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ra是什么？

那年春天，爱迪生庆幸自己摆脱了数千名“未经培训且粗心大意的工人”，据估计，这数量相当于全部1.1万名领薪员工的1/3。在他看来，若要让爱迪生公司重振雄风，还需要发出更多解雇通知单。他对查尔斯说：“你将从这次大萧条中吸取教训。”

显然，他并不在意自己已经成为西奥兰治最讨人厌的家伙，又开始实施一项新计划，用愿意接受更低薪酬的年轻人取代高薪主管。这意味着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风险投资。为了确保他能从数以百计的绝望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他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来测试他们的基本知识。在最初那批申请人中，他认为只有4%的人值得雇用。他在5月宣布：“测试结果令人非常失望，我发现那些上过大学的人非常无知。”

爱迪生的这句话中隐含着对高等教育的蔑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发表此类观点了。它暴露了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比一个几乎没上过学，但靠着一路摸爬滚打取得成功的小镇男孩儿所抱持的反智主义复杂得多。在密歇根州休伦港的家中，母亲教授他小学内容，她的文化积淀足以让他接触吉本和休谟，彼时他甚至靠自学彻底领会了理查德·帕克的《自然和实验哲学学术纲要》的内容。他的父亲萨姆是个激进粗俗的分离主义者，在爱迪生还在大干线铁路上当报童时，就“赠给”他一套托马斯·潘恩的作品全集。

在那以后的60年里，爱迪生几乎不涉猎人文社科类的书，但是阅读了大量的自然科学著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杂志和报纸。如今他声称要研究27种期刊，其中包括《警察公报》、几种自由周刊、《实验医学杂志》，而且每天要读5篇论文，“每月大约要读40磅重的书”。他之所以能够一直高效阅读，是因为他能够快速翻阅并记住任何他感兴趣的数据。“我的书几乎都是各个科学协会的抄本，不会再版的。”

他精力充沛地在页边写下批注，赞同那些打动他的段落，但可能更多时候是对书中内容表示反对。他在奥利弗·洛奇的小说《以太与现实》中的一章上方写下，“这是价值超过一磅铂的年轻形而上学”；在舍伍德·艾迪的《信仰的新挑战》中描写母性之爱的一段文字旁边，他评注“为什么要扯到《圣经》里的名言”。引用对他来说信手拈来，他有一种大西洋彼岸的反讽式幽默：“正如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所说，我们的美德随着作恶能力的减弱而增强。”他的学识比许多大学教授都渊博，更不用说他们的研究生了。电气理论家乔治·斯坦梅茨曾说：“据我所知，爱迪生是当今在人类所有知识领域中最见多识广的人。”

一个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公布了77个爱迪生提出的问题，诸如“皮革是如何鞣制的？”“丹东是谁？”和“copra（干椰子肉）是什么？”，他认为这些问题剥夺了他在西奥兰治工作的资格，那不公平。另一位被拒者则抱怨说，他没有发现“甲状腺与销售白炽灯泡、吉卜赛人与会说话的机器、玫瑰油与销售产品”之间存在任何有用的联系。

问题的泄露让爱迪生始料未及。他被迫又编写了113个问题，但它们也被刊登在了全美各地的报纸上，标题是“爱迪生说，你如果回答不出这些问题就是无知”。

《哈珀周刊》指责他沉迷于“philallatopism”（卖弄主义），即卖弄般地以揭露他人的无知为乐事。不过，这些问题虽然很难，却非常接地气：

战前哪个国家的人喝茶最多？

《埃涅阿斯纪》的第一行是什么？

车床的活顶尖在哪里？

列举巴拿马运河上的两个船闸的名字。

20英尺×30英尺×10英尺大的房间内的空气重量是多少？

谁发明了对数？

美国哪个州的名字是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工匠？

声音每秒传播多少英尺？

最后一题即使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说也太难了。当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位“相对论之父”的回答像是在为自己辩护，他通过一名翻译表示，他认为用任何百科全书里的数据搅乱自己的头脑都是没有意义的。爱因斯坦生气地说：“大学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许多客观知识，而是训练思维。”

尼古拉·特斯拉，当时流行的“天才”排行榜上爱因斯坦的竞争对手，对此表示赞同。“爱迪生过于看重单纯的记忆。”波士顿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写信给爱迪生，声称所有取得高等教育资格的大学生都是聪明的。因此，任何旨在反驳这一点的调查问卷，即使不是为了满足个人虚荣心，也在设计思路上有问题。“难道你不是用自己的成就为别人树立了一个标准吗？然而美国也只有一个爱迪生啊。”

对于这一敏锐的批评，爱迪生只能回答，他的问卷“本质上是一次粗略的测试”，目的是彰显他最珍视的主管品质——好奇心。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他又补充表示，他并未试图衡量“智力、逻辑或推理能力”，只是想雇用那些“头脑机敏……有观察力，对生活充满兴趣”的男青年。[5]

这番解释丝毫不能平息幽默人士（专业的和业余的都有）对他的“无知测量计”的嘲讽。短路的长度，斑马身上的条纹数量，“爵士”领结的起源，以及Mephistopheles mosquito（靡非斯特蚊子）的词源，这些问题都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位漫画家讽刺爱迪生是第欧根尼，无知之人看到其知识之光后都仓皇逃窜。韦尔斯利学院的一群女学生给他发了一份5英尺长的问题清单，包括“猫薄荷的化学性质是什么”和“当你关掉电灯时，光会去哪里”。

爱迪生抱怨说，报纸“把我搅得一团糟”，并威胁这些报纸，如果他的题目再见诸报端，它们就将面临司法起诉。然而，喜欢出风头的“那个他”却又很享受自己制造的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发表了近40篇关于“爱迪生智力计”的文章，像《文学文摘》《哈珀周刊》《新共和》这样的行业标杆杂志更是开始了一场未来持续多年的关于智力测试的辩论。爱迪生包罗万象的问卷并不是第一份智力测试问卷，早在1917年，美国陆军部的能力测试就警示过，几乎一半的美国白人是“弱智”，但是陆军部的测试故意设计得不科学，为了彰显个性，而非侧重认知能力。

总之，大多数专业人士忽视甚至嘲笑爱迪生的测试，当最终证明测试无效时，爱迪生也放弃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终被视为对巴比特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因辛克莱·刘易斯的长篇小说《巴比特》而得名）成千上万的公司采用的非语言性的、过度量化的测试的责难。《世界》杂志评论道，在那个社会氛围因大萧条和禁酒令而变得阴郁的时代，“爱迪生和他的问卷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欢乐，也为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