，并得到帝王的支持和倡导。佛教弘传的过程，也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碰撞的过程，不断适应社会需要，持续更新、裂变与融合，形成具有中土特色的佛教思想，这种变化令更多普通百姓乐于接受，他们身处动荡社会、担忧性命安危，往往把希望寄托于佛祖的庇护和来世的幸福。由此，在中土社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信佛崇佛之风，佛教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加速了在中土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