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思想和实践上的新贡献

鲁品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并彻底改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而对世界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实践做出新贡献，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 需求学派与供给学派的局限性

有些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的政策混为一谈，这是根本性误解与曲解。为了清楚地理解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我们先简略地探讨一下供给学派的本质。

供给学派产生于西方国家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进程。资本追求的唯一目的是自身无限增殖扩张，而资本扩张面临着两难悖论：从劳动力市场来说，它希望劳动者处于贫困状态，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廉价而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然而在产品市场上，资本又希望人们普遍富裕，有充分的购买力来购买其商品。由此必然产生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由于贫困的劳动者在数量上远大于富裕者，这必然导致产品过剩。因此，产品过剩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天空中挥之不去的阴霾，造成资本扩张的基本困境。

如何走出这一困境？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西方经济学则在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内，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方案。其归根结底可归为两类：一是凯恩斯的需求学派，二是以拉弗等人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作为需求学派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人为地扩大需求，以弥补市场自发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些财政手段包括扩大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实施转移支付以帮助穷人消费，由此扩大有效需求，消化过剩产品。这些依靠政府力量人为地增加需求的措施，短期内的确有效，但是长期实施下去，则效果日益式微，甚至造成经济衰退。《资本论》清楚地指出，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这是产生过剩性危机的总根源。用增加政府财政（实质上是增加全体国民的财政负担）的办法来人为地扩大需求，以弥补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是由于政府增加的财政支出，最终必将由全社会（归根结底是劳动者）来负担。这不仅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会导致企业税收和信贷成本增加，社会投资减少，造成经济停滞和衰退，即导致“滞胀”。这是资本本性导致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政府习惯性地实施财政政策以消除过剩，导致资本的政策性依赖，指望政府想方设法扩大需求来消化过剩产品，由此助长资本的肆意扩张，产能过剩将日趋严重。最终必将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甚至趋于国家破产。

对于凯恩斯主义带来的滞胀，供给学派提出针锋相对的主张。其中有激烈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极端供给学派”，如拉弗、蒙代尔、万尼斯基、罗伯茨、吉尔德等人。他们极力主张减税，其根据是税收与税率的关系呈“拉弗曲线”，认为减税会鼓励企业投资，从而能够增加税源，其带来的总税收的增长能够弥补甚至超过由降低税率产生的税收减少。此外还有以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温和的供给学派”，承认凯恩斯需求主义主张的部分有效性。供给学派的实际政策，是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推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和减少财政开支（特别是福利开支），紧缩货币供给，这就是所谓“里根经济学”。在英国的实践则是撒切尔夫人推行私有化的“结构化改革”[1]。后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供给学派演变的产物，它主张金融系统自由化，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段来增加流动货币替代政府的财政开支。这些供给学派共同主张：经济危机的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则是政府干预太多，以及由此导致的货币发行太多，进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造成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挤出效应”，社会总投资下降，就业率随之下降，进而造成了社会购买力不足，导致供给过剩。他们因此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各种外在因素干扰了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导致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发挥不足，使社会经济系统无法自己达到平衡。这些论调虽有现象上的合理性，但更有本质上的荒谬性。供给学派企图从经济生产的源头——供给来解决问题，由此提出了以“减税”、“限币”和通过金融“创造流动性”为核心的一些促进供给的治标之策，也可以作为权宜之计。但是这些只是产品过剩危机表现在流通领域的表面的“源头”，而不是发端于生产领域的真正的“源头”：这个真正的源头恰恰是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的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规律。供给学派没有看到：他们的政策所追求的促进资本扩张（供给增长），虽然也会扩大就业，增加社会生产的价值总量，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这些增加的价值总量绝大部分转化为资本积累，只有相当少的部分能够转化为工人的收入而增加市场的购买力。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资本积累的速度一定会大大超过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社会两极分化更加严重。过剩性经济危机不但必然发生，而且在更严重的水平上发生。事实证明，供给学派所开的处方只能短期内促进供给，而其长期结果必然会产生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府财政危机。减少财政开支的结果只是减少了对贫困阶层的福利救助，虽然减少了通货膨胀，但以人民的贫困为代价。而受供给学派政策鼓励的经济增长，大部分转化为资本积累，于是给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大量财源，最后必然产生金融泡沫，导致金融危机。可以说，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在供给学派政策主张下的产物。这些政策主张的根本缺点是只从流通过程上分析供给总量，而没有分析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无法找到过剩性危机的真正原因。

正因为需求学派与供给学派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所以二者只能奏效于一时而贻害长远。这就导致二者在西方财政史上相互否定，交替当家。于是这两派在西方兴衰，经历第一轮“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后，又经历第二轮“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2]。与此相伴的是西方政治舞台上“左派”（倾向需求政策）和右派（倾向供给政策）交替执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由此陷入日益深重的历史困境。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治理思想上的新贡献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综上所述，过剩性危机成为资本出现之后世界各国经济面临的头号难题。全世界无数经济学家与当政者为解决这一巨大难题进行了无数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凯恩斯主义仅仅从作为宏观经济流量的需求侧着眼，这种末端治理当然治标而不治本。供给学派则从宏观经济流量的供给着眼，把过剩性危机归结为政府对流通领域与分配领域的干预，主张给资本的自由扩张创造条件，这同样没有抓住“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产生过剩的源头和根本。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人类社会解决这一头号难题的伟大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国家曾经采用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克服过剩性危机，迅速摆脱了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依赖，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是计划经济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其缺乏调动经济活动主体能动作用的缺点也日益积累和表现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判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由此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解放和调动了微观主体的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所带来的过剩性危机也日益积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解决这一巨大的历史难题？这是摆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一世界性难题提出了全新的应对方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经济政策，同时也是思想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经济学的新贡献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也表现在思想与政策两个方面。

政策源于思想。我们首先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治理思想上的新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通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方面可以调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活力源泉，但也会产生生产发展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象。由此产生了我国新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发挥市场作用的过程中，相伴产生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产品和产能过剩问题的产生源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从源头上消除这些过剩现象，解决我国社会的这一主要矛盾，其日积月累，有可能造成过剩性危机。为此，必须利用社会主义力量加以克服，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所在。它超越“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站在人类经济学理论的最前锋，从过剩性危机的产生源头着手，从而给当代世界的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治理思想上做出了新贡献。

如上所述，需求学派与供给学派的共同缺点是将过剩性危机的产生原因归结为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的流量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主张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其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过剩性问题，表现在需求侧与流通领域，而产生根源则是在供给侧结构——社会生产领域。正是生产领域中资本的盲目扩张导致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矛盾。因此要克服过剩性危机，必须使供给侧的产业结构的发展不能仅仅被资本增殖的扩张动力所驱使，而要将资本扩张动力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之中——纳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方向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的客观需要之中。因此，要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与建设，从源头上消除过剩性危机的产生根源。这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对社会经济治理思想的新贡献，表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思想上的一系列本质特征，它们形成了与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在思想特征上的本质区别。

其一是价值导向上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为中心。需求学派的方案是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增加社会购买力以消除资本由于追求自身积累而生产出的过剩产品。虽然由此提出的福利政策短期内和表面上有利于人民，但增加的财政支出最终还是由人民来支付，因而归根到底是给资本解困。供给学派更直截了当地通过对高收入者减税、通过资产证券化直接使资本家发财，由此增加投资以增加就业。虽然如此扩大就业也能给工人带来好处，但只要这种扩张是由资本追求自身增殖的方式进行的，那么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绝大部分将转化为资本积累，而不是工人收入，即资本积累的速度一定会超过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更有利于资本家。其结果是全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更趋严重。正如经济学家海尔布罗纳所说：“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性质的坚定信念是供给学派所有治疗方法的根本。”[5]可见，无论是需求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根本缺陷正是以资本为中心，以满足资本扩张需要作为其政策出发点，其短期内带给劳动人民的好处只是服务于资本运行需要的手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6]他一再重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总方向的价值取向，因为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创造的，不管遇到怎样的阻碍，这一目标最终必将在科学地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得到实现，由此决定了历史前进的总方向。正是在这一价值灵魂的引导下，才会设计出一系列从源头着手的改革政策：无论是“三去一降一补”，还是“精准扶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再到“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供给侧源头上贯彻这一价值灵魂。

其二是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7]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8]，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为获取利润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供给学派正是以资本为中心，创造一切条件增加资本的利润；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生产目的恰恰是满足人民需要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遵循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驱动轮，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就只有经济上量的扩张而没有高质量发展。必须克服资本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愿创新、宁愿依赖国外创新成果而不愿自主研发的倾向，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利用资本逐利性的同时，将资本扩张引入“以人民为中心”的轨道。“协调”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采取城乡联动、地区联动、行业联动，引导富裕地区与盈利状况好的企业帮扶贫穷地区，进行资本、技术、产业建设上的供给侧造血性扶贫，克服由资本造成的社会差距扩大的趋势。“绿色”是指避免资本在追求自身扩张的过程中造成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引导资本进行生态产业的发展，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共享”最充分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引导人们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动员和协调全社会资源的强大能力，建设全体人民共享的公共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尽可能以“租”代“售”，用轮流共享的“使用观”代替个人独享的“占有观”，实现产品使用价值最充分的发挥。总而言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始终贯穿新发展理念，以建设社会与人民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仅仅追求利润。利润只是扩大再生产的手段，而非目的。

其三是政策目标上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异。供给学派的政策目标是给资本扩张创造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在经济总量上的目标是力图降低对资本的税收，减少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和社会福利。而它的政策目标在结构上的表现则是私有化，使经济活动尽可能由资本自身利益来决定，反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则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必须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建立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这就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9]

其四是制度基础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异。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政府由多党制民主条件下的人民投票产生，但是其候选人完全由作为各政党的“金主”的垄断资产阶级集团选定，人民只能在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所谓“民意”只是获取选票的手段。这就决定了无论是需求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政策首先是满足资本的需求，兼顾民众的呼声只是获取选票的手段与代价。只有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由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的坚强领导，才有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可能。离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便是空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沦为空谈。

其五是在供求关系上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生产决定流通和消费，生产（供给）是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性方面。需求侧当然十分重要，因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和动力。但需求侧的发展不是人为创造的，而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条件下人们对使用价值的实际需要自然生成的。因此必须抓住供求关系的根本，不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适应和促进需求侧的发展变化，这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本质区别。需求学派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供给学派通过市场的金融创新，都是旨在通过增加流动货币来应对过剩性危机，因此必须适度。一旦增加的货币流量超出社会对使用价值的实际需求，大量货币便会流向房市和股市，助长投机性金融泡沫，酿成金融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清楚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0]这是对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的原创性思想贡献。

以上所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思想上的新贡献，说到底，是真正从产生经济过剩的供给侧源头上，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克服资本盲目扩张积累带来的弊端，由此制定的经济政策抓住了产生过剩、产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原因。

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策上的新贡献及其与西方经济学政策的根本区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社会经济治理思想上的新贡献必然决定了政策上的新贡献。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三去”消除过剩，从而将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无论供给学派还是需求学派，至多只是从经济流量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或者使社会所有制结构私有化，因而不可能提出对市场过剩现象进行深度干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克服资本盲目扩张带来的过剩。这就要求在供给侧结构上进行“三去”：一是对于已经产出的过剩产品“去库存”，以防止库存不断积累导致的资金链断裂和浪费；二是对于超过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要“去产能”，以避免不断产生新的过剩库存；三是对于未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行业，在投资上要“去杠杆”，即防止用过高的杠杆率向金融系统融资，因为这将导致新的产能过剩和资金链断裂。通过“三去”的艰苦努力，把《资本论》所揭示的过剩性经济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使整个经济系统能够健康运行。

“三去”是对整个产业结构进行的大规模的、深入产业结构内部的调整，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这种改革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这是因为过剩产能的主体——资本自身是不可能自愿“去产能”的。为了应付债权人，这类企业很可能选择负债打价格战而勉强经营下去。而那些拖欠银行贷款的企业，一旦被“去产能”，银行的贷款就会立刻成为呆账坏账，所以银行宁愿其勉强经营下去也不愿其破产倒闭，结果是潜在的呆账坏账越来越大。那些具有严重污染源的企业，在解决地方民众就业和税收上具有一定的作用，会得到各种社会关系网的保护。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过剩的资本总有冒着高杠杆率进行投资的冲动。所有这些资本的自发因素，都会导致“三去”政策遇到强大的阻力。所以，“三去”政策的价值导向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政策目标必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都是与资本自身的意志相悖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这种改革。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才有深度干预产业结构改革的能力而实现“三去”。总之，“三去”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资本在发展中引发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二，通过“一降一补”引导投资方向，以提高资本的投资质量和竞争力，充分发挥资本的动力作用。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是减税，其会带来政府财政困难和人民福利减少等一系列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降”的内容则远为丰富、精准与深入。就税收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地减税，而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通过“降成本”与“减负担”，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税收结构[11]。此外，还包括优化政府管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一补”即补产业结构中的短板，这同样是只注重流通领域的供给学派和需求学派不可能实行的政策。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攻克难关，弥补那些制约整个供给侧发展的短板，强壮整个经济的供给能力，提高产业结构品质。在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我们深切理解了供给侧短板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各部门要对产业结构进行筛查以发现短板，组织力量攻克难关，务必使“卡脖子”的短板成为强项。

“三去一降一补”既做减法，也做加法，由此形成的有机整体，其政策总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每一项具体措施必须瞄准产业结构改革的整体目标，这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

其三，发展教育与科技创新。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供给质量，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科学技术供给比重，建构高质量供给侧结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我国的教育和培训体制，提升全社会的劳动者素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与此相应，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科技供给在整个供给侧结构中的占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核心。而教育的改革和科技创新的需要，必然涉及我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收入分配机制。如何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同时又要发挥教育和科技创新上的竞争机制，以培养高质量的劳动者，这已经远远超出西方供给学派与需要学派所能到达的政策空间。

其四，通过高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供给侧结构的基础。供给学派反对政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凯恩斯需求学派虽然也主张通过政府兴建公共工程来扩大有效需求，但其目的只是增加社会的需求流量，而不是建设和改造供给侧结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度重视基础设备建设，是旨在营造全社会所有企业的共同的经营环境和人民的生活环境，从而打造全社会供给侧结构的基础。如何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的水平和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

其五，通过金融改革提升高质量供给侧结构的融资能力。金融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资金供给与金融支持是供给侧结构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金融是为金融资本服务的，由此造成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矛盾，同时也产生了金融资本与广大人民的矛盾。供给学派主张金融资本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金融创新”来创造流动性，这本身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政策措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演变成垄断资本投机工具，它以搜刮民脂民膏为中心，最后必然导致人民的贫困和整个经济体的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便是最鲜明的例证。据维基解密提供的材料，希拉里在高盛的秘密演讲中声称：“是你们的金融创新，你们的投机工具，使得我们拥有不用流汗不用奋斗就能创造价值的方式，而赋予我们竞争优势。正是这种愿景，这种技术创新，这种金融魔法，使得美国伟大和强大。”[12]这段话说出了金融资本的真相，其中唯一的错误是用词错误——把“搜刮民脂民膏”说成是“创造价值”。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对金融供给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具有发展前景的创新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金融体系。

其六，精准扶贫脱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重要内容。与相对简单的社会福利化完全不同，我们的精准扶贫脱贫是进行贫困地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提高其生产力水平，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改造和提升其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劳动技能，从而增强其造血功能。只有通过贫困地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使其脱贫之后不再返贫。

以上仅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分内容。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供给侧的改革必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不断开拓其新的内涵，不断塑造和创造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结构。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的新贡献。它的丰富性是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的政策所不能比拟的。

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与创新

上述新贡献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继承与创新。2012年6月19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13]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他在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14]

正是对《资本论》的深入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了博大精深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所做出的新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

这种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对《资本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功能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发展提升到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既充分肯定资本和市场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又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危机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一系列的“放、管、服”的制度创新，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一系列途径。例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污染大、能耗高的低水平企业进行“去产能”管理，同时补上生态产业、企业升级的一系列短板，解决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失业问题、产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对《资本论》思想的伟大继承与发展。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危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制度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5]。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做强做大国有经济，也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二者有机结合，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带动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形成我们民族经济的命运共同体，构建我国特有的、人类历史上的新型供给侧结构，形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对《资本论》关于过剩性危机的产生机理的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始终抓住产生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源头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产生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矛盾必须抓住矛盾的产生源头——供给侧结构问题，努力用市场和政府二者相结合的力量，来创造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需求结构的供给结构。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理念的继承与创新。《资本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而不是生产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后者只是前者的手段，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方向上的错误及其带来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与人的发展危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发展方向上避免过剩危机的发生。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为基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思想和举措，由此对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新贡献。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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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建勋、孙亮：《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财政研究》2014年第8期。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二〇二〇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人民日报》2019年12月7日。

[5]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7辑，商务印书馆，1997，第77页。

[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25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1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0页。

[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17年第21期。

[10]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87页。

[11] 刘谦、裴小革：《供给学派经济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辨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

[12] 郭倩：《维基解密公布希拉里高盛内部演讲的所有内容》，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0/17/c_129324302.htm，2016年10月17日。

[13] 《习近平同志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4] 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