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供给发展要求

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的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创新能力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不适应高质量供给发展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是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源在于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环节不畅。

（1）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小。基础研究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比重约为6.03%[12]，但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15%～20%的占比差距仍然较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韩国这一比重就超过10%，近十年更是保持在12%～18%。我国SCI科技论文平均被引次数只有10次/篇左右，低于世界平均12.61次/篇被引次数[13]。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造成原创性研发能力薄弱，高端产品基础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依赖于国外高科技企业供给，附加值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研制后劲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对中高端产品的需要。我国基础研发结构指标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创新型国家，原因在于，整体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仍低于大部分创新型国家，R＆D经费投入强度与美国（2.83%）、日本（3.26%）等科技强国相比尚显不足。基础研究投入较少，造成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严重制约了产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我国基础研究还存在中央投入多、地方投入少和政府投入多、企业投入少等问题，特别是我国基础研究主要依靠高等学校、政府属研究机构，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较少，在基础研究上的经费投入更少。2019年，高等学校和政府属研究机构对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4.0%和35.6%，而企业参与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只有3.8%。究其原因，我国具有计划色彩的科研管理体制不利于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的科研经费投入和分配，容易造成创新资源的错配，市场缺少对创新投入的耐心资本，使企业难以追求原创性创新成果，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和保护力度不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搞创新的意愿偏低。

（2）高价值的发明专利数量并不占优势。从国际PCT专利申请量上看，中国已成为发明专利产出数量的大国。2019年中国的PCT申请数量达到59005件，跃居世界第一，是美国的102%、日本的112%。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86.2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3件。我国PCT申请专利数量于2019年超越美国，专利数量的全球占比达到22.26%。然而，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1993—2018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发明专利累计为7.3万件，而美国持有的中国发明专利累计为24.5万件，是前者的3.3倍。从专利价值看，我国持有高价值的发明专利偏少，而要提升技术水平，尚需从跨国公司获取专利许可。根据国家外汇局统计，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逆差高达277.24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10.69%，是除旅游之外最大的服务贸易逆差项。从专利质量指标看，我国的专利在专利引用率、专利维持率、专利商业化和平均专利申请数量方面仍然落后于前沿国家。从专利结构看，我国申请和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较多，而发明专利相对较少。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国内外授权量分别占到61.0%和21.5%，而发明专利占比只有17.5%。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既有研发投入增加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等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激励的结果。我国各级政府设置了每万人专利拥有量的规划指标，并推出有关增加知识产权的激励措施，从而造成容易获取的实用新型专利较多，但不少这类专利在经济上或技术上价值不大，很多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在5年内被放弃，即专利持有者停止支付专利维护费（年费）[14]。

（3）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不高。科创成果转化难、转化慢是世界性难题（被称为难以跨越的“达尔文之海”）[15]。我国创新链上下游衔接不畅，特别是从基础研究到市场应用的转化过程中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16]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有所提升，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达177.3亿元，但3200家高校院所中仅有688家设立技术转移机构，且只有307家单位认为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专业服务机构和服务人才匮乏，也有科技成果本身转化价值偏低且与市场需求脱节，还有科技成果转化导向评价机制和公益类成果转化激励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我国科研体制存在的长期弊端是“求新不求用”，即存在先研发、后转化、再推广的特征，而且在研发环节对科研人员的激励不足，造成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现象严重，其中间过程既有科研体制僵化难令科研人员全程参与成果转化，极易形成单向度的知识和技术输出模式，也有风险资本投入不足，难促成商业应用，存在孵化器专业服务不强和企业支撑承接不力等问题。总体来看，我国尚未形成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

（4）人力资本红利未得到有效释放。人力资本是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源泉，生产率的提升关键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积累。受益于资本的深化，我国人力资本得到了快速积累，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力资本投入仍有较大差距。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7年[17]，但是与德国（14.2年）、美国（13.4年）、加拿大（13.4年）、瑞士（13.4年）、英国（13.2年）、以色列（13.0年）、日本（12.9年）、韩国（12.2年）等国仍存在1.5～3.5个百分点差距[18]。假如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尽快提升1.5个百分点至韩国当前的水平，将会使生产率回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带动作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测算，我国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1.5个百分点，将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平均增加0.2个百分点[19]。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型人才数量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相比仍有差距，发达国家的每万名就业人员的R＆D人员数量约为我国的2倍。对应到公共教育支出上，2017年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只有4.14%，低于经合组织国家5.2%的平均值，因而在科学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也有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