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时代到来

工业技术革命的推动

从世界金融发展的历程看，工业革命、技术创新是金融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催生了金融领域业态、模式和产品的不断涌现。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出现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加速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产生。18世纪中后期，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进入经济增长的“蒸汽时代”。随着社会变革与新技术的发明，英国工商业迅猛发展，推动了银行体系的扩张，初步形成由英格兰银行、伦敦私人银行和伦敦以外的乡村银行构成的三级银行网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燃料和动力。1825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对金融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大力发展股份制银行，同时规定英格兰银行为唯一货币发行银行，以提升金融体系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自此逐渐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央银行制度。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气化的普及推动了规模化产业的诞生，产生的巨额资金需求加速了现代投资银行的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电气时代”，重塑了美国的工业体系。19世纪以后，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大规模建设铁路和自来水系统，而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单独的企业、个人显然没有能力承担建设公共项目所需的巨额资本，由此出现了面对公众的筹资——首次公开募股（IPO），现代投资银行业由此产生。投资银行通过承销有价证券，集聚投资者财富，为企业提供项目融资，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能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创新全面爆发，开创了“信息时代”，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效要求加速了创业投资体系的发展。随着学术界研究成果向工业界产品转化的链条被打通，强大的产业创新集群催生了对风险资本的需求，形成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公司股权的风险投资方式。随着信息化浪潮的兴起，首批风险投资获得了高额回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风险投资行业诞生。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大量新技术直接被金融业应用，从而又衍生出许多新的金融服务。如19世纪中叶铁路和电报的发展推动银行发展了其分支机构，海底电缆的运用使得国际金融交易成为可能。20世纪，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金融交易的急剧增长，然而金融行业在簿记、会计、清算、交割方面采用的人工方式严重限制了市场的发展。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各证券机构的清算交割业务显得越来越原始和落后。1968年，证券交易量的大幅度增长终于引发了清算交割的危机，导致100多家证券公司倒闭。20世纪70年代，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应用，成倍地提高了金融信息处理能力，使得传统的金融业务转变为自动化操作，提高了交易的时效性和精准性。1971年，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设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电子股票交易市场——纳斯达克证券市场（NASDAQ）。此外，电子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便利了国际支付和国际金融交易，促进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推进，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金融业创新再次提速。“上云用数赋智”助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更快、更便捷，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数据、算法等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新型要素，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支柱。与以往各类技术进步不同，数字化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平台化改变了工业时代集中、线性的“管道经济”模式，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关系，成为数字时代的标志。金融业作为现代社会的枢纽，与各行各业紧密联系、深刻互动，使得信息高度集中。数字化给金融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金融服务模式改造升级和经营管理重构势在必行。

中国金融业沧桑巨变

从1905年晚清政府成立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开始，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距今不到120年；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失败，距今刚过70年；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金融，经沧桑巨变，重获新生。

在金融体系探索期（1949—1977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曲折中艰难探索。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银行体系，外汇管理按指令性计划运行，利率价格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执行。政府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金融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扮演着“出纳”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只是计算标准、支付中介和结算手段。在这一阶段的中国，事实上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

在金融体系建设期（1978—1992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启动，金融体系逐步建立，并开始向法制化发展。改革开放打开了国人的视野，金融体系在制度层面大量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从财政部分离而独立出来，标志着现代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开始。自1979年起，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相继重建或新设。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实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经过这个时期的发展，中央银行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商业银行的职能开始逐渐明晰，业务范围开始扩大，各地相继组建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开始发展，股票交易、期货市场等陆续规范，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要求的金融体系显露雏形。

在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期（1993—2001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探索开启，金融体系各系统职能更加清晰完善。199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的两大职能，并提出要把我国的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推动资本市场发展。这个时期，金融改革继续深化，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调控职能加强，政策性银行建立，银行证券法制化继续深化，金融体系各系统职能更加清晰完善，期货等新兴金融业继续发展。

在金融改革开放加速期（2002—2011年），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金融监管格局形成，国有金融机构重组改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金融业开始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2003年我国金融管理“一行三会”格局形成，全方位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三大市场。同期，国有金融机构的重组启动，国有四大商业银行陆续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上海和香港上市。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开始实施，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在这一时期，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也拓展了我国金融机构的视野，提高了我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金融发展期（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在此期间，我国出台一系列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完善金融市场运行的重要举措：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金融调控政策框架；整治金融乱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全球合作层面的金融机构；内地股市与香港股市的“沪港通”投入运行。这个阶段的金融探索主要集中在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和加大开放力度等方面。

我国金融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金融开放稳步扩大，统筹发展与安全，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2022年，中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规模达到379万亿元，居全球首位（见图1-1）。按照一级资本规模排序，在全球银行1 000强榜单中中国有140家；在前十强榜单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名列其中。世界银行发布的《2021年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成人账户拥有率为89%，高出全球13个百分点。目前，全国乡镇银行机构网点覆盖率超过97%，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99%。全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14.87%，拨备覆盖率203.78%，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入，上海、海南等自贸区的设立，为我国金融开放注入了新动力。

从总体上看，一国的金融体系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服务功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程度，决定了这一体系的发展阶段。在我国，金融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喜也金融，忧也金融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全球化经济的繁荣，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金融业也发展到巅峰时刻，金融已经成为世界财富舞台上的主角。2005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金融机构占据111个席位，超过1 /5。华尔街成为精英人才趋之若鹜的“圣地”。但是，如同刘俏在《我们热爱的金融》一书中所说：“几乎在任何文化中，金融其实都有两张脸——在被公众追捧的同时，却拥有并不亮丽光鲜的社会形象。”伴随着金融的高光时刻，金融危机也步步跟随。

2008年7月中旬，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意识到了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巨头“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危险，这两家公司出现了700亿美元巨额亏损，但社会各界并未足够重视。2008年9月15日，受此拖累，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通过信用、贸易、资本流动等渠道迅速席卷世界各国。危机表面是由次级房贷引起，实际也是金融过度逐利而对风险长期忽视所致。

“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仅仅是穷人，都因为基本生存问题而备感忧虑；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让成千上万的家庭失去房产或面临被银行收回抵押房产的风险，与此同时也导致870万人失业……”[1]次贷危机导致2009年美国经济下滑2.6%，失业率由2007年的5%上升到10%。此次金融危机也被认为是自美国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令人记忆犹新。1997年7月2日，受美国金融投机商索罗斯等一帮国际炒家的持续猛攻，泰铢被迫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当日贬值达30%，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后，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强烈冲击。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受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减少了8.5%，日本、泰国等国的金融体系更是遭到了严重破坏。

“银行和非银行的信贷扩张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或者信用高度集中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几乎必然会引起麻烦……在不首先加强监管的情况下推动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将导致灾难。”[2]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到现在为止，东南亚国家仍频繁被曝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做空的对象。

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各国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就似乎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据不完全统计，从1970年至今，被主流观点认定的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有11次（见图1-2）。每次危机都对相关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系统也陷入严重混乱。

如果说金融危机是一种剧烈的“疼痛”，贫富差距悬殊则是传统金融体系难以缓解的慢性病。当前的金融体系从工业化中走来，而工业化又是一个资本增密、资本作用增强的过程。金融本身具有杠杆作用，在资本的主导权高于其他要素的背景下，按照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思路，必然是资本占用越多的人财富积累越多，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前5%人群的收入和后20%人群的收入的比值持续上升。到2021年，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16倍左右，扩大到了32倍左右（见图1-3），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社会矛盾。

2011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凸显出社会大众对金融导致不公平的愤怒。亨利·保尔森也曾总结道：“当面临十分棘手的挑战时，从来没有完美、优雅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以一种大家都认为足够公平和迅速的方式使用救助法案。”危机也似乎成为富人扩大贫富差距的帮手。截至2021年年末，美国前1%人群的财富达到45.9万亿美元，超过90%的尾部居民财富总和，而这1%人群的财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增长超过1 /3。

我国金融业虽然没有发生过系统性危机，但由于生长在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也因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际问题。

第一，在金融供给侧的不足，尤其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循环不畅的问题引发关注。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很多金融机构习惯于“赚快钱”。资本市场投资者投机心态较为严重，机构也频繁被曝出参与概念炒作和违规经营，社会长期投资资金较为缺乏。另外，社会整体对于投资收益率的预期较高，客户的金融行为也趋于短期化。

第二，金融市场结构不平衡，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未能发挥出相应的服务效能。据万得资讯的数据，2022年年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144.8万亿元，股票市场市值约90万亿元，远低于银行业资产规模。公募、私募、券商等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资金和客户来源也高度依赖银行。银行在市场体量、业务影响方面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服务范围多局限于“存贷汇”以及财务报表相对成熟的大中型企业，股权融资需求以及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难以获得支持。多层次金融体系缺乏衔接，尤其是小微企业、科创企业等融资结构性错配问题突出。金融供给形成的社会边际效率较低，也衍生出一些风险隐患。一些实体企业的暂时性流动性困境，也因银行集中抽贷、断贷而转换为生存危机。金融服务形成了明显的“马太效应”：对于大企业，“有的，还要给它加上”；对于小微企业，“没有的，把它有的还要拿走”。

第三，金融业长期保持较高的利润增长，实体经济也有转向金融化的倾向，即实体经济金融化。2007年有77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剔除房地产公司）进行了金融资产投资，占当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约为50%,2018年则增加至2 700多家，占比高达76%，这说明企业金融化现象普遍存在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见图1-4）。在P2P（个人对个人）借贷鼎盛时期，金融似乎变成了全社会参与的零门槛行业。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爆雷”、金融诈骗高发。一些理发店、健身房也在充值业务中用足了“跨期经营”的金融思路，但诈骗、“跑路”事件也时有发生。

不可否认，建立在以利润为中心的基础上的传统金融体系，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为人类社会的物质进步做出了贡献，但难以摆脱的危机，使人们对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传统金融提出了质疑。其实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就体现了自由市场下监管思维的转变，开始强调在银行机构内部建立风险管理机制。面对次贷危机暴露出的全球金融业管理漏洞，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出台，对资本质量、银行内部风险评估等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从严监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遏制金融贪婪，提升金融体系自身对危机的吸收、处置能力。

新理念应运而生

1997年，比尔·盖茨说：“我们需要银行业，但我们不再需要银行。”

20世纪末的技术革命，给传统零售业、媒体、运输业、旅游业的经营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新兴金融科技公司对传统银行业的挑战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并且越演越烈。

然而，真实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技术。

21世纪初，金融危机加剧了社会精英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体系的质疑，其实即使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这些讨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金融领域，各种创新和尝试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创建“穷人的银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他看来，贷款不只是生意，而是如同食物一样，是一种人权。他开创和发展了“小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

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问世，解决贫富扩大化的各种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尽管我们身处世界各地，但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在《金融与好的社会》（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中指出，金融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场零和游戏，它应该一方面促进人类生命更有生产力，另一方面成为辛勤劳作者必得的成果。

在我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关注重心从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尤为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被提上更优先的议事日程。民生环境的改善和弱势群体生存发展及相关的社会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各种社会资源逐步向这些领域聚集。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上的努力中，金融业的重要角色，也得到格外关注。

从经济环境背景看，随着经济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以规模增长为标志的经济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模式转变。以投资拉动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持续长达30余年后，逐渐被消费升级带来的需求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所替代。与此相适应，经济结构调整中，以民生改善为背景的产业、产品、服务、技术运用等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阶段。金融业如何迎接这个新的机遇期？在中国经济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后，在各种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生态红利、资源红利逐渐减弱，亟须优化资源、提升结构、加快经济转型的时代，金融业如何展现新的推动力？

从改革发展要求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各种经济资源流向市场的供应即产品一端。如果说以投资拉动为基础的传统金融在融资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结构上，融资和信用杠杆的作用更多倾向于基础设施和虚拟经济，最终对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推动作用有限，那么面对新时代改革发展的金融，该如何侧重于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消费升级，从而夯实经济持续增长基础为己任呢？

从功能效用看，金融承担着社会治理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是诸多社会难点与痛点问题的直接面对者，做得不好，便显冷酷；做得到位，便显温柔。因此，金融机构应主动成为一把“温柔的手术刀”，去破解经济社会的痛点，尤其是长期被“冷落”的“三农”、小微等金融服务问题。这些社会的痛点问题应该是金融关注的焦点，它们实际上也是新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种种社会治理和经济转型的需求，呼唤着对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

此时，技术在继续大步向前加速进化。基于区块链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从业者开始重视技术的颠覆性能力。Libra（一种虚拟加密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等应运而生，也触动了更多金融机构开展科技应用创新。

2007年，乔布斯推出iPhone，开启了移动智能时代。2013年，国内正式进入“4G元年”。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国内互联网企业通过创新对传统金融业务发起了挑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数量达到近10.5亿人，这说明智能手机普及率已经超过了70%。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人在手机上完成购物、社交、娱乐、投资、贷款等活动。虽然银行网点的功能被弱化，但金融服务前所未有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2013年，余额宝的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主打余额增值服务和活期资金管理服务产品，改变了银行存款定价机制，并将理财门槛降低到1元，让长尾客户能够享受到过去在银行端难以享受到的金融服务。在余额宝崛起的几年里，吸引了众多存款人群，这也让传统金融业切实感受到了数字技术的震撼力量。

金融科技给人们打开了更广阔的金融发展视野，更多的金融新产品得以出现，更多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得以解决。这些变化驱动了金融机构功能完善与配置、商业模式创新、产品结构和市场取向划分、客户演化和结构演替，也在重塑完全新型的金融生态。

此时，人们开始接受新的金融理念，商业银行必须探索不同于以往的金融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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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重构美国经济规则[M].张昕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2] Morris Goldste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auses, Cures, and Systemic Implications[J]. Canadian Public Policy,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