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创业者向浙江商人学什么

鲲鹏击水三千里，勇立潮头踏浪行。浙江民营企业家凭借“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遍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和“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以及一股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弄潮儿”精神，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彩传奇。

面对原料涨价、一箱难求、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浙江民营经济的韧性，再一次被证明。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更甚于过往。在一次次市场的风浪中颠簸前行，在一次次淬炼中越发坚韧，它们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子。2022年1月7日，浙江召开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并再一次亮明自己的态度：“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金名片，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民营企业家是浙江最宝贵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

这三句话道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领跑全国的秘诀，浙江的民营经济十分强大，浙江优质民企的发展是全国民企发展的领头羊。2022年9月7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2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大考成绩出炉——107家浙江企业入围，入围企业数量连续24年名列全国首位。并且，2022年浙江入围企业的总营业收入也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一。

根据澎湃新闻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5月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加快恢复，增长速度持续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2年，民营企业增加值15385亿元，比2021年增长5.2%，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70.3%，比重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5个百分点，贡献率达83.2%。2022年，民间投资增长4.7%，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6.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8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30.2%。其中，民间制造业投资增长16.3%。2022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6.9%，占全省78.3%，比重提升2.5个百分点，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2.8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97.7%。2022年1月至11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速1.6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3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为82.9%。2022年，浙江全省新设企业中民营企业46万户，占新设企业数的93.5%。在册民营企业308万户，个体户604万户，合计占市场主体的96.8%。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杨丹旭向李强总理提问：“您早年当过温州市委书记，温州市以及您后来任职的浙江、江苏以及上海都是中国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方，您对民营经济有很深的了解。请问您认为中国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提振民企的信心、支持民企的发展？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需要补齐？”

李强总理的回答令关注记者会直播的浙商群体深感振奋，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说道：“温州是民营经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李总理作为从温州走出来的领导干部，对民营经济有着深厚感情，对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也非常熟稔。总理提到的‘四千’精神，我是亲身经历者，这次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听他再次提起，感慨万千。1977年，我还是个16岁的小伙子，怀着改变命运、致富亲友的梦想，第一次走出温州，寻觅商机。经历的种种坎坷和艰难，正如‘四千’精神概括的那样。那时候跟我一样奔走在全国各地的温州年轻人，号称‘十万供销大军’。这批人实际上也是‘地瓜经济’的早期先行者，在外开阔了眼界、积攒了资金和人脉，后来又回到家乡投资办厂，成就了温州作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高地。今天，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今非昔比，民营企业的发展水平也是天翻地覆。但正如总理所说，以‘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永远不会过时。过去我们为了致富而奋斗，今天我们更要为产业振兴、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而奋斗。党和国家把我们当‘自己人’，这份温暖将一直激励我们坚守主业、做强实业，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做出更大贡献。”

与胡成中一样，浙江省政协委员、耀有光科技集团董事长李捷听到“四千”精神备受感动和鼓励：“20世纪80年代温州人吼出了‘四千’精神，作为一名温州人，今天（2023年3月13日）再次从李强总理口中听到‘四千’精神，我备受感动和鼓励。近些年，一些地方多变的营商环境、复杂的国际形势等确实对民营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国内形势上，目前，企业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同时，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极端分子，攻击、污名化民营企业家的言论，对民营企业家的精神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际形势上，可以说，中美贸易战虽然没有赢家，但对我们国内的实体经济打击也确实是存在的，让人措手不及。为了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政策推动经济双循环，我们需要时间来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经济发展领域，新赛道大多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相关，往往源于重大技术创新和转化应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利用好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后发优势’，更要强调打造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核心优势，发挥好我国市场规模、产业基础和组织优势，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时，借助历史机遇带来的‘机会窗口’，培养全球视野，不断试水，实现新赛道上的超车，在新的全球性科技和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全世界的眼球都会聚于此之时，李强总理以“四千”精神寄语民营企业家，足见其分量之重。当然，李强总理呼唤民营企业家谱写新的创业史，意在：

第一，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全球市场，以此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根据澎湃新闻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外贸大省，2022年浙江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为4.68万亿元、3.43万亿元和1.25万亿元，比2021年分别增长13.1%、14.0%和10.7%，规模分别居全国第三、第三和第六位，对全国的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8%、18.5%和16.3%，其中，出口的贡献率居全国首位，进出口、进口贡献率居全国第二位。对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分别增长19.6%、10.3%和5.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分别增长21.3%和12.5%。

由此可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有生意，有生意的地方就有浙江人，没有什么能阻挡浙江人把商品卖到全世界。他们不怕生意做得小，只要有得赚，几分几厘也不嫌少；他们不怕路途远，一根扁担也能把货挑到西北的戈壁滩；他们不怕有危险，冒着炮火也愿用脚步丈量世界。只要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什么事情都能做成，一切皆有可能。

第二，打破美国在科技战中对中国的“卡脖子”问题。(1)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培育“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计划，促进关键技术领域的自给自足。(2)重新分配资金，提高中国在一系列技术领域的自给自足能力和该行业的主导地位。中国正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的两个项目来达到这个目标，包括为一些被评选为“小巨人”的企业提供支持。这些企业是工信部认为拥有掌握核心技术潜力的小型专业化企业。另一个被称为“单项冠军”的计划旨在识别和支持那些已经或即将成为全球重要细分市场排头兵的中国企业。“小巨人”和“单项冠军”名单上包括多家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电子和半导体等新兴领域企业。

第三，落地“专精特新”企业战略，藏富于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国家战略目的。所谓“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工业中小企业，企业规模符合国家《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1)“专”是指采用专项技术或工艺通过专业化生产制造的专用性强、专业特点明显、市场专业性强的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用途的专门性、生产工艺的专业性、技术的专有性和产品在细分市场中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2)“精”是指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或工艺，按照精益求精的理念，建立精细高效的管理制度和流程，通过精细化管理，精心设计生产的精良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的精致性、工艺技术的精深性和企业的精细化管理。(3)“特”是指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或特殊原料研制生产的，具有地域特点或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或服务的特色化。(4)“新”是指依靠自主创新、转化科技成果、联合创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研制生产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其主要特征是产品（技术）的创新性、先进性，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较高的附加值和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对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申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省级工信主管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现改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另一种是通过国家工信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统一称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般来说，只有通过省级部门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才具有申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资格。

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战略，2022年4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浙政办发〔2022〕19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培育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披露，浙江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深入实施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健全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引导支持中小企业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型发展，为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实保障。

与此同时，浙江省还制定了相关的培育目标。《意见》提到，到2025年，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5万家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万家以上、省级“隐形冠军”企业5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00家，新增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0家左右，打造成为补链强链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发展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这就意味着浙江省和浙江民营企业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力度从未衰退。40多年前，浙江被称为“三无”省份，在自然资源、国家扶持、政策优惠方面无任何优势。当时，浙江土地面积仅为全国的1.1%，人口为全国的3.8%，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短短几十年，浙江经济总量就从全国十多位跃升到如今的全国第四位，成为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之所以能，既是靠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也是靠浙江人敢闯敢拼敢干的一股子气、一股子劲。”

不可否认的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一批民营企业家。财经作家吴晓波曾经写道：“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2016年5月，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任正非坦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报道称，“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纽约时报》的观点不无道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改革与革命不断交替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秦到清的多个帝国王朝中，改革成功者寥寥无几，而革命成功者“多如繁星”，使得改革的作用常被忽视，其中一个原因是改革不如激进的革命那般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经济学家许小年直言：“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成功的革命。那些成功的革命大多是改朝换代，重复循环，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演进产生实质性影响，而成功的改革却带来了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

在许小年看来，历史发展到今天，改革的作用仍然巨大，许小年举例道：“在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中，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镇经济改革和鼓励民营企业的着眼点同样在激励机制，由利润驱动企业家，由绩效工资激励工人，同时对外、对内开放，允许资源较为自由地流动。”

一般地，人们把“开放”的着力点理解为对外的开放，其实开放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内开放的作用常被忽略，事实上，对内的开放，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外的开放。许小年教授解释道：“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消指令性计划后，资源摆脱了行政部门的束缚，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朝着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城镇工商业，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入高效的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

对于对内开放的作用，作为参与者的海尔集团创始人、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更是感触颇深：“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生产力的极大增长。但本质是什么？其实是对人的积极性的解放。积极性来自哪里？从制度看，一个是要满足参与约束，一个是要满足激励相容。改革开放前很多人没有机会，改革开放后都有机会了。”

在改革开放前，不管干多少，农民就是挣不够360斤口粮，工人就是挣死工资。张瑞敏回忆道：“我刚开始工作是在‘文革’期间，很多工人十几年没有涨一分钱的工资，生产投入和成就没有任何关系。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点，所以是对人性的极大解放。”

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私营经济蓬勃兴起的故事。温州姑娘章华妹在那个时候拿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1980年12月11日，敢为人先的19岁的浙江省温州籍姑娘——章华妹勇闯商海，领到了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营业执照，见图0-1。

这张用毛笔字填写并附有章华妹照片的营业执照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是由政府颁发的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章华妹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合法的个体经营户。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照片上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绽放着灿烂笑容的年轻姑娘，竟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

当时，温州姑娘章华妹家境不是很富裕，母亲生病，父亲每月的工资仅有30多元。30多元的收入要想养活一家9口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计划经济时代，普通年轻人的出路不外乎三种——考大学、到工厂上班、在家待业，工作完全是国家分配，就业机会十分稀少。章华妹的父母退休后，两个哥哥顶替了上班名额，章华妹只能待业在家，自谋出路。

1979年，一些温州人迫于生计，尝试在自家门口摆个地摊，销售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章华妹的父亲头脑比较灵活，也鼓励18岁的章华妹做些小生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章华妹学着街坊的样子，在自家门口摆放一张小桌子，出售一些针线、纽扣、表带、纪念章等小商品。这样的尝试得到了回报，章华妹一个月可以挣到20多元。章华妹非常开心。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体经商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地方政府专门设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工作人员时常在街上巡查，一旦抓住像章华妹这样的“投机倒把分子”，通常就会罚款、没收商品。

一发现巡查人员，章华妹就赶紧收摊关门，等他们走了再把商品摆放好。“像这样的东西摆在外面，同学、朋友看到我都躲得远远的。”章华妹回忆说，“当时我们温州成立了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他们一过来，我们就赶紧把东西拿回家里，或者跑到巷子里。”

像章华妹这样的“投机倒把分子”在当时的温州有很多。温州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资源匮乏，交通闭塞。改革开放之初，当地就业难问题十分突出，回城知青需要工作，转业军人需要工作，本地青年也需要工作。于是，精明、务实的温州人悄悄地寻找起了出路。据当地政府掌握的数据，到1980年，整个温州市已有2000多个无证商贩。

此外，这样的经营者在当时很受歧视。在计划经济时代，温州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认为只有去机关、工厂上班才算是体面的工作，看不起做小生意的自谋出路的经营者。

章华妹摆摊后，很多朋友、同学不再和章华妹说话，即使在路上碰见有些人也不理睬她。这让当时的章华妹十分难过。

为了家人的生计，章华妹也不能去计较，但是有一天，情况有了些许改变。正在摆摊的章华妹看到一个工作人员朝她走来，她正要收摊，却被来人叫住并告诉她，现在国家政策放开了，私人可以做买卖了，她来工商局登记领个营业执照，就可以合法经营了。

接到办理营业执照的通知，章华妹欣喜之余，有些犹豫：办理营业执照，必然会登记在册，以后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营业执照就会成为“铁证”。

章华妹犹豫不决时，得到父亲的大力支持。其父深信，既然国家说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办理营业执照断然不会有错。

在父亲的支持下，章华妹第二天就去鼓楼工商所，填写了注册信息，提交了两张照片。过了一段时间，章华妹领到了温州市东城工商局发的编号为“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的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的注册信息是用毛笔填写的：

姓名：章华妹

住址：解放北路83号

设立或流动地区：同上

生产经营范围：主营小百货

经营方式：零售

开业日期：1979年11月30日

营业执照的左下角贴有章华妹的照片，右下角的发证日期为1980年12月11日，盖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章。

章华妹勇敢地领取了营业执照，把它高高挂了起来。之前，章华妹的同学见了她都把脸转过去。章华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领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更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个体户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不久，社会上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政治上是光荣户，生产上是斗争户，倒不如去当个体户。”

穷则思变的浙江人，善于捕捉商业机会的洞察力，拥有敢闯、敢拼、敢干的一股子气、一股子劲，也就是传统的“四千”精神。所谓“四千”精神，是指浙江人民在特定历史阶段勇闯改革大潮的一种精神状态。“走遍千山万水”，才能穷尽一切发展的机会；“说遍千言万语”，才能寻求一切合作的可能；“想尽千方百计”，才能找到各种成功的办法；“吃尽千辛万苦”，才能看到风雨过后的彩虹。

当然，“四千”精神涵盖浙江商人的诸多共同点，例如商业嗅觉敏锐，敢于冒险，从小生意做起，诚信为本，吃苦耐劳，崇尚节俭，上阵父子兵，穷则思变，精打细算，抱团打拼，重商精神，团结立会，快人一步，读懂消费者需求……想当初，温州民营企业创业时，很多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常有的事；绍兴很多乡镇企业创办伊始，缺少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等，许多厂长和供销人员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为了解决资金难题，台州人靠“出硬股、打天下”，开了中国股份合作办企业的先河；为了破解技术瓶颈，萧山、慈溪一带的乡镇企业聘请“星期日工程师”，让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流动起来；在义乌、永康等地，很多人勇闯天涯、四海为家，“用拨浪鼓摇出大市场”，在“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中把手艺传遍天下。

正是在“四千”精神的激励下，浙江的“老板”从一个个小生意做起，凭着对市场的灵敏嗅觉，敏锐发现商机、善于把握时机、主动捕捉契机，将“小生意”谈成了“大买卖”，“小商品”汇成了“大市场”，“小作坊”变成了“大企业”，赢得了把生意做遍天下的美名。“四千”精神造就了鲁冠球、步鑫生、宗庆后、徐冠巨、南存辉、李书福等一大批叱咤商海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滋养了千千万万个开着小店、网店的“草根”老板，书写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传奇。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2022年11月10日发布202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在上榜的400名富豪中，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以623亿美元净资产位居首富之位。（见表0-1）

2022年9月7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2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榜单。浙江107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94家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五百强，16家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一百强。入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数量连续24年居全国首位。

由此可见，李强总理重提浙江“四千”精神，不仅是肯定浙江民营企业在国家中的贡献，同时也是在给深受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疫情影响的企业家鼓劲。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数据，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相比之下，公有制经济的相对贡献率是“五四三二一”。截至2022年9月底，中国有1.6亿户市场主体，其中个体工商户达1.1亿户。其中各类公司（含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近5000万家。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双城记》一书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对于那些创业者或者打算创业的人来说，眼下正是“创业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里说是创业最好的时代，主要是对那些准备充分、思维敏锐、敢想敢干的创业者而言。而最坏的时代，主要指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创业者或者想创业的人尽管创业热情很高，但由于毫无准备，或者畏首畏尾，结果不是投资失败，就是管理不善而步履维艰，甚至惨遭淘汰。

很多人畏首畏尾，出于诸多原因而放弃创业，这样的人即使拥有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李嘉诚一样的创业项目，也最多是一闪而过的想法而已。而浙江商人创业，凭借“艰苦奋斗、敢闯敢干、勇于创新、团结共进”的创业精神，创造了新中国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由此可见，“四千”精神是浙江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著作《之江新语》中的《不畏艰难向前走》一文所说：“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由于历届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力支持，放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