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层次制度因素制约生产率提升

在我国经济从“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转变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核心任务之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面临诸多挑战，现有的体制机制尚制约着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制约着技术创新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

（1）现有科技创新促进机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不够。2012年《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确立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仍存在一些制约企业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包括各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从研发投入看，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比较高，但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22]，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研发投入相对较低，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有限的政府支持研发创新资金普遍存在配置低下问题，甚至存在一定的负激励效应，如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补贴，初衷虽是刺激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新，但随后却引发大规模的“骗补”闹剧。我国科技创新的环境还不够完善，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水平还有待提升，正确的科技评价导向尚未完全确立[23]，政府资助的科技创新成果的产权归属仍不明晰，宽容失败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仍有改善空间，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的激励机制尚不完善。

（2）政府干预的激励政策难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为加快培育新动能成长，各地政府纷纷制定了有关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举措，包括制定产业目录，设置市场准入、项目审批和核准，分类供地放贷，强制性关停淘汰等直接干预做法，有选择地对某些具体产业、技术路线、特定产品或特定企业给予扶持，而强行限制和排除某些被认定的“落后”产业，甚至不顾自身既有的产业基础和特定要素禀赋，想要无中生有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不是放手让市场来引导企业的产业投向、扎实推进改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种不顾产业发展技术、人才和资源禀赋的片面追求新产业换取新动力的做法，往往得不偿失，反而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扭曲了公平获取各类资源的市场竞争，削减了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获取生产率提升的机会。例如，各地纷纷上马芯片产业造成人才资源分散和低效投资，号称投资1230亿元的武汉弘心事件凸显了各地一窝蜂上“高大上”新兴产业项目的弊病。

（3）体制机制障碍束缚了供给优化配置。当前，我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仍面临不少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健全，农村建设性经营用地和宅基地受到土地管理体制的约束，金融市场尚不完善造成大量资金被低效部门和“僵尸企业”占用，民营企业进入铁路、电信、电网、油气等基础性行业较为困难，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诚信体系还不健全，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从而造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显性隐性费用较多，令更多生产要素沉淀在无效、低效环节，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