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生生不息，雄踞世界东方，经历了数千载的风风雨雨，建立了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自1840年起，西风东渐，列强入侵，中国由一个东方大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可悲境地。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民族精英、革命先驱，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封建主义和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奋起抗争、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直到夺取最后胜利的世纪。

20世纪，是中国人民奋起革命、推动历史前进、创造历史的世纪。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体现中国人民的意志，走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列，推动历史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前进的代表人物，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纪伟人”。

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开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风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五四运动、五四时期思想界著名的领军人物。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则是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所引领的代表中国前进方向的杰出人物。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使中国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1920年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据《李达自传》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会议上“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同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和全国共产主义者的联络中心，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为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继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等工人阶级较为集中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起了共产党组织。这些组织有的称为“共产党”，有的称为“共产党支部”，有的称为“共产党小组”，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后叛党被开除党籍）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当选为书记。由于李大钊巨大的声望和社会影响以及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贡献，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对北方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作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的开展，对北方各个共产党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都起了积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李大钊实际上起着北方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重要作用。

1920年秋到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建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湖南，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早就建立了各方面的联系。1918年8月，青年毛泽东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湖南热血青年第一次到北京。他与几位青年住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附近的三间寒舍中，虽然生活艰苦，“隆然高炕，大被同眠”，但精神上却极为愉快，不仅领略到了古都北京的美丽风光，而且感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新思潮的猛烈冲击。之后，经过“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介绍，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对多种思想“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蔡元培的同意，毛泽东由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到图书馆任助理员，负责登记每天新到的报纸、刊物和来馆阅览报刊人员的姓名，月薪8块银圆。这个工作，对于一直热衷于自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得以饱读馆藏的各种最新报刊。同时，毛泽东广泛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并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赴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在繁忙的“驱张”活动之暇，他到医院看望了重病在身的杨昌济先生。后来，杨昌济先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乃强撑病体，致函挚友章士钊，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章士钊果然有古君子之风，不负挚友嘱托，此后对青年毛泽东慷慨资助，令毛泽东终生难忘。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悉心阅读他们介绍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热心地搜集刚刚翻译过来的中文版的共产主义书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青年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回忆说：“一九二〇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

青年毛泽东1919年12月的这次北京之行，除了在思想上、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收获以外，还第一次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北国的冬天。北京大雪之后那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景，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与李大钊会见，又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这些对毛泽东的思想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上海曾与陈独秀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和有关改造湖南的问题。毛泽东回湖南后，在建立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过程中，经常与陈独秀联系。

1920年11月间，毛泽东应陈独秀的函约，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对此，毛泽东1921年1月21日在写给在法国的蔡和森的一封复信中略有透露。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关于组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指出，上海共产党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

与此同时，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在广州建立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等人建立了东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欧洲，旅欧中国青年中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除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以外，在欧洲，还有大批旅居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和先进分子与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活动，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之一。

五四运动后，大批中国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许多进步的知识青年借助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建立了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1920年12月底，在中国国内参加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张申府，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的邀请，去法国巴黎讲学。同时，张申府受陈独秀的委托，负责在法国的中国青年和学生中建立旅法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2月，与张申府同时去法国的刘清扬，经过张申府介绍第一个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约在3月，刚刚来到巴黎的周恩来又经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之前，已经在国内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赵世炎和陈公培，于1920年夏天来到法国。他们在与陈独秀书信联系后，得知张申府在法国担负建党责任，乃于1921年三、四月间分别去找张申府，与旅法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关系。

这样，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就于1921年三、四月间在巴黎成立了。成员有5人：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旅法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的积极活动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于1922年6月组织建立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出版了《少年》月刊，在旅欧的中国青年、学生和华工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宣传。

这时，在欧洲各国，由于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工人运动十分高涨，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邓小平就是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中的一员。他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最初的“工业救国”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转变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对于到欧洲后的思想变化，邓小平是这样回顾的：“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国家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2]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集中的区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工人群众开展革命活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会集在上海（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欧洲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开会通知后，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回国参加），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主持上海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陈独秀此时不在上海，正在广州）取得联系，互相交流了各方面的情况。

共产国际代表建议，迅速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为此，李达、李汉俊分别征询了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陈独秀、李大钊完全同意。随后，上海共产党组织分别写信给各地共产党组织，要求每个地区派出两位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中下旬，各地共产党组织派出的代表，有着与大学教师、大学生一样的青年人装束，打着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来上海考察的名义，陆续到达位于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私立博文女校，并在住处举行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这里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

会场就在这个住宅的客厅，一张长餐桌四周，坐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是：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委派的代表包惠僧。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均因公务在身，未能到上海出席会议。然而，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代表们公认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他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克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局。

与会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中共一大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组织、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工作经验。

7月25日和26日，中共一大休会，集中精力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

7月27日、28日和29日，中共一大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与会代表热烈发言，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有统一认识，又有激烈争论。会议未作出决定。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主要议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但是，这次会议刚刚开始几分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就突然闯入会场。

过去长期认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完全属于偶然事件。但是，后来发掘出来的档案记载证明，这件事情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具有相当深刻的国际背景。

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一位老资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士，曾有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的记录。马林获释后，作为“赤色分子”，其行动一直受到欧洲一些国家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马林这次到中国，一路上就被沿途国家的警察局“分段”进行着监视。

这种经历使马林具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当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入会场后，马林非常警觉，建议立即停会，大家随即分头离开。

于是，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被迫中断。

中共一大代表刚刚离开会场不久，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就呼啸着飞驰而来，下来一批警察并迅速包围了会场。法国籍的警官带着人马进入室内，详细询问，仔细搜查，但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证据，对房主警告一番后，便收兵回营复命去了。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处在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中。

当晚，从一大会场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集中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大家认为，会议不能在上海继续举行了。经过一番讨论和论证，大家同意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的建议，到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那里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大家都觉得这个安排较为妥当。

于是，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代表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次日清晨，中共一大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

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是外国人，为避免引人注意，未去嘉兴；李汉俊、陈公博因故也未去嘉兴。

中共一大代表在嘉兴车站下车后，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尔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嘉兴南湖的一条画舫。这一天，嘉兴天气阴沉，细雨蒙蒙，南湖游人稀少。这更显得嘉兴南湖风景秀丽，清静优雅。上午11时，中共一大在缓缓前行的画舫上继续举行。

下午5时，嘉兴天气转晴，南湖湖面上不时有游艇急驰而过。每当此时，中共一大代表就藏起文件，摆出麻将，装成打牌模样。

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简明扼要，旗帜鲜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正式文献。

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了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较为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在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共产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会议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会议认为，目前党员人数较少，地方组织不够健全，暂不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建立一个中央局，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由三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会议选举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为中央局宣传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领导机关。

会议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最后，与会代表齐声欢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上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1890年考中秀才，1901年因进行反清宣传受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日本，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3年，他因进行革命活动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以后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年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再次赴日本；1909年冬在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他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这份杂志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帜。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和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礼教，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

1920年初，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在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推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这主要是由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决定的。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陈独秀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陈独秀未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和思想界的领袖。1915年开始的由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倡导新思想的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主持出版的《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互为补充，共同担负宣传新学说和新思想的责任。毛泽东曾在1943年《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中，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李大钊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是河北乐亭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经常发表文章和演说，宣传十月革命，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领导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领导北方的全面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的话）。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唯一的和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开始了使中国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革命形势生机勃勃，共产党人充满活力。

根据形势发展需要，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还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

因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极为隐秘，毛泽东竟没有找到会议地点，因而未能参加会议，成为一大憾事。鉴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遭到法国巡捕闯入的教训，这次大会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中共二大主要以小型的分组会议为主要形式，减少全体会议次数，每次会议都更换地址。这次大会进行了八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九个决议案。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

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党的组织工作。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脚注。

[2]钟文、鹿海啸编著：《百年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