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帝国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背后的原因尚不明确。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诸多帝国终结，几乎所有前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愿反思过去。帝国的话题似乎成了明日黄花，有更迫切的事宜亟待解决，例如建立新的欧洲共同体。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帝情绪，与前殖民地国家打交道，最好不要再搬用帝国的那套游戏规则。学者或许还在撰写有关帝国的专著，但学生基本上更愿意学习其他知识。我曾经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尽管我的导师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帝国研究方向的杰出学者罗纳德·鲁宾逊，但当时我仍不愿选修关于帝国的课程。在这一点上我和大众的意愿一致，对重新检视历史上的帝国的成就与其面对的考验毫无兴趣。

不少人认为，冷战看起来很像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的对抗。但从意识形态和文明方面来观察和分析这场竞争是更令人满意的角度。无论如何，伴随欧洲众多帝国的解体，短短半个世纪里就兴起了50多个新的国家，这使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帝国，因为民族国家更符合未来的趋势。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其领土上成立了一众崭新的独立国家，这似乎也印证了未来是属于民族国家的。

本书的第一章会详尽阐述人们对帝国研究重新产生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首先，欧洲的帝国从时间上说已是一个足够遥远的题目，我们如果不抱着怀旧之情的话，可以相对客观冷静地进行研究。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似乎不再坚信，在未来民族国家是最好的或唯一的国家形式。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发生恐怖袭击，全球性的冲突迫切需要各国协作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恐怖主义的缘起及其影响也不仅存在于单一国家。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本身就需要一种跨越国界的思维和管理模式。跨国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欧盟以及联合国，还有关注环境恶化的“全球民间组织”都意识到自己肩上扛起了新的责任。因全球人口迁徙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更使人们反感并抵触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与理想。

当然，重建帝国绝非解决方案，至少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不行。但帝国确实是庞大的跨民族的多元文化的政治实体。或许帝国有些许经验值得世人借鉴？或许帝国研究能对今天大国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有所启发？这是不少研究者的初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非常清楚帝国的缺点与不义（虽然肯定不会比民族国家差），但帝国研究起码能拓宽我们的眼界。毕竟，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也许还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帝国国运持久，其存在即便不以千年计，也至少长达数个世纪。帝国研究如果毫无裨益，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这一研究将告诉我们，在同一政治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如何在地位未必平等的情况下和平共处。当然，暴力是解决手段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办法。

本书无意成为这方面的教科书，本书主旨在于探究帝国的治理，具体而言，即统治者是如何管理和运作帝国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政治实体的。换言之，本书无意巨细无遗地讨论帝国统治术，而是想要探讨帝国治理背后的思想与影响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抑或有多强烈的意愿去贯彻其政治理想，都因帝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是学术界的研究热门。但帝国的思想并非与统治毫无关系，也不仅仅是掩盖动机和利益的烟幕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们逐渐塑造出帝国的使命，让统治者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为何作为。若不是这样，帝国便无法延续如此长久。对于帝国统治来说，正义性和合法性与武力和权谋同等重要。

在讨论完第一章的帝国理念，以及第二章罗马帝国在这一理念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之后，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围绕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逐一展开。这些名号代表了历史的进程，不仅体现了时间的先后顺序，更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逐渐演化。罗马帝国当然是王朝帝国，但很难厘清其统治者的身份，以至于难以用其命名。在讨论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时，“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称呼。“俄国人”的说法更适用于沙皇时期，提到沙俄时人们总会想起“罗曼诺夫王朝”。至于英法帝国，民族则清晰地出现在帝国之名中：大英帝国是由不列颠人建立的，尽管人们提到其统治者时经常将英格兰人和不列颠人混淆；法兰西帝国则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帝国的典型，即“帝国民族国家”（imperial nation-state），实际上，这个帝国常被视为扩大的法国。

仔细推敲可知，不同帝国的差异非常明显，首先是“民族性”在帝国中有多大程度的体现。从民族性最低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到中等程度的俄罗斯帝国，再到民族性较高的英法帝国，当然法国的民族性较英国更高。而这些差异也映射到更为人熟知的内陆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罗斯）与海洋帝国（英法）的明显区别上。本书还讨论了民族性在帝国中相对较强的可能原因（见第一章和第六章）。但要注意，英法帝国在开始海外征服之前，都先建立了内陆帝国，无论是号称“六边形帝国”的法国还是作为联合王国的英国。此外，哈布斯堡帝国通过家族内的两个分支在内陆（奥地利）和海洋（西班牙）帝国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在西班牙，情况更为复杂，那里的哈布斯堡家族和英法帝国一样，将其建成跨海洋和内陆的大帝国。海陆的差异的确重要，但不应过度强调。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重叠。

况且，先不论差异，这些帝国还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无论民族性强弱，帝国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压抑着统治者自身的民族认同。如若不然，帝国功业将会处在危险之中。即便如此，随着帝国的发展演进，我们可以看出“从帝国到民族”的变化，至少其民族性在强化（和传统说法稍有不同，这里指的不是帝国的灭亡或被取代），但这并不等同于将帝国视作大号的民族国家。即使是最具民族性的法兰西帝国，也在不断地证明自身的普遍性与开放性，强调法兰西人只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传递者。

正如第一章中的讨论所指出的，帝国与民族国家有相似之处，但又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有着不同的政治原则。就帝国而言，一定要认识到，臣民的民族主义很危险，统治者自身的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更危险。在统治者开始强化自身民族身份时，无论是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英格兰人还是法兰西人，他们的帝国都开始衰亡了。帝国最大的矛盾在于，它创造出之前不存在的民族的同时，又会全力压制它们。民族的宗旨与帝国的原则总是互相违背。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材料与方法。本书采用综合的方式，广泛援引学术界成果，它们主要来自历史学家，也不乏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但我也希望尝试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我会在比较不同的帝国之后，得出其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的共性，特别是统治群体是如何在帝国中建立自我身份认知的。这属于“自上而下”的观点，并非来自帝国底层。这一观点更关注帝国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态度，而非被统治的臣民。原因是我发现最近的研究习惯多建立在帝国臣民的经验之上，而较少留意统治者，比如统治者如何认识自己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回应帝国发展的需要。即便不存在所谓“帝国逻辑”，不同帝国也一定存在共同的问题与挑战，至少在这些欧洲帝国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系列相似的反应。

与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令人印象深刻的比较史学著作《世界帝国史》不同，我发现独立检视各个帝国才能更好地阐述我的观点，当然在适当的时机我也会进行比较。原因是我希望较完整地展现帝国的发展历程、帝国对其前身的态度以及对其同时代竞争对手的看法（包括所有我研究的帝国对罗马帝国的看法）。正如从法国大革命脱胎而来的革命传统，我们也将发现一种帝国传统，即帝国延续的概念，每个帝国通过表达自身的独特地位和普遍性来宣布自己继承了某个此前帝国的衣钵。可以说欧洲存在这么一种“帝国的套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每个帝国都从这个思想、记忆和经验的宝库中汲取养分，即使它们都声称自己是最终的也是唯一的帝国传统的捍卫者。

至于选择讨论如下这些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原因，则多少有几分任意，既出于我的研究兴趣，也囿于本人的知识水平。我本打算论及葡萄牙和荷兰等其他欧洲帝国。而如若能涉及非欧洲帝国，比如印度和伊斯兰帝国等，哪怕只强调其差异性，对讨论亦大有益处。当然还有不少有关古代帝国的研究，今天已有不少丰硕成果。此外还有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或其他建立在美洲新世界的帝国，比如今天的“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如果在历史和地理的尺度上牵扯得如此广泛，将产生概念性的难题。因此，无论如何要将讨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哪怕会留有遗憾。至少，我自信本书论及的帝国，无论疆域、权威还是影响力，都是现代帝国最重要的代表，在任何关于世界帝国的讨论中都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

最后，我对待帝国的态度是否过于宽容？或许如此。但指摘和批判帝国的著作已经不在少数，帝国黑暗和残暴的一面已被无情揭露，而我则试着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本书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用不同的手段处理现代国家也会面临的难题的，譬如差异性和多元化治理。尽管建立帝国最初不一定出于这个目的，而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这并非要点。事实上，在建立和治理帝国的过程中，统治者要面对一系列障碍，而这些障碍又极易导致帝国的瓦解。本书最大的发现不是帝国曾经犯下的过错和暴行，而是帝国的辉煌成就，这是值得今天的民族国家借鉴的。

和许多同类书籍一样，本书缘起于一次特殊的机会。2004—2005年，我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一员。我十分荣幸能跻身如此优秀的帝国研究者之列，其中有马克·贝辛格、保罗·德西代里、丹·迪纳、马妮亚·拉兹瑞格和玛丽·刘易斯。而且研究院的帕特里夏·克龙以我们的名义组织了关于帝国的研讨会，持续了一整年，其间吸引了众多研究院成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包括琳达·科利、桑卡尔·穆图和珍妮弗·皮茨。克利福德·格尔茨和狄宇宙的加入让研究院熠熠生辉，我与两人都有过愉快的对话。很难想象有更适合写作本书的时机和条件。感谢以上所有人，也感谢研究院及其提供的帮助。不过回想起来也略带感伤，克利福德·格尔茨于2006年离世，而帕特里夏·克龙去世之时，我正在筹备本书的出版工作。我多想将本书交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为本书的构思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

我非常幸运能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重新结缘。正是他鼓励我向出版社申请本书英文版的立项出版。之后他升任出版社主任，依然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他的建议对本书最终定稿起了关键作用。之后，彼得让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担任本书责编。布丽吉塔待人友好，富有同情心，非常支持我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她再三鼓励，给出建议，特别是我在担任系主任的6年间，当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无法顺利交稿。我要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谢她。因为有了彼得最初的鼓励和布丽吉塔的督促，我才挺过艰难的写作过程，尤其是最后的阶段，我无以言谢。感谢出版社的林赛·克拉罗、阿曼达·皮里以及劳伦·莱波进行出色的文字加工，感谢迪米特里·卡列特尼科夫为本书制图，还要感谢梅利莎·弗拉姆森和德博拉·尼科尔斯在插图绘制上提供协助。感谢戴夫·卢亚克为本书制作索引。

此外，还要感谢业内同人在专业和学术上对我的指教。包括帝国研究小组的成员朱利安·戈、濮德培、乔治·斯泰因梅茨和尼古拉斯·威尔逊，我们在美国社会学学会、美国社会科学史学会以及其他场合都有过深入交流。耶鲁大学是帝国研究的重镇。朱莉娅·亚当斯和史蒂文·平卡斯共同组织了关于帝国研究的气氛友好的研讨会，于是我有幸能与众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共同探讨，收获颇丰。同样令人兴奋的是，2008年10月，保罗·德西代里在佛罗伦萨大学举办“古代作家与现代帝国”研讨会，其间我与戴维·卢弗尔和萨拜因·麦科马克交换了意见。我们关于经典名著和帝国研究的讨论成为先前在马里兰大学由亚瑟·埃克斯坦组织的讨论会的重要补充。

我还要感谢戴维·阿米蒂奇、杰克·戈德斯通、约翰·A. 霍尔、克里斯·汉恩、西尼沙·马勒舍维奇和吉纳维芙·祖布兹斯基的支持与协助。感谢安东尼·帕戈登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特区富尔杰研究所组织的为期两天的讨论会，让我得以向他讨教他在帝国研究的著作中的诸多想法。我很珍惜与杰弗里·霍斯金在伦敦ASEN会议上的谈话，他关于俄国与苏联的研究对我理解相关主题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我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同事罗伯特·热拉西非常慷慨，与我分享了他在俄罗斯帝国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另一个同事伊丽莎白·汤普森督促我着手写作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在弗吉尼亚大学，我连续多年开设了帝国研究方面的课程，从学生那里我也收获了不少东西。此外，不得不提到市议会图书馆的跨馆借书的便利服务，馆员的热情和高效，令我惊叹，他们当然也是本书问世的重要帮手。

我还要由衷感谢剑桥大学的邓肯·贝尔寄给我他撰写的关于大英帝国的政治理论的论文，以及对本书做出的非常有帮助的点评。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安德鲁·汤普森和约翰·达尔文组织了关于大英帝国对英国社会影响的会议，这是极富争议的主题。他们关于大英帝国的优秀研究成果让我受益颇多。学者克里斯·贝利生前的研究，无论是关于大英帝国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帝国研究，对我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我还想感谢两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学者。多年来，卡佳·马卡洛娃与我探讨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的异同，以及两国人民在帝国瓦解之后面临的困境。通过我们的讨论，本书的中心论点才得以成形。基里·库纳科维奇是杰出的青年历史学家，在中欧与东欧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常能提供新的见解。感谢两位学者无私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洞见，更感谢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的陪伴与支持，让我的创作过程少了几分孤独与挣扎。

克里尚·库马尔
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