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多年前第一次去纽约，赶上要过生日，于是几个早年北京的朋友，约了饭局庆生。就在生日前一天，突然接到另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刚从塔希提岛跑过来找工作。总该见一面吧，于是问她愿意去哪儿，她说第二天就是世界博物馆日，全城展馆一律免费，正好还没到过大都会，很想去转转。
那是平生头一回知道，自己生在博物馆日那天。好像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本人这一辈子，要花不少时间泡在别人收藏的旧物中间。这是没道理的事，自己这么多年，除了烟画，从没搜集过别的东西。倒是上小学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例行学工劳动，就是去给故宫扫地、除草一个月，从养心殿再到文渊阁，对这座全球最大的博物馆内部运作，建立起一点感性了解。
当时还是20世纪70年代，故宫重开未久，“文革”尚未结束，社会氛围和那些情趣古雅的馆藏，构成巨大的对比。那时旧文化稍得喘息，还是拜“批林批孔”所赐。那场充满人身影射的传统文化大批判，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出了故宫正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开始对外开放，里面的中国通史展览，虽说充满儒法斗争的内容，但文物本身并不因为意识形态的曲解而稍有减色。
即使“文革”那个时代，也有撒完气、回到日常状态的时候，也要通过考古、技术革新的成就，自证合理性。当时的《文物》《考古》《化石》这些专业期刊，都有不少有意思的内容。周口店直立人化石的发现，喜马拉雅山地质及气候带的分布，都是当年经常宣传的话题，还拍成过纪录片。北京南城的自然博物馆，也在这种气氛下重新开放。
当时该馆的主打明星，是山东新近挖掘出的一具剑齿象化石，也算可供一晒的伟大成就。恐龙也进入了公共话题。随之而来的是进化论等资产阶级学术被有限地介绍。根据那个时代的说法，恐龙是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巨型蜥蜴，在竞争中被哺乳动物和鸟类淘汰。历史回放几十年，这种过时的自然史理论，也曾带给我们求知的乐趣。
成年之后，开始有机会看世界。当时所谓的世界，指的就是欧美、日本。不过说起博物馆，更多还是聚集在西方中心城市。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学术水平的差异。这就导致一个旅行的问题。那些展馆分布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不会自动跑来找你。好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放了数字化资料库。但置身现场仍然重要；一些尺幅巨大的作品，更要身临其境。这就像看片，去影院看大银幕和低头看手机播放，效果的区别大了。
早年家里有一本丹纳的《艺术哲学》，我对西方古典艺术的第一印象，就来自书中的插图。其中一幅，是题为《田园合奏》的16世纪威尼斯油画，作者注明是乔尔乔内（Giorgione），如果不是后来在卢浮宫看到原作，恐怕至今不会知道专家早已鉴定并给出结论，那是师出同门的提香的作品。
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曾提出一个无墙博物馆的概念。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想，是要打破机构之间空间和产权的藩篱，让公众无限制观赏收藏。可任何作品都有限制。背景就是限制。对于一件展品，它又是意义发生的条件。比如很多博物馆都有罗丹的《巴尔扎克》，因为这件塑像曾被多次翻制。纽约现代美术馆呈现的是这件作品的原作，而巴黎的罗丹博物馆则是一个不同的场域，弥漫着作者和作品的各种历史信息。
这是罗丹生前生活工作的地方。一个出身寒门的人，要购置这样一处带有大花园的产业，自然是经过了一番奋斗，过程也很曲折。早年他三次投考巴黎高等美院，皆因不符当时的新古典趣味，铩羽而归。后来咸鱼翻身，罗丹才被看成励志英雄。这里还有一个展室，专门用于陈放他的助手兼情人卡米耶·克洛岱尔（Camille Claudel）的作品。影星阿佳妮曾在一部传记片中出色演绎了她的生平。艺术名家的一生，通常都是充满八卦的一生。
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这里地处巴黎左岸，卢森堡公园、荣军院、埃菲尔铁塔、观象台，还有他没能考进的美术学院，都在附近。这是一个很有情调的街区，也很势利。看看餐馆领班的脸色，就知道了——很大程度也可以看作博物馆的外围部分。不少人喜欢从圣叙尔皮斯教堂往西走过去。像很多法国教堂一样，这座混合了罗曼和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也有两个不对称的钟楼。弗朗克（Cesar Franck）、迪吕弗雷（Maurice Duruflé）等名家，都在这里专职演奏过管风琴；一些宗教绘画则出自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之手。
教堂广场北侧有一家咖啡馆，据说罗丹时代的天才诗人兰波（Jean Rimbaud），就在那里写出了《醉舟》。广场向南是费鲁街，不长，西侧的石砌墙体略现岁月侵蚀的包浆感，上面就刻着那首诗歌史上的经典——这位诗人另一句更出名的话“生活在别处”，可以放在这里做注脚。特别是冬日，晨光被路边树上的枯枝剪裁得丝丝缕缕，飘拂在若有若无的风中。不时会有这里的居民，拿着新烤的法棍面包走过。所有这些带体温的细节，都朝你心坎儿上招呼，你会立刻忘记这座城市所有的混蛋之处。
话扯远了。对于我们不在此间生活的人，就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花费很多金钱和时间，获得这些经验，是否是一件愉快并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有利与否，其实是个价值的问题，而价值又往往被衡量高下，挂扣到鄙视链的各个环节。关于鄙视链，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不管爬到多高，只要你把自己套进其中任何一环，就已经落了俗套。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因为还不够穷。
这些年最感谢的，先是父母身体状况良好且生活自理。再就是几十年来把我炒掉的姑娘们——年轻时从没搞清过，自己究竟是需要家庭，还是需要通过建立家庭得到她们——否则也在为了学区房而痛心疾首。更何况一个连自己都没管教好的人，就别再给人类添堵了。
无业无后者的未来，短浅得不值得经营。未来本是个宗教性话题。传统时代的人有信仰，不论自选还是灌输，一辈子的账单要拿到“那边”去结。而在我们这个世俗化世界，每笔账都要在“这边”了却干净。既不接受终审，也不轮回往生的灵魂，只能落实为脱氧核糖核酸，一路接力下去，算是人生的一点儿结余。
对未来弃权的人，会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往昔。博物馆就是供奉过去的庙堂。从希腊语词源看，博物馆的意思是九个缪斯的住处。按照神话的说法，她们都是记忆女神的女儿。人的诸般技能，都是通过记忆积累的知识。在博物馆中，我们看到知识的早期形态，知识通过碑铭、简牍、泥版这些粗朴的记忆载体，逐渐积累。这就像原始形态的大数据。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数据”是外置型的，掌握在精英阶级手里，不论天官还是祭司。据说一些大人物自己不读书，家里的专职奴隶会把内容背下来，需要的时候叫来“检索”一下。我们将来面对的形势或许也差不多。人类数千年来习得的能力，像深度思维、内在性知识、工匠的技能，谁知道哪天就会一文不值。一个信奉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穷人，要想继续混下去，就得自我减负，弄清楚哪些东西自己不需要，然后忙点儿没用的。
穷人的世界比较狭小，所以就得通过读书、看戏、逛博物馆这些比较文艺范儿的方法，靠想象去扩充。拣个粗俗的例子：对穷人来说，007的世界就是梦想；而对国民老公们，除了“杀人执照”，那些都是日常生活。我常去博物馆，一是出于职业需要，二是找不出太多其他地方可去。好地方都贵，不是这儿贵就是那儿贵。势利之徒把穷人弄文艺，将穷人描画成装腔作势，害得我们自己也常在贫穷心态上自我绑定——这个咱也配？
最近一直在路上奔波，西雅图到北京，巴黎到毕尔巴鄂，巴塞罗那到罗马，上海到汉堡，雅典到慕尼黑。当然都是经济舱——登机之后朝右转，再过几个门框，偶尔晒下飞行照，拍的都是机翼后缘。或许因为年龄渐长，路上睡眠越来越少，电影越看越多。忘记是在哪一个路段，搜到一部荷兰片叫Den Weg，意思是“路”。
电影里讲一个美国医生，接到独子在去圣地亚哥[1]朝圣半途遇难的噩耗，赶去法国料理后事。之后他带着儿子的骨灰，越过比利牛斯山，完成儿子未竟的旅程，最后拿到那本盖有扇贝印章的护照，也实现了精神觉醒。故事有点儿鸡汤，讲的却是一条我一直也想走的路。
那天在黑灯瞎火的机舱里，我想起圣地亚哥，想起加拉帕戈斯群岛，想起中亚。我挤不出时间，也没预算，只能继续穿梭于上述目的地。从地理上说，那些城市分布于广大的区域，风俗景观各具情调，但它们串接的仍是一个小世界，在当代全球体系中功能同质，就像围绕同一个引力源的星系，我的生活范围也圈定在内。这之外，更广大的世界，也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部分，和我错身而过。
你有一个目标，但它在另一个星系，而你分配不出足够的能量，实现转轨。而所谓穷，意味着通向目标的路径本身就是无法达到的目标。几年前答应出版商尽快写完新书，一本有趣的书，结果又让乏味的工作绑定，至今还是一堆笔记。书里讲的是一只猴子，于是有了“顺手牵猴”的说法。这也是效法旧年间一些人家，生不出儿子，就给小女儿取名招娣。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生活和那些住在城乡接合部，每天堵在路上（活像条状监狱），周末接送孩子参加奥数班、上钢琴课的人，没有实质区别，也知道眼前的每个目标，都是一根胡萝卜，吊在拉车的驴子眼前晃，可你八个响头全都磕了，就缺最后一哆嗦，而游戏又不设定退出机制。
作为普通人，能在世界上蹭到的福利十分有限，其中包括把公共空间当成自己家休息室。博物馆也在其中。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剧场，派定的角色永不换人，好处是可以随便走动。你不用知道博物馆学，历史知识、风格分析也大可留给内行。万一知道了，就当有人憋不住打弹幕，提前剧透了。随着流动的故事把你代入另一次元，悲喜剧自动展开，所有主题终将归于普遍的人类处境——没有谁永远走运，可从没走过运的倒很常见。
走进大多数博物馆，里面的收藏都记载着人类经历的各种残暴历史，我们则万分幸运地赶上一个黄金时代的尾声。这还只是文明的历史。那些自然博物馆则告诉你，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奇迹。我们脚下的大陆板块漂移不定，断裂、碰撞、隆起、塌陷，伴随着地震、冰川和海啸，还有一次次的物种大灭绝。
注释
[1]Santiago de Compostella，西班牙一天主教圣地，很多人经由法国，步行跨越比利牛斯山到此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