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道院，抽象意念
本书是出戏剧，主角是无限。
人是配角。
既然如此，我们路上遇见一所修道院，就应该走进去看看。为什么呢？须知修道院，东西方都有，古今都有，基督教有，异教、佛教、伊斯兰教也都有，修道院是人类观望无限的一件光学仪器。
这里不是淋漓尽致阐述某些思想的地方；不过，我们尽可有所保留，有所抑制，甚至有所愤恨，但还是应当说，每逢在人身上遇见无限，不管理解不理解，我们总要肃然起敬。犹太教圣殿上、清真寺中、佛塔里、北美印第安人的茅舍中，都有我们所唾弃的丑恶一面，也有我们所崇敬的高尚一面。对于人的思想是何等静观，又是何等无止境的梦幻！正是上帝在人墙上的反光辉映！
二 修道院，历史事实
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来看，修道制已经被判决定案了。
在一个国家，修道院繁衍过盛，就成为交通的扭结、阻碍的设施，它是懒惰的中心，而不是那里所需要的劳动中心。对于大社会体来说，修道团体恰似橡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肿瘤。修道院的兴旺和肥硕，恰恰意味着地方贫困。修道制在文明初期还有益处，能用精神力量抑制野蛮行为，但是到了人民成熟的时期就有害了。况且，修道制，在纯洁时期成为有益的种种因素，到了衰朽腐败的阶段，还继续做出榜样，就转为有害了。
入院修道已然过时。修道院有利于现代文明的初期教育，转而妨碍并危害文明的发展壮大了。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堂和方式，在10世纪是好的，到了15世纪就成问题，进入19世纪则十分可鄙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两个出色的国家，在多少世纪中，一个是欧洲的光明，一个是欧洲的荣耀，可是受到修道院这种麻风病的侵害，仅剩下两副骨架子了。多亏1789年那次有力的保健治疗，那两个杰出的民族才开始好转。
修道院，尤其古代修女院，正如本世纪初还出现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的那种，确是中世纪的一种最可悲的产物。修道院，那种修道院，集各种恐怖之大成。地道的天主教修道院，笼罩着死亡的黑色之光。
西班牙修道院尤为阴森可怖。那里拱顶烟雾弥漫，穹隆因浓重的阴影而朦朦胧胧；下面巨大的神坛，在黑暗中高高耸立，好似主教堂；那里的黑暗中，用铁链吊着高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像；那里的乌木架上，陈列着魁伟的基督裸体象牙雕像；那些雕像不仅血迹斑斑，还血肉模糊，既丑陋不堪又富丽堂皇，臂肘露出白骨，膝骨露了皮肉，创伤翻开血肉，头戴银制的荆冠，用黄金钉子钉到十字架上，额头流的血是镶嵌的红宝石，眼里流的泪是镶嵌的钻石。钻石和红宝石仿佛湿漉漉的，引来多少戴面纱的妇女匍匐在下面哭泣。那些女人满身被苦衣和铁针鞭刺破，乳房被柳条兜紧束，双膝因祈祷而磨破，她们自以为许配给了上帝，一个个全是以天使自居的幽魂。那些女人有思想吗？没有。她们有愿望吗？没有。她们爱吗？不爱。她们活着吗？没有。她们的神经变成了骨头，她们的骨头变成了石头。她们的面纱是夜幕做成的。她们在面纱里的呼吸，仿佛死神那种莫名凄惨的气息。修女院院长是个恶魔，既圣化又威吓她们。洁白无瑕的形象摆在那里，显得野蛮而凶残。这便是西班牙的古老修道院。残忍修行的巢穴，处女的火坑，暴虐的场所。
西班牙信奉天主教，更甚于罗马。西班牙修道院是典型的天主教修道院，有东方意味。大主教就是天国的总管，严密监视并紧紧锁住上帝备用的后宫。修女是嫔妃，神甫是太监。最痴迷的修女在梦中被选中，得到基督的宠幸。到了夜晚，那个美少年从十字架上赤条条走下来，成为销魂的对象。妃子以受难的耶稣为苏丹，幽居秘院，由高墙隔断人间的一切欢乐。往外窥探一眼就是不忠。“地牢”代替皮袋。在东方是投进海里，在西方是投进土中。东西方的女人都呼天抢地；东方的没入波涛，西方的打入地下；那边的溺死，这边的埋葬。惨绝人寰的同工异曲。
如今，那些厚古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事实，只好一笑置之。另外，还流行一种做法：干脆抹杀历史的揭露，肢解哲学的评说，再省略一切碍眼的事实和模糊的问题。“这是乱弹琴的好材料。”乖巧的人如是说。“乱弹琴。”笨伯随声附和。这样，让—雅克·卢梭乱弹琴；狄德罗乱弹琴；在卡拉斯、拉巴尔和西尔旺的案件[1]上，伏尔泰也是乱弹琴。不知道是哪位明公，最近发现塔西陀[2]也是个乱弹琴的人，而尼禄则是受害者，而且毫无疑问，应当同情“那个可怜的霍洛菲尔纳”[3]。
然而，事实不会被轻易吓退，仍旧坚定不移。本书作者在离布鲁塞尔八公里处，就亲眼见过那种遗忘洞：那是如今人所共见的中世纪的缩影，在维赖尔修道院旧址，现为牧场的中间，靠迪尔河边，有四个半在地下半在水中的石室，那便是“地牢”。每座地牢都残留一扇铁门、一个粪坑、一个安了铁条的通风孔；洞口外高出水面两尺，里边离地面六尺。四尺深的河水擦墙而过。牢里地面终年潮湿，幽禁的人就以这湿土为卧榻。有一间地牢里，墙上还嵌着一段枷锁；另一间里还有一个方匣，是用四块花岗岩石板砌成，卧不够长，立不够高，把一个人硬塞进石匣里，上边再盖上石板。实物俱在，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那些地牢、那些囚室、那些铁门、那些枷锁，还有那高高的气窗，河水齐着窗沿流过，没有那盖着花岗岩石板的石匣，好似一座坟墓，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埋葬着活人，还有那粪坑、那泥泞的地面、那渗水的墙壁，全是乱弹琴！
三 什么情况下可尊重过去
出家修行的体制，像在西班牙存在的，也像在西藏存在的那样，对文明来说，无异一种肺痨，能让生命猝然终止。简言之，这种体制使人口锐减。进入修道院，就成为阉人。这情况在欧洲泛滥成灾。此外，还应指出，对精神施暴司空见惯，强迫许愿献身。封建制度依靠修道院，长子制将家族过剩的成员投入修道院，上面我们也谈了残酷的戒规、地牢，将人的口堵住，将头脑封死，多少聪明才智终生许愿，穿上修袍，不幸幽禁在地牢，活活地埋葬了。还应指出，个人所受的折磨伴随民族的堕落，无论你是谁，面对人类发明的修袍和面纱这两种殓装，你总要不寒而栗。
然而，已经到了19世纪，在某些角落和某些地方，出家修行的思想还在对抗哲学和社会进步，继续招募苦修者的怪现象，着实令文明世界震惊。陈旧过时的机构还执意存在下去，那种顽固就像哈喇的头油还要往头发上抹，那种妄想就像臭鱼还要让人吃进肚子里，那种暴虐就像孩子衣裳硬要穿在大人身上，那种温柔又像尸体回家来拥抱活着的人。
“忘恩负义！”衣裳说，“在天气恶劣的时候，我保护过你。为什么你不要我了呢？”“我来自大海。”鱼说。“我曾经是玫瑰花。”头油说。“我爱过你们。”尸体说。“我教养过你们。”修道院也这样说。
对此只需回答一句：“过去了。”
梦想死去的东西无限延续下去，给人的遗体涂上香料以防腐烂，修复残破的教条，给圣徒遗骸盒重新涂一层金漆，将修道院粉刷一新，重新圣化圣骨盒，重新粉饰各种迷信，给宗教狂热鼓劲打气，给圣水刷和马刀换上新柄，重新确立修道制度和黩武主义，坚信社会的保障在于大力繁衍寄生虫，把过去强加给现在，这实在怪得很。然而，确有主张这些理论的理论家。那些理论家也有真才实学，掌握一套极为简便的方法，他们给过去涂上一层釉彩，即所谓的社会秩序、神权、道德、家庭、尊老、古代权威、神圣传统、合法性、宗教；他们还高声叫卖：“瞧一瞧！诚实的人，请要这个吧！”这种逻辑，古人早已知晓。古罗马肠卜僧[4]就运用过。他们给一头黑色牛犊全身扑上石灰，说道：“牛犊是白色的。”用石灰刷白的牛。[5]
至于我们，该尊重的就尊重，而且处处宽容，只要过去肯承认它已经死了。如果它还要活在世上，我们就打击它，将它打死。
迷信、虔诚、伪善、成见，这些鬼魂，虽已成鬼，却死活不肯离世，鬼气中还有牙齿和利爪；必须向它们开战，展开肉搏，永不停歇地跟它们拼杀；要知道，永生永世同鬼影搏斗，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命数。既为鬼影，就难将其扼住喉咙而置于死地。
在19世纪正午的时候，法国的一所修道院，就是对着阳光的一窝猫头鹰。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圣地，修道院明目张胆地鼓吹出家苦修，让罗马在巴黎大展雄威，这是一种时间的错乱。在寻常时期，要消除时间的错乱，只要令其数一数纪元就行了。然而，我们绝非处于寻常时期。
我们战斗吧。
战斗，但是要区分开来。真理的特点，就是从不过分。真理有什么必要夸张呢？有的事物必须消灭，还有的事物，只须辨识清楚就行了。善意而严肃的审查，具有何等力量啊！有光就足够的地方，我们就根本不必送去火焰。
因此，既已是19世纪，那么各国人民，无论亚洲还是欧洲，无论在印度还是土耳其，一般来说，我们都反对出家修行的制度。提起修道院，就等于说沼泽。沼泽显然易于腐臭，淤泥死水有害健康，发酵的物质传染病症，使居民减少数量。出家修行的人成倍增长，成为埃及的伤痛。那些国家的僧徒、和尚、苦行僧、隐修士、隐修女、行者、苦修士，滋生繁衍，如蚁如蛆，想想怎不叫我们心惊胆战。
话虽如此，宗教问题却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有几方面很神秘，几乎很可怕，请允许我们凝神观察一下吧。
四 从本质看修院
一些人聚集而居。凭什么权利呢？就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呢？就凭人人在家都有开门关门的权利。
他们足不出户。凭什么权利呢？就凭自由行止的权利，其中包含守在家中的权利。
他们待在家里，干什么呢？
他们低声说话，低垂着眼睛，他们干活。他们放弃社交、城市，放弃声色享乐，放弃虚荣、自尊和利益。他们身穿粗呢或粗布衣袍，谁也不拥有任何财物。原本有钱的人，一进入那里就成为穷人，财物全分给大家。原来人称贵族、绅士和大老爷的人，与原来被称为农民的人一律平等。所有人的修室都一样。所有人都同样剃度，都穿同样的修袍，吃同样的黑面包，睡在同样的草铺上，死在同样的灰堆上。身后背着同样的口袋，腰上扎着同样的绳子。如果决定赤脚走路，大家都同样赤脚。那中间也许有个王子，但王子也同样是一个影子，头衔没了，甚至连姓氏也消失了，只叫他名字。洗礼的名是平等的，大家都得遵从。他们解脱了骨肉的家庭，在团体里组成了精神的家庭。除了全人类，他们别无亲人。他们救助穷人，护理病人。他们服从共同选举出来的人。他们彼此以弟兄相称。
你会断然高声说：“真的，那正是理想的修道院！”
只要可能有那样的修道院，就足以引起我的重视了。
因此，在本书上一卷中，我以尊敬的口吻谈了一所修道院。除开中世纪，除开亚洲，姑且不谈历史和政治问题，只从纯哲学的观点出发，摆脱宗教论战的手段，只要修道院绝对自愿，只关着情愿的人，我就始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有些方面还以尊敬的态度对待修道团体。有团体的地方，就有村社；有村社的地方，就有权利。修道院是平等博爱这种公式的产物。啊！自由多么伟大！转变多么壮丽！自由足能将修道院变为共和国。
接着谈下去。
那些男人，或者那些女人，在四堵高墙里面，穿着棕色粗呢袍，大家平等相待，以兄弟姊妹相称，这很好，可是，他们还干别的事情吗？
是的。
干什么呢？
他们注视影子，双膝跪下，合拢手掌。
那是什么意思呢？
五 祈祷
他们祈祷。
祈祷谁？
上帝。
祈祷上帝，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身外还有个无限吗？那个无限是否是一体的、内在的、永恒的呢？既是无限，就必然是物质的，那么一旦没有物质了便是止境吗？既是无限，就必然有智力，那么一旦没有智力了便到终点吗？我们只能赋予自身以存在的观念，那个无限是否在我们身上唤起本体的观念呢？换言之，难道它不是我们作为相对体所属的绝对吗？
我们身外有无限，难道身上就没有个无限吗？这两个无限（这种复数多骇人！）难道不是相互重叠的吗？第二个无限难道不是第一个无限的内里吗？难道它不是另一个无限的镜子、反光和回声，共有一个中心点吗？第二个无限是否也有智力呢？它在思考吗？它爱吗？它有愿望吗？假如两个无限都有智力，那么各有一个能产生意愿的本质，在上方那个无限中有个我，同样，在下方这个无限中也有个我。下方这个我就是灵魂，上方那个我就是上帝。
通过思想，让下方这个无限接触上方那个无限，这就叫作祈祷。
绝不要从人的意识中抽掉任何东西，取消即坏事。应当变革。人的某些特性，思考、幻想、祈祷，都指向未知世界。未知世界是浩瀚的大洋。意识是什么呢？是未知世界的罗盘。思考、幻想、祈祷，都是巨大而神秘的辐射。我们应当尊重。灵魂这种壮丽的光辉射向哪里？射向黑暗，也就是说射向光明。
民主的伟大，就在于对人类什么也不否定，什么也不否认。在人权旁边，至少在人权之外，还有灵魂的权利。
摧垮狂热，崇敬无限，这才是正道。我们不能仅仅匍匐在造物主大树之下，瞻仰那缀满星辰的巨大枝丫。我们还有一种职责：为人的灵魂而工作，维护神秘而反对奇迹，崇拜未知而鄙弃荒谬，在不可解释的事物方面只接受必然的东西，净化信仰，扫除宗教上面的迷信，清掉上帝周围的丑类。
六 祈祷的绝对善
只要诚挚，任何祈祷方式都是好的。把你的书反扣过去，置身于无限中。
我们知道，有一种哲学否认无限。还有一种哲学否认太阳，按病理分类，这种哲学叫盲论。
杜撰出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感觉，这是盲人的一种大胆创造。
奇怪的是，这种瞎摸哲学，面对看见上帝的哲学，采取了高傲、妄自尊大而又垂怜的态度。人们仿佛听见鼹鼠叫嚷：“他们的什么太阳，真叫我可怜！”
我们知道，有的无神论者既杰出又能干。其实，他们恰恰由自身的能力拉回到真实上来，难以肯定自己就是无神论者，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定义问题，不管怎样，即使他们不信上帝，但作为大智大慧者却证实了上帝。
我们尊他们为哲学家，同时毫不留情地对待他们的哲学。
让我们接着谈下去。
也有令人叹服的，那就是玩弄字眼的才干。北方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学派，有点云山雾罩的，以为用意志一词取代力量一词，就在人的智力上进行了一场革命。[6]
不说“植物生长”，而说“植物想要”；如果再加一句“宇宙想要”，那就确实会有极大的繁殖力。为什么？因为从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点：植物想要，于是它就有了一个我；宇宙想要，于是宇宙就有了一个上帝。
我们和那个学派不同，绝不先行否定任何观点，在我们看来，那个学派采取植物有意志的说法，比起他们所否认的宇宙有意志的说法来，更难令人接受。
否认无限的意志，也就是说否认上帝，这只有在否认无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这一点我们已经阐明了。
否定无限直接导致虚无主义。一切都变成“思想的概念”。
同虚无主义无法论争，因为讲逻辑的虚无主义者怀疑论争对方的存在，也难确定他本身是否存在。
从他的观点看，他自身也可能只是“他思想的一个概念”。
然而，他丝毫没有觉察，只要一说出“思想”这个词，他就一股脑儿接受了他所否认的一切。
总之，如果一种哲学将一切归纳为“无”，那它在思想上是无路可走的。
对于“无”，只有一个回答：“有。”
虚无主义毫无意义。
没有所谓虚无。“零”并不存在。无并非无，一切无不为物。
人赖以生存的东西，“肯定”比面包还重要。
观察和说明，仅此仍然不够。哲学应当成为一种能量，应当努力并卓有成效地改善人。苏格拉底应当进入亚当的体内，生育出马尔库斯—欧雷利乌斯[7]，换言之，就是把享乐的人变为明智的人，把伊甸园变为学苑。科学应当是一种强身增智的补药。享乐，多么可悲的目的，多么微不足道的志向！愚昧的人才享乐。思考，这才是灵魂的真正胜利。用思想供人解渴，将上帝的概念当作琼浆供大家畅饮，让心灵和科学在他们身上结为兄弟，通过这种神秘的对晤使他们成为正义的人，这就是真正哲学的功能。静观沉思导致身体力行。绝对，应当是实用的。理想，对人的精神来说，也应当是可呼吸的，可饮并可食的。理想有权这么讲：“请用吧，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智慧是一种圣餐。智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再是对科学的无育的爱，而变成人类唯一至上的联络方式，并从哲学升华为宗教。
哲学不应当是建在神秘之上的看台，仅仅便于观赏，便于满足好奇心，除此别无他用。
以后有机会再阐发我们的思想，现在我们只想说，如果没有相信和爱这两种动力，我们就无从理解作为出发点的人，也无从理解当作目的的进步。
进步是目的，理想是象征。
理想是什么？是上帝。
理想、绝对、完美、无限，全是同义词。
七 慎于责备
历史和哲学负有的责任，既永恒又简单：打击大司祭该亚法[8]、法官德拉孔[9]、立法官特里马西翁[10]、皇帝提比略[11]，这是清楚、直接而明白的，毫无疑义。然而，离群索居的权利，即便有其种种缺陷和弊端，也要予以确认和宽待，群居苦修则是人类的一个重大问题。
修道院那种地方，既荒唐谬误，又清静纯洁；既导向迷途，又有良好愿望；既让人愚昧无知，又充满献身精神；既苦修折磨，又殉难得道；因此一提起修道院，几乎总是有褒有贬。
一所修道院就是一大矛盾。目的，是永福；方式，是牺牲。修道院，是以极端克己为结果的极端自私。
以放弃为进取，这似乎是修道生活的格言。
在修道院中，受苦是为了享乐。开了一张到死神那里兑付的期票。拿尘世的黑夜贴现上天的光明。在修道院中，是鉴于许诺赠与天堂才接受地狱生活的。戴上面纱或穿上修袍，是支付永生的一种自杀。
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觉得不容嘲笑。是好是坏，一概是严肃的。
正义的人只能皱眉头，绝不会嘿然讪笑。我们理解愤怒，但不能理解恶意。
八 信仰，法则
再说几句。
我们谴责阴谋诡计猖獗的教会，蔑视热衷于俗权的教权；但是，我们处处敬佩思考的人。
我们向跪着的人致敬。
信仰，人所必需。毫无信仰的人实在不幸！
凝神静思不是无所事事。有有形的劳作，也有无形的劳作。
沉思静观，就是劳作；思考玄想，就是行动。交叉的胳膊在干活，合拢的手掌在工作。举目望天也是一种事业。
泰勒斯[12]静坐四年，创建了哲学。
在我们看来，静修者不是好逸恶劳的人，避世隐修者，也不是懒惰成性的人。
遐想幽冥世界，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我们认为，活着的人应当念念不忘坟墓，这样讲丝毫无损于我们上述的话。在这一点上，神甫和哲学家达成共识。“总要死的。”拉特拉普修道院院长这样反驳贺拉斯。
生活中常念叨点坟墓，这是智者的法则，也是苦行僧的法则。在这方面，苦行僧和智者见解一致。
物质繁荣，我们需要；精神崇高，我们坚持。
性急的人不假思索，问道：“那些木然不动的偶像神神秘秘的，究竟有什么必要呢？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
唉！面对围住并等待我们的黑暗，不知道这无边的弥散要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只能这样回答：“那些人所为，也许是无比崇高的事业。”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也许没有更为有用的工作了。”
从不祈祷的人，确实需要总在祈祷的人。
在我们看来，全部问题就在于掺杂在祈祷中的大量思想。
莱布尼茨祈祷，那很伟大；伏尔泰崇拜，那很美好。“这是伏尔泰为上帝建造的。”[13]
我们拥护宗教，但反对五花八门的宗教。
我们认为祷文空乏而祈祷崇高。
再说，我们所经历的时刻，幸而在19世纪中不会留下影像，就在这种时刻，多少人垂下头，意志消沉，而周围那么多人追求享乐，沉溺于短暂而丑恶的物质生活，无论谁能退隐修道，在我们看来都是可敬的。修道院就是引退的地方。牺牲即使失当，总还是牺牲。将重大的谬误当作天职，也不失为伟大。
就事情本身而论，并围绕真理巡视，直到公正而毫无遗漏地审视了所有方面，那么修道院、尤其修女院最为理想，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妇女受苦最深，隐居修道院就是对社会的抗议，可以说修女院无可争辩地有几分庄严。
修道院生活极为清苦，极为惨淡，上文已粗略地谈及。那不是人生，因为没有自由；那也不是坟墓，因为尚不完满；那是个奇特的地方，犹如高山的山脊，从那里望这边可见我们身处的深渊，望那边可见我们将去的深渊；那是隔开幽明两界的狭长地带，明不明，暗不暗，烟雾迷茫，生命的衰弱之光和死亡的朦胧之光交相辉映，这正是墓穴中的那种晦明。
当然，我们并不相信那些女人所信的东西，但我们和她们一样生活在信仰中。那些心诚的女人，战战兢兢又信心百倍，她们的心灵又卑微又崇高，敢于生活在神秘世界的边缘，在已经闭合的尘世和尚未开放的天堂之间等待，面向世人看不见的光亮，仅有一种幸福，就是想到自己知道光亮在哪里，一心向往幽冥和未知，目光凝望悄然不动的黑暗，跪在那里不能自持，浑身颤抖，有时受太空深邃气息的吹拂，身子又飘飘欲起；我们只要一观察她们，就不免动情，产生一种宗教式的恐惧、一种满怀钦羡的怜悯。
注释
[1]拉巴尔和西尔旺，同卡拉斯一样，都因触犯天主教而处死，伏尔泰为之申冤。
[2]塔西陀（55—120），拉丁文历史学家，直书罗马暴君尼禄（54—68年在位）之事。
[3]指犹滴诱杀霍洛菲尔纳一事。犹滴是古代犹太侠烈女子，为拯救一城百姓，诱杀了进攻犹太的敌将霍洛菲尔纳。见《圣经·旧约》中的《犹滴传》。
[4]古罗马依据牲畜的内脏进行占卜的僧人。
[5]原文为拉丁文。献祭的牛羊应是白色的。不过，肠卜僧的职能是占卜，同这种献祭毫无关系。
[6]很可能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他确实用“意志”的概念取代“力量”的概念。
[7]马尔库斯—欧雷利乌斯（121—180），罗马皇帝（161—180年在位），也是哲学家，信奉禁欲主义，有《论思想》传世。
[8]该亚法，判处耶稣死刑的大司祭。
[9]德拉孔，雅典立法官，公元前7世纪改革了司法。
[10]特里马西翁，公元l世纪拉丁作家彼特罗尼乌斯的作品《萨特里孔》中的人物。
[11]提比略（约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14—37年在位），暴君。
[12]泰勒斯（约前625—约前547），希腊数学家，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奠基者。
[13]原文为拉丁文，刻在菲尔奈教堂的门脸上。那座教堂是伏尔泰于1770年出资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