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事实刻画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演进

从中国三次产业发展演进过程来看，中国服务业发展整体晚于制造业，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晚于服务业。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发展提速。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比重不断提升，成为服务业中规模最大的产业，如金融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发展迅速，且仍存在较大发展潜力。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强支撑，生产性服务业是先进制造业强大的基础（宣烨，2019），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聚焦提升产业创新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增强全产业链优势，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一）比重稳步上升

近年来，中国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04年的13.7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后者是前者的7.4倍。从增加值来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7%、37.8%、54.5%，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成为GDP中占比最大的产业。

由表2-1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从2004年的约6.70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约55.40万亿元；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保持高速发展状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由2004年的约2.65万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约19.52万亿元，增加了约16.87万亿元，增长了约6.37倍。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由2016年39.17%上升到2018年的40.32%。

从表2-1和图2-1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总体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且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及GDP的趋势保持一致。除2008年、2009年、2010年等少数年份因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其他年份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以及在全国GDP中的占比均保持平稳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得更明显，由2004年的16.39%上升到2018年的20.59%。

（二）主体活力持续增强

微观主体是“造血细胞”，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宽广的国土空间、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都是服务业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稳步增加，由2004年的563561家增加到2018年的5461931家，后者是前者的约9.69倍（见表2-2）。

由表2-2、图2-2可以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构成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法人单位数量一直高居榜首，其次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法人单位数量的变化轨迹与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单位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金融业的法人单位数量最少。金融业的法人单位数量少、变化不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门槛高、投资大，一般的投资人不具备准入性金融行业的实力；二是金融业准入性政策限制多、审批环节复杂，很多投资人难以具备从业资格。

2013年，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明显增加，这与中国进一步加快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密集出台相吻合，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2018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由2011年的219630家增长到2018年的577233家。除2013年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数量均逐年增多，2018年达919879家。金融业的法人单位数量在2013年小幅下降，2014年开始恢复上涨。

随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微观主体数量的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规模呈现持续扩张态势（见表2-3）。

由图2-3可知，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即使在2008—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阶段也未受到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重呈现稳步增长趋势，2011年和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比有所下滑，其原因是第三产业城镇就业人数大幅增长。具体来说，2004年，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为1528.0万人，第三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为5939.4万人，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重为25.73%。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加至2883.6万人，第三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为9392.8万人，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比重为30.70%，上升了4.97个百分点，生产性服务业拉动了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

（三）行业结构更加优化

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类型众多，从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来看，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中，从附加值、知识技术的密集度角度，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划分为传统服务业，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划分为新兴服务业行业。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相比，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张速度更快。表2-4中的相关数据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五大行业虽然均实现持续增长，但增长率存在差异。其中金融业增长速度最快，2004年实现增加值6586.8亿元，2020年的增加值达到84070.0亿元，增长了近13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发展速度总体较慢，明显低于其他行业，2004年实现增加值9306.5亿元，2020年的增加值达到41562.0亿元，增长了4.47倍。

如表2-4所示，2020年，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外，其他行业均实现正增长。具体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41562.0亿元，同比增长0.5%；金融业增加值为84070.0亿元，同比增长7.0%；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同比增长16.9%，增加值达到37951.0亿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不增反降，降至31616.0亿元。总体来看，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显著。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速较快，增速为16.9%；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速为7.0%，比2019年提高0.4个百分点，这两个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达到54.1%，其有力地支撑了经济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构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新动能，进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速增长。以新技术为引领的相关服务业保持快速增长。2020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增速为12.0%，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8.6%和11.0%。

近年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虽然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但不同行业的增长速度存在差异，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同行业在整个第三产业中的相对比重发生变化。从图2-4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降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在经历了2004—2011年的连续下降后，于2012年开始逐年增加。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及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进过程，一方面反映中国制造业以及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对高新技术服务需求的增加，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逐步转型以匹配经济社会升级，推动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服务业的贡献度相对下降，这符合生产性服务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规律。近年来，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运用提升了产业体系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此外，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与生产性服务业息息相关的政策措施，为生产性服务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是国家层面发布的第一个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文件。随后，全国绝大多数省级及市县政府也出台了类似文件、政策措施。知识、技术的积累，市场需求的扩张以及政策环境的优化，推动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扩张、结构优化。

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细分产业结构来看，2004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3.96%，2020年降至7.50%。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在2004年为6.36%，随后几年其占比不断下降，2012年占比开始回升，2020年达到6.85%。金融业增加值到2015年达到16.72%，随后不断下降，2019年下降到14.43%，2020年回升到15.18%。此外，2004—2020年，其他部门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见表2-5）。

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看，2004—2006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最大。2007年后，金融业增加值在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超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升为第1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同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金融业发展政策是重要的助推因素。国家期望通过金融业的发展，为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金融支撑。

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快速扩张拉动了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表2-6、图2-5显示，在吸纳就业人数方面，2004—2019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整体保持增长趋势。从细分行业就业结构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虽然不同行业每年吸纳的就业人数在逐年增加，但不同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见表2-6）。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应加快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为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变化来看，其总体趋势是行业结构不断优化提升。表2-7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数占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逐年下降，2004年的比重为41.35%，2019年减少到25.55%。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人数各年所占比重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提升。2019年，金融业的就业人数占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25.88%，是所有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最高的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比偶尔有小幅降低，但整体上处于增长态势。虽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高知识密集、高技术密集行业的就业人数在持续增加，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仍然规模大、比重高，处于重要地位，这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分布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制造业发展水平相适应。本书使用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并对其进行具体量化。如表2-8所示，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全国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的比重为59.29%，在四大经济区中排名第一。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比呈现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地区逐步下降的趋势，其中2018年东北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全国生产性服务业总数比重仅为4.59%。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明显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就业人数，且在部分行业，东部地区和中部、西部地区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东部地区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西部地区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位置及历史遗留因素产生的。东部地区属于改革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1]，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资本、技术等中高端要素相对充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点高，从而形成循环累积效应，导致东、中、西部区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如表2-9和图2-6所示，中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并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为678482个，东北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为92085个，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是东北地区的7倍多。2018年，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已经是东北地区的约13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日益向东部地区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在一定区域范围，中国省会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较发达，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的省会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排在前列的是北京、上海、广东。在中部地区，不同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并不明显，这与中部地区各省份经济发展阶段较接近有关。在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晚于中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如新疆、西藏、甘肃等。此外，即使同一个省份中的不同等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存在较大差距。不同等级的城市对应不同发展层级的生产性服务业，高等级的大城市在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的服务业上具有一定的聚集优势，通常布局知识密集度高、辐射力强，不需要与服务对象“面对面”接触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小、经济水平低的中小城市往往布局知识密集度低、辐射力较弱，需要与服务对象“面对面”频繁接触的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宣烨、余泳泽，2014）。

从城市群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显著。2020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为86393亿元，比2019年增长2.4%；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为244714亿元，同比增长3.3%[2]。三大城市群占全国GDP的比重分别达到8.6%、19.8%、9.0%，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在全国GDP的占比高达37.4%，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从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来看，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总人数为2846046人，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为5192705人，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为5084186人（见表2-10），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总量排名第1、京津冀地区排名第2、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3（见图2-7）。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就业人数为757446人，占三大城市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总人数的25%，长三角地区占比为42.7%，长三角城市群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规模最大的集聚区。如图2-8所示，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人数在本区域生产性服务业中占比最大，而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就业人数中金融业排名第1。三大城市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各区域均排名第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为724312人（见表2-10），占三大城市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人数的24.6%；长三角地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为1170019人，占三大城市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人数的39.7%；京津冀地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为1052504人，占三大城市群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人数的35.7%。

三、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与韧性

（一）效率提升

已有文献表明，制造业空间集聚会经由外部性（Fujita and Thisse，2002，宣烨，2012）等路径对产业效率的提升产生影响。同样地，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一些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对产业效率的提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效果明显（顾乃华，2011；Markusen，1989；陈红霞、雷佳、郭文文，2020）。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高知识密集、产品流动性较强的特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将在较大范围助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余泳泽等，2016）。

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服务业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提升生产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变的背景下，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服务业广泛应用，给服务业带来深刻的改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服务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赋予服务业新的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扩大服务业交易范围、降低服务业交易成本，极大地提升了服务业生产力水平。如大数据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餐饮等传统服务业，使服务业的服务效率大幅提升（伏开宝、陈宪，2021）。

党的十八大以后，一系列助推服务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措施深入推进，有力地推动了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稳步提升。统计数据显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2年）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018年，中国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3]大幅度提升，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数据的10.7倍和7.1倍[4]。如图2-9所示，2004—2019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总体呈现上涨趋势。

生产性服务业是除制造业外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部门，FDI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2004—2019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见图2-10）。从图2-10中可以看出，总体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外资效率保持较高水平[5]。生产性服务业利用1美元外资创造的人民币价值为400～500元，2013年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仍远大于1美元可兑换人民币的价格。

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外资流入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整体实际利用FDI明显高于其他行业。2014年以前，除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所有行业实际利用FDI均逐年增加，但增加速度较平缓。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涌现极大地推动了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也吸引了FDI的涌入。2017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209.19亿美元，超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金融业，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利用外资最多的行业（如图2-11所示）。

为了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相适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力度的逐渐加大，大量国外资金涌入中国金融业。如图2-11所示，2014年，金融业实际利用FDI达到41.8亿美元，相比2013年增加了18.5亿美元；2015年更是创下新高，达到149.68亿美元，是2014年实际利用FDI的3.58倍，相比2014年的实际利用FDI增加了107.9亿美元。2014年、2015年金融业实际利用外资出现明显上涨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中国实施了积极的开放金融领域的相关措施，极大地刺激了该领域FDI的爆发式增长。随后的2016年、2017年，金融业实际利用外资步入正常增长轨道。

（二）韧性充足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它可以有效提高经济增长活力，提升经济韧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中国的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现代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让更多产业链实现虚拟连接和信息沟通，助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有效整合，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堵点和难点，并与上游企业的生产制造单元进行紧密沟通，对下游企业的需求进行及时对接，快速推动了制造业全面复工复产，确保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2020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时间层面来看，如表2-11和图2-12所示，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第三产业贡献率比上一季度下降了14.9个百分点，第二季度比上一季度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创1992年以来季度数据最低水平；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生活秩序得到快速恢复，第三季度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45.7%，回升了12.7个百分点，第四季度进一步上升至51.9%，已恢复至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

如图2-13所示，2020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为41562亿元，较2019年增长0.5%；金融业（较2019年增长7.0%）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增加值（较2019年增长16.9%）保持增长。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2019年增长8.3%[6]。“8.3%”这个数字凸显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产业的韧性和抗冲击性，也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带来的发展新动能逐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高增速得益于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云计算、物联网、5G或Wi-Fi6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渗透，促进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构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能，并极大地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运转效率；产业规模大，形成了集聚效应，覆盖面广，改变了单一产业结构易受冲击的特性，极大地增强了经济抗风险能力，这也是生产性服务业高增速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产业结构层面来看，如表2-12和图2-14所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表现最为抢眼，2020年全年行业增加值增长16.9%，四个季度分别增长5.97%、13.97%、17.03%和18.09%；2020年7月起接近甚至超过2019年第二季度水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恢复相对缓慢，全年增加值增长0.5%，四个季度分别增长-16.24%、-2.04%、-0.23%和7.67%，进入2020年10月恢复有所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长态势良好，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在线办公、在线教育、远程诊疗、网络游戏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大。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韧性大致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制造业体系完备，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潜力巨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稳步实施，国家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中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地之一。

二是中国经济新动能加速提升。2020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稳步增长，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城市轨道车辆、新能源汽车等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先进制造业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升增强了其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引致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扩张（陆娅楠，2020）。

三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第四季度，第三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9%，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四是国家在服务业领域战略布局。2019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为推动该意见落地，地方政府相继密集启动了相关试点工作，聚焦“制造服务业与服务产品化”，构建促进“两业”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和产业生态政策，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医药、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研发与技术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等具有影响力、引领力、战略性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加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