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金对峙局面的形成与维持

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四年正月，金以重兵围汴京（今河南开封），后退兵，数月后再次南侵伐宋，并于闰十一月攻破汴京。次年春，掳徽（赵佶）、钦二宗而去，二月六日，废宋钦宗，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宋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高宗，史称南宋。从那时起，直至金、宋先后为元朝所灭，宋、金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屡屡兴起，然而，除建炎三年（1129）金兵长驱直入，宋军几无还手之力，高宗仓促浮海而逃，幸免于难之外，其余多是互有胜负，以和议而告结束的。

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金朝废伪齐刘豫，左副元帅完颜昌遣宋使王伦南归，许宋议和，拟归还原由伪齐管辖的宋陕西、河南地和宋徽宗灵柩，以及钦宗、高宗生母韦氏等，宋、金以改道后的黄河为界，宋向金称臣纳贡。九年，金完颜宗弼发动政变，杀完颜昌。十年，调发数十万大军，分四路向南宋进攻，以收回前此拟归还宋朝的河南、陕西等地，和议遂废。然而，此时宋、金双方的军心与实力等，已发生变化。金“三军之士，往往皆曰：自开拓以来，大事既定，申画封疆，亦有年矣，何故罢于奔走，违越分疆，远屯戍，守他土；何若并一措画，惟军与民，皆得活息”[1]。而以恢复相号召的宋军将士，士气则显然要高于金兵。同时，宋军韩世忠、岳飞等诸部，自建炎以来，在与金兵和伪齐刘豫的多次作战中，也在收编抗金义军、溃军以及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扩充和壮大。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六》载，“建炎之后，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2]，这是合乎事实的。所以，金兵起初似乎十分顺利，“河南诸郡，望风纳款”，“陕西州县伪官，所至迎降，远近震恐”[3]。然在兴仁府（今山东菏泽西）境内，已遭到李宝所率忠义军马的阻击。六月，完颜宗弼率兵攻顺昌（今安徽阜阳），更有东京副留守刘锜据城以逸待劳，短兵相接，大破金兵。金右副元帅撒离喝在泾州（今宁夏泾川），亦为泾原经略使田晟所败。七月，宗弼率军与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战于郾城（今属河南漯河），再次失利，死伤甚众。宗弼转军攻颍昌（今河南许昌），为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姚政等所败。宋在其他战场也连连奏捷。不过，其时宋高宗却连下诏书，命岳飞、韩世忠等不要贪图攻城略地，而要见机收兵。于是，诸将先后退兵，河南已复州县重又落入金人手中。绍兴十一年（1141）春，金都元帅宗弼又渡淮攻宋，宋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判官刘锜、都统制王德率军与金兵战于柘皋（今安徽巢湖东北），大败金兵。而此后金兵又攻下濠州（今安徽凤阳），邀击杨沂中等部，宋军亦溃败。宋、金各自退兵。金攻宋不能取胜，已有议和之意，宋则以和为上策，双方往来议和，终于达成协议：宋、金两国以淮河为界，宋割唐州（今河南唐河）等四州与金；宋向金称臣，每年贡纳绢、银各二十五万匹、两；金归还宋徽宗灵柩和高宗生母韦氏。次年和议生效，史称“壬戌之盟”。此后，宋、金间没有大的战事，两国彼此相安二十年。从这次宋、金双方作战的实际情况看，金兵显然已不能如建炎初年那样所向披靡，而宋军的作战能力则大为提高，宋、金交锋，宋军反已多占优势，以致后来宗弼谈起这次战争，也不得不承认宋朝“军事强盛，宜益加和好，俟十余年后，南军衰老，然后可为寇江之计”[4]。以这次战争为标志，宋、金双方对峙的局面实际上业已形成。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海陵王完颜亮败盟，发兵数十万大举攻宋。当时，金国内部的形势并不好。统治集团各派之间斗争激化，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军民厌战情绪强烈。就在海陵王大规模签军南侵的前后，反金义军已纷纷揭竿而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官军莫敢近”，而在金军南下的过程中，“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至有“举部亡归，从者众至万余”[5]。十月，完颜亮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被宋将魏胜、李宝击退。十一月，完颜亮率兵自西采石（今安徽当涂北）渡江，时采石宋军无帅，文臣虞允文至采石犒师，即召统制时俊、王琪等聚议，激励诸军，凭借宋军水战长技，以车船、霹雳炮等大败金兵。完颜亮又欲从瓜洲渡江，而当时金曹国公乌禄发动政变，已在北方称帝（称帝后更名雍，是为金世宗），金兵厌战，军心已乱，结果完颜亮为部下所杀，金兵北归。

南宋孝宗（赵眘）即位后，锐意恢复，任用张浚为都督，主持北伐。然宋、金之间毕竟已二十年未曾用兵，宋朝军备也已松懈，仓促起兵，各方面准备皆不充分。隆兴元年（1163）五月，张浚命御前都统制兼淮西招抚使李显忠、副使邵宏渊率十三万兵马出师北伐，收复灵璧（今属安徽）、虹县（今安徽泗县）、宿州（今属安徽）。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率军反击，宋军败，退入宿州州治符离城中。邵宏渊与李显忠不和，不肯力战，诸将相继违令逃遁，金兵追击，宋军大败。而此时宋廷内部和议之论再占上风，孝宗遂不得不同意与金再次议和。次年，和议成，宋、金为叔侄之国，岁贡改称岁币，各减五万，其余大致与绍兴十一年和议条款相同。和议从第二年乾道元年生效，故又称“乾道之盟”。此后四十余年，宋、金两国没有大的战事。

宋宁宗（赵扩）嘉泰末年，金受蒙古攻扰，国势渐衰，宋宰臣韩侂胄意欲北伐，得到辛弃疾、郑挺、邓友龙等人的赞同和支持。开禧二年（1206）五月，宋宁宗下诏北伐，然宋军备战仓促，诸路出师先小胜后皆不利，加之宋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变，宋又不得不向金求和，金提出苛刻条件，和议未果。次年，四川宣抚副使司随军转运安丙等谋杀吴曦，金兵在川、陕战事亦不利，金大帅仆散揆及宗浩也先后病死军中，宋朝局势出现转机。然此时宋礼部侍郎史弥远竟密谋杀害韩侂胄，并向金求和。嘉定元年（1208），和议成，宋增岁币至三十万两、匹。其后金国力日衰。嘉定十年宋金复又开战，直至金亡。

综观南宋与金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互有胜负。无论是哪一方，虽似乎有战胜对方的机会，但实际上皆难以如愿，而不得不以和议告终。即如建炎三年金兵渡江作战，宋军溃败，宋高宗航海逃遁，形势岌岌可危，然张俊仍有明州（今浙江宁波）之捷，牛皋有宝丰（今属河南）之胜，而韩世忠与完颜宗弼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镇江至南京一带）达四十余天，屡败金兵，以至宗弼“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6]，军势尤为穷蹙。而绍兴十年（1140）宋金之战，宋军诸路皆告捷，岳飞之军连下河南郑州、颍昌等数城，然诏下班师之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乡，旗靡辙乱。飞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7]以此“应时皆南乡”之军心，孤军深入，要继续北上与金人作战，能坚持多久？宋朝故土能否恢复？也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绍兴三十二年二月，金人攻蔡州（今河南汝阳），被侍卫马军司中军统帅赵樽击退，死伤甚众，然“金人既败，犹能整顿行伍于西原，分八头，每一头以两旗引去，以示有余。官军望之，皆不言而咨叹”[8]。如此则金人亦不易胜之。因而，南宋与金国的相互对峙，尤其是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和议达成以后相持局面的出现，从军事上看，已是势所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