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维斯·卡克 Jarvis Cocker

音乐家、果酱乐团主唱、电台主持人
受访时间：2020年7月29日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加入一个团体，大概是8岁左右。我曾经常常在节礼日观看门基乐队的电视节目和披头士乐队的录影——那时人们经常播放这些节目——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团体意识。我是个非常害羞的孩子，所以一想到我可以拥有一个团体组成的乐队，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就异常兴奋。最终，在我16岁时，我成功地说服了一些伙伴加入我的乐队。

最近，我偶然发现了16岁时上学用过的练习本，所以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关注的事情。我有一个组建果酱乐队的计划——或者叫“阿拉比卡果酱乐队”，这是我们刚开始取的名字——我首先要谈论的是果酱乐队的时尚意识。练习本上写着：“大多数团体都有自己的着装风格，他们的追随者总是纷纷效仿。”很显然，我一直在查找字典。“果酱乐队的衣柜有粗呢大衣，最好是蓝色或黑色，C＆A圆领针织衫”——我也不知道选这个品牌的原因，我想我们没有签订过赞助协议——“颜色华丽的T恤和运动衫，设计抽象且颜色素雅的衬衣，轻薄的领带，瘦腿紧身裤，尖头靴子，廉价的白色棒球鞋，乐施会品牌的夹克，最好带有纽扣孔，搞笑的袜子，短发，不用装饰亮片，除非为了搞笑的目的。”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想出这些主意的，尤其是粗呢大衣。我的意思是，在舞台上穿着粗呢大衣实在太热了，不是吗？可能我当时认为我们会在很多户外节日活动上演出。

在设计时尚服装之后，我们制订了一个“果酱乐队总体方案”。第一部分是“A类：音乐”——这对青少年来说有点正式。下面的内容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音乐团体，果酱乐队第一个要征服的目标应该是音乐行业，这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团体将通过创作既传统而又有点另类的流行歌曲来进入公众视野。“在果酱乐队成功地获得商业地位后，才可以开始颠覆和重组音乐业务和音乐本身。”这就是我当时的设想。我想那一定是受到了朋克时代的影响，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它还能影响某种社会变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获得成功的时候感觉会有点心酸，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无法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我那时有点沮丧。

这个宣言式的想法是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绞尽脑汁想出的如何改变世界的经典想法。然而当你去到外面的世界，实际上并不敢对任何人说任何话，尤其是跟女孩，我感觉非常尴尬。我想起我16岁的时候就有了第一个女朋友。我曾在鱼市做过一份周六的兼职工作，这听起来有点傻，但好像是我们的目光相遇在一块鳕鱼片上。我非常兴奋，因为她不在我上学的学校读书。我曾在学校扮演过花样女孩，但我跟女孩说话总是很紧张。

约翰·皮尔是我第一个真正的音乐导师。你可以在音乐报纸上阅读到介绍朋克乐队音乐的文章，但你却无法真正听到朋克乐队的音乐——至少在谢菲尔德的地方广播中难以听到。有一家商业电台举行了一场摇滚表演，音乐节目主持人强调说：“在这里你不会听到任何朋克音乐，那不是真正的音乐。”所以，我记得14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拨弄着收音机旋钮，偶然听到了《约翰·皮尔秀》节目。我感觉他是在播放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的歌曲。自从认识他，仿佛为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这是一种音乐启蒙。我17岁时，带领果酱乐队在一个朋友家录制了一盘样带，我知道约翰·皮尔在谢菲尔德理工学院有场演出，所以我就像跟踪者一样跟着他去了停车场，然后把这盘磁带交给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我还在学校上课，奶奶接到了约翰·皮尔的制作人约翰·沃尔特斯的电话。他们给了我们上一期《约翰·皮尔秀》的机会。你可以想象，我多么震惊。

我想对年轻时的自己说：“冷静下来。冷静点。”因为在那个年纪，你认为只有你不知道如何做事情。当然，在这几年里，我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欺欺人或装腔作势的时候。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可以逐渐放松下来，然后说：“我们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渡过难关。”年轻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自己与女孩的交往缺乏技巧。也许是因为我的父亲在我7岁时就离开了我，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男性榜样，没有人从男性的角度来跟我谈论感情或如何与异性交往。我有点不知所措。我认为约会就像一场神经质的噩梦。

确实，现实中有很多父亲不在身边，家庭破碎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好的说法，准确地讲应该是单亲家长。但对我来说，不寻常的是我的父亲是突然消失的。他去了澳大利亚，从此再无音信，也没有任何联系。这不像是“周末我们在麦当劳见面”，而是“你的父亲已经不存在了”。我的母亲很少谈及父亲，她对父亲不太友好——因为父亲从来不给她钱，她感到孤立无援，所以父亲是家人谈话中最不受欢迎的话题。我很好奇，因为我对他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毕竟，他是我的父亲。我和母亲吵架时，她非常难过，偶尔会说“你就和你父亲一样”。这使我非常惊讶。要知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男性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存在感。后来，在我35岁时，我遇到了我的父亲，但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对他来说可能也太晚了。我们见面时都很尴尬，因为我们真的没话可说，这让人有些失望。

当我和妹妹(13)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们从父亲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最终都和配偶分手了，但是我们肯定会一直和孩子保持联系，并陪伴他们——我们对此非常重视。

如果我想给年轻时的自己留下深刻印象，鉴于他对披头士乐队的痴迷，我会说：“听着，40年后，你会坐在保罗·麦卡特尼旁边，跟他交谈一个小时。你会和他相处融洽。”当保罗·麦卡特尼发行上一张专辑(14)时，我参加了他在利物浦表演艺术学院举办的一场现场问答活动。我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从小一直把他看作神一样的存在。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几次。我会和斯考特·沃克一起工作。后来，我还采访了莱昂纳德·科恩，他对我的歌曲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不同意有人提出的“不要去见你心目中的英雄”的说法。你应该去做，因为你会发现他们和你一样。

16岁时，我在舞台上不会做任何肢体动作，因为我有点怯场。1980年10月9日的一场酒吧音乐会上，我在检查乐谱本时，发现我的吉他音箱坏了，于是大发雷霆，基本上只知道发脾气。我在地板上滚了几下，最后竟然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点抓狂，但很享受。”我意识到，演奏不仅仅要按照正确的顺序演奏正确的音符，实际上可以把它表演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不断取得进步。我喜欢站在舞台上，那是我的小王国。你完全有控制权，你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因为你在演奏非常大声的乐器，这是你真正做自己的机会。

因为我们很早就参加过一期《约翰·皮尔秀》节目，所以我们认为“演出将会是小菜一碟”。这之后，我们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渐进的幻灭期，不幸的是，这段幻灭期正好与撒切尔夫人的任期重合。我只想用“哇”来表达自己的心情！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正如人们所说的：“现在真是一团糟。”城市正在分崩离析，毫无乐趣。很多次我都在想：“该死的，是怎么回事？我本应该去上大学的。”我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走了弯路。我们那时发行了音乐专辑《怪胎》，我有点沮丧，因为这首歌使我想起了专辑进展不顺利的时候。我的第一段认真的感情也结束了。当时我们几乎没有资金制作一张专辑。我从小就树立的雄心壮志正在丧失，这感觉非常糟糕。但我真的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正如大卫·鲍伊所说：我将不得不在一座新的城市寻找新的职业。所幸，我一直坚持不懈，心怀希望。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的传奇女友》这首歌在《新音乐快递》杂志获得了好评，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在经历了英伦流行音乐，尤其是全英音乐奖(15)之后，人们认为我是惊世骇俗的唱片节目主持人。但这根本不是果酱乐队专注做的事情，那一刻，我们被推向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已脱离了扎根于朋克音乐的独立音乐圈，我们来自另一个领域。然而，我们被推向了主流音乐。我们意识到那里的气氛非常激烈，你正在融入一个跟你的价值观迥然不同的世界，这就是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原因。

我在舞台上有两个最自豪的时刻，其中一个是1995年我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16)的演出。当时每个人都唱着《普通人》这首歌，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幻想以某种方式变成了现实，那真是一个疯狂的时刻。2011年，果酱乐队重聚，我们在纽约的无线电城音乐厅演出，这个音乐厅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20世纪30年代宫殿……感觉我孩童时那些梦想的场景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首演的一样。我想大卫·鲍伊也曾在那里举办过一场著名的音乐会，他一开始就出现在舞台上，他的演出太精彩了。我似乎又回到了我儿时梦想的源头。对于果酱乐队来说，这感觉就像我们终于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