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独一无二的英国

所有试图定义“国民性”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无论何时我们试图描述任何国家或民族，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阶级和地区的不同而不一致，人们的性格与特征也会随之变化。

如果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困难，那么定义英国的特质是一个例外。正如戴维·休谟（David Hume）观察到的那样，关于英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最有力的一点就是英国人没有特别的认同感。“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国家的人们举止和性格完美融合，说着同样的语言，受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但结果就是“英国人恰恰是世界上最不具民族性的，除非这个奇怪的点可能看起来一直就是这样”。赫胥黎说得对，“去问英国人什么是英国人啊”，那么你将会得到一些不同的答案……英国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英国人，你无法用一页纸、一个章节或者十几卷书来描述它。

这种多样性和矛盾性并不是由客观物理因素造成的。如果要说客观物理因素，我倾向于怀疑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也不认为人们的秉性与空气、食物或气候有关。休谟认为，这是因为混合的政治制度——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结合在一起——还有混杂的宗教。“所有的宗教派别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也因此“每个人都享有足够的自由与独立，使他能够展示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

在这般混乱的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就是跟随一些外部的观察者，来抓住一些趋势和特征。这些特质尽管不尽相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也并不一致，但似乎能体现出这些奇怪岛民的精髓。用他们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话来说就是：

……真正的英国人就是个矛盾体！

演讲里，是个讽刺！现实里，就是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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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形象地描绘这些矛盾，我将引用其他观察者描述出来的画面。第一幅画面来自法国人塞萨尔·德·索绪尔（César de Saussure），他在18世纪时写道：“据说英国人很骄傲，这也许是真的，但总的来说，与其说他们骄傲，不如说他们冷漠而保守。他们天生沉默寡言，尤其是与法国人相比。”他接着写道：“二十个男人坐在酒馆里看报抽烟，他们却很少交谈，以至于你都能听到苍蝇的嗡嗡声。他们的谈话被长时间的沉默拆得七零八落，一句孤零零的‘你好吗？’让你明白他们意识到你在那儿，但是他们却没有更多的话要和你说。”而说到英国女人的特点，他写道：“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我对英国女人性格的体会。我发现她们温文尔雅、坦率、天真无邪，并且她们从不试图掩饰自己的感受与激情。”

一个世纪后，苏格兰人休·米勒（Hugh Miller）造访了英格兰并且描述了他的第一印象。“英格兰人的家就好像是城堡，田地和房屋的排布展示了英格兰人的疏离与个人主义。”他还写道：“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完全不同，我们更像是一堆聚集的粒子，而不是一个个分离的粒子。”英格兰人没有邻居以及其分散性让他感到震惊，“邻居与邻居之间似乎知之甚少”，而和苏格兰人比起来，最让他吃惊的是英格兰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个体，英格兰人显得更加独立……英格兰人在这方面有点像处于引力范围外的物质粒子，但是却处于排斥力的圈子里。这群人就像毫不相关的成员一样存在，好像松散的沙粒堆在一起，而不是一个整体。”

大约在同一时间，法国作家古斯塔夫·艾西塔尔（Gustave D'Eichtal）也留意到了这种不同。他认为苏格兰人“一点不古板，也不一本正经和挑剔，和他们的邻居（指英格兰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邻居常常因为缺乏自由和随和而显得乏味。”不久之后，伊波利特·丹纳也发现了同样的事，他观察到“有些受过教育的男人，甚至是博学的男人，他们去过很多地方旅行，会多国语言，却仍在与人相处时感到不自在”，虽然“这种尴尬和羞愧完全是身体上的，对日耳曼人来说是正常的”，他也指出了英格兰人的特点，“保守，谨慎以及寡言少语。英格兰人最特别的特征就是完全的自我控制，不断保持冷静，在逆境中坚忍不拔、思想严肃、举止得体，避免任何的感情外露或炫耀……”

20世纪中叶，定居英国的德国艺术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又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英国绘画界的沉默和低调。“因此，英国的肖像画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而当它说话时，声音也很低……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英国的肖像画隐藏的东西远比它揭示的东西要多，即使是它揭示的东西，也是以一种仔细推敲过的轻描淡写的方式。这些人用‘埋藏在看似漠不关心的平静之下，真正的依恋’完美诠释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爱玛》（Emma）里提到的‘真正的英国风格’。”

不知何故，这种独一无二的英国特色并没有被带到美国。这一点似乎可以用英国人自己的阶级和俱乐部体系来解释。19世纪后期，美国作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指出，“一位约克郡的磨坊主告诉我说，在伦敦到利兹的头等车厢里，他不止一次地遇到同一个人，却从未交谈过。”或者说，“简而言之，这个岛国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安全、宁静，难以沟通。和陌生人在一起时，你甚至会以为他聋了，他的眼睛从不离开他的桌子和报纸。”他们很有活力，但“这种活力又伴随着冷漠，每个人都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散步、吃饭、喝酒、穿衣、打手势。每个人都各行其是，不管是行事还是受苦都和旁人无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刻小心不要干涉别人或是惹怒别人。”总的来说，在这个岛上“冷冰冰的、压抑的方式占了上风，除了在歌剧院里，任何热情都是不被允许的。他们避开一切注视，追求在房间里不引起注意的存在方式。”

作为一个在20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人，我在英国的中小学和大学里都注意到中产阶级明显的特征，但这些特征近年来正在逐渐消失。我的祖父和叔叔们在取得高度的成就之后还保留强烈的保守和害羞。这一点在许多英国人的自传中让我印象深刻。19世纪的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曾这样评价一个人：“我相信他习惯性表达出来的情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也只开发了他情感能力的一小部分。他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羞于表达感情。由于缺乏示范，感情自己慢慢枯萎了。”他还说，“事实上，英国人的性格和社交环境，使得人们很少从同情别人中获得幸福，因此，也就不奇怪这些事在英国人的生活里算不上什么了。”

正如一位意大利游客不解地指出：英国人的矜持甚至表现在手势上——或者说英国人就很少打手势。“为什么英国人很少打手势？他们的胳膊仿佛被胶水粘在了身体两侧！我认为，这和房间太小了是一个道理，不可能在不打坏东西或者是不碰到别人的情况下挥舞手臂。”虽然欧洲南部的人，甚至是法国人都经常打手势，在语言交谈中尽可能多地用他们的手和面部表情，但是英国人通常非常被动，表情僵硬，难以理解。

保守、疏离、谦虚显然和关于忠诚的争论是相关的——当一个人被经济、宗教、亲缘关系和政治纽带等牵制时，他必须步步谨慎，才能避免成为任何一种关系的奴隶。因此，英国人能够放松的时刻，就是那些运动、爱好、音乐，或是任何能让人从努力中获得激励的事情突然确定的时刻，此时他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并且有东西可以分享。我在学校生活和我的整个人生中都发现了这一点——当参加某种“游戏”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和他人自在地相处。若不是如此，一个人能激情澎湃地谈论什么呢？

这种自我矛盾的心理也被爱默生准确地抓住了。“社会的规范和准则都是人造的——被塑造的人遵守着人造的规矩——因此一切都伯明翰化了，同时我们国家的存在是一项艺术的成果，一个苦寒、贫瘠，几乎像北极的地方，却孕育出了地球上富饶、奢华的帝国。”他写道：“……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资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兼容并包，也有公平。这里的人们虽然保守但却沉稳，各不相同，情感丰富，对文化有着强烈的本能。”“他们是积极的、有条理的、爱干净的，以及非常正式化的；喜欢一成不变的常规和传统的方式；热爱真理和宗教。但是，说真的，这些都包裹在无情的外衣下面。”

爱默生还指出他们（英格兰人）是个人主义的并且非常注重隐私。“他们的贸易和帝国行为都是为了保证他们家园的独立和隐私。”“英格兰人重视个人，这是社会方方面面的结果。社会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也保护他一时冲动下的纵容。”另一个原因则是“这些注重隐私的、保守的、沉默的英国人，可以用其所有的热情来表决采纳一项公共事务，这种力量造就了他们的浪漫英雄。”

英国人还有一些其他特点。其中之一是自信和傲慢，认为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因此他们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而其他人都很怪异。索绪尔评价道：“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比英国人更偏袒自己，并且他们允许这种偏见出现在他们的谈吐和举止中。他们看待外国人的时候普遍带着鄙视，并且认为没有什么事能在其他地方比在英国做得更好。诚然，许多事情都有助于他们保持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国家的财富、富足和自由，以及他们所享受的舒适。”或者像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早期发现的那样（他娶了一位英国妻子），“英国比其他任何现代国家都缺少同情心，并且它从不关心外国人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所思、所感、所作以及所苦英国人都不关心。英国人只关心如何利用这些行为、痛苦、感情和思想。当它貌似最关心他人的时候，它其实只关心自己。”

自信可能会带来烦恼，但它也有积极的影响。正如塞缪尔·莱因（Samuel Laing）与托克维尔在同一时期观察到的那样：“自尊、个人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对公平交易和彼此正直的信任，这既是社会良好道德的因，也是果，也是适应独立行动的必备社会品格，这些构成了公民自由与宪政的基础。”爱默生还指出：“英国人代表自由。保守、爱钱的英国人更爱自由。他们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个人力量，因此自由是安全的。”

孟德斯鸠男爵在18世纪上半叶将个人主义与自由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这个国家对自由充满热情”。18世纪晚期的德国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则说：“每个英国人都是一座孤岛。”孤岛上的鲁滨逊因此成了英国国民模范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注意到，鲁滨逊是经济学家最喜欢的人物，但是他更多地出现在哲学家的脑海里，即使他们不经常提到他的名字。”

正是这种好斗、自信、独立的性格，造就了英国在19世纪的成功。托克维尔写道：“看到英国人就知道，他们相信来自法律的支持，依赖自己，不知道除了自己能力的限制外还能有什么障碍，行动起来毫无阻碍；看到英国人就看到他被那种自己可以做任何事的精神而鼓舞，不安于现状，总是在寻找最好的东西。看到他这样，我不急于打听大自然是否为他挖了港口，给了他煤和钢铁，其商业繁荣的原因根本不在于此，而是他自己。”这一点爱默生也有同感：“你不能用英国人的宗教、商业、宪章、法律、议会或者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成功，而应该用英国人那种不服输的、尖锐的天性来解释，这种天性不可阻挡，使一切都成为他们的助力。”

这种独立伴随着对古怪的热爱。“他们竟然对我出格的古怪行为感激不尽，英国人总是被古怪的行为吸引。”他们总是不拘小节，这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他们不礼貌。“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都不可能比在英国更随意。礼节不算什么，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注意它。因此，以法国人的标准来看，英国人似乎不知道什么是举止合理……一些英国女性低声哼唱，吹口哨，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却把脚放在另一张椅子上。她们也可以坐在房间里的任何一张桌子上，自由自在。可能其中有一千种行为在法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英国做出来却十分自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从客栈和酒吧的命名中也发现了英国人这种古怪的特质。“这些名字让他们自己沉浸在当时的真实情绪和情感中，如谁会想到呢、格伦蒂夫人的怀抱、老朋友、磁铁和露珠、达比和琼、富饶之角、面包师和篮子、灿烂的太阳、租房日、凡人、欢乐五月、贝尔和龙、无用之功、醉酒的哲学家、好心、舒适城堡、猫和羊肉，颠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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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可能导致言行完全脱节，以至于看起来有点虚伪。“在我看来，英国人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和其他国家的人都不相同，以至于他们自己几乎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的言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随之而来的排外性，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坦白说，英国人既不是传教士也不是征服者，喜欢乡村不喜欢城市，喜欢家乡不喜欢国外。如果他周围只有本地人，并且一直只有本地人，陌生人都与他保持一个舒适的距离，那么他会很高兴也很放松。”

这种特质似乎也可以和某种持续的孩子气，拒绝圆滑与拒绝长大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你更了解他们一些，他们其实是非常善良和温柔的；他们从不多说话因为他们从不谈论自己。他们像孩子一样自得其乐，但表情极其庄重、严肃；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礼仪，但同时他们也自由随和。他们像火石一样坚硬，不随波逐流，保守、忠诚，有些浅薄并且总是不善于沟通；他们不愿意脱离自己的保护壳，但这是一种坚固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极好的保护壳。”

事实上，过去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一些广为流传的儿童文学作品出自英国作家之手，从《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到《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拒绝长大是20世纪英国民间传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未来的科学家如果想要尝试寻找彼得·潘神话的原型，就将会发现这是这个岛所特有的。每一个大陆的拇指汤姆都是某种侏儒，保持着孩子的身型却有大人的智慧。但彼得·潘既不是怪物，也不是早熟的小鬼，他是每个英国人怀中抱着的永恒的宝贝。”这甚至可以联系到英国人对游戏的热爱；“运动让孩子成长为成人，也让成人更长久地保持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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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开头提到的，每一种特性都有其对立面。索绪尔注意到了这种对立面之间并行不悖的特征。“我注意到这个国家的激情是极其强烈和暴力的；他们不能接受失败，我觉得习俗和榜样对他们是极大的激励。”排外和自尊同时伴随着焦虑和不安，正如卡尔·沃纳（Karl Werner）所说，如果我们要找寻现代资本主义的精髓，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词“‘unruhn’，意思是永无止境的运动，但也有焦虑，不安——像是英语动荡（unrest）和焦躁不安（restlessness）……”他们似乎总是很忙——除非他们一动不动地盯着鱼漂或板球。

最好的情况是像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在19世纪早期描述的那样，英国人“从不屈服，总是彬彬有礼。这是生活在有能力者居之社会中自由人的必备特质。他们不嫉妒他人，不抱怨他人，待人幽默和善。”有些人甚至觉得他们展示在阳光下的那一面稳重、正直、通情达理而善良。“他的冒险都是外在的，人们很难改变他，他也不惧怕人们。无论他走到哪里，心里都装着英国天气，那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是疯狂人类中的稳重而理智的那群人。”

也有人觉得他们古怪、难以捉摸——尤其是他们的幽默。“我亲爱的母亲，你完全可以相信这些人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另一种品位，以及与众不同的想法和感受。最让他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所说的‘幽默’，这不一定代表诙谐，而是一种另类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更多的来自古怪的个性而不是聪明的头脑。”

他们当然是一个混合体。“我对英国人的看法是你会在他们中发现明智、体贴、值得信赖和高尚的人；但是，也不乏异想天开、粗暴、任性、多变的人，可能今天还沉迷于一件事，第二天就将其抛之脑后。”他们经常对性感到拘谨和羞愧。“在伦敦动物园，曾经有一位女士问过河马的饲养员这样的问题：‘告诉我，那只河马是雄的还是雌的？’饲养员吃惊地看着她，回答道：‘夫人，那是只有另一只河马会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有放荡的一面，正如托马斯·罗兰德森（Thomas Rowlandson）的漫画或是罗切斯特（Rochester）的诗歌一样。

他们可以很认真，但也乐于妥协。谈到辉格党（Whig Party）的兴起，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19世纪末提到“新党的本质是妥协。他们发现将某项原则坚持到底，做事不留余地，只看事情的一面，重原则而不重现实，忽视现实的情况等都是错误的。”没有什么值得为之杀戮，最严重的罪行不是道德或政治上的，而是与礼仪有关，就像公立学校的校训——“观其行而知其人”。“在一个人可能违反的英国礼仪中，以下三项是最严重的：将刀（而不是叉子）放进嘴里；用手拿起糖或芦笋；最严重的是在屋子里随地吐痰……”

他们狭隘，却很专注。“如果你说英国人性格简单，那是没错的。他们的看法公正，有点狭隘，但很清楚：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一次只能做好一件事。”带着大手表的白色兔子是他们的英雄之一，急急忙忙赶着去看“公爵夫人，公爵夫人”。“英国人不贪钱，对时间却是贪得无厌。英国人的守时性真是棒极了，他们拿出手表，和朋友的手表进行校对，地点和时间都很准确。”英国人真是对时间既尊重又痴迷的奇怪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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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似乎是矛盾性格的混乱结合体。当托克维尔到曼彻斯特时，他发现“这里的人类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也最野蛮；这里的文明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也和野蛮人差不多”。爱默生写道：“英国的混杂特征泄露了其混合的起源。英国的一切都是遥远和对立因素的融合。语言是混杂的；一个人的名字来自不同的国家，三种语言，三到四个民族；思想的潮流是相反的……他继续提到培根曾说过‘罗马是一个不受悖论支配的国家。’但英国是建立在矛盾和对立之上的，其伟大的根源是翻滚的热浪。并且，从头到尾，这是一个有着异常现象的博物馆。”英国特质是冲突和妥协的结果，英国人是“现实与幻想，民主与特权，狡黠与正派混合的象征，他们通过一种微妙的妥协来保持自己的国家是自己熟悉的形态”。

许多作家都曾指出过现代世界的矛盾本质。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数年前在他的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指出，现代性必须人为地分割现实的统一性，但这并没有消除紧张对立的局势，反而创造了更多被他称为混合体的东西。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话来说，我们只是把泥土、模糊的边界，推到地毯下或角落里，但它仍然存在。

托克维尔再次强调了英国法律和官僚体系的混乱和矛盾。这里乱七八糟，一个大厅都是镜子，可怕的“无原则”，但是最终，比起法国的绝对明确，托克维尔更喜欢这里。在《哥特狐狸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The Gothic Fox）一书中，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智利社会学家克劳迪奥·维利兹（Claudio Véliz）指出了美学上同样存在混乱。在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威尼斯的石头》（Stones of Venice）基础上，他指出了哥特世界的杂乱、反复无常，以及缺少纯粹。英国的城市和街道都是杂乱的——如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所说是“甜美无序的英国玫瑰”（sweet disordered English rose）。也如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调侃的那样，“在罗马人来到拉伊小镇（Rye）甚至是跨过塞文河（Severn）之前，摇摇晃晃的英国醉汉已经建好弯弯曲曲的英国大道了。”

法律作家赫伯特（A.P.Herbert）在其书《不寻常法》（Uncommon Law）中指出，这种矛盾、混乱和原则的交叉也出现在英国的法律中。蜗牛是野生的还是驯养的？被洪水淹没的小径算是道路还是河流？女性是否可以被理性男士来评判？

这些前后矛盾的原因显而易见。如果有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在，那么一切都会按它来。就像是部落社会里血缘关系支撑一切，或者是美国极端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市场决定论，任何时期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一致性是因为有统一的基础，或者是共同的底线。

现代世界的本质就是没有明确的基石。如果一切分崩离析，中心就站不住脚了。虽然无政府状态不会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但是混乱和无序还是会存在。总而言之，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四个方面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对立——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只有永恒的斗争，没有局部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成年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时刻妥协的世界里，一个“最好的情况是好的反面”的世界，一个爱因斯坦的相对世界，在那里所有原则都会被其他力所扭曲。这是一个狄拉克（Dirac）或薛定谔（Schrödinger）的世界，在这里一只猫可能既是死的也是活的。这是一个被牛津大学数学家、童话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完美捕捉到的世界，在这里他带着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探过兔子洞，穿过镜子，进入魔法世界。

因此，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解脱，找寻连贯的绿洲以及创造意义和价值，打造“理智”的圆舞场。有时，这是拉图尔所描写的混合物；有时，它隐藏在幽默、讽刺、荒谬的外衣之下——《傻瓜秀》（The Goon Show）、《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以及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萧伯纳（Bernard Shaw）、莎士比亚等。

又或者退居到有界线的领域——爱情，自然，游戏，儿童故事和其他有着自我运行规则的平行世界。在这些平行世界里，怀疑被暂时中止了。浪漫主义和拉斐尔前派运动是这一切的绝佳示例——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其中的伟大先驱者，后继者有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lord Tennyson）和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这不是逃避，而是让不断怀疑和时刻冲突的头脑得到休息的必要手段。当然，不仅是英国人这样做，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也在他的书《飞往阿拉斯的航班》（Flight to Arras）和《小王子》（Le Petit Prince）中展示了相同的特质。

所有这些由现代性及其紧张局势催生的应对方式都是重要的。“现代性”（modernity）被发明后的生活是一个无休止的矛盾调和，日本人会用“不仅、而且”来形容它。这也存在于过去一千年间英国伟大的传统诗歌、小说和戏剧中。

几乎所有的以前的社会里，人都生活在一个“嵌入式”的世界里，在那里事情都向着一个方向流动——经济、血缘、宗教和政治。因此，流动是迅捷的、确定的、可以被描述的。文化是有“模式”的，有中心思想，我们一旦发现了它，就可以在其引导下畅游某个文明或社会。

现代性则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矛盾的力量，托克维尔把它比喻成急流中的漩涡，相反的水流在那里相遇、周旋。“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在美国发生的一切，那么会迅速发现两种相悖的趋势，它们就像是一条河流里流向相反的两股水流。”有时，他甚至使用了超过两条相悖的水流。例如，他谈道：“……美国人为各个州和中央政府的权利而斗争，在独立精神、民主和等级制度之间斗争。”英国也是这样。

永不停歇、快速流动的“瀑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焦躁不安的性格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征。美国人被发财的渴望吞噬了，这是他们生命中独有的激情，他们对一个地方的依恋并不会比另一个地方更多，没有根深蒂固的习惯，没有常规的传统，只是每天见证着财富的变化。”他继续评论道，“美国人常常在一个地方出生，置身于不断变化的画面中，被不可抗拒的洪流所驱使。没有时间和任何事情建立联系，他们只是习惯改变，并且认为这就是人类的天性。”尽管托克维尔看到了这种趋势在美国的极端状态，他一直认为这种趋势的内在逻辑来自英国。其结果是现代资本主义中心思想的一个悖论，即欲望总是大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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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觉得在我十二年的寄宿学校和大学生活里，“学着当个英国人”并不是件易事。就像英语这门语言一样，只能通过示例来学习，然后痛苦地习得其内在的“惯用方式”以及一系列约定俗成却未曾言明的规则。几乎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你该如何做，就像乔治·米卡斯（George Mikas）的书名所说，如何成为英国人。一堂人类学的课程或许有帮助，但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学习这些就像是学打板球、跳舞或骑自行车，你只能在练习中习得技能。就像在成为乐器演奏大师的道路上，你只能不断地练习来感知所有的技巧。直到你不再需要想着这些技巧，琴弦带着你起舞而不是你去拉琴弦。

其中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是更多的是一种风格，一种态度，一系列内化的、本能的规则。就像是骑自行车一样，摔下来，弄伤自己是必经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你就学会了。

英国的身份认同，就像他们的法律，是一个“混血儿”。将一系列妥协后的品质糅合在一起。充满了怀疑也充满了确定性，每个人都是既理性又富有激情的个体。粗枝大叶又自私，细心又体贴——这些都是我母亲对我童年时期性格的描述。那时的我并不完美，分裂且矛盾，但正被训练成一个自信的人。

不然还能怎样呢？“如果我们想要追寻的是确定无疑的答案，想让一切都铁板钉钉，那么毫无疑问，往往只能得到迂腐过时、毫无用处的结果”，这是我大学时期很喜欢的梅雷迪思（Meredith）写的一句话。正如济慈的诗里所说的那样，“最好的人从不确信什么，最坏的人总是确信无疑”。我们总是想成为最好的人。

我们是愤世嫉俗的，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是所有政治体系里最不糟糕的，然而其他的更糟糕”。我们也是虚伪的，相信平等，却在奴隶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是虔诚的，但并不真正相信任何事情。我们持怀疑态度，也很现实，但觉得某些人还是可以相信的。我们对人类的天性不太抱有希望，因为它本质上是罪恶的、暴力的，需要遏制。我们总是对言行之间的差异持怀疑态度，也对“普遍的好”持保留意见。但同时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就像是长大了的孩子，仍旧充满善意的目的和希望。也许有人会说“人类是如此的动物化”。

毫无疑问，英国人就是这样一群奇奇怪怪的人，从小小的英伦半岛影响了现代世界——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