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个大学教师，也是个辞书工作者，学术上的主攻方向是词典学研究和辞书编纂，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也曾写下过有关的文字。现暮年已至，晚景无多（我今年84岁了），不免动起把零散的篇章拢在一起的念头。田兵教授主动协助我收集、整理散载于不同处关于词典学的文章，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选取到一篇题为《梁宗岱治学路子引发的思考》的拙文，我重读后提出要把它抽走，因为这与词典学无关，放在一处，显得不伦不类。在谈及此事的时候，处理此书出版事宜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旁，她认为，该文有点意思，抽去可惜。我当即透露，此类散文，我也写过一些，如感兴趣，可以汇成另一集子，她随即表示，乐意接纳。这样，本来放在一旁、有待“见光”的散篇又重新进入我的视野之中。此前，其实已有同事帮忙搜集了一些，不过尚不齐全，我便赶忙亲自动手，填空补缺，汇编起来。

教学与辞书研究之余，我也搞点翻译。正儿八经地译书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我曾翻译或主译过《自然法典》、《论实证精神》等四本书，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其时我是个纯粹的译者，自感不够格给读者导读，因而没想到借此发表什么个人见解。所以那四本“汉译名著”不是序跋全无，就是由资深的学者替我撰写绍介该书的文字。后来译作渐渐多了，还写点小诗文，在报刊时有发表，于是就想到为自己的译书或诗文集写点“前言后语”，最后居然鼓起了勇气，参加论辩，还应约替别人的书稿写点导读之言。这次着手归纳整理，发现分量虽然不大，但相当散乱，如何编排，颇费踌躇。起初我按时序试排，十分便捷，可是自己重看一下，发现同类的内容被安排得相距十万八千里，显得杂乱无章。最后决定大致归类，便成目前分三辑的样子，希望读者更易于了解本人零散的文化活动的粗略面貌。

“文踪留迹”，这“迹”当然不会是“斑斑劣迹”，何况“文章是自家的好”已成习见，我不可能是超群的例外，不过我倒不认为，自己用以示人的东西有多么优秀，只是我总持这样的想法：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其不可复制的存在价值，说不定有什么人就喜欢我这一“款”，倘若这集子中的某些篇章能赢得读者的喜爱，他们读后有所获益，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诚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批评指正意见。

黄建华

2019年末于广外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