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7章 公元前237年之东周列国（二十七）

2014年1月7日，学术界再次迎来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重要发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之一是《算表》，这份距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的文献，被誉为最古老的“计算器”。

《算表》不仅能够进行乘法和除法运算，甚至还能开方，

这一发现极大地填补了中国先秦数学文献的空白，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数学发展提供了直接证据。

《算表》的公布，不仅展示了战国时期数学的先进性，也为研究古代数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紧接着，在2015年4月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的公布再次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惊喜。

这次整理出的六篇战国竹书中，《封许之命》的语词和文风与西周文献、册命金文非常接近，为我们提供了西周时期分封制度的新视角。

《厚父》与大盂鼎的叙事相似，反映出周初重德的思想，其民本思想的发展为我们理解周初社会提供了新的线索。

《命训》与《度训》《常训》全篇为论体，非常引人注目，所反映的天道、人道思想过去多认为见于东周以后，

这些文献的发现，为我们理解东周以前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篇记载伊尹事迹，但主体还是在记言，应更接近道家类文献，与《赤鸠》更接近小说家不同，反映思想可能与早期道家君人南面之术有关。

《殷高宗问于三寿》则与战国诸子学说诸家夹杂的特点相符合，为我们理解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6年4月16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的出版，为我们记录了春秋时期郑国、齐国、秦国和楚国的历史。

《郑武夫人规孺子》简提到了郑国的郑庄公，根据现有文献推测，武公在卫国居住可能是在嗣位之初。

《郑文公问太伯》则记录了郑国公族太伯规诫文公的言辞，

这一记载揭示了两周之际郑国开国的真实面貌，也将为春秋早期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子产》则是“论文”，它是关于郑国名臣子产道德修养及施政业绩的论说，全篇可分为十个小段，

从圣君如何利民自勉，做到君民相互信任，讲到子产执政，如何“自胜立中”“助上牧民”。

文章有较强的思想性，体现浓厚的儒家气息，可见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确有渊源。

《管仲》是一篇阐述治国之道的论文，与齐国历史有关，通篇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展开，共十二组问答。

《子仪》记述秦、楚史事，讲述秦晋肴之战后，秦穆公汲取教训，为对抗晋国，转而谋求与南方的楚国联盟，

释放长期囚禁在秦国的楚国重臣申公斗克（字子仪），举行隆重的典礼将其送回楚国，以此向楚成王示好。

2017年4月23日，清华简研究团队公布了清华简的第七辑整理报告，

共收录了四篇文献，均为传世文献中未见的佚籍，它们详细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事，

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

《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和《赵简子》三篇主要聚焦于晋国历史。

《子犯子馀》和《晋文公入于晋》两篇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为主角，详细记载了他早年流亡在外的经历，

以及借助秦国力量返国后，如何整顿内政，通过一战而成就霸业的历史。

这些记载为我们理解晋文公的个人经历和晋国的政治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晋国自昭公以后，公族势力衰弱，国政逐渐落入六卿之手，这一政治现象在《赵简子》中得到了体现。

该文献记录了范献子与成鱄对赵简子的训导劝诫，其中还涉及了国君以俭得政、以奢失政的道理，反映了当时对于治国理念的深刻认识。

《越公其事》是本辑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篇，全篇共75简，分为十一章，详细叙述了越王勾践在兵败后如何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实施好农、好信、征人、好兵、饬民“五政”，最终重新崛起并灭吴的历程。

这篇文献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越国历史的认识，也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认为，这四篇简文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史学资料，有助于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编撰和史学发展状况。

《越公其事》与《国语》中的《吴语》和《越语》都以勾践灭吴为主题，

整体结构大致相似，但在叙述过程和所表达的主旨上各有详略和差异。

这一方面说明它们可能有相同的史料来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史料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此外，传世文献中对“五政”的说法与《越公其事》中的描述大致相同，

这表明这些治国方略与治世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11月17日，清华大学举办了纪念清华简入藏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庆祝和学术研讨的重要时刻。

同期，《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的成果发布，为战国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篇章。

该辑共收入了8篇前所未见的战国佚籍，这些文献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战国时期政治、哲学和文化的认识，也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和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摄命》作为西周册命文书，被认为是《尚书》中失传已久的《冏命》（今本《尚书》中的《冏命》被认为是“伪古文”）。

根据《书序》的记载，该篇是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时所作，而《史记·周本纪》则认为是周穆王即位初年所作。

简文中揭示的线索内容让研究人员推测“摄”应为懿王太子夷王燮，篇中的周天子则是孝王辟方。

这篇文献记载了周天子命伯摄出纳王言、掌管刑狱，并教育伯摄遵行王教、康惠小民的命辞。

天子命摄“出纳朕命”，协于畿内御事百官与畿外四方小大邦，

告诫摄当勤恤政事、恫瘝小民，毋敢怠惰、酗酒，展现了册命文书的高规格和严肃性。

《摄命》作为“书”类文献，对于西周史及《尚书》流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摄命》之外，《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虞夏殷周之治》等文献，构成了一组富含治国理政思想的文献。

这些文献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而且很多内容对当今时代仍然颇有启迪意义。

它们涵盖了从国家治理、道德修养到宇宙观念等多个方面，为我们理解战国时期的政治哲学和文化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