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质量时代的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

对于艺术金融学科而言，艺术品价值发现是一个基础性话题，也是艺术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艺术金融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艺术品本体价值，艺术品本体价值需要通过价值评估来体现，而价值评估需要通过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来形成共识性要素，即价值要素。然后，才可以使艺术品本体的价值要素量化、结构化，并将投资风险结构化，进而充分释放艺术品本体的金融属性。如果艺术品的金融属性未能充分释放，事实上是其价值发现环节不畅通所致。就现代化治理下的中国传统艺术品市场交易流通而言，价值发现在其中的定位和功能状态是什么样的？与艺术品质量之间有何趋势性的建构关系？人们又该通过什么样的场景来发现其价值？这些其实都是艺术金融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话题。

从国内艺术金融角度看，以传统艺术品作为考察对象，其面对的存在维度是比较复杂的。中国传统艺术品在艺术金融语境中存在三个维度：过程维度、价值维度、状态维度（见图1-1），即围绕中国传统艺术品本体进行价值发现，建构价值发现文本。传统艺术品具有艺术品媒材多样性、表现形式丰富性、母题意象融通性、艺术品根植哲学性等特性，因此，其建构范畴远比西方艺术品复杂。从供给端角度看，中国传统艺术家为艺术品市场提供了数量庞大的不同质量、不同形态的产品，而每一类产品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需求者的关注。从客观上来讲，此类关注度反映了艺术品市场需求端的各种情况，即需求者对艺术品价值的认知、认可、共识程度。同时，其中还潜藏了丰富的信息，如需求者是爱好瓷器还是爱好绘画，是喜欢书法艺术品还是喜欢玉雕艺术品，等等。

因此，对中国传统艺术品及当下的艺术金融语境来讲，其共性在于“质量”以及“质”和“量”的相关性问题，特性在于媒材形态、母题意象、表现手法、意境生成等要素，而这些都是“质量时代”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需要考察的主要对象。

一、价值发现在质量时代的定位

“质量时代”是当下人们追求生活品质的一种客观反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过程的特征。我们可以将“质量”一词中的“质”抽提出来，突出其重要性。“质量时代”强调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要体现出高质量，让人们获得功能性满足。对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而言，人们对质量的关注重在原材料、生产工艺、市场流通，以及消费过程中的标准化建设和是否便于溯源等；对艺术品而言，是否也应该从这些方面去认知、释读，强调质量中的“质”呢？对此，会有多种看法。看法不同，自然也就会产生差异化的释读文本，而这些文本又会从相应角度影响艺术品自身的价值呈现——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从艺术品市场角度看，无论哪种情况，在流通过程中都会存在。因此，“分类论质”应该是艺术品质量时代价值建构的一种有效方法，进而突出不同媒材艺术品就“质”而言所建构文本的差异性。例如，书法绘画艺术品与玉雕艺术品因其物理材质的差异，相应作品的差异性也非常突出。虽然两者在同一母题意象架构内的人文精神方面具有等同性效果，但是因两者的媒材不同，就形成了差异化效果，我们可以暂且把这种比较方式称为“等差效应”——也就是说，在对不同类别的艺术品因“质”而作等差性价值发现定位，从而建构适合时代语境的价值发现文本以展现其自身的价值时，就要区别对待：有的注重精神性，有的注重物质性，或是两者叠加，但又各有侧重点。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品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市场流通中的具体情况。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依存，这是艺术品质量的核心要素（见图1-2）。

简单来说，艺术品的物质性是肉眼能够见到的，但对于其精神性、价值发现和质量关系，人们不一定有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取决于价值发现者的综合能力，如审美趣味、美学哲思、价值观点，对艺术史的横向、纵向检视，以及价值发现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学养，等等。那些接受过这些内容和形式训练的艺术品价值发现者建构的艺术精神性产品在“质量”上必然更胜一筹，这是艺术品价值发现在质量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是由文化自信、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趋势所决定的。

在质量时代，人们对艺术品价值的诉求更趋向于精神性消费，而这种精神性发掘与文本建构具有明显的导向性。换个角度讲，就是要向艺术品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价值发现文本，从艺术美育的角度去做功能释放，带给人们更多元化的思考。例如，当你通过互联网视频深度了解一件宋代龙泉青瓷或苏轼的书法作品时，在视频中领略其多种状态美感的同时，与之相应的语言描述更能诱发你的某种欲望和思考，这体现了价值发现者所带来的高质量信息与需求者的精神性对接。又如，对艺术品拍卖公司而言，他们对其所认为的重器或重点推荐的拍品所做的文本描述就比较丰富，也就是说，此时的价值发现相对比较彻底，能够激发购买者在拍卖场上的竞拍意愿。

在这两种状态中，我们可感知到：价值发现是多维度的，是对非标艺术品的立体发现。艺术品本身所呈现的视觉美感需要有文本的参与，才能达到相应层面的和谐统一，即需求者层面的共识性。而这种情形在艺术品市场流通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便在一般的古玩店也层出不穷，因为都离不开一种特殊的交流氛围或者文字描述，这与普通商品的买卖非常不同。

由此建构而成的文本也就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艺术品的一种价值尺度，可为艺术品定价提供更为合理的参考维度，使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较客观地反映价格存在的合理基础，进而逐渐趋近艺术品价值本体。只有在突出艺术品“质”的前提下，才能达成中国传统艺术品估值的量化区间共识，该共识区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动态性特征，具有约定俗成的动态平衡性。无论是增量艺术品还是存量艺术品，其价值发现都应基于它的“质”而展开——确切地说，其价值发现应围绕艺术品蕴含的人文精神而升华。

基于这种判断，质量时代下的艺术品价值发现就必然有其抓手。为此，本书提出了“分类论质”和“等差效应”两个概念，并将其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的重要抓手，又抽提出艺术品所蕴含的高质量精神性要素，呈现给需求者，以供其消费。通过这种形式所做的价值发现有三方面功能：一是艺术品的人文精神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二是能够形成价值评估的共识区间；三是能够非常精准地供给高质量美育产品，让审美趣味的培养得以广泛普及。

二、趋势对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影响

中国传统艺术品价值发现中的“等差效应”的主要考察对象表现在人文精神方面。任何艺术品给人们提供的都是一种精神消费体验，无论它给参与者带来的体验是欢乐、惊恐、愉悦还是宁静、愤怒等，都是一种特殊效果，是有形与无形内在统一的结果，这是一般产品所不具有的特质。而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下，建构文本描述的价值发现者所用词语及其强调的角度不同，也就是艺术品因其所处时间、空间以及面对的价值发现者不同，其所形成的价值发现文本也就有了差异化。换句话说，不同的价值发现文本具有强烈的主观引导性，可以影响人们对该艺术品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消费，在市场流通环节中就会从不同维度影响艺术品金融属性的释放。这种主观性是推动艺术品价值发现过程化建构的重要力量，是一种重要的趋势性因素。例如中国传统母题中的“福禄寿喜”，其文化精神在众多题材中是最为宽泛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消费群体，对其都有高热度的需求；无论以什么媒材、什么表现形式来创作相应的艺术品本体，都能契合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多维度的精神消费是此类传统母题意象的重要价值体现。

艺术品价值发现的过程也是对作品艺术性不断追问的过程，这个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趋势的呈现。对同一件艺术品而言，在不同时空中会采用不同的追问形式，由此建构的价值发现文本也是非常不同的。受趋势因素的影响，艺术品价值发现就成了一个永恒话题——也就是说，艺术品价值发现永远在路上。在当下语境中，没有谁能穷尽艺术品本体的人文精神内涵，以“意韵”为审美主导的中国传统艺术更是如此。换个角度看，探讨价值发现与趋势之间的关联度，目的在于解决艺术品估值方面的人文信息要素化、数据化支撑。在不同趋势情形下，艺术品估值有不同的侧重点，也就是其要素化、数据化会有所不同。如果这种不同采用某类数理统计模型来呈现，就必然是波浪形的，并非直线状态；反映到艺术品估值或者价格变化上，也是波浪形的。当我们进行艺术品价值发现时，如果没有充分考量趋势因素所带来的功能性影响，那么，由此形成的文本信息对评估内容的权重就会被削弱，脱离实际，而不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价值发现是一个动态过程，趋势在艺术品语境中是一种方向性导引，同时也是影响艺术品价值评估的关键性因素。在质量时代，价值发现在艺术品及艺术金融生态圈中也存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比如，在当下语境中，对宗教题材艺术品和战争类历史性题材艺术品做价值发现就有不同，对其侧重点就要谨慎对待——即使承载它的媒材、表现形式完全相同，且为同一艺术家的作品。由此可见，随着趋势语境的变化，艺术品本体价值或人文精神的释放角度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根源上就已注入艺术品价值评估框架内。也就是说，艺术品价值有它的时代性，随时代变迁而呈现出适应性的价值释放，客观上要求价值发现应为一个动态过程。在后续的研究中会提到，从本体上讲，任何艺术品都存在艺术品价值维度，而价值维度需要通过价值发现者来释放，否则就始终潜藏在媒材内而不得呈现，并且也很难在具体场景中收获有效关注。

三、场景转换对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影响

从艺术品自身的“质量”状态来做价值发现方面的探讨是一种内在的方式，而通过对场景转换来认识艺术品价值发现是一种外在的方式。无论什么表现形式、内容以及媒材的艺术品，都有其处置空间，也就是其应有的场景。从外在因素看，场景发生改变，客观上就会打破它原有的价值构成要素。例如，张大千的画作在巴黎展出和在国内某美术馆展出，由此形成的价值发现和价值评估是不同的。同一件作品，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和在某省级博物馆展出，所带来的价值发现同样差别巨大。这种情形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在哪里呢？难道仅仅是场景空间转换的结果吗？不然，其核心在于场景空间中的参与者（包括展览组织者、策划者、艺术评论者）不同。参与者群体的差异本身会对艺术品起到价值发现的区别效应，并在客观上为艺术品注入新的价值因子。

对艺术品价值发现、价值管理、价值评估来说，质量时代的场景转换尤为突出。因为艺术品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需要共享，需要在广域空间场景中传播；反过来，也会丰富艺术品的人文精神性建构，吸纳与时代背景相吻合的审美趣味、价值理念、空间需求等。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品价值发现及其价值管理、价值评估本身就是一套开放性的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和建构规律，体现其艺术生命的原生动力。艺术金融的对象是可移动且在市场中流通的艺术品，它的处置场景的转换就意味着价值的再次重构——对于这点，大家都有深入共识。因为艺术品可以在动态活动中不断吸纳价值元素，丰富、促进艺术品本体人文内涵的综合呈现，简单来说，也就是赋予艺术品以时代精神。就一件艺术品而言，如果它历经国际拍卖公司的数次拍卖，或是国内、国际艺术界对其艺术价值有过多次学术研讨，其价值提升度难以想象——因为每次出场时，它所面对的参与者都有所不同，会带来不同的关注、评论和人文精神内涵的释放，体现在价值管理上就是高质量的，其价值在短期内就会得到大幅度提升。所以，从价值发现者的角度看，就会把这些高质量信息附加到艺术品本体之上，让艺术品本体在艺术品市场交易供给端有更好的展现机会。

还有一种情形是人们的共识性看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件艺术品曾在某位社会名流的府邸秘藏或陈设，那么它的价值发现质量就必然得以提升。关于这一点，虽然缺乏科学的阐述，但艺术品作为特殊商品，客观上的确存在这种情形，在此需要简单说明。比如张大千收藏有宋、元、明、清时期的书画艺术品近1000幅，并将其中的国宝级藏画编录为《大风堂名迹》而流传于世。他还为诸多画作做了题跋，并有部分评述。就这些数百年前乃至上千年前的绘画作品来讲，每一幅都经历了诸多不确定的处置空间，而每一处处置空间都存在与其相适应的价值呈现方式和价值信息。但张大千赋予这些艺术珍品的各类信息更为丰富、多元，远超之前的价值要素维度。书画艺术品如此，其他门类（如瓷器、玉器、铜器、雕塑等）的艺术品自然也基本一致。艺术品处置场景的转换既受纵向的家族传承的有序影响，也受横向的市场流通交易的影响。这两个维度对于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来讲是重要的外在关联因素。正因如此，艺术品的价值发现才是一个永恒话题，并且受到场景转换和趋势变化的双重影响，其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对艺术价值的动态建构（对艺术品本体来讲，就是逐渐成为其自身的呈现体系）。这种影响力是驱动艺术品价值发现的重要内生动力，是艺术品价值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艺术品人文精神内涵高质量建构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