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戊戌余波

康有为、梁启超是清末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人，两人本是师徒。参与变法的还有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即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9月21日，慈禧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出京城，流亡国外。

梁启超出逃前规劝谭嗣同一起逃跑，遭谭嗣同拒绝。他坦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并毅然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被捕前，谭嗣同与妻子诀别时说：“告诉后来的人们，我为了什么而死。”

1898年9月28日，北京菜市口。

四周街巷，万众聚集，人头攒动。下午4时，缓缓押来六辆囚车。囚车上的“戊戌六君子”，随后即被处斩。

据晚清武术名家胡致廷回忆，谭嗣同被处斩时，由于使用的是钝刀，脖子被砍了30多刀才断气。谭嗣同的死，悲壮又凄凉，为晚清变法的历史涂上了至暗的一抹血色。

光绪和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在颐和园，应当是1898年6月16日，那正是翁同龢被贬职的第二天，正值变法初始阶段。

不过，由于康有为在之前组织过公车上书，且先后七次上书光绪，所以，光绪对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并不陌生。自然，这其中还有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以及一帮拥护变法的臣子们对康有为等人的大力引荐。

他们的见面很愉快，洋溢着相见恨晚、只愿来日共同大展宏图的氛围。

这次见面后，光绪赐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职，给了他专折奏事的权力，也就是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也脱颖而出。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同样赏赐了六品衔。

在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策动下，变法如疾风骤雨般兴起。变法内容包括改革军队，训练新式陆海军；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仅京师就被裁撤数万人）；废八股，开办新式学校；办报馆，传播新思想，开放言论；开放民办企业。变法的皇旨从京城飞向全国各地，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也让保守派深感恐惧。

稍后，有伊藤博文访华一事。伊藤博文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此时他已卸任日本首相一职。康有为鼓动光绪聘请伊藤博文当中国改革的总顾问。

听闻此信的慈禧怒不可遏。“大清的江山岂能拱手让给一个东洋人？”要知道，甲午的战败是何等屈辱。

慈禧的红线已经被踩得脚印斑斑，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还沉浸在变法图强的美梦中。

戊戌变法仅进行了103天，所以，它还有另一个名字——百日维新。但就是这103天，光绪密集发布了上百道除旧布新的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多个方面。年轻的光绪恨不得让中国迅速脱胎换骨。

在所有新政中，废除八股别有一番景象。彼时，八股取士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是普通人进入仕途的途径。废除八股，意味着让普天下埋头苦读八股的学子们断了出路。

梁启超对八股恨之入骨，他在《中国近十年史论》书中说：“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昔人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也。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盖学问立国之基础，而八股者乃率天下之人使不学者也。”

废除八股，兴办新学，就是一场划时代的启蒙运动，希望以此摆脱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变法失败后，八股取士恢复。梁启超同样痛心疾首，斥责道：“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是使四百兆人民永陷于黑暗地狱而不复能拔也。”

变法维新虽只进行了百日，但在某些领域还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如新式学校的开办，以京师大学堂的兴办最为典型，这件事就是光绪交给孙家鼐办的。

兴办京师大学堂是写进了《明定国是诏》的。作为现今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京师大学堂倡导西学，比如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法律等现代课程，为国家培养了现代人才。

这场剧烈的改革，实际上可看作是洋务运动的延续。鸦片战争以降，大清帝国内忧外患，变法图强成了最迫切的需要。洋务运动推崇“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主要还是以器物层面的改革为主。在一定程度上，戊戌变法则是为洋务运动做了补充，它从政治、文教等多个方面为帝国进行了一次精神手术。

只是，变法百日而夭。

戊戌政变是慈禧集团的一次反攻清算。慈禧除了杀害“戊戌六君子”以外，还处理了大批维新派重臣。如举荐康有为有功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礼部尚书李端棻均被革职，流放新疆。

张荫桓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非同小可。此人原本深受慈禧赏识，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出使欧美多国，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外交官。光绪对外国的了解，很多来自张荫桓。他每次回国，都要给皇帝讲述国外的各种见闻。光绪爱听，张荫桓爱讲。可以说，张荫桓就是光绪变法的启蒙老师。

变法期间，光绪任命张荫桓为矿务铁路总局主事。由于光绪与康有为等人的特殊关系，张荫桓成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桥梁，这也是保守派忌恨张荫桓的一个重要原因。让慈禧愤怒的是，张荫桓还引见伊藤博文让光绪会见。

在慈禧等人看来，张荫桓大有蛊惑皇帝的嫌疑，政变后以“居心巧诈”为名将其流放新疆。慈禧原本没有处死张荫桓的意思，但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步步紧逼，慈禧恨洋人又恨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张荫桓，新仇旧怨一起算，就将在新疆的张荫桓处死。

张荫桓成为遇难的“戊戌第七君子”。

与张荫桓一起流放新疆的还有李端棻。若论人才举荐之功，李端棻厥功至伟。他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欣赏一如既往，长期向光绪举荐。慈禧给他定的罪名就有“滥保匪人”。

不过，李端棻比张荫桓幸运的是，他并没有真的被远放新疆，而是停留在甘肃治病。最终他还被特赦回贵州老家，算是得以善终。

同样有“滥保匪人”罪名，被革职的高官还有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本是地方封疆大吏，关键时刻举荐了“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另外，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在吏部任主事，父子二人在京城内外联手维新，深为慈禧恨之。最终，父子二人同被革职。陈宝箴与张荫桓相同，也是在1900年间被慈禧下令处死的。不同的是，张荫桓是被公开处死，而陈宝箴则是赐其自尽。

礼部侍郎徐致靖本应是“戊戌第七君子”，因为耳背，光绪没有长期召见，得以免死，被终身监禁。刑部主事张元济、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御史宋伯鲁及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均被革职。那个导致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的礼部主事王照自然也是严惩的对象，但他同梁启超一起逃到了日本。

随着维新派的倒下，各项新政迅速被废除，旧政逐一恢复。

原本被裁并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仍按旧制办公，被裁撤的大小官员陆续回来上班。八股取士照常举行，天下举子一片欢呼。武举考试继续考核弓马骑射。变法期间涌现出的多个报馆被严厉查禁，主笔被通缉。

一番折腾过后，清廷还是那个清廷。

一批政治对手倒下，就意味着另一批亲信宠臣的崛起。

原本强烈反对变法、备受排挤的重臣陆续得到慈禧重用、提拔。首先是满族大臣，如刚毅、启秀、荣禄、崇礼、裕禄、怀塔布等人；其次是汉族大臣，如徐桐、廖寿恒、赵舒翘等人。不过，满族大臣明显要多于汉族大臣。

其中，刚毅、启秀、徐桐等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强烈反对变法。

刚毅，在变法期间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反对变法，对新政反应消极，屡遭光绪呵斥。但光绪也无法撤掉他，因为他是慈禧的人。政变后刚毅成为军机大臣。

怀塔布正是光绪罢免的礼部六堂官之一，在变法期间，他同样消极应对，压制下属上疏言事。政变后，慈禧命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在所有慈禧重用的大臣中，似乎只有荣禄是个例外。荣禄既是支持变法，又是带兵协助慈禧发动政变的重臣。支持变法又发动政变，看似矛盾，其实并不冲突。

荣禄支持帝国变法自强，但并不认同康、梁等人的变法思路。荣禄曾给伊藤博文写过一封信，在信中谈了自己对变法的认识。他认为“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荣禄的意思很明显，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过猛过快。康、梁指责荣禄是顽固守旧派。其实，荣禄真的不是守旧派，准确来说，他应该是善于左右逢源的“骑墙派”。

在这些大臣中，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很多人在变法期间都曾掌管过军权。如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三军；刚毅为兵部尚书；崇礼为刑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领步军统领；刚毅曾统领健锐营；怀塔布统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

自然的，戊戌政变后，慈禧回到了前台，重新开始训政。尽管慈禧自始至终也没有丧失大权，但康、梁等人的大胆变革，多少有点让慈禧心有余悸。一想到自己差点成了“围园杀后”的牺牲品，慈禧就没有那么淡定了。

变法前，慈禧或许以为这次改革无非只是洋务运动的2.0版。到后来才看明白，变法到后期，康、梁等人的矛头已经对准了自己。变法，原来就是要变掉自己，要变掉自己的权力，甚至还要革掉自己的身家性命。

慈禧恍然大悟。原来变法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既可以“不违祖制”，还能救亡图强。

维新派人士到此大概也回过味来：他们曾把自己看成是拥护皇权体制的人，他们的变法也是在为清廷效力。但是清廷不是国家的清廷，也不是光绪的清廷，而是慈禧权力的遮羞布，这就是当时所谓“祖宗大法”的本质。

不揭开慈禧的这块遮羞布，变法难以进行；揭开它，就是生死对决。

重新回到前台的慈禧，比此前更坚定自己的立场。继续牢牢掌控最高权力，成为慈禧最大的心思。

由此，经过戊戌政变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紧缩，专制、守旧、排外回潮。

大清帝国又成了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