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1章
童年场景
在五岁以前，我都与我的姐姐同床而眠，她比我大三岁半。在我们的父母关灯之后，我们会在黑暗中不停地聊天，直到入睡为止。但是，我从未能在事后记得我入睡的过程。情况始终是相同的：某一刻我在黑暗中正与我的姐姐聊天，到了下一刻却在阳光照耀的房间中醒来，我发现自己已经睡了一整夜。然而，每晚都必定有这样一个时间点，在那时，我停止聊天并安然入睡。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是，我不曾体验过这件事，也从未记得这件事。
当我将自己的困惑向我的姐姐倾诉时，她对此不屑一顾。“没有人记得这种事”，她用定论性的自信腔调说道，就好像对这个困惑的解答仅此而已。我依然感到不满意。她是怎么知道的？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她并不记得这件事。我敢断定她从来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人。因此，我致力于密切关注我自己，以便于让我知道我是在何时入睡的，就这种关注方式而言，它完全像人们试图在关闭大门时捕捉那些正在冷藏室中消逝的光线一样。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一如既往，比方说，在周一晚上的某一刻，我在黑暗中与姐姐喋喋不休地进行着谈话，而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情是，我在大白天醒来，此时，周二已经过了数个小时。入睡是我每晚都做过，却从未体验过的事情，多年以来，这有效地成为让我感到困惑的根源之一。
我保留了一段关于我自己的生动记忆，那是两三年之后，我在当时是七岁或八岁，站在我们家后门附近的厨房角落的一束阳光之中，我的目光敏锐地聚焦于我右手的食指，我让它在我面前指向上方。我将要数到三，我对我自己说道，而当我念到“三”时，我的手指将弯曲。接下来我就依次数数：一、二、三——果然，我在数到三时，我的手指就弯曲了。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再次做了这件事。接下来我产生的想法是：这次我将数到四。而当我数到四时，我的手指将弯曲。下一次我将数到五。我的手指将在数到五时弯曲。我尝试着延长我数数的时间，以便于让我的手指陷入困境：一、二……三……四……［等一下］……五！但当我数到五时，我的手指也毫不意外地弯曲了。我能够在我希望的任何时刻弯曲或不弯曲我的手指，这恰恰是由我来决定的。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集中精力，我都根本无法理解我是怎样做到这件事的。某种东西如此彻底地在我的控制之中，它只是完全与我自己的有意识的决定相关，但对我来说，它什么都不是，我对它恰恰没有任何经验，它却已经发生，这是如何可能的？自从那天以来，我就着迷于这个问题。
当我在青少年时期学到了“意志活动”这个概念时，我认识到，我弯曲我手指的决定是某种发生于我头脑之中的事情，我试图用我能想到的各种办法来理解它，而在经验中，无论它是什么，它都是在我的大脑与我的手指之间发生的事情。我尝试的结果始终是完全的失败。我会采纳我在头脑中做出的一个弯曲自己手指的决定，与此同时，我的手指就会弯曲；而在我的头脑与我的手指之间存在的是一片空白。这种同时性对我提出了一个额外的问题：为什么没有时间上的延迟？一个决定如何能够成为某种与这个决定自身同时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呢？
在九岁到十二岁之间，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沉溺于有关时间的困惑之中。在夜晚的黑暗中，我会清醒地躺在床上，沿着如下路线来思考某些事情。我知道，有一天存在于昨天之前，有一天存在于前天之前，有一天存在于大前天之前，以此类推，直到我能记得的那一天为止。但是，必定也有一天存在于我能够记得的那一天之前。我知道，我出生于1930年4月12日，而必定有一天存在于我的生日之前。因此，必定可以始终以类似的方式往回追溯，永无止境……然而，情况是这样吗？“永无止境地回到过去”这个观念是某种无法被我把握的东西：它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归根结底，或许可能在某处有一个开端。但是，倘若存在一个开端，那么，在此之前有可能持续存在的是什么东西？相当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根本就是无——否则此处就不可能是开端。但是，倘若无物存在，又如何能够形成开端呢？开端有可能源自何处？时间恰恰不可能突然进入存在之中，即不可能突然就成功地无中生有，开始运作。无就是无，它不是任何存在的事物。因此，开端的观念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以某种方式让它看起来似乎也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对时间来说，它似乎既不可能拥有一个开端，也不可能没有一个开端。
我逐渐意识到，我在这里必然错过了某些东西。只存在这两个选项，因此，两者中必定有一个是正确的。它们不可能都是合理的。于是，我会将我的注意力从一个选项转向另一个选项，接下来，当我彻底探究了另一个选项之后，我就会回过头来试图弄明白我在哪里犯下了错误；然而，我从未有所发现。我变得开始受制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夜间躺在床上的时候沉迷于这个问题，而且在白天也越来越多地沉迷于这个问题。起初我以为，成年人或许能够帮助我，因此，我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回复让我陷入了比先前更大的困惑之中。或者他们承认他们自己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他们会继续谈论其他的事情，就仿佛这个特别的问题甚至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让他们讨论，或者他们主动以傲慢的微笑来藐视这个问题，并做出类似于此的评论：“哦，你不会想要浪费你的时间来为这样的事情烦恼吧？”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也像我一样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怎么能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它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感到困惑，为什么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有趣的？在经历了数次令我茫然的挫折之后，我停止与人们谈论这个问题，而仅仅独自继续思考它。
我几乎立即就意识到，这同一个问题不仅对过去有效，而且对未来也有效。有一天存在于明天之后，有一天存在于后天之后，有一天存在于大后天之后；时间的终结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倘若时间不是在时间（或许是另一个时间，或一种不同的时间）之中终结的话，那么，时间又是在什么东西之中终结的呢？因此，人们总是能够追问，在时间的终结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另一方面，时间永远能够持续地流逝，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会让现实世界永存，事实上，这或许就是现实世界的永恒性。随着我越来越多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到的并非诸多可能的解答，而是更多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倘若在抵达当前时刻之前势必已经流逝了无限的时间，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永远无法抵达当前的时刻。另一个问题是，对于某种存在的东西来说，它必然具有某种同一性，而这意味着必然存在着某些并非是它的事物，它必然拥有诸多界限，因此，它不可能既存在又是没有尽头的，或者既存在又是没有开端的。我转而确信，一种没有开端或没有尽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我并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开端或终结的可能性。
我又马上意识到，有一个关于空间的相似问题。我记得在我成为马基特哈伯勒[1]的一名伦敦避难者时（我在那时应该是十岁或十一岁），有一次，我背靠草地躺在公园里，试图用我的目光穿透晴朗的蓝天，并以类似于这样的方式思考着某些问题：“倘若我笔直地冲上天空，并持续以直线的方式运动，为什么我就不能永远保持这种运动方式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当然，我最终不得不达到某个终点。但为何如此？倘若我最终撞上了某种东西，难道它必定就是某种在空间中的东西吗？倘若它在空间之中，而且还有更大的空间的话，它是否就必定是某种在其他部分空间中的东西？另一方面，倘若没有界限，那么，无限的空间就不可能存在，恰如无限的时间也不可能存在一样。”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苦思冥想之后，我开始认为，我犯下的关键错误或许是，我错误地假定，我无法构想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或许在我能够思考的东西与真实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差异。归根结底，在某种意义上，我在思考中能够认为，某种事物永远按照某种方式持续运作，因为我总是能够继续追问：接下来存在什么？接下来存在什么？接下来存在什么？但在我看来不证自明的是，这只是我能够思考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任何能够真实存在的东西。我能够思考无限，但无限不可能存在。比如，恒星的数目不可能实际上是无限的……抑或是说，我现在又跌回了我试图爬出来的那个错误之中。无论如何，不管与此有关的真理是什么（即便我能够思考的某些东西不可能存在，我不能够思考的某些东西却能够存在），它都不会帮助我解决我的真正问题，因为它并没有真正告诉我，时间究竟拥有一个开端，还是没有任何开端。在这两个选项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理？
我关于时间和空间想得越多，增加的问题就越多。让我真正感到非常迷惑的一件事是，对于确定的未来，我们到目前为止却是未知的。由于一场足球赛，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这个想法。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最喜爱的两个球队将在次日进行角逐。我过于激动，以至于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明天将贴在告示板上的结果。我起初仅仅是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对自己说：“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将知道结果。可能发生的只有三种情况：或者是阿森纳队取得胜利，或者是热刺队取得胜利，或者是两队战平。无论结果是什么，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都会知道这个结果。”然而，接下来我发现自己的想法是：“无论关于这个结果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它现在就已经是真实的。倘若热刺队获胜，那么，现在就已经成立的真实情况是，热刺队将获胜。倘若比分是3:2，那么，现在就已经成立的真实情况是，比分将是3:2。自时间开始以来，这些事情就已经是真实的。如果一个古罗马人或一位《旧约圣经》中的预言家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说过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甚至在那时就已经是真实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在那天之前却无法知道这些事情呢？它们从时间的开端起就已经是真实的，它们直到时间终结之时都是真实的，然而，只有在明天下午的某个特定时刻，我才能知道它们是真实的。”
接下来不可避免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实是，这同样适用于在整个时间中发生的任何事件：无论真实的事件是什么，它在现在是真实的，它在过去就始终是真实的，它在将来也始终是真实的。在这些真相中，有些真相是我们知道的，有些真相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它们都同样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某些真相，而不知道其他的真相”这个事实，是一个与我们有关的事实，而不是一个与真相有关的事实，对于诸多真相来说，它们都同样是永恒的。我们知道那些被我们称为过去的事物，我们并不知道那些被我们称为未来的事物；但这看起来几乎就是我们分割事物的方式。事实上，真正的分割点是我们：我们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断改变的分界线。对于任何生活在过去的人来说，在他的时代与我的时代之间的那段时间是他的未来，对我来说则是我的过去——对他来说是不可知的，对我来说则是可知的。但是，我自己的未来对我来说是不可知的，对生活在未来的人来说则是可知的过去。然而，诸多真相本身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为什么我们会处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立场上，以至于我们知道某些真相，而不知道其他的真相——不同的人们知道的真相是不同的，不知道的真相也是不同的？它本质上是一个与我们作为个体的处境有关的问题。
我对此思考得越多，我就变得越沮丧。正是在我做出这些反思时，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想法：倘若任何事物就现在而言就是真实的，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永远无法对它们有所改变。就现在而言已经成立的真实情况是，在我的生命进程中将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都将发生在我身上。就现在而言同样已经成立的真实情况是，除此之外不会有任何事发生在我身上。就现在而言已经成立的真实情况是，我将去做我会做的每一件事。就现在而言同样已经成立的真实情况是，除了这些事以外，我从来不会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那么，一切事物似乎现在就已经被固定下来并且是不可改变的。然而，倘若情况如此，就不存在自由意志这样的东西。我是一个受命运支配的无助客体。我发现，这个想法如此惊骇，以至于它对我的平静产生了令人烦恼的严重后果。每当它进入我的头脑中，我就感受到了真实的恐惧，开始试图阻止自己去思考它。
对于那种突然出现于我的沉思之中的问题而言，这是其中的第一个让我在情感上如此不安的问题。我觉得，绝大多数这样的问题虽然令人沮丧却引人入胜，令人恼火却让人着迷；因此，尽管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让人不安的，但是，我仍然乐于以某种难以解释的深刻方式去思考它们。
有一天，我在漫无目的地扔球时突然想到，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这个球都必然位于某个真实的地方。在每个单独的时刻，它必定作为一个整体在某个真实的位置上。在任何时刻，它都不会在两个位置上，而且它所在的位置甚至不可能是模糊的或不明确的。但是，假如那样的话，我就无法看出它如何能够运动，尽管它显然的确在运动。情况再度是，在我看来必然会发生的某些事情却没有发生；无论正在发生的究竟是什么，我都无法找到一条让自己想明白的道路。
正是在这同一段岁月里（九岁到十二岁之间），长时间聆听留声机播放的音乐所带来的乐趣，已经变成了我的一项嗜好。有一次我在播放唱片时，发现自己产生了如下的想象：有一个唱臂向外伸出的唱盘，在这个唱臂的一侧末端挂着一个杯子。我想象有一个球在一个高尔夫球钉上，而这个球钉在距离唱盘边缘的恰当位置上，从而确保了当唱盘旋转时，杯子能够接到从唱盘上掉落的球。按照我的设想，球、杯子与唱臂都是由绝对坚硬的物质构成的——或者可以套用我现在的说法，我将它们设想为完全不具备弹性的事物。当唱盘以最高速度旋转并且杯子接住了球时，将会发生什么？这个球是否即刻就从静止变为以那种与杯子相同的速度来进行运动，而没有经过这两种状态之间的任何速度。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它在相同的意义上与先前提及的那些事情一样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倘若这个杯子、这个球与这个唱臂百分之百都是坚硬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替代的选项：不得不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唯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此处再度产生了这样的局面：我发现，对于某件事来说，我既无法设想它发生过，也无法设想它没有发生过。
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依然如此。我思考得越多，我产生的问题就越多。但我似乎从未获得任何解答。不过在我看来，必定存在着解答。在这些问题中，每个问题都必然拥有某种相关的解答，只要我能够把这些解答找出来。进而，倘若某些事情在不证自明的意义上确实发生过（如球的运动），那么，对于任何认为它们并未发生过的审视方式来说，这种审视方式必然带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对于任何认为它们并未发生过的论证来说，这种论证必然具有缺陷。既然如此，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是，我从来都无法发现任何这样的错误，无论我以多么努力的方式来思考。我逐渐看到，我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是一个塞满了自相矛盾的命题与神秘事物的地方。无论你思考的是什么主题，这些思考几乎立即就导向了悖论与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让我渴望去追求理解。这种冲动就像我的其他那些最强有力的本能（如身体的饥渴）一样强烈与激动人心。一种时刻存在的好奇心，成为我在大多数时间里最强烈感受到的情感，有时它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有些读者的信仰或童年经验导致了他们就此做出不同的设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或许我应当明确表示，在我的思维中，这与宗教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关联未曾进入我的头脑。困扰我的所有问题，都是那些关于我即刻发现自己置身其中的处境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某些问题与我有关，某些问题与围绕着我的世界有关，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关于事物如何存在的问题，某些东西必然构成对这些问题的真实解答，或者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来说，上帝的存在并不能构成一种解答，而无论那时作为孩童的我有多么年幼，我从未感到自己拥有任何相信这种解答的倾向。有一个关于G.E. 摩尔的故事，有人问他为什么从来不向他自己提出有关上帝的问题，他的回复是，他从未看到任何理由来认真对待这样的问题，而这同样适用于那时的我。在我看来，上帝的假设是一种逃避，它拒绝认真对待诸多严肃的问题；它对那些深深令人困扰的难题做出了一种轻率的、无根据的，尤其是逃避式的回应：它满意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自我慰藉的幻觉，即我们知道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的东西，我们拥有了我们其实并不拥有的解答，由此否定了存在者的真正神秘（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奇迹）。纯属偶然的是，我幸运地在一个从不提及宗教的家庭中长大。我刚刚已经说过，无论我的年龄是多少，我都不曾信仰过上帝；我更没有当过基督徒。但是，相较于这两件事，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从未感到有任何必要来反抗这种信仰。这是一件让我深深地感到欣慰的事情。在学校里有大量关于宗教信仰的活动，但我对任何与学校——更确切地说，任何由权威组织的活动，如班级服务与宗教服务——有关的活动，都持有一种厌烦的与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我看来，在这些活动中没有什么东西与真实的生命有关，我从不认为它们之中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因此，在课堂之外，我从不为它们给出片刻的思考。正是在课堂之外，一旦下课铃敲响，一切现实的与令人激动的事物就在等待中张开双臂，将我飞快地抱入它们自身的怀中。我也从不认为，我所谈论的任何问题是抽象的或理论性的，更不认为它们是与来世有关的问题。它们是扣人心弦的真实问题，它们是有关实在的问题，它们是有关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现实世界的问题，是有关我那活生生的生命的问题，是有关我自身的问题。无论我是否喜欢，我都拥有这样的问题。对此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已经产生了这些问题。
尽管在我的头脑中，这些经验与宗教或宗教思想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我身上却发生了如下的情况：我在学校的礼拜堂唱赞美诗的过程中，我会突然意识到，倘若我闭上自己的眼睛，在庞大的尖顶建筑中面对我的数百个男孩，连同那些巨大的绘画与窗户所构成的视觉场景，就完全消失了。当然，它们并不曾消失，消失的是它们的视觉形象，即这个场景本身。当我睁开了我的双眼，这个场景就又回来了。它们始终都在那里，即便我根本不在这个礼拜堂中，它们也同样在那里存在，但我对它们的仅有理解存在于对它们的视觉与听觉之中，而这些事物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如果我停止聆听与观看，它们对我来说就终止了存在。直到那一刻之前，我始终想当然地认为，我与在我外部的人与事物进行着直接的接触，这些人与事物的在场是我以无中介的方式经验到的某种东西；但我此时突然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我对它们的意识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们就在那里存在，独立于我自身；然而，我对它们能够拥有的所有意识、经验与知识都在我的头脑之中，这种意识可以突然地进入存在或不复存在，而不管相关的人与事物的存在状态是什么，当然，前提是相关的人与事物确实存在。我能够在任何我乐意的时候让这种意识到来和离去，其方式是简单地睁开我的双眼或闭上我的双眼。在一阵可怕的令人作呕的感受中，我意识到，将这一点诉诸语言的自然方式是说：“当我闭上了我的双眼时，它们就消失了。”
即便在这么多年之后的今天，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是，我在洞悉这一点的瞬间感受到了多么不可名状的惊骇，它多么像一个可怕的梦魇。我擅自进入了由恶心、幽闭恐惧与隔离所构成的巨大浪潮之中并被它们吞没，就好像我已经永远与一切存在的事物（除了我自己）断绝了联系，就好像我已经陷入了存在于我自己头脑之中的生活一样。我觉得，我将要呕吐或晕倒。我被恐慌所压倒，我需要逃离这个处境——仅仅是要逃出这个困境。以摸索前行的方式，我步履蹒跚地走出了我的座位所在的那排男生，男生紧密排列于两侧（他们在中间通道的两边以四百人对四百人的方式面对彼此），在整个学校所有人的眼皮底下，我抬起了我的头，心烦意乱地转身走入在他们之间的通道并走出了这座建筑。此后，每个人都提到，我的脸色明显变青了——人们据此推测，我在那时已经得病，因此也就没有人询问我为什么在那时走了出去。
自那天起，我在自己人生的每一天中都至少会花费部分时间来与这些魔鬼搏斗，特别是当我独自一人闲来无事的时候，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指的是我在黑夜中躺在床上的时候。前往礼拜堂的预感引起了我的恐慌，当打铃时，我经常会躲到卫生间里。当我确实要去参加礼拜时，我由于紧张不安（有时则是由于真正的惊骇）而遭受了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前往礼拜堂的预感经常显得如此可怕，我宁愿接受惩罚来作为替代。我无法就此向任何人做出任何解释。我曾试图对校医做出解释；但他是在旧式公立学校中常见的那类精力充沛的性格外向者，我知道他永远无法理解我。事实上，我担心他会认为我发疯了。因此，我并没有告诉其他人我自己的恐惧。
在某个场合下，我认为我自己将因此而走向疯狂。在学校假期的一个下午，我正走出电影院，在门厅我突然被这样一种认识所吞没：对于我以及我的整个人生来说，在我有可能意识到的范围内，一切——不仅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想法与记忆，而且还包括别人的生活、想法与记忆，现代世界整体，我在报纸中读到的任何东西，全部的历史，所有的艺术，宇宙本身，万事万物——都绝对仅仅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不仅在过去是这样的，而且必定始终是这样的；除了在我头脑中的东西之外，我绝对无法对任何其他的东西拥有任何意识。这个思想并不是唯我论——它并不主张，一切事物仅仅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而恰恰是唯我论的反面：一切事物（当然，除了我的经验之外）都存在于我的心灵之外，我永远与它们断绝了联系，并始终处于不可救药的孤独之中，我陷入了由我的头盖骨组成的小匣子里，永远、永远、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小匣子，无法成为存在的其他一切事物的组成部分。再一次地，这是一种完全地、永恒地与无可救赎地隔离于每件事与每个人的感受，与之相结合的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幽闭恐惧症，一个在清醒状态下产生的被锁闭于自身之内的噩梦。我试图通过强迫自己转移思考的注意力来逃避这些恐惧，但接着就迎来了第二次打击：你永远无法让自己能够经验到你的意识所做出的诸多判定意见之外的任何东西。对这些判定意见的仅有选择是遗忘。我觉得，让我逃出自身并逃离我自己的诸多界限的唯一方式是爆炸，恰如手榴弹在爆炸时炸裂它自己外壳的方式一样。我确实相信，在那个时刻我将走出我的心灵。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特定方式审视实在的结果。我认为，一切事物都在时空框架中以独立于我的方式存在，而时空框架本身的存在也是独立的。作为时间与空间之中的一个客体，我能够认识任何其他客体的唯一方式是，如果某个客体影响了我的一种感觉，那么，它就会把刺激传达到我的大脑之中，大脑就会将之转译为一种感觉形象。因此，我能对实在的任何部分而不是我自身产生的有意识认知，是关于诸多感觉形象的认知——它们不仅始终在我的头脑之中，而且只能永远在我的头脑之中——而我不得不根据这些形象回溯推断它们所表象的诸多客体的存在。这种表象是我能够形成的关于客体本质的唯一设想。对于这些客体本身来说，我没有任何直接的、没有中介的接触手段。它们永远存在于一条无法跨越的边界的另一边，而这条边界是由意识可能性的诸多限定所构成的。
我从这种审视事物的方式推断出来的下一个洞识是，这些客体绝不可能“类似于”我对它们的感知。我是在我父母公寓的客厅首次想到这一点的，那时我大概是十三岁。在这个房间中有两把面对面摆放的扶手椅，而在这两把扶手椅的中间，一边是一张沙发，另一边是一座壁炉，在一把扶手椅的附近有一盏高高的标准灯具。我当时坐在灯具对面的扶手椅上，观看着这盏灯具。它有一个深褐色的方形木制底座，其上的灯杆也具有相同的颜色与素材，在顶部的是一个圆锥形的灯罩，它是由浅褐色的柔软纺织面料制成的。这就是标准的灯具：我无法以其他的任何术语来对之概念化。对于在这个房间的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观察者来说，他也只能以此方式来对之概念化，除非——我突然想到——他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即这盏标准的灯具自己所占据的位置。在这个房间里，只有在你作为这盏标准的灯具存在时，你才有可能无法看到这盏标准的灯具。而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你就不会对你看上去的样子形成任何概念。换句话说，无论你对你自身形成的概念是什么，对我和其他任何人来说，你所采纳的概念形式都不可能是我们会采纳的唯一形式。我坐在那里试图想象，作为一个标准的灯具而存在会是什么样——也就是说，把我自身置于它的位置上。相同的想法再次肯定自身。它能够看到这个房间中的一切事物，除了它自己以外。无论它在哪里，它都永远不能看到它自己。这让我意识到，我知道我自己的脸长得什么样，这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它在诸多镜子、窗户与照片上反映出来的形象——换言之，因为我看过诸多不同于我自身的形象与无关于我自身的形象。若局限于我的脸的内部，我就没有任何途径来了解我的脸的样子。因此，倘若你是某种事物，你所是的事物就无法按照其他任何人感知它并据此构想它的术语来进行描述。进而，你也不可能是他们所描述的事物。从另一方面来审视这同一种处境，每个人感知或构想任何事物的方式，都无可替代地与这样的术语有关，这些术语不可能让被感知或被构想的事物如其所是。因此，事物本身必定不可思议地不同于我对它们所形成的任何观念。
在两三年里，我不断试图想象，作为一个无生命的客体存在会是什么样的，而且我始终带有这样一种矛盾的想法，即它必定以不可概念化的方式不同于我能够想象的任何东西……作为那幢建筑存在会是什么样的？作为橄榄球靴存在会是什么样的？它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们如此存在，它们拥有这样的存在。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并非它类似于什么，而是它的存在是什么——我首先确定的是，它不可能类似于我能够形成的与它有关的任何形象或概念。尽管我知道，我试图将我自己置身于书本、树木、家具物件的位置上的尝试极其自相矛盾，但我无法让自己停止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存在是一个终极的奥秘，它最终是不可概念化的。然而，不存在的事物都不会存在，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存在着。因此，存在怎么可能是神秘的？对我来说，此处的定论是在悖论之中：一切真实存在的事物是不可知的，我们经验到的事物整体仅仅是影像，它们的存在都不独立于我们的经验。
大概在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图书馆无意发现了一本名为《世界圣经》（The Bible of the World）的书，这本书囊括了在这个世界上的诸多著名宗教的主要作品。出于好奇心，我将整本书读了一遍。在这本书中仅有一部分内容真正深刻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即《奥义书》（Upanishads）。在这里我惊讶地发现《奥义书》也认为，整个人类的知识世界与经验世界，都仅仅是由诸多影像构成的，这些影像稍纵即逝，并没有持久的实在，而真正的实在是永远存在的，它是我们无法对之拥有直接认知，因而无法对之形成清晰、明确概念的某种事物。我惊讶地看到我自己的想法记录在我面前的书页之上，而这些文字撰写于数千年之前。《奥义书》接下来提供了一种不曾被我想到的解释。它说，向我们心灵呈现的各种影像的数目是无限的，但这并不是某种对应于诸多分离影像的难以理解的事物的数目，后者仅仅是一个巨大的事物。当我们进入个体的存在时，我们就与它有所区分，当我们死亡时，我们又融入它之中；实际上，它才是最终存在的一切。只有诸多影像本身才是相异的、个体的、分离的。因为影像就是影像，它们是主观的与短暂的，尤其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天生的倾向将它们错误地当作独立存在的事物，因此，就可以合情合理地将它们归类为幻觉。于是，分离的事物——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有所分离——是幻觉。实际上，一切都是一。
这种思想激起了我的兴趣，却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的直觉既没有对它留下好的印象，也没有对它留下不好的印象，我对它抱持的是一种不可知的态度。即便它是真实的，我也没有看出，我们能以何种方式知道它是真实的。但是，它让我充分领会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的情况下，我就已经在继续假定，实在在一个基本的方面“类似于”我们对它的构想，即它是驳杂多样的——而我没有任何根据来支持这个假设。事实上，经过诸多考虑，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根据来支持关于终极实在的可能存在方式的任何信念。
尽管如此，无论终极实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对我来说，它的不同寻常应当超越了所有的奇迹。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某种东西存在。为什么虚无并不存在呢？根据人们进行预料时所遵循的全部标准法则——最有可能的事态、对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的最经济解决方案、最简单的解释——虚无是你会在预料中认定其存在的东西。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然而，尽管不可能知道在那里存在的是什么，因而不可能说出它是什么，甚至有可能无法断定在那里存在什么东西，但某些事物无可置疑地在那里持续存在。不过，任何事物如何能够在那里持续存在？在什么媒介中持续存在？在虚无中持续存在？这是不可构想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里发生着某些事情。
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多地谈论、探讨与论证了这些问题，但是，多年以来我从未遇到任何人完全像我那样沉迷于这些问题。在我成年之前，我已经熟知了若干对待此类经验的基本态度，绝大多数人，至少是我所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似乎欣然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基本态度，但这些态度都根本不同于我的态度。他们似乎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人。第一类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所发现的那样：这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显而易见，这就是它们存在的方式，对此的谈论并不会改变它们的存在方式，因此，追问这些存在方式的永恒问题，并不会有助于实现任何目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浪费时间，甚至大量地思考这些问题也是浪费时间；我必须要做的是在生活的实际行业中取得成功，而不是让自己沉溺于大量无用的思辨与徒劳的谈话。这似乎是绝大多数人的大致观点。接下来的一类人认为这种态度是肤浅的，但他们根据的是宗教的理由。根据他们的观点，此生无非是一首前奏曲，是真实事物的序奏。有一个上帝创造了这个包括我们在内的世界，上帝给予了我们不朽的灵魂，以至于当我们的肉体在短暂地居留于尘世之后迈向死亡时，在肉体之中的灵魂就永远在某种“更高级的”领域中持续存在。这类人倾向于认为，在永恒者的眼里，我们目前这个世界完全没有那么重要，每当有人提出有关我们经验的自相矛盾本质的诸多问题时，他们就会一边耸肩一边将之归于上帝高深莫测的工作方式。他们并没有以此来作为所有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人所说的几乎没有回答任何现实的问题：他们没有感受到任何紧迫性来这么做。上帝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他的本性对我们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让我们信靠上帝，停止用那些在我们死亡之后才有可能知道答案的问题来打扰我们自身。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实质上与第一种态度同样缺乏好奇心；它仅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理由来支持人们不提出问题；同样明显的是，它并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些问题。在第二种态度中，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真正的不同寻常之处：恰恰相反，赞成这种态度的人们经常带有某种标志着自满（更不用说自命不凡了）的态度。他们似乎欣然哄骗他们自身与这样一个故事同眠共枕，这个故事或许是真实的，或许不是真实的，而他们并没有严肃的根据来支持他们相信这个故事。
最后，还有一些人对这两种态度都做出了谴责，他们认为，这两种态度既没有理解这些问题，又犯下了许多错误。他们做出这种谴责的根据，或许可被称为理性主义的根据。他们批判性地追问事物存在的方式与传统宗教的信仰，向这两种态度的追随者要求证明（或至少是良好的证据）与辩护（或至少是良好的论证）。这些人在精神上倾向于成为启蒙运动的子女或科学时代的子女，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所抱持的是一种直到17世纪才开始存在的观点。他们似乎相信，一切都可以根据理性来获得解释，理性探究最终将做出所有可取的发现，理性的应用即便现在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的全部问题，但也能在原则上解决实践中的全部问题。我的绝大多数朋友与精神同伴似乎都属于这第三种人，而我确实也倾向于赞同他们对其他两种态度的批评。我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确定信念对我来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他们的态度——好吧，或许并没有像他们批评的那些人那么轻松自在与自鸣得意，但它仍然是轻松自在的与自鸣得意的。他们似乎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可以凭借理智来获得理解的地方，而我并没有弄明白，他们如何能够根据这种短暂的思考来支持这样的信念。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于理性力量的信仰是未经反思的与错位的。我这种观点所根据的事实是，恰恰是理性的应用才不断地孕育出了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诸多通过思想产生却无法通过思想清除的问题。由于众多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对理性力量的信仰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无批判地根据原则来相信理性的力量，对任何抱持异议的声音都完全采纳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从未严肃地反思理性适用范围的狭隘性，理性自相矛盾的倾向，或理性在解决大多数有关经验的基本问题时所显示的无能。对于我个人（或其他任何人）所做出的任何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导向这些情况的尝试，都让他们觉得带有宗教的气息，他们将宗教等同于迷信并倾向于蔑视宗教。对于他们来说不证自明的是，这个经验世界就是存在的全部，我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我们迄今在经验世界中尚未理解的任何东西，都将在时间的进程中获得认识。所有的意义与目的都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价值与道德是由人类创造的，而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价值与道德是以社会与历史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主张实在隐藏自身的暗示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任何认为我们经验的意义或许位于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暗示都被他们当作一种没有意义的语言——而且还是一种隐蔽的宗教。让我最为深刻地与这种态度发生分歧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我最难以理解这种态度的地方）是，它对于我们的存在缺乏任何惊异感，事实上，它对于任何事物的存在（一切事物的绝对不可思议的奇迹）都从根本上缺乏惊异感。毕竟，你并不需要深刻的反思，甚至不需要超出孩童能够思考的范围，就能意识到，我们的经验的诸多最一般的与最基本的特征，对我们就是难以理解的——然而，我谈论的那种人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发现。对他们来说似乎自明的是，对于事物的某种常识性的观点在大体上必然是正确的，而对我来说自明的是，常识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将之作为出发点的逻辑推理几乎马上就将人们导向不可理解与自相矛盾的泥潭。实际上，用直率而又真诚的话来说，他们觉得，对常识性世界观的拒斥是荒谬的，而我觉得，对常识性世界观的接受才是荒谬的。他们的整个看法只有在他们没有反思其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幸存。这种看法不仅是极度肤浅的，而且是冷漠的、没有根基的、未经证实的与无法支撑的。任何人提出的任何相关的基础问题，都被他们当作无趣的与无意义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倘若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样的事实上，即我们的推理能力似乎根本没有途径来理解这个世界与我们经验的这一个基本特征或那一个基本特征，那么，他们就会将这个事实视为不要提出这种问题的一个理由。他们想要做的是将他们的生命局限于他们能够理解的事物所构成的领域之中。因此，他们仅仅位于略微较深刻与较有批判性的层面上，但实际的结果表明，他们与这三组人中的第一种人共同分享了绝大多数的态度。
尽管我已经长大成人，我仍然被有关这个世界的惊异感所吸引，并沉浸于某些似乎将自身呈现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中——特别是与时间、空间、我们关于物体的知觉以及它们的内在本质有关的诸多问题——这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产生了将我与其他人相隔离的效果。我不仅从未发现那些我能够与之讨论这些问题的人，而且我认识到，倘若我提出这些问题，我就有可能被视为怪人。我并不孤单，因为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喜爱交际的人——我总是拥有朋友，我在十七岁时就谈了第一场恋爱；我除了是一个难以满足的音乐爱好者与戏迷之外，还非常喜欢聚会——然而，我对于经验的形而上维度的徒劳专注，是某种我已经学会仅仅保留给我自己的东西，虽然我每天都与这种关切一起生活。让这种关切比其他一切都更显得是孤立根源的原因是它的无法抗拒的重要性。这些对于我们的本性以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本质来说，都是根本性的问题，而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这样的问题所吸引。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在我与智慧人士来往的全部时光里，就好像有某种非正规的禁令来制止我们讨论这些最重要与最有趣的问题。
在我就读大学以前，在我的心中，我从未将任何这样的问题与“哲学”这个词语联系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发现它们就是哲学，在跨越三千年的时间里，人类的某些最伟大的天才就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时，我全然感受到的不可思议。我在本章中描述过的每一个问题原来都是一些在哲学史中并不陌生的问题。它们中的某些问题甚至已经被确定了名称：我对球能够运动的困扰，被称为“芝诺的飞矢”。维特根斯坦在论述死亡时，原来也已经涉及那个在我入睡时让我如此困扰的相同见解：我们期望体验死亡，但无法体验死亡，他说，这是因为根据定义，我们不能有意识地经历死亡，因此我们并没有对死亡的意识。特别重要的是，在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我顺理成章地发现，我自己已经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康德主义者，我的出发点是时间与空间的二律背反，进而我又主张事物的不可概念化，因为事物本身独立于我们的经验模式。就我所知，我对于“竟然有某物存在”的永不枯竭的惊异感，是由莱布尼茨最先付诸言辞的，而康德最直接的追随者之一谢林则对这种惊异感给出了最引人注目而又激动人心的表述。这种惊异感遍及康德最具启发性的后继者叔本华的作品，我还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是我已经在《奥义书》中偶然发现的相同学说——尽管在叔本华那里的情况表明，就像在我这里的情况一样，这个学说都不是借助于宗教的考虑要素获得的，而是借助于在本质上是康德主义的考虑要素获得的，因此（在叔本华的情形下）就是借助于西方哲学主流中的那种核心思维模式获得的。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前文还提到了如下问题：自由意志问题以及“意志活动是一个有意实施的行为的原因，还是理解这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方式”的问题。叔本华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休谟在年轻时就体验过神经衰弱，他也意识到了这种神经衰弱与他的哲学反思之间的关联。根据休谟对于这两个主题所说的那些话语，我怀疑，他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心理体验，与我自己的那些体验就有某种相似之处。特别是考虑到休谟哲学的本质，我认为实际情况就有可能是这样。（顺便说一句，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那么多著名的哲学家在年轻时都经历过神经衰弱。）正如让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莫里哀终其一生都让他的剧中人物以散文体的方式说话，我发现让我自己感到惊讶的是，我终其一生都沉浸于诸多哲学问题之中。我就像伟大的哲学家那样被这些相同的问题所吸引，我们都同样感受到了理解这个世界以及世界经验的需要，我紧随着他们的脚步，也意识到无法根据常识来解释这些事物——恰恰相反，常识在没有保持沉默的地方，就会徒劳无益地产生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当然，在我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他们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某些贡献，而我甚至无法以一种颇为丰富或精致的方式来表述这些问题，更不用说通过我的工作来为这些问题提供诸多可辩护的解决方案了。结果是，我就像一个饿汉扑向食物一样扑向他们的作品，它们给我带来了大量的营养，并且自此以后一直支持着我。
20世纪50年代早期，我在剑桥大学最先发现，职业哲学几乎不关注任何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没有大量论述这样的问题，我们对于物体的感知问题或许例外——它们几乎放弃了哲学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传统使命，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弃了这门学科的过去。不过，这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阻碍，它或许仅仅阻止了我成为一个当代模式下的职业哲学家。不同于这个时代的这些职业哲学家，我确实有许多哲学问题，它们是实际存在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与实在的本质有关，与我和实在的其余部分的关联有关，甚至与我自己的本性有关。而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我对语言的误用而陷入的诸多混淆。
[1]Market Harborough，马基特哈伯勒在英格兰莱斯特郡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美丽城市。——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