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改变的玛雅历史观

考古学的实践不断变化。不断改进的复原及分析证据的方法已被提及——这些改变将继续为考古学家提供更多信息。但纵观考古学本身的历史，考古学家提出的问题和对物证的解释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且无疑会在未来继续发生变化。

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区开始热衷于发掘并尝试了解失落的古城［彩图2（c）］和“历史文物”，即由现已消失的人们和社会所制造使用的物品。此种兴致经久不息，后来转移到了美洲等地，并于19世纪达到顶峰，考古学自此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

陶器和考古学

一些关于过去人类活动最珍贵的线索来自烧制黏土（fired clay）制成的手工艺品——陶器、雕像、装饰品及其他物品。陶器的保存时间比其余多数人工制品长久很多，即使在潮湿的玛雅热带区域也是如此。最常见的人工陶器工艺品是陶器碎片，即破碎的陶器的碎片。它们很好地“记录”了时间，因为陶器的形状和装饰随着时代发生改变，这种变化通常是渐进的，有时是急剧的。对这些变化模式进行研究能够帮助考古学家确定古代陶器碎片的年份。因此，考古学家只需要检测沉积物中的陶器碎片，便可以很快验证某个发掘地是否达到某个时代的水平。

对考古学家而言，古代陶器还有诸多其他用处。陶器的大小和形状表明了用途。识别出的食物残渣可以证明陶器的功能，有时陶器的功能可由绘制的图像字符证实，字符可以标注出陶器的用途，例如一个巧克力（kakaw）罐。此种功能性测定有助于重新构建古代人类活动。因此，如果建筑物的残骸上散落着储藏罐、烹饪锅和烤盘的陶器碎片，那么它很可能是一处住宅。而另一处布满着香炉（incensarios）和供奉碗（offering bowl）碎片的建筑则可能用于仪式活动。（利用中子活化分析）鉴别陶器中所用黏土的不同来源，确定了陶器的生产中心和分布及贸易模式（图2.1）。对于陶器分布的其他研究提供了信息，包括早期玛雅人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发展和职业差异、古代饮食和烹饪习惯、宗教信仰和礼节、亲属关系、葬礼习俗及精英和平民的其他生活细节。

因此，考古学变成了学者了解世界各地古文明起源的一种新方式。只有在“新世界”（见引言）发现了包括令人震惊的文明在内的各种全新社会之后，解释文明崛起的欲望才增强。尽管欧洲人最初将美洲文明“解释”为旧世界的移植品，但到了19世纪晚期，考古学这门新学科搜集到了压倒性的证据，足以证明新世界文明的独立起源。概而言之，整个新世界的史前美洲土著社会的考古学解释越来越复杂，这一结论的得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考古学和人类学这门新学科的密切联系。新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考古调查不断增多，这一现象促进了美洲人类考古学的兴起。自19世纪以来，玛雅地区成为了此类研究的中心（图2.2、图2.3和图2.4）。

图2.2 来自德尔·里奥1822年发现的帕伦克美洲虎王座绘画 让-弗雷德里克·瓦尔德克（Jean-Frédéric Waldeck）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帕伦克绘制的美洲虎王座（the JaguarThrone），这是最早发表的对古玛雅遗址的描述之一（来自德尔·里奥，1822年）。

图2.3 阿尔弗雷德·莫兹利对科潘的研究 阿尔弗雷德·莫兹利的研究开启了调查古玛雅文明的现代纪元。19世纪末，莫兹利绘制、挖掘和拍摄了许多主要的玛雅考古遗址（发掘于大广场的科潘石碑C的照片，来自莫兹利，1889年—1902年）。

图2.4 飞行器辅助下的蒂卡尔项目多学科交叉研究 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赞助的蒂卡尔项目（1955年—1970年）是对玛雅遗址进行的首次大规模多学科考古调查；这项工作几乎完全由DC-3等型号的飞机提供援助，当时蒂卡尔还未通路（1966年7月）。

玛雅考古项目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勘探、记录和掠夺玛雅文明遗址。1787年，西班牙一个炮兵团团长安东尼奥·德尔·里奥被派去调查位于帕伦克（在今墨西哥恰帕斯州）的一座失落的古城的消息。他勘探了遗址，将调查结果报告给上级长官，并搜集了陶器、燧石制品以及雕像碎片。他的报告最后出版于1822年（图2.2）。然而，即使以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德尔·里奥的勘探方法仍具有随意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堵住一扇窗或门道，也没有推倒一面隔墙”）。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一批包括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和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在内的探险家孜孜不倦地发掘并记录了几十处玛雅遗址、雕刻纪念碑及建筑［见彩图2（c）］。从这一探索时期到现代系统化考古调查开始，这一过渡是渐进的。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阿尔弗雷德·P.莫兹利在洪都拉斯科潘的研究开启了对玛雅地区科学考古研究的时代（图2.3）。从那时起至今，已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机构和考古学家进行了调查，这为古玛雅和前哥伦比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和更广阔的背景。

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考古研究的发展也受到越来越复杂的理论体系应用的推动，用以指导考古证据的获取和解读。最基本的案例是文化历史理论，它基于地层学（stratigraphy）和有意义的比较，通过构建时间和空间框架来定义年代学和“考古文化”。这些框架被持续用以定义包括古玛雅在内的中美洲历史社会的时间跨度和领土范围。

自20世纪中期以来，文化历史框架由更明确的科学研究和解读大量扩充，这些科学研究和解读基于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通常在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的标签下相融合。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有关古玛雅的新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该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各种研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面视角，其中包括在伯利兹巴顿莱米（Barton Ramie）玛雅区域先行应用的聚落模式研究（settlement pattern studies）；综合性多学科调查，例如危地马拉的蒂卡尔项目；以及更具针对性的问题导向研究，例如尤卡坦的科苏梅尔项目（Cozumel Project）。这些研究以及后来许多研究产生了大量关于不同环境中人群的适应性反应、资源获取、贸易、人口规模和组织的新信息及其他数据，而这些数据使古代玛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重构。

然而，同样可以明确的是，过程性方法存在局限性，尤其是以排除其他研究策略和解读的方式运用时。比如，某些过程性研究将生态适应或人口压力等“原动力”认为是包括农业发展和国家起源在内的重大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是进一步研究总能暴露这些原因之外的特例，或是其他关键因素的参与。事实上，各种因素常以相互作用的系统为模式，将各种因素相结合通常更有可能解释考古记录中所见的变化。而过程性方法通常认为考古记录中的变化反映了整个社会内部大一统的趋势，它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内部个体或团体反应的多样性。纵观历史，个人和集体行为改变整个社会方向的案例却比比皆是。过程性方法还存在其他问题。比如，文化唯物主义（cul- tural materialism）尤其倾向于忽视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如历史所示，意识形态在加强决策者的合法性方面往往至关重要，无论是促进还是抵制社会变革的趋势，意识形态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

20世纪末，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导致多种理论方法从过程性方法中分离，形成一个松散的集合，这个集合通常被称作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毋庸置疑，其中有些替代方法早于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比如，马克思主义考古学（Marxist archaeology）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察过去社会的内部冲突，有效反驳了考古记录代表一种社会共识的过程性假设。女性主义考古学（feminist archaeology）纠正了植根于历史过程性观点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刻板印象，证明女性是过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变革的积极推动因素。这些及其他后过程性方法有着共同的目标，即拓宽考古学家尝试理解过去的思路。实现目标的手段包括注重历史作用因素的重要性——个体、家庭和小集体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作用和影响变革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是以过去社会中民族、性别和其他差异为中心的方法，以及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影响社会进程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同样承认研究者的行为和观点影响研究的执行和结果（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