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终于乘船去喀山大学上学了[1]。

我想上大学的念头是受了一个叫尼·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的开导而产生的。他是个可爱的青年，长得又漂亮，有一双女性的温柔可亲的眼睛。当时他和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住在阁楼上。他常常看到我手里拿着书本，这就引起了他对我的注意，于是我们就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让我相信：我有“罕见的科研能力”。

“您天生是为科学服务的！”他对我说，同时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似的长发。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即使是个只起着家兔作用的人也能为科学服务的。可是叶夫列伊诺夫如此令人信服地向我表明：大学里正需要我这样的小伙子。不消说，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2]的阴魂也被惊动了。叶夫列伊诺夫说，我去喀山后可以住在他那儿，用一个秋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我就能完成中学的课程。只消考好“随便几门”课程（他是这样说的：“随便几门”），大学里就会提供我助学金，再过那么五年工夫，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所有这一切看来都非常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那时只有十九岁，而他又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考完试后，就离开这儿了。过了两周，我随他之后，也动身了。

我外婆送我时劝告我：

“你啊，不要再跟人家斗气了，你老是使性子，又厉害又高傲！这都是外公传给你的。可你外公算什么？这苦命的老头子，活着活着，结果成了个大傻瓜。你要记住一件事：上帝不判断人们的是非，只有魔鬼才喜欢干这事呢！好啦，告别吧……”

她一面擦去她那褐色的、松弛的脸颊上的寥寥几颗眼泪，一面说道：

“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你这个坐不住的孩子呀，要远走高飞了，可是我呢？我就要死了……”

前段时间，我离开了这个可亲的老人，甚至很少和她见面，此时此刻，我突然痛苦地感觉到，以后我已经再也见不到这个如此贴心的亲人了。

我站在轮船的尾部，瞧着她在那边码头的边缘，用一只手在自己身上画十字，另一只手拿着旧披巾的角擦着她的脸和那双充满着对人们无限怜爱的光芒的黑眼睛。

于是我就到了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座狭小的平房住所里。这座小屋孤零零地屹立在一条陋巷尽头的小土山上。小屋的一堵墙对着那片荒凉的、失过火的场地，在这片荒地上，长出了密密层层的野草，在长着苦艾、牛蒡和酸模的杂草丛中，接骨木的灌木林里隆起一片砖瓦建筑物的废墟，废墟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地窖。一条条无家可归的狗栖息在那里，也死在那里。这个地窖我将永志不忘，它是我所上的几所大学中的一所。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他母亲和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以少得可怜的抚恤金为生。在刚到这儿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不时看到这个脸色苍白而又瘦小的寡妇从市场回来，把买回的东西摊在厨房里的桌子上，她十分困窘，发愁地算起了一个难题：怎样用这些小块的肉为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即使不把她自己算在内，做顿有足够数量的美餐呢？

她沉默寡言，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里，凝集着宛如一匹耗尽全力的母马那种绝望、温驯而倔强的劲儿，这匹可怜的马儿拉着火车上山，它知道：“我拉不动了”，可是它仍然在拉着！

在我到这里的第四天早晨，我到厨房里帮她洗菜，当时孩子们还在睡觉。她低声而谨慎地问我道：

“您来这里干什么？”

“来念书，上大学。”

她扬起双眉，连同脑门上发黄的皮肤一起向上挪动，一不小心，菜刀切破了她自己的手指；她一边吮吸着伤口的血，一边坐到了椅子上，但立即又跳了起来，说道：

“啊，见鬼……”

她用手绢裹好切伤的手指，接着夸奖我道：

“您削土豆真在行。”

是啊，还能不在行！于是我把曾经在轮船上干活的事讲给她听。她问道：

“您以为，凭这点本事，您就能上大学了吗？”

那时候，我对幽默一窍不通。我非常认真地对待她的提问，讲述了我的行动步骤，我完成计划之后，科学殿堂的大门就会在我面前敞开的。

她叹了口气。

“啊，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到厨房洗脸来了。他睡眼惺忪，一头乱发。他总是乐呵呵的。

“妈妈，能包顿饺子吃就好啦！”

“嗯，好吧。”母亲同意地说道。

我想炫耀一下我对烹饪的知识，便说道：“这肉做饺子不好，并且也太少了。”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立刻大发雷霆，对我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以至于我双耳充血、发胀起来。她将一把胡萝卜扔到桌上，离开了厨房。尼古拉向我挤了挤眼，解释她的举动：

“情绪不好……”

他在板凳上安坐下来，接着告诉我：女人，总而言之，都比男人更神经质，这是她们的天性。有一位名望很大的学者，好像是个瑞士人，对这一点作过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3]对这个问题也谈了一些类似的见解。

尼古拉很喜欢教导我，于是他就利用每一个适当的机会，给我灌输一些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话。后来，我竟把佛克、拉罗士佛克和拉罗士查克林[4]三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脑袋：是拉瓦锡[5]砍了杜模力[6]的脑袋呢，还是恰恰相反呢？这位漂亮可爱的青年真诚地希望“把我教育成人”，他很有信心地向我保证要这样做。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其他应有的条件来认真地教我。他那少年的轻率和自我陶醉使他看不见母亲是怎样使尽全力、煞费心机地支撑着家庭。他的弟弟是个沉默寡言、难以共处的中学生，就更觉察不到这一点了。而我早已对厨房经济和化学的复杂戏法的微妙了如指掌。我清楚地看到这个女人随机应变的本领，她不得不天天欺骗自己孩子的肚皮，并且还要喂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外来年轻人。自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就像一块石头那样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着手寻找工作，不论什么样的工作。一大早，我就离开家，为了避免吃闲饭，遇上恶劣的天气，就躲进那荒地上的地窖里，坐在那里听着倾盆大雨和呼呼的风声，嗅着死猫死狗的臭味，我很快就领悟到：上大学——这只是个梦想而已，如果当初我去了波斯，也许会明智多了。于是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白胡子的巫师，一使魔法，就能让谷粒长成苹果那么大，能让土豆长到一普特[7]重。总而言之，我为了这大地，为了这不仅是我一个人走得极度艰难的大地，臆想出了不少造福于民的事来。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一些异乎寻常的奇遇和伟大的献身行为。在生活艰难的日子里，这些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艰难的日子太多了，所以我更加善于幻想了。我并不期待他人的援助或希冀于幸运的机遇，我的意志逐渐磨炼得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越聪明了。我很早就已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反抗中得到造就的。

为了不挨饿，我经常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去，在那儿可以很容易地挣得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钱。在那儿，在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痞棍中间，我感觉自己是一块被投进烧红的煤炭里的生铁。每日，我脑海中充满了大量强烈的、火辣辣的印象。在那儿，那些赤裸裸地贪求的、生性粗鲁的人们在我面前旋风般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那种对生活的憎恨。喜欢他们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持有的嘲笑和敌视，对自己却无忧无虑的态度。我以往的亲身经历驱使我和他们接近、投入到他们那个颇富刺激性的圈子里去的愿望油然而生。我曾经读过的勃来特·哈特[8]的作品和大量“低级趣味的”小说更激起我对这个阶层的人们的好感。

有一个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曾经是师范学院的学生，而今穷途末路，还患有肺病。他巧舌如簧地开导我：

“你怎么像个姑娘，老是畏畏缩缩的，你是否害怕失去童贞？对姑娘说来，贞操是她全部的财富。可对你说来，那只不过是个枷锁罢了。公牛倒挺规矩，那是它吃饱了干草的缘故！”

巴什金有一头浅棕红色的头发，像演员那样把脸刮得光光的，他那矮小的身材，机灵柔软的动作很像一只小猫。他以教师和保护人的态度对待我，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获得成功和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最喜欢读的是《基督山伯爵》[9]。

“这本书中既有目的，又有真情。”他说道。

他很喜欢女人，谈论起女人来津津有味，兴高采烈，那衰弱无力的身体也痉挛起来；这种病态的痉挛使我感到厌恶，然而我还是注意地听着他的谈论，觉得他的话语十分优美动听。

“娘们儿！娘们儿！”他唱歌似的说道，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那双黑黑的眼睛闪烁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娘们儿，我任何事情都肯干。对女人来说，这像魔鬼一样，根本不存在罪孽！再也找不到比活在世上爱恋着女人更好的事啦！”

他是一个很有讲故事天分的人，并且还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为妓女们编出一些歌唱不幸爱情的扣人心弦的哀歌。他的歌曲唱遍了伏尔加河沿岸的各个城市。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就是他创作的：

我家一贫如洗，我又不美，

粗衣淡饭，不穿绫罗绸缎。

仅仅为这，贤惠淑女

难结良缘……

有一个搞黑行当的人，叫特鲁索夫，他待我也很好，这个人相貌端庄，穿着讲究，有乐师那样纤细的手指。他在舰船修造厂区开了一个小铺子，挂着“钟表匠”的牌子，然而干的是销赃的勾当。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去学那些小偷小摸的混账事儿！”他微微眯起他那狡猾而果断的眼睛，神气地捋着斑白的胡须，对我说道，“我看得出来，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是个看重精神生活的人。”

“看重精神生活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看重精神生活的人对任何东西都没有羡慕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对许多人和许多事都很羡慕，顺便提一提，巴什金那奇特的诗歌般的调子，出人意料的比喻和用词，他讲话的才能，就使我羡慕不已。我记得他讲的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

“一个朦朦胧胧的夜晚，我像一只伏在树洞里的鸮，待在穷困偏僻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旅店里。正当秋季，十月份，下着绵绵细雨，风儿不时吹刮，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慢声唱着没有尽头的哀歌：噢—噢—噢—呜—呜—呜……”

“……瞧，她来了，她步履轻盈，肌肤红润，宛如日出时的彩云，她那纯洁的眼神却是伪装的。她以恳切的声音说道：‘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我明知她在撒谎，却相信这是真话！凭理智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而情感上我怎么也不相信她在骗我！”

他一面讲着，一面有节奏地摇摆着身子，眼睛半开半闭，不时用手轻轻地摸摸自己的心窝。

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但是所说的话语却娓娓动听，有如夜莺的歌声那样扣人心弦。

我也羡慕特鲁索夫。这个人特别有趣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和布哈拉，非常气愤地嘲笑高级僧侣的生活。有一次他竟神秘地讲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干自己的事儿是个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小说里描写的一类“坏人”，小说结尾时，出乎读者意料之外，这些“坏人”竟变成了宽宏大量的英雄人物。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晚，这些人渡过喀山小河，来到对岸的草地上和灌木林里，在那儿一面吃喝，一面交谈着各自的事情。谈得更多的是有关生活的错综复杂，奇怪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纠葛等等，对女人更是大谈特谈。他们怀着愤恨、忧伤的心情谈论女人，有时谈得感人肺腑；他们几乎总是怀着一种向黑暗窥视的感觉——在那黑暗中充满了非常可怕的意料不到的事情。在那星光暗淡的黑色天幕下，浓密地长满柳丛的闷热洼地里，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三夜。这儿临近伏尔加河，因此夜晚空气很湿润，船上的桅灯酷似一只只金色蜘蛛在黑暗中向四面八方爬去。在那黑压压一大片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团团火球和一条条火龙，这是富庶的乌斯隆村里的饭馆旅店和村民住房的窗户发出的光亮。轮船的轮片打击着河水，发出低沉的声音，水手们在驳船队上，异常紧张地狼嗥般吼叫着，某处有人一边用锤子敲击着铁板，一边拉长了声音凄凉地歌唱，稍稍地排解着心灵的忧伤，歌声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忧愁。

更令人忧愁的是听着这些人低声倾泻内心的话语——他们思考着生活，各自诉说自己的事情，几乎谁也不听谁的。他们在灌木林里或是坐着，或是躺着，吸着烟卷，偶尔（不贪婪）喝一点伏特加和啤酒，然后他们追溯着一件件往事。

“瞧，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黑夜中，趴在地上的一个人说道。

听完了他所讲的事情，人们都同意地说：

“常有这样的事，都是常有的事……”

“有过”，“这是常有的”，“有过不少呢”，我听着这些话，觉得今夜人们已经活到了生活的尽头，一切都已经有过，再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这使我和巴什金和特鲁索夫疏远起来，然而，我还是喜欢他们。根据我的经历来推理，如果我和他们走同一条路是十分自然的。我那向上爬和上大学念书的希望受到了凌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他们靠近起来了。在那饥肠辘辘、满腔愤怒和苦恼烦闷的时刻，我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去犯罪，不仅仅是去反对那“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浪漫主义不允许我脱离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那时候，除了人道主义的勃来特·哈特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小说以外，我已经读过不少严肃的书籍，这些书鼓励我去追求某种还不十分明确的东西，这个东西比我见过的一切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就在这个时期，我又认识了几个人，得到了一些新观感。一群中学生常常到叶夫列伊诺夫住所旁边的空地上来玩击棒游戏。其中有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中学生深深地吸引了我。他那黝黑的皮肤，有些发青的头发，很像日本人。他满脸雀斑，仿佛脸上擦进了火药末似的。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玩起游戏来很机灵，谈起话来很俏皮，他身上充满着各种天才的幼芽。他差不多跟所有富有才华的俄罗斯人一样，以天赋的才能过日子，不再想努力去提高和发展这些才能了。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对音乐有着极其高超的鉴赏力。他爱好音乐，能够像演员那样演奏古斯里琴[10]、三弦琴和手风琴，却不想去学更高难的乐器。他很贫穷，没有一件好衣裳，然而，他那皱皱巴巴的破衬衫、缀满补丁的裤子以及千疮百孔磨坏了底的靴子与他那豪放的性格、瘦削身材的麻利动作以及大幅度的手势非常相称。

他像一个得了长期重病之后刚刚康复的人，或者像昨天才从监牢里释效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惬意，使他感到热闹快乐，他跳跳蹦蹦，活像满地飞蹿的花炮。

他得知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于是建议我搬去和他住在一起，并且劝我去当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快乐的、叫作“马鲁索夫卡”的贫民窟，大概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的学生熟悉它。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所年久失修、破破烂烂的大房子，似乎是那些挨饿的大学生、妓女和被时代淘汰了的无用人的幽灵从房主那里夺过来的。普列特尼奥夫住在从走廊通到阁楼的楼梯底下，那儿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边摆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了。这条走廊通着三间屋子，两间屋里住着妓女，第三间里住着一个害痨病的、教会学校毕业从事数学研究的人。他又高又瘦，瘦骨嶙峋得几乎令人害怕；浑身长满了浅浅的棕红色硬毛发，肮脏的衣服勉强遮盖着身子；从衣服的破洞里露出可怕的微微发青的皮肤和骷髅似的肋骨。

他好像只是靠着吃自己的指甲过活——把指甲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日日夜夜地制图、运算，不断地咳嗽，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妓女们认为他是个精神失常的人，都很怕他，然而出于怜悯，常常在他的门口悄悄地放上一些面包、茶叶和食糖，他就把这一包包的东西从地上捡起来，拿回屋里，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犹如一匹疲劳已极的马似的。要是她们忘记了或者由于什么原因不能给他送礼物来，他就打开房门，朝着走廊沙哑地喊叫：

“拿点面包来！”

在他那双眼窝深陷的黑色眼睛里，闪耀着幸福狂热者自命不凡的骄傲神色。偶尔有一个矮小的驼背客人来看看他，此人长相丑陋，一只脚向外翻着，肿胀的鼻子上支撑着一副深度的眼镜，头发花白，在他（阉割派教徒[11]）蜡黄的脸上呈现着狡猾的微笑。他们紧紧关起房门，在奇怪的宁静中，默默地待上好几个小时。只有一次在深夜里，这个数学家沙哑的怒吼声把我惊醒了：

“我说——这就是监狱！几何学——是鸟笼，是的！是捕鼠器，是的！是监狱！”

驼背的丑八怪那尖细的嗓子发出嘻嘻的笑声，反复地说着一个奇怪的词儿，可是这个数学家突然吼叫起来：

“滚蛋！滚！”

他的客人滚到走廊里，愤恨地嘟哝着，时而尖叫几声，裹上了宽敞的披风，这时瘦高而又可怕的数学家站在门口，把手指插进蓬乱的头发里，声音沙哑地喊叫道：

“欧几里得[12]是个傻瓜！傻——瓜……我可以论证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用力把房门关上，震得他屋里的什么东西轰隆一声掉了下来。

不久，我听说这个人想根据数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就死了。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个印刷厂里做报纸的夜班校对员的工作，一夜可挣得十一戈比的工资。如果我来不及出去做工挣钱，那么我们一昼夜就只能吃上四磅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工，因为我要学习。我正在非常困难地钻研各门学科，那些拘谨死板得反常的语法规则尤其使我苦恼，我根本不会把生动的、难度大的、变幻莫测而又灵活性强的俄语搬进僵死的语法框框里去。然而，没多久我高兴地发现，我开始学习为时“过早”了。即使我能考上，取得当乡村教师的资格，由于我的年龄，也不会得到教师职位的。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睡在同一张单人床上，我夜间睡，而他白天睡。他干上一整夜的活儿，一夜不睡使他疲倦不堪，脸色变得更黑了，熬得两只眼睛又红又肿。他清早回来，我马上跑到小饭馆里去打开水，因为我们没有茶炊，这是很自然的。随后，我们在窗户旁边坐下来，就着面包喝茶。古里给我讲报纸上的新闻，朗读署名为“红色多米诺”那嗜酒成癖的小品文作家的打油诗。古里那种对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使我大为惊奇，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像他对待那个买卖女人旧衣饰兼做拉皮条的胖脸蛋婆娘加尔金娜一样。

他是从这个婆娘手里租下那楼梯底下的屋角的，但是他无钱付“房租”，以说说逗人高兴的笑话，拉拉手风琴，唱唱动听的歌曲来代替房租；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歌来，他那双眼睛便闪耀着讪笑的神情。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合唱演员，在歌曲方面是懂行的。她常常感动得流泪：从她那恬不知耻的眼睛里流出许多微小的泪珠，淌到她这个酒鬼和馋鬼的肿胀而发青的脸颊上。她用胖乎乎的手指拭去脸颊上的眼泪，然后再拿一条龌龊的手绢细心地擦着手指。

“哟，古罗奇卡[13]，”她赞叹地说道，“您真是个演员！要是您再漂亮一丁点儿——我会让你得到好运的！我已经安排了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独身闷得慌的娘儿们做伴呢！”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就住着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这是个大学生，熟制毛皮匠的儿子。年轻人身材中等，胸脯很宽阔，大腿细瘦得非常难看，身形像一只锐角向下的三角形，这只锐角还折断了一点儿——这位大学生的一双脚跟女人的脚一样小。他那深深缩进肩胛里的脑袋也很小，头上点缀着红色的硬头发，苍白得毫无血色的脸上忧郁地瞪着一双凸出的有些发绿的眼睛。

他违抗父亲的意愿，像一条无家可归的狗似的挨饿，想尽办法，千难万难地读完了中学，升入了大学。然而，他发现自己的嗓子是深沉、柔和的男低音，于是他一心想去学唱歌。

加尔金娜抓住他这一点，把他安排到一个四十来岁的富商老婆那里去。富商老婆的儿子已经是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这位商人太太很瘦，扁平的身体，直挺挺的像个士兵，冷漠的脸上毫无表情，像个禁欲的修女。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深藏在深色的眼窝里。她穿着黑色的衣裳，戴着老式的丝绸头巾，耳朵上颤动着一双镶有深绿色宝石的耳坠。

她有时候在夜晚或者大清早来找她的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这个女人好像是跳进大门里来似的，以坚定的步伐走进院子里。她的脸显得很可怕，嘴唇紧紧地抿着，抿得几乎看不见嘴巴，睁大的双眼以一种无可幸免的神情，忧愁地朝前望去，她这副样子好像是个睁眼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丑八怪，但使人明显地感觉到在她身上有一股紧张劲儿，这股紧张劲儿拉长了她的身子，压缩了她的面孔，压得面孔发痛，这样一来，使她变丑了。

“你瞧，”普列特尼奥夫说，“真是个疯婆子啊！”

大学生非常厌恶这个商人太太，总是躲着她。而她却像个毫无怜悯心的债主或者像个奸细似的追踪着他。

“我是个好发窘的人，”他喝了酒，后悔地说道，“我为什么偏要唱歌呢？凭我这副嘴脸和体形，人家不会让我登台演唱的，不会让我去的！”

“别再干这种无聊事啦！”普列特尼奥夫劝告他。

“你说得对。但是我可怜她！我真受不了，可是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是怎样……唉！……”

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有一天夜里，我们听到这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用低沉颤抖的声音哀求着：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亲爱的，好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吧！”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拥有不少房产和车马，为产科学校捐过好几千卢布，可是她却像个乞丐似的向男人乞讨抚爱。

普列特尼奥夫喝过茶后就睡觉去了，我便出去找零工活干，很晚才回家，那时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了。倘若我能带回面包、香肠或者煮“内脏”，我们便对半分，他把自己的一份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的各条走廊、各个角落到处徘徊，看看我的新邻居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座房子住满了人，简直拥挤不堪，酷似一个蚂蚁窝。房子里充斥着一种又酸又霉的刺鼻臭气，每个角落里都躲藏着对人们怀着敌意的、浓密的影子。从清晨到深夜响彻着嘈杂的声音：女裁缝们的机子不断地轧轧响；轻歌剧的合唱女歌手在练嗓子，大学生低声柔语地做音阶练习；成了酒鬼的、疯疯癫癫的男演员高声朗诵着台词；喝醉了酒的妓女在歇斯底里地狂叫。所见所闻自然使我产生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个秃顶、脑袋四周长着红头发的人，高高的颧骨，肚子大大的，两腿细细的，嘴巴特别大，牙齿像马牙似的，由于这口牙齿，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红毛马”。他常在那些饥肠辘辘的青年人中间毫无意思地闲待着。他和他的不知是什么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商人们已经打了两年多的官司了。

“我活得不耐烦了，我要搞得他们彻底破产！让他们成为乞丐去挨家讨饭，过上三年乞讨的生活，这以后呢，我把打官司胜诉取得的全部财产都还给他们，再问问：‘你们这群魔鬼，怎么样？领教了吧！’”

“‘马’，这就是你的生活目的吗？”人们问他。

“我竭尽全力，全副心思就为着这个目的，我再也不能做其他的事了！”

他整天整天地逗留在地区法院、高等法院和他的委托律师那里，经常在夜晚乘马车带回许多蒲包、纸袋、酒瓶子，在他那间天花板已经坠塌、地板也不平的龌龊房间里举行热闹的酒会，请来了大学生、女裁缝以及所有想吃顿饱饭喝点酒的人。“红毛马”本人只喝罗姆酒[14]，这种酒洒到了桌布、衣裳，甚至地板上，留下了洗不掉的暗红色的污点。他喝完酒后吼叫着：

“你们这些小鸟，我亲爱的！我爱你们——你们都是诚实的人！而我却是个凶恶的卑鄙的人，是鳄——鳄鱼。我想毁掉我的亲戚，我一定要毁掉他们！真的！我活得不耐烦了，可是……”

“马”委屈地眨巴着眼睛，在他那张不像样子的高颧骨的脸上淌满了醉酒后的眼泪。他用手掌把眼泪从面颊上拭掉，往膝盖上抹去。他那宽大的裤腿上总是布满了油渍。

“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呀？”他喊道，“饥寒交迫，衣衫褴褛——难道这是国法吗？这样活着能学到些什么？唉，要是皇帝知道了你们是怎样生活的……”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钞票，向大家提议：

“伙计们，谁需要钱，来拿吧！”

合唱女歌手和女裁缝全都贪婪地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却哈哈大笑，说道：

“这可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大学生的。”

然而这些大学生不来拿钱。

“你的钱见鬼去吧！”熟制毛皮匠的儿子生气地吼叫起来。

有一天，他自己也喝醉了酒，把一叠十卢布钞票揉成硬硬的一团，将它带到普列特尼奥夫这里，往桌上一扔，说道：

“这钱，你要不要？我可不需要……”

他躺到我们的床上，一面吼叫，一面号啕大哭，我们不得不给他喂水、浇水，让他醒酒。当他睡着的时候，普列特尼奥夫试着把钞票舒展开，可是无法办到，这些钞票卷得太紧了，必须先用水沾湿后才能把它们一张张分开。

“马”的那间房屋的窗户紧对着邻舍的石墙，屋里烟雾腾腾，非常龌龊，狭窄拥挤，闷热憋气，吵闹嘈杂，这一切令人感到难以想象的厌恶。“马”叫嚷得比谁都响。我问他：

“您为什么不去住大饭店，偏要在这里住呢？”

“为了心里舒坦高兴！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心里温暖……”

熟制毛皮匠的儿子证实这点，说道：

“‘马’，您说得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要是我在别的地方住，也许我早就完蛋啦！”

“马”向普列特尼奥夫请求说：

“弹琴吧！唱歌吧……”

古里把古斯里琴放在膝上，边弹边唱：

红太阳啊，升起来吧，快快升起……

他的嗓音柔和婉转，扣人心弦。

房间里安静下来了，大家都在沉思地听着那哀怨的歌词和轻柔的古斯里琴声。

“唱得多好听啊，你好能干啊！”那个倒霉的、商人太太的安慰者嘟哝道。

这座旧房子里的那些奇怪的居民中间，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具有制造快乐气氛的智慧，他起着神话故事里善神的作用。他的心灵充满了青春的鲜艳色彩，饱含绝妙的笑话，美好的歌曲，对人间习俗的尖锐讽刺，对生活中的大谎言勇敢揭露，这犹如焰火似的照亮了人们的生活。他刚满二十岁，外表上看，他是个半大孩子，可是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们，都把他当成是排忧解难的人，助人为乐的人。比较好的人喜欢他，比较坏的人害怕他，甚至那个老岗警尼基福雷奇也总是以狐狸的微笑向他打招呼。

“马鲁索夫卡”的院子是上山的“通道”，它把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连接在一起。尼基福雷奇所在的哨舍离我们的住所大门不远，安适地坐落在老戈尔舍奇纳街的拐角处。

尼基福雷奇是我们这个街区的警长，他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胸前挂满奖章。他有一张聪明的面孔，笑起来显得很亲切，可是眼神却很狡猾。

他对这个鱼龙混杂的乱哄哄的大杂院非常注意：他穿得整齐笔挺，一日数次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不慌不忙地走着，用动物园里的看守员检查铁笼里的野兽那样的目光望着一个个住所的窗户。今年冬天，他从一处住所逮捕了只有一只手臂的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他们是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是斯科别列夫[15]率领的阿哈尔—帖金远征军的参加者。被捕的还有佐布守、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以及别的一些人。他们企图办一个秘密印刷厂。为了这件事，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在星期日的白天，来到城内热闹的大街上，在克柳奇尼科夫印刷厂偷铅字，就为这桩事他们被抓走了。又是一个夜里，在“马鲁索夫卡”的宪兵们又抓走了住在这里的一个郁郁寡欢的高个子，我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活钟楼”。翌日早晨，古里得知这个消息后，气愤地搔乱了他那一头黑发，对我说道：

“马克西莫维奇[16]，真是魔鬼出笼了，赶快去！老弟，快点儿……”

他说清楚我该往哪里去后，补充道：

“当心——千万别大意！那里可能有密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