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宗岱的世界

梁宗岱治学路子引发的思考

梁宗岱先生100周年诞辰的日子到了。纪念一位文化人，为的是从中吸取点什么，以便后来者发扬光大。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来看，有研究梁宗岱关于象征主义的见解的，有探讨他的“纯诗”理论的，有阐发他诗论中的“宇宙意识”的，也有论述他的诗学建构及批评方式的……1，总而言之，涉及诗学问题的居多，这无疑是梁氏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近几年来，社会上的一些学者和文化人对梁氏这方面的成绩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乃至极高的评价（见下文《问题所在》一节）。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从梁氏的治学经历，亦即从其所走的学术道路，看看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迪。

资格如何？

为了迎接纪念梁宗岱的活动，我们搜集、整理了他的学术成果，并对他的生平作了一番认真的考察。我惊讶地发现，按目前的高教职称评审“条件”，梁宗岱是不够格当教授的。谓予不信，请按“资格条件”逐一核对便见分晓。我们且撇开那些不便对照的条件（例如“思想政治条件”）不提，就看看其中的三条“硬件”：

1. 学历（学位）条件。梁宗岱游欧七年，曾先后进过法国的巴黎大学、瑞士的日内瓦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旧译翡冷翠）大学，但未见他从哪一所大学拿过文凭。别说是硕士、博士学位，就连学士学位他也没得过。当时留洋的学子，哪怕是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好歹都拿个博士头衔回来；梁宗岱进的可以说是欧洲的名牌大学，但却是学而未“成”，似他这等大学未毕业的学历，换到今天，能否够格评上个讲师，也大成疑问。

2. 论文、著作条件。梁宗岱以“中国诗人、翻译家”2的称谓传世。他出版过两本诗集：新版只有40页（连诗人周良沛所写的《集后》在内）薄薄的《晚祷》3，含附录才仅有78页共收56首短诗词的《芦笛风》（1944年广西华胥社版）。然而，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诗作可以充当论文。因而这自然不能归入“论文、著作”的必备条件之列。梁宗岱也译过一些名著：法译《陶潜诗选》，译诗集《一切的峰顶》，译文集《交错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旧译悲多汶），里尔克的《罗丹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每种分量都不算大；而他的《浮士德》和《蒙田随笔》到译者去世后才得以结集出版，其中一些译作还只能算是重译本（例如《十四行诗》和《浮士德》）。我们的职称评审条件，没有哪一条是可把译作归入“论文、著作”之列的。这样“中国诗人、翻译家”的头衔似乎无助于梁宗岱登上教授的台阶。

幸而梁宗岱还是有著作的，那就是《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商务印书馆，1933，1935年）。不过这两本书都不是自成体系的独立著作，而只是发表于报刊上的零散文章的结集。而“论文集上收集的论文均不计入规定的数量，只供参考”（见某部门制定的“高等学校教授、研究员资格条件”）。再说，两本论文集合计起来，才12万余字4，还达不到有关规定的15万字之数。这样看来，光凭这两本小书，梁宗岱还是没有资格跨进今天高校的门槛的。

不过，幸亏梁宗岱还是写了点论文，虽然不是那种“有根有据”、“符合学术规范”、文末附有大量参考书目的文章。那总算称得上是论文的，梁宗岱总共写了三篇：《屈原》（1941，后由华胥社出单行本）、《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1942，西南联大《文学季刊》一卷一期）、《试论直觉与表现》（1944，重庆《复旦学报》第一期文史哲）。至于其他一些在报刊上零星发表的豆腐块式的短文，显然是不能归入“论文”之列的。这样一算，梁宗岱当教授的必备条件还差了一截：论文不够篇数。姑且把《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也算在内吧，总共也只达到“5篇（部）”，离文科类规定的最低标准“6篇（部）”尚差1篇（部）。而梁宗岱的学历是不达标的，按“规定”，文科类还得再“增加5篇（部）”，也就是说，光“论文、著作条件”这一项，梁宗岱要当教授还差得远呢！

3. 业绩成果条件。按规定，需要承担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获得过某某级别的奖项。梁宗岱没有主持或承担过任何（更别说“国家”级或“省部”级了）科研课题（他的成果无非是自个儿写写文章），更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因而也就不具备任何可以“破格”的条件。

然而，经过对照，有一条梁宗岱倒是符合了标准的，那就是“外语条件”。按规定，要求“熟练掌握1门外语”。梁宗岱精通法语、英语，通晓德语，能阅读意大利语；而在职称评审条件中可作为外语算的古汉语，梁宗岱也掌握得不差。虽然他没有考过多少分，但通通都是有书面材料为证的。如前所述，他用法语译了《陶潜诗选》，从英语译了《十四行诗》，从德语译了《浮士德》，而所填的几十首《芦笛风》词则满可以说明他对古汉语运用熟练。由此可见，就“外语条件”这一项，梁宗岱不仅达到“标准”，而且是超过了“标准”的。但超过的部分，却未见有规定可以用来填补其他条件的不足。这样，综合起来一掂量，梁宗岱还是不具备提出评教授的资格，这就不免令人产生疑问：过去他这“教授”是怎么当的？

凡是稍稍了解梁宗岱生平的人都知道：1931年梁宗岱从欧洲回国，欣然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长胡适的聘请，任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其时年方28岁。梁与胡适交恶后离开北大，复于1936年年初，接受天津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柳无忌的邀请，应聘为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抗战爆发后，平津沦陷，无法在南开呆下去，后辗转到了大后方，于1938年初，应旧教育部函请，受重庆复旦大学之聘，任外国文学系教授。1941 — 1944年，梁宗岱任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兼教授。后因家事原因离开重庆，回到广西。1945年应老教育家雷沛鸿（曾任广西教育厅厅长）邀请，合办西江学院，梁担任该学院教授、教务长，其后是代理院长，直至广西解放前夕。解放后不久，一段时间曾蒙冤入狱。出狱后，1956年奉调至中山大学，被定为二级教授。在中山大学任教至1970年，同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梁宗岱随外语系转至广外，任法语教授，直至1983年逝世。

在梁宗岱从事教育的经历中，有两个细节无妨说明一下：1）在北大任教期间兼任清华大学讲师，是当时北大、清华两校互聘教师的一般做法的反映：在北大任教授的，到清华兼课则一般按讲师聘用，反之亦然。这里并不表示当时的清华比北大要求更高。2）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大学以“一级教授”的职称为最高，极为稀罕。据熟知当时情况的人介绍，以梁宗岱的资历和水平，本可以定为一级教授，但由于他到中山大学之前曾脱离教学多年，只好“暂定”为二级。

综观梁宗岱的从教经历，他曾执教的北大、清华、南开、复旦、中大都是中国有数的名校——我们姑且把民办性质的西江学院和当时还属新办院校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撇开不算。梁宗岱能依次在这样的高校占一讲席，总不会是“盗名欺世”而得的吧？然而，拿现行的“条件”去衡量一下，梁宗岱却似乎远远达不到“教授”的要求。这种鲜明的矛盾是不是暗含着某些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呢？

问题所在

第一个问题是对学位的看法和态度。梁宗岱在《我的简史》5中写道：“翌年（1926）冬天，转赴巴黎，入巴黎大学文科。觉得考取学位要穷年累月钻研一些专门的但狭隘的科目，不符合我的愿望，决定自由选课，自由阅读，以多结交外国朋友，尽可能吸取西方的文化菁华为主。”后来他便进入巴黎一些文艺沙龙，结识不少享有国际声誉的文艺界、学术界人物。也就在这段时间认识了法国桂冠诗人梵乐希（新译瓦雷里），大文豪罗曼·罗兰。受他们的鼓励，把陶潜诗译成法文，在法国出书，把梵乐希的《水仙辞》译成中文，刊登于中国的《小说月报》，成就了中法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梁宗岱留欧没有读学位，从历史角度而言，对他本人、对中国文化是得是失，还真难说。不过，如果梁宗岱晚生几十年，起码对他本人，肯定是损失惨重的，因为他未必能登上中国名牌高等学府的讲坛。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余光中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这虽然是针砭当时台湾状况的戏言，但颇耐人寻味。请读这一段：

“我们是一个讲究学历和资格的民族：在科举的时代，讲究的是进士，在科学的时代，讲究的是博士。所以当那些审查委员们在‘学历’一栏下，发现您只有中学程度，在‘通晓语文’一栏中，只见您‘拉丁文稍解，希腊文不通’的时候，他们就面有难色了。也真是的，您的学历表也未免太寒伧了一点；要是您当日也曾去牛津或者剑桥什么的注上一册，情形就不同了。当时我还为您一再辩护，说您虽然没上过大学，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大学敢说不开您一课。那些审查委员听了我的话，毫不动容，连眉毛也不抬一根，只说：‘那不相干。我们只照规章办事。既然交不出文凭，就免谈了。’”6

幸而当年身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本人也有洋博士头衔的胡适比余光中先生所说的“那些审查委员”开明，他不问梁宗岱是否有文凭，更不待梁宗岱登门求职，便致电催梁宗岱回国任教。到校后，梁氏深得院方的器重，当时胡适住在地安门内米粮库四号，为了“引进人才”，他不惜从自己的住宅中腾出一个独门独户的偏院给梁宗岱居住。米粮库四号是一座宽绰的三层大洋楼，洋楼前是一个阔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胡、梁两家比邻而居，常有交往。这里，一度成为校内外青年学子慕名求教，切磋学业，谈诗论赋，探讨文艺的沙龙。要知道，胡、梁二人并无裙带关系，在此之前也没有私交，彼此仅有一面之识而已。至于后来因梁的婚姻问题两人闹翻，那是另一回事，与胡适的人才观无关。

其实当时真正追求自己所热衷的学问而不顾学位的远非梁宗岱一人，著名的历史学者陈寅恪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者。他曾留学英、日、德、美、瑞士等多个国家，通晓多门外语，可就是没有拿到洋学位。而清华大学却向他敞开了大门。那个年头，无高学位而有真学问的人似乎都不难找到立身之地，这样的人，我们随便能数出一大串：梁漱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华罗庚……。而今天留学七八年，竟没有拿半张文凭回来，不被人视为“傻瓜”才怪。这样的“傻瓜”，要去敲开高校的大门尚且困难重重，更别妄想像梁宗岱那样领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特殊礼遇了。

这里丝毫没有劝人不读学位或否定洋学位、高学位的意思。这种学位的获得者确实有不少真才、高才（但无可否认，其中也不乏庸才、虚才）。而只是希望，制定人才政策的人，能“网开一面”，给当代的“梁宗岱”，当代的“陈寅恪”留有施展才华的天地。让这些低学位或无学位的真才去跟那些拥有高学位、洋学位的虚才比比看。

第二个问题是文科教授应拥有什么成果才具备资格。我们查考了一下，梁宗岱应聘任北大教授时，除零星的小诗、短文而外，只有诗集《晚祷》，法译《陶潜诗选》，中译诗《水仙辞》（后收入《一切的峰顶》），无半篇学术论文，更没有学术著作。而我们的胡适博士，竟堂而皇之聘他为教授，而且委以系主任之职，他与后来余光中先生所指的“那些审查委员”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里不厌其烦再引一段余先生的谐谑之言：

“尊友莎君的呈件不合规定，”一个老头子答道。

“哦——为什么呢？”

“他没有著作。”

“莎士比亚没有著作？”我几乎跳了起来。“他的诗和剧本不算著作吗？”

“诗，剧本，散文，小说，都不合规定。我们要的是‘学术著作’。”（他把“学术”两字特别加强，但因为他的乡音很重，听起来像在说“瞎说猪炸”。）

“瞎说猪炸？什么是——”

“正正经经的论文。譬如说，名著的批评，研究，考证等等，才算是瞎说猪炸。”

“您老人家能举个例吗？”我异常谦恭地说。

他也不回答我，只管去卷宗堆里搜寻，好一会才从一个卷宗里抽出一叠表格来。“哪，像这些。汉姆莱特的心理分析，论汉姆莱特的悲剧精神，从佛洛伊德的观点论汉姆莱特和他母亲的关系，汉姆莱特著作年月考，Thou和You在汉姆莱特中的用法，汉姆莱特史无其人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假如莎士比亚写一篇十万字的论文，叫汉姆莱特脚有鸡眼考……”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考虑了，”他说。

“可是，说了半天，汉姆莱特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呀。与其让莎士比亚去论汉姆莱特的鸡眼，为什么不能让他干脆交上汉姆莱特原书呢？”

“那怎么行？汉姆莱特是一本无根无据的创作，作不得数的。汉姆莱特脚有鸡眼考就有根有据了，根据的就是汉姆莱特。有根据，有来历，才是瞎说猪炸。”7

可当时胡适博士就不管梁宗岱是不是有“瞎说猪炸”，大概他认为：梁宗岱中法文皆通，法译的《陶潜诗选》深得梵乐希和罗曼·罗兰的赏识，中译的《水仙辞》令一代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之倾倒，而且梁本人还能写诗，具有创作能力，这就足以够格当北大的法文系教授。因为这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没半点花架子的。胡适是写学术论文出身的（为了获得博士学位，就不得不写论文），他一定深知其中的轻重、深浅，但却并未以此要求梁宗岱，可见他并没有把学术论文看得如何神圣。这种情况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这里也丝毫没有鄙薄学术论文的意思。学术论文的确许多是对学术有所贡献、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的。但好的东西，千万别把它推到“只此有用，排斥其他”的境地。且拿翻译来说吧，按现行的教授“资格条件”规定，只有论翻译的文章才能在高校职称评定中起作用，翻译作品是不算的，我们不妨带着这种条条框框看看目前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某些拿不出或从来未发表过任何像样译品的人却在喋喋不休地教人如何搞翻译；某些推出过长篇大论研究翻译的著作或学术论文的人，知情的出版社却婉拒其译稿，编辑部不想开罪这种眼高手低的“翻译研究家”或不愿意因他们的译品而赔上出版社的声誉。近年来，研究翻译的学术论文或专著与日俱增，真个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除《中国翻译》那样的专门刊物之外，各家的外语期刊几乎都登载研究翻译的文章，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按理来说，有这样庞大的理论支撑，我们的译坛一定是英才辈出，硕果累累的。可奇怪的是，来自出版部门的观感，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叶知秋，从最近两篇文章的题目便可窥出一点端倪：《版权贸易喜人，译著质量堪忧》、《劣质翻译充斥学术著作》8。我真怀疑，外语院校中把翻译著作拒于“成果”的门外，将来如何能培养出像梁宗岱那样的翻译大家？既然凭几篇“架空之论”也能名成利就，谁人愿意去下“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鲁迅语）的死功夫？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学术成果的数量。如前所述，梁宗岱毕生著作不多。这次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宗岱的世界》丛书，共5卷，分别是《诗文》、《译诗》、《译文》、《生平》、《评说》。第4卷是别人写的他的生平事迹，第5卷选载众人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评述；前面3卷才是梁宗岱的著作和译著，撇开《译诗》、《译文》不算，梁宗岱自己的著述只有《诗文》一卷，共33万字。这已经是大力搜求的所得，估计不会有重大的遗漏。换言之，人家写他的比他本人写的还要多得多。梁宗岱就靠这为数不多的文字奠定了自己诗论家的地位。至目前为止，就我所见，关于他的诗学见解，诗家和评论家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赞扬。这里引述几家看法，从中可见一斑。

著名诗人陈敬容（1985）说：“这部论著的前半——即《诗与真》那部分，我曾在三十和四十年代读到，它的二集中各章，也零星读到一些，它们都使我受到过震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把它们合并为一册《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予以重印，这无疑是知识界一件大好事。出版说明中还提到：‘作者在这里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特别是德、法两国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如哥 德、罗曼·罗兰、梵乐希、韩波等）的创作，进行了比较文学上的探讨，他的一些独到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真可谓此言不虚。我在隔了四、五十年后重新阅读这本书时，受到的震动也仍然不减当年。”

香港评论家璧华（1979）认为：“梁宗岱的诗论结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可以和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以及艾青的《诗论》并列为五四以来最重要的论诗著作，其重要性在于对诗歌创作实践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西南师范大学李怡（2003）教授指出：“很明显，他（梁宗岱）关于‘象征’的论述比周作人的直觉性言论更周全更详尽，也比朱光潜的结论更符合诗歌思维的整体性特征，他关于‘纯诗’的解说也比穆木天‘纯粹的诗歌’理想更具体也更有明确的实践意义，他关于‘契合’的阐述也深入了中国式象征主义诗歌的诗思本质，而这一点也未尝被其他中国诗论家所明确论及。在所有这些诗学概念的发掘方面，梁宗岱都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位新诗实践者的丰富艺术经验。”

上海复旦大学李振声（1998）教授仅就梁宗岱的《象征主义》短文就作出这样的评价：“《象征主义》一文最初刊于1934年初出版的郑振铎挂名、靳以所编、巴金在背后出力的《文学季刊》，不长的篇幅里，却通篇充满了中西文学的典故，几乎称得上是中外诗学思想一次小小的盛宴，作者以他丰富的自由联想，将这些繁富的思想珍珠串缀成篇，如果你是一个缺乏相应知识准备的读者，甚至不免会有几分目迷五色的惶惑。这篇论文不仅具有传输准确、评述精当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特定的文体意义。梁是诗人，他是以诗笔的触须去探涉理论问题的，因而整个论述过程，意象纷披，元气淋漓，甚至颜色抚媚，姿态招展，显得既华美又铺张。他的其他诗论，也往往具有这一特色。因而在中国现代诗论中显得别具一格。”

北京师范大学陈太胜（2003）博士认为：“梁宗岱是沐浴着‘五四’精神成长的典型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诗歌的创作、翻译、特别是研究上卓有成绩。他30年代中期先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品《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在当时是影响较大的诗学专著，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诗学研究水平的。其中《诗与真》于1935年2月初版，5月即再版一次。他的写于40年代的《论直觉与表现》时至今日都可以说是讨论诗歌创作问题的最为深刻的论文之一。” ……

不必多引下去了，总之，从中可知，大家都不以“数量”论“英雄”。璧华（1979）先生说得好：“他（梁宗岱）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能以质取胜，抵抗得住时间尘埃的侵蚀，保持其青春的鲜艳与活力”。

由此可见，凭“论文”篇数来定某人学术成就或资格常常是很不可靠的。据说，当年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他也是一名洋博士呢）仅从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就发现梁漱溟是个人才，就敢于把北大的讲席交给这位只有中学学历的书生9。他这不拘一格的识才慧眼是何等敏锐啊！对比之下，我们今天的“量化”尺度，不是太死了一点么？光凭“数字”取才，就难保不出现“弃周鼎而宝康瓠”的可悲局面。

其实，时至21世纪的今日，人类的生产力大增，无论物质产品生产或是精神产品生产，在许多方面、或就总体而言，主要问题已不在于补缺（或摆脱匮乏），而在于求精（创造高质量的成品）或创新（研制人无我有的新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则更应如此。就拿文学创作来说吧，人们已经开始对前辈的伟大作家写得太多深为惋惜。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了90余部，被誉为是反映19世纪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他许多小说对景物、环境、陈设等描绘极为细腻，细到叫你没有耐心看下去，因此有人就说：巴尔扎克不少作品前50页你可以翻过去不看，丝毫不影响你对作品的理解，还不致败坏你的阅读兴趣。乔治·桑才华横溢，写下了一系列维护女权的作品和田园小说，她走笔成章，出书神速，今天法国人对她的文笔已有所争议。有人讥讽她写得太多，像一头“会产文字的母牛”。就连雄踞19世纪法国文坛的雨果，他那些江河直下式的长诗，已有人觉得它不知节制。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作家写得太多，也就不可能篇篇都精雕细琢，自然就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于是我们的读者就只好为那些他们热爱的优秀作家的平庸之作和败笔而扼腕叹惜。

前辈作家要多写，有时未可厚非，例如巴尔扎克，他要生活，要还债，不得不靠字数、出书数来多赚稿费。而今天的大学教师是不必靠论文数来维持生活的（我想论文也是精神产品，和文学创作的道理相同），在这个出版物激增，文字成品铺天盖地而来的年代，我们的“量化”政策却一意鼓励多产：每篇论文奖若干，越多越好，不足篇数的受罚。前面是“甜头”引，后面是“鞭子”催。真不知想把学子们赶往何处？

十余年前我（黄建华1992）说过：“目前外语学刊不少，出版物正日益增多，但大多印数不大，其中好些文章也没有多少新见，发表之后，有如小石子投进大海，在社会上乃至在同行中都不产生任何影响，对自己及对本单位的实践也不起丝毫的作用，不说被人引用，甚至连批评意见也没有引起半句。除非那里面真的有什么未为常人了解的价值有待后人发掘，否则这样的文章就算是白写了。除了申报职称起点作用之外，试问它还派什么用场？”

至今我还是这个看法。那时我还说得不够完全，这里得补充一句：这样的文章对于总结本单位的“科研成绩”，还是有用场的，起码有数字为证嘛。不过，如果我们能像梁宗岱那样，留下三两篇大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人去读、去揣摩的文字，又何必在乎此时此地数量的多寡？

症结在哪儿？

上文提出了三个供人们思索的问题。如果提得不差，那么症结又在哪里呢？我认为起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有意或无意地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混为一谈；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无视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成果生产质的差别。

从现行的“资格条件”，我们看到，对“理工类”和“文科类”教师的论文著作要求，只有数量上轻微差别（1篇或1部之差），看不到反映这两种“生产”的特殊性。然而，就我所知，理工类的论文，往往是解决了某个科学或技术问题，或取得了某种实验结果的产物，文科类的则不尽如此，尤其是“文艺学”之类的文科，常常是逻辑推演的产物，申述某种看法或反驳人家某种观点（即如我这篇文章那样）也就可以写成一篇论文。在这种情况下，一篇论文的工作量相当于一本专著或教材，对理工类或许是行得通的，因为理工类专著或教材毕竟通常是归纳前人或旁人的成果，而不是作者本人经过多方研究或实验之后的新发现。而文科类（尤其是“文艺学”之类）的专著和教材，与其同类的论文的工作量比较就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光是谋篇布局也要复杂得多。再说，有创见性的文科类专著或教材的问世，有时就是一门新学科的建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便是个好例子）。

这类数字，一旦放到具体情形中去衡量，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漏洞或不切实际的偏颇。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吧：我的《词典论》先是在《辞书研究》上发表，共刊登了14篇，后来再补写了一章才结集出版。我这“论文著作”量该怎么算呢？如果按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算，那我已有14篇，超过了最高的要求。如果按专著算呢？那我只得1部，也就是相当于1篇论文。如果我径直写书，而没有分篇在刊物上发表，那我岂不是吃大亏，升职无门？这是怎样的数字游戏啊！

毕竟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后者可以一件一件去点数，做到百分之百精确，而前者要复杂得多。精神“生产”中，理工类的和文科类的又有不同特点，已如所述；就是在文科类中，较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和一般的人文学科又有极大的差别。且再拿翻译为例。一个学理工的学者翻译了一本关于机械工程的著作，当然不能算是他科研成果（而只能表明他的外语水平），一个学经济的翻译了一本关于证券问题的书，也自然不能作为他的科研成果算，因为他本人没有创造什么。而一个学外国语言文学的，翻译了一部经典著作，就应算是他的科研成果。好的名著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它要克服的困难比你写两三篇普通的论文要大得多。凡是认真搞过经典著作翻译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某些前辈学者为了一本翻译的书加注近千条，没有切切实实的研究，能做得到的么？在那种无情的数字面前，我们的前辈学者也许是太“笨”了。翻译家的梁宗岱，你毕生有三分之二的文字，对于你作为教授是可有可无的。虽然梵乐希和罗曼·罗兰曾欣赏你的法译文，虽然有评论家（璧华1979）认为：你的翻译“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五四运动以来，除梁氏外，仅有朱湘、戴望舒、卞之琳等少数几个能达到这个水准。”虽然还有论者（徐剑1998）指出：“梁宗岱严谨执着的翻译精神也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那管什么用呢？毕竟“量化”是一视同仁的呀！

第二是把那些“有根有据”的论文奉为惟一的学术成果模式，而忽视了文科（尤其是“文艺学”）中以个人独特认知和体验出发的创见。后一种文论，用梁宗岱的话来说，取的是“走内线”的路子。梁宗岱（1941）也承认：“走内线”的，“容易流于孤陋，流于偏颇，有时甚或流于一知半解”。然而，“走外线”的，也容易“沦为一种以科学方法自命的烦琐的考证”，以致“旁逸斜出，标新立异，或穿凿附会”。近现代的西方文论，由于强调“科学”、“精确”，有些已经“走火入魔”。它在分析其审美对象时，大搞旁征博引，拆分肢解，数码统计；犹如鉴赏一名“美人”，非要把她还原为水分占多少、骨头占多少、各类元素又占多少不可。这样的结论，“精确”倒是“精确”了，但人家读完以后，连那“美人”都不想欣赏了。梁宗岱虽然接受西方教育多年，他的诗论却没有走这样的极端。他始终紧扣作品，而且把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都融汇到文中。他那感情洋溢的笔触，诗化的语言，敏锐而独到的见解，至今还“震动”（陈敬容语）着读者。无怪有论者（姜涛1995）认为：“梁氏的批评从某种角度说是一份艺术化批评的范本。”

既然是“艺术化”，离“科学”自然也就远了。梁宗岱关于诗学的文章大多数写得很短，根本就够不上学术论文的份量，而且多半“无根无据”，“无所依傍”，没有时下发表在学刊上的论文的那种“学术”气味。试问，梁宗岱把但丁与屈原扯在一起比较，拿李白与哥德相提并论10，究竟出自何书，据自何典？按某些人的见解，凡是没有根据的，就算不上是“学术论文”。那么，梁宗岱给我们留下的东西，还剩几许？可谁又能否认，梁宗岱的这些“小”文章所蕴含的大智慧？

如果一定要有文献“根据”，打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那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论，又是“根据”哪一部马列经典提出来的呢？在“科学”的大旗下，我们看到这样的奇怪现象：三言两语提出创见者，未必算有学问，而在其后面连篇累牍“论证”的人倒被视为符合“学术规范”的大学问家。由于受“量化”指挥棒的指引，那种重复的、平庸的、蹩脚的、有“学术”面孔而无学术新见的“学术论文”便被大量炮制出来。在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领域中，人们正为垃圾的处理而大费脑筋，在精神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如果现在缺乏警觉，总有一天，人们会为处理这种被“量化”催生的高级文字垃圾而犯愁的。目前互联网中出现的大量垃圾信息，也许是一个可资借鉴的警示。

这里也丝毫没有否定文论中“走外线”路子的意思。任何时候，文献的积累，相关材料的深究，细致入微的辨析都是需要的。我只是希望，在我们的评价系统中，也给“走内线”路子的文章留它一席应得之地。因为否定了它，有时就意味着否定了其中蕴含的创造性，否定人的悟性和灵性。

临末，我还得声明：本文也并非要全盘否定“量化”，更没有指向“量化”标准制定者的意思。而仅仅想指出：学术问题远比某种尺度来得复杂，梁宗岱的学术路子可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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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华：《梁宗岱选集·前言》（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年版）

陈敬容：重读《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读书》，1985/12）

陈太胜：差异里的建构——梁宗岱的新诗理论及其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3）

﹡陈太胜：梁宗岱的中国象征主义诗学建构与文化认同（纪念梁宗岱1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

﹡段从学：梁宗岱象征主义诗学的本体意识（纪念梁宗岱1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

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北京大学学报》，2001/2）

姜涛：论梁宗岱的诗学建构及批评方式（《清华学报》，1995/4）

黄建华：学者当自树其帜（《现代外语》，1992/4）

﹡李怡：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纪念梁宗岱1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

李振声：《梁宗岱批评文集·编后记》（《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梁宗岱：《屈原·自序》（广西：华胥社，1941年版）

徐剑：神形兼备格自高——梁宗岱文学翻译述评（《中国翻译》，1998/6）

﹡许霆：全面超越二十年代诗学——论现代诗学演进中的梁宗岱诗论（纪念梁宗岱10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2003）

阎玉清：梁宗岱诗论的宇宙意识初探（《郑州大学学报》，1996/6）

（原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第四期，节写稿载《学术研究》2003，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