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1995年夏天。
两个身穿制服的人走上了飞机，在我爸爸面前停了下来。我坐在爸爸边上的座位上，竭力看着他们模糊的身影。他们的语调短促有力，让我想起被蚊子叮咬的感觉。
爸爸解开了他的安全带。“我得跟他们走一趟。”他告诉我。
那两个人护送他下了飞机。我那时七岁，第一次孤身一人。
我使劲盯着过道。在我大约一点五米的视力范围内，有一个人拉着箱子走过，两个孩子背着背包走过。
我靠在座椅靠背上，闭上了眼睛。我们原本是要坐这架飞机在伦敦转机回美国的。我在加州奥克兰出生成长。爸爸在埃塞俄比亚长大，所以我们来此度夏。妈妈和姐姐计划在这里多玩两个星期再回美国。
夏天的记忆在我脑海中萦绕：和TT，以及邻居家孩子一起玩耍；和妈妈一起做葡萄干面包；和爸爸一起在红海里游泳……
我睁开眼睛，又盯着过道。没有人走过。大家都上了飞机。
已经快过去一个小时了，爸爸为什么还没回来？
不安的情绪像一条看不见的铁链紧紧箍住我的喉咙。疼痛从颈部一直蔓延到脑袋。我一直在深呼吸，努力保持乐观。
广播里突然宣布了一条消息，可我只能听到模糊不清的杂音。我的脉搏陡然加速。
自打有记忆起，我就一直耳闻埃塞俄比亚士兵导致厄立特里亚人家破人亡的故事，比如我妈妈曾因拒绝唱歌而被送进监狱之类的。三十年战争[1]期间，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人首先成了靶子。不过战争已经在1991年结束了，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对于来访的厄立特里亚人而言，理应是安全的。他们到底为什么带走我的爸爸？
这个疑问盘旋在我心中，就像肚子被狠狠打了一拳，折磨得我精疲力尽，喘不过气来。疼痛在我的全身蔓延。
我们是美国公民，为什么还要被迫与家人分离？
我盯着他的空座位。他走了。我摸了摸座位，尽管我知道，他走了。我的手摸到了安全带。他的安全带。长长的，光滑的皮带与锋利的金属搭扣形成鲜明对比。金属搭扣也没能保证他的安全。
机身发出一阵强烈的震动。引擎启动了，颤动着我从脚底到脖颈的每一根神经。
我的喉咙和胸口都感到灼烧般的痛苦。颧骨紧绷，呼吸都痛。鼻腔费劲地吸气，好像得了感冒一样。
我需要爸爸。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帮我指引方向？当我在伦敦着陆时，谁能告诉我如何搭乘下一班飞机？我甚至不知道我妈妈在阿斯马拉的电话号码。
一位空姐的身影隐约出现在我的座位旁。咕哝，咕哝，咕哝。她俯身凑到我旁边。咕哝，咕哝，咕哝。
我的嘴巴动不了。我的喉咙像被卡住了。疼痛让我的肌肉都僵硬了，只有我的泪水簌簌掉落。
空姐又开口说话了。咕哝，咕哝，咕哝。
我瞪着她，祈祷她能听见我脑子里的念头：把我爸爸带回来。
她直起身来，转过身走开了。
另一个空姐站在过道的最前端，从她手臂的动作，我可以看出她正在演示安全程序。太晚了。我从未感到如此不安全。
我的手捏紧了爸爸用过的安全带。我的手指感觉到金属搭扣上有湿湿的液体。那是我的眼泪。
一个人冲上过道，冲进我旁边的座位里。他回来了！
我试探性地吸了一小口气，强迫自己放松下来。当我张开嘴呼吸的时候，疼痛沿着我的下颚弥散开。
没有什么能真正保护我免受世界的暴力。我的家人不能，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能，甚至盲人青少年的自我防御课程也不能。我就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脆弱。我爱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我也是。
当我们抵达伦敦时，我爸爸带领我走向下一个登机口。我们在座位上坐定，等待飞往美国。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他们为什么要把你从飞机上带走？”
“我不知道，不过现在没事了。”
我摇摇头。“告诉我，我能承受。”
他从旁边座位上拿起一本杂志，一页页翻阅。“我也不知道，真的不明白。”
“好吧……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叹了口气。“他们问我是不是基丹的儿子。我告诉他们是。然后他们让我填写一些文件资料。飞机就要起飞了，所以我趁那些家伙不注意的时候就赶紧跑回来了。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很高兴你终于回来了。”
他搂住我的肩膀。“我也是，哈本尼耶[2]。”[3]
脚注
[1]指厄立特里亚独立战争，时间为1962～1991年。厄立特里亚（Eritrea），位于非洲东北部，南邻埃塞俄比亚、吉布提。阿斯马拉是其首都，是一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名城。1962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强行将厄立特里亚划为第十四个省，引发了这场三十年战争。1993年5月，厄立特里亚正式宣告独立。——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哈本尼耶是爸爸对哈本的爱称。
[3]这件事发生于1995年，第二次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战争爆发前夕。这是一场从1998年持续到2000年的战争，后来平息至非战争也非和平的紧张状态，直到2018年两国就共同边界问题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