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游

2017年，女儿赴加州读书，刚到那会儿，经常给我电邮，邮件写得极其认真，敲下的每个字符仿佛竦立的夜巡士兵，文中还插有她拍下的风景照，堪称图文并茂，虽然数码时代的一切极易消逝，她说，明知如此，但仍然用心书写，岂不也是一件浪漫之事？我是通过她的电邮了解到加州不仅有棕榈，有凸起巨大保龄球状礁石的海滩，还有皑皑不化的白雪，金门大桥在日暮的映射下会显示一种忧郁的橙。她曾长时间注视那种色彩，在经过圣莫妮卡的路上，她也发现了同样的霞光，唤起她同样的情感，那肯定不只是乡愁，女儿在邮件里说，或许是更高级的记忆，在她出生以前就被种下。好吧，我回想，我和她妈都没有去过加州，我们造人时，也没有下过什么特别的指令，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纯属意外，她摧毁我们的避孕措施，就在我和她妈回到老家，祭拜完宗祠之后，她爷爷奶奶催孙的念叨还在回响，她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她妈的子宫里，犹如一颗嘲讽的哑弹，十个月后她爷爷在产房前一接过婴儿，脸就绿了，当晚就买了回乡下的车票，在老家躲了半年，才肯跟我们恢复见面。还好，女儿长大以来，没闹过什么烦心事，她一直很乖巧可爱，能把爷爷奶奶逗得笑喷饭，爷爷奶奶也把攒下来的几串康熙通宝给了她，那本来是要传给男孙的。女儿上高二时，爷爷奶奶相继患上老年痴呆，病情迅猛，两人常日坐在老厝的昏暗大厅内，以手指互戳对骂，把我们方言里最难听的脏话变着花样说，大大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语料。他们在不断创造文化，只可惜我们不能在他们身边，随时记录下他们的争吵，不然对本地文化局来说是一份珍贵的研究材料。有一次，晚饭后，刚出供堂，他们床前的瓷缸被曱甴挠动，嗤嗤作响，院子里黄皮果树上的果实已熟，清香流入黄昏，我记得，那是某个特定的时刻，一定有什么人在窥视着这些，紧接着，在大厅里乘凉的两人就发作起来，骂得很凶，一个指责对方偷情妇，一个指责对方是姣婆、狐狸精，还讲得有头有尾、细节生动。我凝神听下去，发现他们彼此的指责大部分是子虚乌有之事，毕竟我当年也是在场者，我亲眼见证他们是如何相互扶持，度过那段晦暗岁月的，跟我们这个时代的虚浮不同，他们那时连饭都吃不饱，怎么会有余力想那些事情，所以他们不仅在创造语言，也在创造故事，那些记忆碎片，如同幽灵飘浮在他们的头颅中，可能只是一个照面、一个眼神、一个肢体动作、一次偶然的谈话、一个听来的传闻，被他们漫长婚姻生活里的龃龉放大，重新组合，变成这些听起来荒谬不堪的故事。后来我做文献研究，收集过许多旧报，《岭东日报·潮嘉新闻》里就有很多关于公婆嗌架的逸事，其中最离谱的，说某户两公婆，七十有余，膝下独子私渡香港时死于日军毒气，由是两人无依无靠，靠人赈米果腹，终日在屋内闲坐，大声嗌架不止，全年无休，成为社区一大奇观，后来有一天，声音戛然而止，有邻居看到有锦鸡从窗户飞出，大奇，去敲两公婆家的门，无人应答，几天后闯进去，已经人去屋空。至于两公婆到底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当然，我更相信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美化的想象，真实的生活已经够惨了，惨兮兮的，它本来是，也应该是由私人完全占有，每个人都有权利把门关起来，品尝自己的苦羹，一旦被公开，连仅有的那点可贵的诚实也没有了。女儿她妈，也就是我的前妻，知道我父母的事情，也抽空过来探望过，我们在厅堂前搬了凳子坐下，竟不知从何聊起。我问她生意如何，她答说，还是瞎忙，说这话时，她手腕上的金表刚好晃到了我的眼睛。没坐多久，她脖子的汗就汩汩地冒，她说我们这地方，天气太热了，比深圳那边还热，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热的地方？我望着孩子她妈，我知道这个北方姑娘永远也不会习惯南方的热量，哪怕她十九岁那年就来到这边了，几乎是跟随着那位慈祥老人的脚步，在珠江口画了一个圈，她在工厂里做过玩具、缝过鞋，在大排档卖过云吞，也在酒楼站过前台，我看过她的旧照片，那时她染着一绺紫发，穿喇叭裤，蹬着双拖鞋，在中山纪念堂前面留影，我不知道摄影师摆的是什么机位，把她的腿拍得格外长，加上她白皙的皮肤，跟她身后孙中山的铜像一对比，显得那尊铜像又黑又矮。很可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也是这么觉得我的，但她当时什么也没说，很拘谨，我们一起去看了《新火烧红莲寺》，而后在公园里溜达了一圈，糊里糊涂的，就在一起了。我父母一直不赞成我们在一起，他们希望我找个本地的，那些北妹不会同你生男仔噶，他们说，结果还真是，但我们的婚姻并非毁于子嗣，我们都心知肚明。女儿上五年级时，还扎着羊角辫，有次竟跑过来问我，如果她是个男孩，是不是我和妈妈就不会离婚了，我赶紧把她抱在膝上，说当然不是，爸妈离婚跟囡囡没有关系，爷爷奶奶也非常喜欢囡囡，说实话，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在安慰她，还是在安慰内心的恐惧，那片土地上的流俗，仍然是盘旋于我们头顶上的大鸟，时不时下来啄一下我们的头盖骨，提示它的存在，就算我们已经小心翼翼，想尽办法把女儿护在身下，可总有裸露的地方。离婚那阵子，我带着女儿在外面旅游，回来后，妻子已经收拾好东西搬了出去，因为她的东西较少，尽量保持家里原来的模样。我跟女儿说，妈妈去外地做生意了，这也不能算说谎，妻子确实很多生意要做，在深圳和东莞都有厂子，做照明的灯具，还运到东南亚去销货，一年到头都在忙，也许这就是我们俩最大的区别，用她的话来说，我整日像个无事老人一样，这里翻翻书，那里看看报，不知道在鼓捣个什么，写点破文章，也挣不到什么钱，她无法理解，就像我也无法理解她如何能待在工厂里，被无休止的机器声灌进耳朵，对我来说，那是难以忍受的噪音。生活本身已经有太多噪音，有的很明显，有的却无从分辨，被我们盲目吞食进去，多年以后才呕吐出来，我父母可以算是一个例子，我把他们那晚嗌架的事情告诉前妻，前妻默默听完，突然笑起来，眼角的纹理都飞起。她说，还好我们分得早，不然再过几十年，我们肯定吵得比他们还凶，这样看来，我们是比上一代人进步了一点，及时止损，不用再给下一代人添麻烦。我们能给予下一代人最大的爱就是把自己料理好，不给她添麻烦，前妻又强调了一遍，我赞同她的话，她那天离开后，傍晚我独自爬上老家的屋顶打扫，外围的巷道旁的荔枝树枝条压向屋顶，密密匝匝，开满了一绺绺星星状的花，我惊讶于这花开得灿烂，倒不是有多好看，而是不知不觉间，它就已经这么成熟、旺盛地开着，仿佛它和我们生活在不同圈层的时空，在我们关注自身、不可避免地受到岁月的腐蚀之时，那些秘密的生命，不知道又会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我用手机把这团花簇拍下来，发到家族的微信群里，没什么回音，没人关心老家的荔枝，能关心老人就不错了。家族的群里本就没几个人，我有个长兄，醉心赌博，曾有一日在麻将桌前连坐二十个钟头，局终人散时，他一起身，昏昏沉沉，一跤跌倒，脑部着地，送医抢救过来，声称当时看到牛头马面拿钩子钩他小腿，自此脑子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自顾不暇。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移民加拿大，一个嫁到澳洲，都比家里的男丁有出息（这也好笑），隔着几千公里的大洋，联系起来终究不方便，所以照顾二老的担子，主要是落在我身上。这样也好，省得推来推去，村子里有些家庭，人丁比我们家旺得多，也都个个在外，出人头地，却把老人跟丢沙包似的丢来丢去，最终还是丢到老家的破房子里，这种情况我见多了，生得多也不见得好。变老是一种魔法攻击，想通过生养孩子来防老，就像给自己买了许多物理防具，却解决不了问题，被敌人一击即穿。这个比喻是我从女儿那里学来的，她知道我日常在老厝照顾老人，给我手机里下了一堆MOBA游戏，无聊时可以玩，她说，还要跟我跨国连线。我答应陪她玩，倒不是说游戏能打发时间，要知道当年在广州上大学，电子游戏刚刚进入内地时，我用打零工的钱换了一台二手的红白机，几乎打爆了《洛克人1代》的最快通关纪录，后来买了计算机，玩遍DOS系统所有游戏的时候，女儿还得等三年才出生。这份激情是何时消失的，可能是结婚以后，也可能是生了女儿以后，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只能说是生命的过程，一步步减熵，最终变成一个早睡早起、跳广场舞的生物。这是真的，晚上在村里散步时，碰到许多伯伯嬷嬷在榕树底下，开着大广播，扭动腰肢，鞋尖踢起热浪，我默默注视了一会儿，竟然忍不住也想迈开步伐在地面上摩擦摩擦。这肯定是某种诡计，我想，广场舞的创造者是想给那些失去精力、无力改变世界的人一个借口。就这样，我观察了好几天，在人群中认出了童年玩伴、小学语文老师、糖膏客、老生产队长、糖厂老厂长的媳妇和保安，有的彼此还是世仇，曾在动乱时打砸过对方的家庭，如今却在音乐下，踩着同样的节奏起舞。领舞的那位女士，正是我们家的仇人，我记得清楚，年少时家里吃饭，父母经常会在餐桌上念叨这人的名字，或者叫她“花娘”，是方言里对女性鄙夷的叫法。父母是故意的，故意把这份仇恨镌刻在我们记忆里，三十五年来，他们家通过各种无赖手段，强占了我们十几亩的田地，持续到现在。现在父母患病，早就顾及不到田地，对方可能更放肆了。我盯着她的正面，在路灯下映衬出棱柱状的光亮，额头和下颌可能还敷有薄汗，头发因花白而剪短，束在脑后。不知多少次，这张脸在幼时的梦中扮演了大反派的角色，最爽的一次是梦到地震，地面裂开巨缝，全村人都逃出来，唯独仇人家陷进去，却没有死，在地缝里活着，我每次在村里走动，跨过那条地缝，都能看到仇人在里面嘤嘤哭泣，而现实情况里，地震和巨缝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家一直过得很好，远比我们好得多，这份仇恨也在我离家后消失殆尽，也可能是因为，在我见过更大的世面、更多的人之后，更大的仇恨替代了原来的，而这位“花娘”也随之还原为本来的模样，一个普通人而已。人类最初的模样就是如此平凡而普通，是我们赋予了太多定义，造就了太多的弗兰肯斯坦，我不知道在父母的大脑里，还残留着多少仇恨，在仇恨的外围，又环伺着多少遗憾，如同一层层向外扩张的同心圆。人生的遗憾跟仇恨比起来，可多了去了，漫无止境，就我所了解的，比方说，我某个兄弟的早夭，是父亲至今的心结，这位兄弟在我足下，长到五岁时，聪明伶俐，一场迅猛的热病却匆匆而来，在几日之内夺走其性命，当时父亲抱着兄弟的身子，痛心地喊着，弟狗，弟狗，喊一句叹一口气，自那以后，父亲每拿起水烟筒抽烟，不只是把烟简单吐出，而是习惯性地叹出来，一个绵密悠长无可消散的声调，每次它发生，我就明白父亲又在怀念他的亡儿。患病以后，他的叹气明显减少，主要是因为他有时忘记水烟筒放在哪里了，等他终于找到，又开始发脾气。吃饭时，他把筷子咬得嘎嘎响，或者把头埋在碗里，粘了一脸的饭粒，硬说饭是从大队那里偷来的，有时便溺在床上，羞红脸，但绝不起身，声称被人所陷害。他跟母亲有时恶言相向，有时却极其依赖对方，入室冲凉也要母亲陪在门前给他换热水，而母亲若不发病时，情绪比父亲稳定，甚至是一个比我更冷静的观察者，似乎观察了这个男人快五十年还嫌不够，她对父亲的观察不存在任何文字记录，而是隐藏在海马体里，最艰深的沟回处。我在网上看过显微镜下正常大脑与患病大脑的神经元对比图，标记为紫色的正常神经元细胞徜徉在奶黄色的介质背景里，中间是褐色的核，呈四角或五角向四周伸出突触，整个看上去，像个跳舞的独眼外星人，很眼熟，来自某部科幻剧，而患病的神经元细胞内部，神经纤维触目惊心地缠结在一起，外部还有淀粉样板块的排挤，渐渐使健康的细胞失去活性，突触减少，其他神经细胞也被一一摁灭，然后大脑活动减速、空间萎缩，珍贵的生活影像被分解，剩余的被步步紧逼，如恶徒临近，直到最后一个房间、最后一扇窗户。我相信，母亲大脑里最后的阵地，也是留给父亲的，同理父亲也是一样，哪怕他们相互痛恨，彼此也是世上最痛恨的人。有一日，陪他们闲聊，他们提起那些来探望过的亲友，母亲说石坑嫂和南仔还没来过，父亲说你记岔了，四月底来过了，两人争执半天，我劝不住，最后疲了，母亲突然来了一句，我谂起来，奀妹仔还没来过，她怎么不来呢？她提起的这个人令我一时语塞，确实，这个人跟我们挺有渊源，少年时在我们家住过一些日子，因营养不良，长得瘦小，所以叫奀妹，年纪其实比我还大两岁。我以为母亲已经忘了，毕竟她们上次见面也是好几年前，那时母亲还算正常，只是腰已佝偻，奀妹带了她的小儿子过来，刚上初三的小靓仔，戴着银框眼镜，人高马大，和我母亲留下一张合影，他一条手臂挎着我母亲的肩膀，咧嘴笑，牙套毕露，那仿佛十九世纪的西方殖民者和东方土著留下的历史残片。之后我们坐在院子里，吃奀妹带来的番石榴，她说是自家种的，老公在做水果生意，我问她在做什么工，她说哪有什么固定的工种，哪里缺人就去哪里做，有时帮人带小孩，有时在便利店收银，社区保洁也会去做，我说怎么不去厂里，她摇头说做不动了，肩周炎挺严重，厂里一般要待十几个小时，都是后生仔领着做，加上现在珠三角的厂子关得多，都转到东南亚去了，不好混。我知道她的不易，离过婚，两度生育，没什么学历，一直在珠三角做流动女工，满打满算，竟也有二十年了。我还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那是1992年还是1993年，暑假里我去香港找她，她在重庆大厦的一家门店里卖手机卡，没错，就是那座著名的重庆大厦，七十年代被录入那本风靡全球的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八十年代在托尼·索勒的《鞋带上的东南亚》中被描述为“香港廉价住宿的魔力词汇”，九十年代出现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是梁朝伟和王菲交流凤梨罐头保质期的地方。我本想约她在那里见面，奀妹推辞了，把见面地点改在几百米外的一家大排档，邻近九龙公园。她穿着一件发白的劳动布直筒裤，皮肤黝黑，束着头发，看起来跟这座都市光鲜亮丽的表面毫不相干，我们沿着坡道马路边走边聊，聊了什么大部分都忘了，就记得她说刚来这边时，楼里的金店发生过一起纵火案，警察来大厦里抓了一些尼泊尔人。不一定是尼泊尔人干的，只是因为他们最想抢黄金，据说这些人还会把黄金塞到肠道里，偷运回国，他们被抓到署里后，警察就让他们不断蹲跳，像兔子那样，还放舞曲伴奏，让他们一直跳到肠子里的金块掉出来为止。这件事可太有画面感了，她提到舞曲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曲，是他在舞台上跳“Billie Jean”的画面，一个撅臀，金闪闪的金属叮叮当当地掉下来。那时我是他的骨灰级粉丝，但奀妹估计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是谁，她说这件事让她想到的是以前饿肚子时挖野菜吃，吃到便秘，那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我不知道她还有这么一段，我只知道她十一二岁时住在我们家，准确说是我们收留了她，她是我姨母的孩子，生性顽劣，姨母去世得早，姨丈养不起，想弃掉，我们家就接了盘，虽然我们也是穷到裤穿窿，好在她跟我们处得还不错。她在我们家待了四五年，姨丈过来领人，起初母亲不愿，父亲却说由得人去，再养多少年，她也是跟别人姓，怎么着都是别人家的女仔，这是改变不了的，后来还真让姨丈领回去，就渐渐疏离了关系。听说奀妹回去没多久就辍学，被赶去珠三角打工，而我还得多熬几年，重考一次高考，才得以逃离那片让我们都深感罪恶的土地。我们在香港见面时的状态，是相互撞激的，是两颗充满动力的弹子球，只有这样相互撞激才能滚到准确的孔道当中。我们当时才二十出头，都相信人生有各自标准的孔道，而且有信心击出那个完美的角度。我们坐了叮叮车，吃雪糕，紧挨着坐，好像从未分离过，聊着我们所见到、所听到的万千事物，一切都是新奇的、热乎乎的，因为“改革的春风正吹遍南方大地”，报纸上头条就是这么写，一个振奋人心的黄金时代，街巷里循环萦绕着张学友最早在红馆的现场录音，那之前还有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淡淡回声，弥敦道的商店招牌上的每个字，都如同巨石悬浮在半空，我们还碰到许多被那些大字所震慑的鬼佬，挎着相机，来回穿梭于烈日下的柏油马路，汇入块状的人群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步伐矫健，我以为我们已经走得很快了，但仍然无法追上，呼啦啦的，仿佛在追逐着街头点心店里菠萝油的香味，还有那些被风卷起报纸的报摊，上面标记着股市的最新涨跌，从教会学校放学的学生排队走在路上，校服整洁，有人手里还拿着公仔书，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上学姿态，我们的仪表由泥巴和草屑构成（直到现在，泥巴和草屑还在我的身体里）。学生们要去维多利亚港边上唱诗，正好跟我们同行了一段，到了港口，海面上游弋的绿底游轮发出咀嚼海水的响声，正好覆盖掉学生们唱诗时张大的喉音。因为感到疲惫，我们在观景的栏杆边稍作休息，对岸是连绵而雄伟的建筑群，包括当时全港第一高楼中环广场和第二高楼中银大厦，被夕阳照得一面金灿灿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橙红，经三角柱的楼体折射出耀目的光色，我不记得那具体是什么颜色了，但同时我又想起来，我和女儿有过同样的时刻，都看到过日光斜照在人造的巨大钢铁森林之上，当时我和奀妹都没说话，似乎已然被这份美感所震慑，我看到她的瞳孔里也在闪烁着某种光，正对从大厦那边反射过来的光做出回应，她的圆头鼻尖自然放松向上，丰厚的上唇翘起，在人中之间形成奇妙的角度，唇色在晚霞中显得更红了，根本不用涂什么口红，这是我们特别的基因，我看向这位母系的亲戚，有那么一瞬间觉得陌生，仿佛她只是一个偶遇的路人，尽管她鼻子和嘴唇的形状以及所构成的空间关系时刻提醒着我们相近的血缘，这是无法改变的，是我们区别于别人的符号。我们共同的外婆也有着同样的鼻子和嘴唇，而在一张摄于1926年的黑白老照片中，我还发现了外曾祖母也有同样的鼻子和嘴唇，因为是坐在照相馆里拍的，严肃的表情使得下半边脸更加突出，她才二十出头，也是韶华年纪，束发，额头梳着帘子似的刘海，穿着倒大袖袄裙，上身微仰，穿着英式女士皮鞋的一双大脚向前伸展，一只手拿着扇子，另一只托着摊开的书本，背景有一棵室内的棕榈树，看得出是非常精心的摆拍，也可见人像写真这门艺术，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今天的数码复制品无论如何也体现不出这样的艺术，连一根指头的还原都做不到。在那个年代，能上照相馆的市民不多，这张照片还是摄于著名的阿芳照相馆，据外婆回忆，照片是外曾祖母和其父亲寓居香港的时候拍下的，当时外曾祖母的父亲在为她物色对象，于是让她拍下照片，方便示人，至于有没有起到作用，外曾祖父是不是因为这张照片被吸引的，具体我就不了解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不了解我的母亲和外婆，更别说外曾祖母了，有这么一张照片留存下来已经足够幸运，也因此让我以为，外曾祖母所出生的家庭，在当时起码也是中产，风水轮流转，到了我们这一代，却混成了这般模样，我记得女儿很小的时候就问我，家族里面有没有特别厉害的祖先，我说没有，三代为农，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我当时应该没有往外曾祖母那边想，女儿听完很失落，我理解她，我以前也向自己的父母问过类似的问题，这大概是所有孩童共同的疑问，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先风风光光的，就算不去对人炫耀，对自己来说，身体里流着祖先的高贵血液，也是一件很有自尊自信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那些远古的祖先也是为此而奋斗的，泽被后人、荫及子孙，成为他们向上爬的信条，这就构成了一种因果的闭环，记忆的下游和上溯。我对这个其实不是很在意，也不敏感，虽然也有持续在收集族谱、宗祠、民俗文化之类的资料，但只是工作而已。我把工作和个人分得很清，我研究了那么多别人的家族，却唯独遗漏了自己的，直到后来，女儿在一封邮件里告诉我，她正在通过互联网调查我们祖先的历史。当地有个网站叫“华夏族谱网”，据说是旧金山的某个华裔开发的，她花了两百美金注册会员，就可以在论坛搜索和发帖，她向我保证这个网站绝对靠谱，因为她的一位名为Roderick James的同学，就是通过这个网站找到了他的高祖父。Roderick James的高祖父叫Charlie Law，约在1891年生于广东恩平，19岁在汕头被荷兰人骗做“猪仔”，在香港坐英国客船离乡，1910至1914年间在印尼的苏东橡胶园工作，因不堪工头逼迫，与伙伴合力殴打工头后逃亡，被抓捕回来，监禁一年，后被转卖给美国人，1916年至1917年间在夏威夷谋生，差点葬身鱼腹，当年主人破产，他也因此获得自由身，恰逢美国加入世界大战，他志愿参军，在海军陆战队的预备部服役，却在训练时摔断腿，躺了近半年，最终也没轮到他上阵，次年年底战争就胜利了，上级给他发了一点慰劳金，他拿着这点本金，在码头做捕捞的生意，竟然就发了财，周围人都叫他“鱼骨罗”，理由已不可考，也许是身形瘦小干瘪的缘故。就此“鱼骨罗”在加州定居，五代与白人通婚，至Roderick James一代，家族已约莫有三百号人，却无人知道高祖“鱼骨罗”和中国的联系。“鱼骨罗”本人也从未再踏足大洋彼岸的故乡，在恩平罗氏的族谱里，其本名“罗成棠”被人擦拭修改过，据说跟兄弟的关系自幼不好，常被同侪欺负，所以这也是他和乡族断绝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去世，他从未向乡亲汇过一分钱。关于这些记忆，“鱼骨罗”是有过记录的，并把它传给了下代，也就是Roderick James的某个曾叔祖，但随着时间走逝，人也在遗忘。后来Roderick James亲自去恩平，顺利寻到亲人，并拜谒了祖墓和祠堂，就这样，这段记忆像乐高玩具被左一块右一块地拼凑起来，也再次说明，人在世上并非绝对孤单的，不是铁板一块的大陆，而是与他人视野相连的群岛，无论走得多远，那些一路上被废弃的、投掷出去的事物，总有被收留的地方。所以，女儿在邮件里说，她那关于金门大桥的情感不是偶然，很有可能是某个祖先遗留下来的，她通过网站恰好找到了我外曾祖父的资料，证明他在1931至1940年间在旧金山卖过茶叶，而此时他已经和我的外曾祖母结婚好几年了。读到这里，我内心深处的某个部位突然震颤了一下，似乎是个肉块，跳离了原来的位置，出于直觉，女儿提供的这条信息不同寻常，长久以来我都忽略了外曾祖的这条线索。女儿的邮件在这里终止，之后还会有更多可靠的消息，她说，需要一点时间，而我在读完邮件的当晚失眠了，蚊香失效，只觉得每一粒嗡嗡叫的蚊子，都像一句沉重的问候，砸在我的脸皮上。父亲在大堂里侧歇息，对蚊子早已免疫，呼噜声从竹席飘起，腾空，爬过主墙上方的神主牌，绕过屋梁，传到我的房间，我把这打了半个多世纪的呼噜声抱在怀里，感受它的至纯，它的愚昧、短浅，却又单一、真诚，勤勤恳恳地活，追逐日头的踪迹，夜里悄悄冒出来，它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里，不是如今这个嘈杂无序的时空，是另外一个，陈旧但永不腐坏的时空，如果说这两个时空有什么交叉，都是因为这些老人还在这世间赖活着。活着就是一种提醒。我想起小时候跟父亲玩过的儿嬉，“斗鸡公”，圈一块地，两人在里面抱起一腿，单脚跳，用膝盖碰对方，站立不倒的就算赢。每次我和哥哥轮流挑战父亲，都被毫不费力地打败，不服气再上，再被打败，父亲单腿站在圈内，汗水顺脸颊流下，滴到屈曲起来的大腿上，那模样真俨如一只威严的鸡公，假小子般的妹妹就拍手叫起来。有时我们觉得父亲不留情面，大人欺负小孩算什么，但父亲从来不理，照旧一次又一次把我们击败，他如此认真投入，好像是在维护这个古老游戏的尊严一样，游戏也有游戏的尊严，不是靠随便作弊就能取胜的，后来我和哥哥长大，也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再玩“斗鸡公”，也不记得最后一次玩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情景，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消失的，我们活得越久，理解这一点也就越深入。在那之后几天，我焦急地等待女儿的下一封邮件，却等来了另一个意外。那是个午后的天气，闷热无风，云块把日头遮住了，连母亲这样的阴凉体质也在无声出汗，屋内的电风扇吱呀转着头，我躺在吊床上打盹，短暂的梦一个接一个，突然听到有人在大门外叫唤，还敲门。我坐起来去开门，看到对方，我有点恍惚，竟然是奀妹，她比上次更瘦些，穿一身亚麻，脚着布鞋，鞋沿沾了不少泥巴，似乎是穿了蔗园过来的。我跟她说，前几日爸妈还唸你呢，谁知就唸来了。奀妹说她知道我爸妈的事，一直想着来看看，总被别的事冲掉，才拖这么久，我一时间还不明了她所说“别的事”的意味，只见她轻轻走至院子中央，像是怕吵醒屋里歇息的老人，但父母似有感应，早已起身，在檐下撞见了，欢喜不已，连忙唤我搬凳子到院子里坐下，接着寒暄。话题渐深，奀妹说起自己刚离完婚，半年前丈夫出轨，折腾了许久，最后她什么也没要，几乎净身出户，我和父母听完都很惊愕，为她的命运叹息，因为这可是第二次遇到不幸的男人。她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没什么，离婚原因不在于出轨，她早就想从那段家庭关系中逃脱，父母问她孩子如何，她说未成年的小儿子跟了对方，这时母亲连呼惋惜，说儿子不该给别人，留给自己养才亲。我忙阻住母亲的话头，说奀妹姐的小儿子也都上高中了，高高厦厦的，上次来还跟你照过相，早不是小孩子了，这些人家心里有数。母亲便不再言语，起身去厨房里拿角仔饼，还有我昨天到墟里买的苞萝，剩了半瓢，也拿过来吃，奀妹笑盈盈的，也不客气。我真切感到奀妹身上的变化，跟上次大不同了，那些曾令她滞重之物都已经消失，她现在很轻松，还提到最近在跟着老师学画画，老师是从南京过来的女性艺术家，在广州驻地，在城中村里志愿教女工画画和读书，奀妹已经学了两期课程，用炭笔画各种人，都是她的工友，有拄拐杖的矮人、在流水线上打螺丝的人、悬挂在晾衣竿上的橡胶人、在前台站得双脚肿胀的人、被机器咬掉手臂的人、站在十二层天台上挺着大肚子的人、偷狗吃的人、玩电锯的留着杀马特发型的人，都是人。奀妹把她手机相册里拍摄的作品一一翻给我看，那些看似简笔的勾描却又不简单，她笔下的人物，都有鲜明的特征，圆脑袋、大眼睛，且眼珠朝上、眼白浮起，似是有股不平之气。我想起八大山人和蒙克，奀妹却说只是因为她不会画转动的眼珠子，她说这些作品被老师拿去举办了一个展览，来了不少年轻人，跟她很开心地交流，他们说她比很多圈内的老杆子都画得好、画得真诚，鼓励她继续画下去，老师也说，将来可以联系起更多流动女工，在全国举办更大的巡展。老师还鼓励她多读书，写回忆录。我们都为奀妹所描述的蓝图赞叹，父母虽不理解，也跟着呵呵笑。又聊了一会儿，把零食都吃完了，父母回屋里饮茶，奀妹就跟我出来，让我带她去以前的祖厝转转，她指的是我们年少时住过的房子，比现在住的还要老，在村子另一头的高地上，前些年我给它修缮过，做成自家的小博物馆。我便领她去看，里面其实都是些不舍得扔的旧物，她深记得以前参加镇上文艺汇演敲过的木鱼、玩过的辘铁圈，还有只剩半截的噼啪筒，书架上的一套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前汉演义》连环画，当时可是稀罕物，被村里的小伙伴借来借去，都残缺不全了。她在贴满照片的墙前驻足很久，上面有父亲陪我上省城去大学报到的合影，那时我挎着个绿军包，蹬着露趾的凉鞋，脸庞泛白，估计是照片老化的缘故。父亲要比我高上一两公分，干瘦有力，穿深色的短袖开领衫和长裤，现在也还是这么穿，印象里就没有变过。我们紧挨着，肩膀相触，双手紧贴身侧下垂，就是以这样略显古怪的距离和姿势，我们拍了很多张合照，照片的背景除了学校大门，还有越秀公园的五羊雕塑、旧粤海关大楼、沙面租界大使馆和白天鹅宾馆，奀妹一一辨认过去，最后也忍不住失笑，我和父亲的图像太令人印象深刻，当年照相时，当事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那是一个自然生成的图像，也许反映的只是当时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里再普通不过的父子关系，但放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无法再经受当代人目光的审视，很正常，经历这些年的变化而活剩下来的，可能都是些精神错乱的人，我很开心还活着，奀妹也是，至少还能用生命记录一些事情，避免遗忘。之后，我们沿着天窗上到屋顶，我提醒奀妹随时都可能踩穿瓦片掉下去，她毫不迟疑走上去，我跟着她，点上一根烟，我们在上面待了好一阵子，但很久都无话，只看风景，日头露出了一点，在近处的香蕉茎叶上溅泼出光斑，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又黯淡下去，远处有烧秸秆的烟顺风侵入了桉树林里，更远的糖厂烟囱却没有烟，像一根烤焦的木棍，遗落在灰白色的云端，它在特定时刻才会投入工作，如今只是在度过漫长的虚无时间，这点跟人类没有什么区别，一边长时间暴露于虚无之下，一边微弱地抵抗。屋顶上的东边，能远远望见隆起的竹山顶部的淡影，我们这里叫竹山，其实是低矮的丘陵，父亲已经在那边买了一块墓地，我指着那个方向对奀妹说，在竹山的另一个方向，也买了一块。这只是我目前所知的，父亲可能还买了更多，这件事情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理，太早了，但又非常现实，大家都在抢墓地，不知道是谁先炒起来的，哪怕是这种穷乡僻壤，方圆几十里地之内的所谓风水宝地，早在两年前已经被抢光了，剩下一些退耕的地皮，就算不用，大家也抢占着，“有那么几块地在心头上，闭眼睛睡觉也安稳”，这是我父亲的原话，我感觉是巨大的嘲讽：那些曾经发生在乡下的爆炸婴儿潮，如今潮水退去，婴儿已老，纷纷等待着末日的闹钟，然后化为尘埃，被强行塞进泥土深处。可能是受我的话语感染，回去的路上，奀妹问我，是否可以让她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替我分担下照顾老人的压力，我没有说什么，她当我默许了，但我其实没有这个权力，由于她在我们家庭里的特殊身份，她可以自己决定。当然，我们都很开心，她时隔多年又再次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帮她把东边的厢房打扫干净，那本来是长兄的屋子，但他长年不回，积了重灰，现在正好可以给奀妹住。奀妹比我细心许多，确实省了我不少麻烦，每天早晨我诵完早课，踱步到大厅里，她早已护理二老洗漱完毕，还准备好了早餐，茶余饭后她还会给二老按摩，据称以前在美容店做过，所以手法娴熟，我暗叫惭愧，跟奀妹相比，之前我交出的作业连及格分都达不到了。我把这件事情也写在给女儿的邮件里，女儿回复以哈哈的表情，并表示她很想亲眼见识这位表姑，我这才想起，女儿并不真正认识奀妹，也许小时候给她讲睡前故事时提过，或者是过年时的家庭聚会上见过，但匆匆一两面，她肯定记不得，七大姑八大姨的，她也不感兴趣。我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像了解曾经的自己，了解自己当初是如何努力融入都市生活的，有了女儿以后，我还想，沟通这几代人的价值认同感自然是我的任务，如果做不到就是我的失败。显然我低估了其中的难度，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鸿沟，每年以不可估量的速度撕裂和扩张，无论建成多少水泥钢筋的跨海大桥也无法跨越，任何妄图充当桥梁的人，都会被瞬间填入沟底，我是如此认为的。对于女儿来说，那个正在晦暗下去的乡村图景，她从未融入其中，只是远远冷眼看着，等到它真的消逝了，经过时间的沉淀，它才在外在的凝视中显露出一点光晕来，所以她会如此热衷于追踪近百年前祖宗的步履。当天她在邮件中发给我一张黑白照片，是她在南加州大学图书馆的电子网站找到的，照片显示在一个草坡上，自上而下竖满了黑色的方碑，光线自坡顶照射过来，那些棱柱的表面明暗交错，体现出某种纯粹的秩序，仿佛外太空人在此处种下的神秘符号。这些是十九世纪的华侨劳工的墓园，这些劳工曾被当成猪仔扔进航船底部，漂洋过海，到另一片大陆上淘金，最后客死在当地，留下墓碑的已属幸运儿，更多的人则消失在大桥底部、隧道深处，以及悬浮在海水中的藻草里，无人知晓。女儿说，我的外曾祖父就是在美国过世的，他活了五十三岁，死于车祸，没有遗言，之后他（的骨灰）就一直留在旧金山市，外曾祖母这边也从未想过把他接回来。这是最新的信息。它给我带来更多的不解，外曾祖父为何最终没有回到国内？看似是一个复杂的谜团，从中拈出每根线头都是一个疑问，女儿还将继续追寻下去，而我继续等待她向我投掷过来矛头般的信息，可能是某个泛黄的图像，或是几句简短文字，都会让我心情起伏。我有一种预感，女儿顺着时间河流而上，所追溯到的事实可能并不是我们想知道的事实，我们只相信既定的事实，对女儿来说，她还需些时日才能理解这点，有时候我们宁愿闭上嘴巴，让记忆封存在个体的大脑内，好像这样真的有效似的，我们太过相信自己的理性，还有那套被驯化的机制，但历史已经千万次证明过，事情最瑰丽的部分永远是超越理性、不确定的那部分。它突然就那样发生，就在某一晚，奀妹给我母亲护理的时候，因为母亲很难入睡，奀妹就给母亲催眠，我在一旁协助她，我们让母亲躺在睡椅上，大厅里就亮着一泡灯，瓦数很低，我基本上只看到她们朦胧而发光的轮廓，父亲今晚罕见地睡得安静，只听见外头院子里蟋蟀在叫，因为是第一次，母亲有点紧张，迟迟不入状态，额头也出了层汗。奀妹很有耐心，说话也是轻轻的，我第一次发觉我们的方言可以讲得这么轻柔，好像跟平日里听到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大概过了二十分钟，母亲的呼吸逐渐平稳，眼珠开始在眼皮底下快速转动，我和奀妹看见起效了，便想回屋给母亲拿条薄被，这时母亲突然喃喃讲了一句，几时先开船呢？船底臭崩崩咁，受不住了。我和奀妹吃惊地对视一眼，奀妹蹲下来，问母亲，姨，你要坐船去哪里呢？母亲回答说，去金山市啊。听到这个名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奀妹接着问她去金山市做什么，她翕紧了唇，沉吟片刻，才说有亲人在那边，找他一同发达。奀妹就继续问下去，我在旁边观察，我发现奀妹的提问有种惊人的精准，俨如一位资深的田野记者，我想问的问题，基本上都由她问出来了，莫非她对外曾祖那段历史有所了解，并也想追寻下去吗？母亲的回答时断时续，我倒是挺费劲才听明白，刨去一些胡话，大部分都还算符合逻辑。她说自己坐上的船是日本的轮船，从香港出发，在海上漂流了二十多天，因为晕船，她每天都会到甲板上呕吐，但是统舱上人太多了，都是中国人，她得努力挤开人墙，他们身上有发酵的汗臭和尿臊，她强熬过那段时日，以为登岸了就会好起来，没承想那只是一个开端。轮船抵达金山市埠口时，恰好碰到周末，入境处不上班，所以他们一伙人被赶到天使岛去，在当地的拘留所住下，她住在女子营地，跟她同屋的有四十多个人，小孩跟妈妈在一起，大部分是台山人，也有新会和香山的，有的人已经羁留了很久，眼神空洞，说每年冬天这边都会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营地里会放美国国歌和圣诞歌，而这个人已经见识了四五次。她听说后吓坏了，开始长久失眠，通夜都是被单的臭味和小孩的啼哭。过了一周，她被传唤去受审，听证官有好几个，问的问题都很刁钻，比如家里卧室地板是什么做的，厨房里煤油灯放在哪里，村里祠堂牌匾上写了什么字之类的，她毫无准备，又紧张，哪里答得上来，于是对方直接否掉她入境，让她继续待在天使岛。之后还得去做医检，全身脱得赤条条，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用探针伸进她下体，她很不舒服，忍着不流泪，查完了医生给她一个木盆，让她留下些屎尿，尿还好，屎却因为便秘拉不出来，因为吃的只有咸饼干和木薯粉，还专门有舍监在一旁，紧紧地盯着她们吃完，不许剩下食物。因为干渴，她不断想喝水，但热水的供应很有限，她只能回到营地宿舍喝门口水龙头的水，舍监就会吼她，把她赶进去，然后按时锁门。早中晚各有一次开门活动的时间，她就会在院子里散散步，看看别人织针线，攀谈几句，有位耶稣婆不定期来，会给她们带些小礼物。她很喜欢耶稣婆，只记得叫莫拉或莫勒（母亲提到这个名字时，嘴巴夸张地张大，一字一字地念），她会经常让耶稣婆讲讲故事，讲讲那些被上帝保佑过的人，天上的、地下的、海里的，无处不在，讲完了耶稣婆就会握着她的手说，愿望会实现的，不要惧怕问题，做一个诚实的人就好。她信耶稣婆的话，以为自己能早日入境，却没想到后来两次问审，还是被打回来。就这样，漫长的噩梦般的一年多，她都在天使岛的营地里度过。奀妹问她，那后来呢，最后入境了吗？母亲愣了一下，声音微弱，说，当然，最后通过了。她还记得当时乘船登埠时，从金门大桥旁边经过，这么大的桥，这么高耸的桥塔，这么长的吊索，她第一次见到，可岂止她一个人，同行的人也在船上惊叫，这红当当的桥身，是怎么捏成这样的呢，哪里来的这么多钢铁呢，美利坚果然是有钱，船上人人振奋，好像很快就能挖到金子赚到大钱似的。在阳光下，经湛蓝的海水反衬，大桥闪耀着逼人的光，如金子砌成，随后起大风，桥上的悬索也跟着动，浮在海面上的巨大倒影，似乎被涌动的海水抛起，横飘，和白色的浪相撞。她看得入迷，是真的很好看，她找不到什么词来形容了，就是好看。她在心里默念了几十遍，就跟到庙里做祷祝一样，她也信这大桥是有神通的，不然不会这么巨大，比庙里的神像都大，后来她每做完工有闲暇，都会过来海岸线走走，看看大桥，比拜神更有彩头，可能看了有上百遍，从每个角度、侧面，阴天、晴天，冬季、夏季，她闭上眼睛就能在纸上画出来。母亲讲到这里停止，随后陷入沉默，无论我和奀妹怎么提示，她也只是哼叫，然后鼻息渐长。我看母亲已沉睡，就不再打扰她，拉奀妹各自回房睡觉。第二天醒来，母亲精神抖擞，全然不记得昨晚讲了什么，只隐约记得做了些梦，也不真切，但睡眠质量很好，说明催眠很有效，在那之后我们又给她做了几次，却再没有出现那晚的情形，可遇不可求。有些东西本来就很难解释，母亲从未去过旧金山，更别提那些天花乱坠的远航轮船、拘留所、耶稣婆、金门大桥之类的，任我想破了脑袋，也只能想到两种最合理的可能：一是这些原本是别人的记忆；二是这些还是别人的记忆，却是支离破碎的，母亲凭借自己重构了新的记忆。我更相信是后者，母亲的老年痴呆起了很大作用，我见识过她和父亲嗌架，见识过她病情发作时，把大脑里那团混乱的记忆组装成令人哭笑不得的模样，只觉得可怜，得这个病实在是世上最无尊严的事情，它终将把你最熟悉亲近的人，变成最陌生的人。有一回深夜，趁二老睡着，我和奀妹搬了凳子在院子里乘凉，当时月在中天，照得我们二人连一点影子都无，我们聊起母亲几十年来的不易，奀妹记得母亲早年在生产队，为了挣工分，起早贪黑地干活，带去的甘薯都顾不上吃，等奀妹放学回来喊饿，她从兜里掏出甘薯捏捏，又给了奀妹。想到这里奀妹不禁眼湿，兴许也是联想到这些年的自己，活得半生虚浮，像片叶子漂在水面，却也没什么可惋惜的，好的坏的，不过是一眨眼光景，谁想我们还是两个囝仔人那阵，还在月下玩手影，现在已然是坐谈往事的白发中年。我们聊到四五点，竟也没什么倦意，中间奀妹忽而静下来，说有什么在叫，我说那是田里的秧鸡，每到天光就叫，很讲信用，远胜常人，奀妹说现在田里还有这东西呢，她以为早绝迹了，而我确实也没见过，但我坚信那就是秧鸡，来自遥远记忆的声响，它最初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当回事，好比奀妹提起童年时，外婆跟我们讲过的共同的故事，我已经遗忘了，她却记得很清楚，年纪越大记得越清楚。在我印象里，那个年迈的老人，长年坐在苞萝树下，总对我们乐呵呵的，从未对我们露出其他表情，一个人独处时，会对着厝埕积的一汪水发呆。积水明晃晃的，她整个人被照亮，这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对十岁小孩的大脑来说，如何容纳得下。我咀嚼着奀妹的话，听她继续讲下去，讲到外婆曾提及自家有个很大的万宝箱，洋货来的，里面装的也是洋货，千奇百怪的好玩的物件，外婆小时候就爱偷藏在箱子里，被外曾祖母发现，免不了一顿打，边打却边抹眼泪。外婆只道是自己惹母亲伤心了，却不知元凶其实是箱子，那箱子是她父亲带回来的，她从未见过父亲，不知他长什么样。事实上，我们的外曾祖父在1931年最后一次返乡回家，停留月余，带回了那个金山箱，也给外曾祖母带来了外婆。次年外婆出生，这个家庭增添了最后一个女丁，外婆头上还有两个小哥哥，她理应得到最大的宠爱，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发展，自外曾祖父一去不回后，就有传闻他在国外已另有家室，外曾祖母却没法改嫁，守了余生的活寡，那个宝箱则成为招人怨恨的东西，渐渐地，这种情感也转移到子女身上，尤其是外婆，最不得外曾祖母喜欢。十七岁时趁战乱，国民党往海南逃窜，外婆也跟着村里人跑了，一路向南到粤西，在这边安定下来，之后就几乎没再回过娘家。奀妹说，这些信息，除了记忆里外婆口述的部分，其他都是她从一些亲戚朋友那里搜集来的，颇费力气。她还亲自去了趟外婆的娘家，江门的五邑，著名的侨乡，外曾祖母就住在某个墟市的街道，但业已荒废，成了一堆真正的废墟，无迹可寻。她把所见的景象都用手机拍了下来，说着她翻出照片递给我看，全都是那些骑楼的遗迹，生满霉菌的走廊列柱和风化脱落的雕纹檐口，褪色的罗马柱，仿佛托腮的美人，显示出某种迟缓，分列两旁的满洲窗已不再闪光，在阴天的光线下仍然有好几种颜色，连续的拱廊则避开阳光，吸引观看者的视线进入不为人知的暗部，那里也有突起的砖瓦、黯淡的石灰、植物滋生的纹理，向街打开的窗户有的被打穿，豁着嘴巴，有的整齐留在原地，是立定的幽灵，映得天边的云朵一时向左，一时向右，一时突然消失，只剩下一片灰光，正面的招牌上的大字就在这光影里浮起，也有的招牌上的字被岁月抹去了，它们不存在于此间，而是在我们空洞的大脑里，对于它们的想象和疑问占据了那个位置。我久久凝视这些照片，舍不得从手里拿开，骑楼我见得不少，大多是被规划设计好的景点，但这些被完全遗弃的建筑，反而呈现出一种逼人的美。我有点眩晕，竟分不清我所感受到的美，是源于这些已朽的形体（我们自身也是易朽的），还是形体背后的那层东西，或者说，我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奀妹见我发愣，有点想笑，把手机要回去，我觉得她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我坚信如此，不然她为什么会去辛苦追寻，肯定不是简单的缘分，跟见识和学历无关。和奀妹相比，我反而是个局外人，跟隔代的女儿相比，我还是个局外人，这些女人必然有她们交流的秘密通道，从外曾祖母、外婆、母亲到奀妹再到女儿，必然有某种执念，令这样的信息能够传递下去。那晚我和奀妹坐到天光，似乎也没聊出什么结果，唯一算得上的共识是，母亲那些梦游般的记忆碎片，很可能是从外婆那里听来，而外婆的记忆又来自上一辈人。我们回房休息了两小时不到，疲惫不堪地醒来，母亲已经做好早饭，和父亲围坐着等候我们，只是普通的白米饭和配菜，我们却吃得很香。不变的只有母亲的厨艺，其他一切都在变，屋顶的荔枝花谢了，果子在膨胀、变红，然后被摘下，吞进我们的肚子里。炎热的六月结束，换来更炎热的七月和八月，不知不觉奀妹在家里也住了三月有余，月底的几天里，我察觉了她的不安，问起何事，她说下月得回广州陪儿子考试，怕是等不及囡囡回来相见，我安慰说没事，见面是缘，不行下次再见。话虽是这么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都不知道我们下次见面是何时，更别提女儿了。后来此事被女儿知道，竟急匆匆买了回国的机票，提前休暑假，而女儿她妈也约了日子过来，便聚在一块吃顿饭，当是给奀妹送行。奀妹那天早早起来斩鸡、蒸生蚝，忙碌完灶台，回房里特意换了件好看的短袖开领衫，显得有丝紧张，毕竟是第一次见这母女俩。女儿却不生面，招呼完爷爷奶奶，过来就叫表姑，亲近得很，仿佛两人认识多年的样子。这次回来，我第一感觉女儿黑了，晒成了小麦色，看来加州的阳光比老家的还烈，整个人气质也成熟了，她向来是个百变小樱，我从未把握过她的变化，从小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像开盲盒，每次开出来都不一样，这大概也是为人父母的一种乐趣，我感激这个过程，前妻也是如此，虽然陪伴少，我知道她对女儿的爱从未缺席，仍然像生平第一次见到女儿时，她躺在医院的床上，麻醉带来的昏厥还未散去，她就用模糊的意识，把女儿手心的细汗擦拭干净，而此时，我们坐在饭桌前，聚在一起，女儿大声讲她在美国的见闻，前妻则安静、仔细地听着，间或露出微笑，我看着两人这光景，不知怎的就回想起了那一幕，女儿刚降临的时刻，也是我们被世界亲吻和祝福的时刻。女儿讲她在纽约被扒手扒钱包，也讲那些精美绝伦的博物馆，讲她在新奥尔良的海滩还偶遇了开宾利的初中同学，她一阵子说普通话，一阵子又切换成黎话，既要照顾听不懂普通话的爷爷奶奶，也要照顾听不懂方言的妈妈，但我们都听得入味，丝毫也不觉得别扭，也许是某种全新的表达，我甚至觉得，女儿几乎所有开口的喉音，都带有美西的墨西哥腔，而奀妹一直在和她互动，问这问那，还真像是多年的故交，她们之间的默契很快就建立起来，不过一顿饭的工夫，从饭桌起身后，她们已经手挽手、倾密偈，出现在屋檐下的廊柱背后，或是院子果树下的荫翳里，似乎要躲开我们，我和前妻只能识趣地站在一旁，远远看着。这一团快速转动的女性宇宙，好似有无穷的向心力，有说不完的话，完全忘却了他人的存在，哪怕是到了分别的时候，我们送奀妹去村前坐巴士，女儿也是挽着奀妹的手臂，走在前面，我和前妻跟在身后。她们漫不经心地走着，我们也是，仿佛是一场散步，经过烈日下的蔗园、被照得明晃晃的石板路、寥落的土地庙和祠堂，樟树下的小卖店里传来玩牌九的喧闹，散入闷热的空气中，店前的板凳坐着一群抽烟的老人，我们经过时，眼珠子随着我们而转动，光着膀子的囝仔追着狗，跑来跑去，时而挡住道路，但女儿和奀妹不紧不慢地绕过去了，她们一直在说话，而我和前妻无话可说，只有鞋底踩在沙土上的响声。后来送走奀妹，我们三人走回去，多了一个人踩地，声音更响了，最后是女儿忍不住，开口打破沉默，她告诉我们她和奀妹聊到了我外曾祖的事情，一个令人咋舌的真相。我外曾祖母其实从未进入美国，也从未见过金门大桥，那段关于大桥的记忆是虚假的，它来自外曾祖母对于一张照片的臆造，照片由外曾祖父从美国寄回来，黑白照，鸟瞰大桥的全景。奀妹小时候还见过那张被装裱起来的照片，在外婆房间的抽屉里，已经泛黄失真，那座桥只剩下一片白影，不知道外曾祖母把那张照片反复睇了多少遍，那是个美梦，关于那座桥，也关于异国的丈夫，还有遍地黄金的生活，以至于令她毅然动身去美国寻夫，她确实坐上了那艘客轮，像猪仔一样挤在底舱，后来被拖到天使岛，在拘留营里待了整一年半，最后被直接遣送回去，连美国国土都不算踏上，更别说见丈夫一面。关于移民局和拘留营的记录，在网上的开放资料都可以查到，女儿做了这部分的工作，刚好也验证了奀妹的猜想，外曾祖母在1934年的美国之旅，是一趟失败的旅程，毫无意义，在拘留营的那段经历，还成为她余生几十年的梦魇，并且潜移默化，传递给她的子嗣们，而她的丈夫，也就是我外曾祖父，确实如传闻所说，另娶了旧金山的白人为妻，现已传至四代，定居在洛杉矶，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女儿一字一字地讲完，我听得入神，竟忘了讲述者是谁，声音仿若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女儿的声音，又不太像，其实不重要，至于为什么奀妹不亲口告诉我，而是借女儿之口，这本身也不重要。我们费尽心机地去还原当年的故事，力图去接近那个不可接近的真实，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极力去隐藏掩埋的记忆暗角，所以，我们和历史与祖先之间在玩一场躲猫猫，也不存在任何赢家，最接近真实的人并不能改变什么，我们的来处和去处，早已被写好。自送走奀妹后，女儿在老家待够几日，也陪她妈上了深圳，于是偌大的老厝里，又只剩下我和父母三人，忍受依旧燥热的日头，傍晚回凉时，我有时仍然会见到父母龇牙咧嘴地嗌架，然后在半夜里被父亲轰隆隆的鼻鼾吵醒，失眠，听天光时田里秧鸡的鸣叫，日复一日，直到某一日秧鸡突然不再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