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定位与“军国男儿”

明治维新前，日本女性在家庭中并未被要求承担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而是要做好“人妻”“人媳”。这从当时常用的《女大学》《女诫》《女中庸》《女训抄》等女训书中可以看出，如“妇人别无主君，以夫为主君，谨慎侍奉，不可轻侮”；“女子以夫为天，若逆夫而行，将受天罚”等。明治维新后，在原有“良妻”的基础上，女性的“贤母”作用，即聪明有学识并能承担教育子女任务的“母职”开始受到重视，“良妻贤母”逐渐成为社会对日本女性的新要求。

围绕日本近代以来的良妻贤母思想，中日学界已有丰硕的研究成果，虽然研究重点各有差异，但内容基本会涉及两大要素：一是日本近代的女子教育理念；二是日本近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具体而言，良妻贤母思想最初是在欧美影响下诞生的与女子教育紧密关联的理念，后来在以知识修养为中心的“欧式贤母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自江户时期一直推崇的传统妇道等儒教思想、以尊皇爱国为核心的国家主义理念，最终形成了“日式良妻贤母论”。另外，良妻贤母思想是通过《学制》《教育令》《改正教育令》《高等女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制度“规制”而成的，是“家族国家观的女子教育版”。概言之，良妻贤母思想自诞生之初既已超越“家”的范畴，而与“国”之利益紧密相连，其内涵的理论构造是“女子教育—贤母—人才—国家发展”，正如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所指出的，“国家富强的根本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着直接的关系。”

既然良妻贤母的终极服务对象是“国”，对良妻贤母的具体要求自然会迎合“国”之需求。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以来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女性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也随之受到关注。日本私立女子学校三轮田学园创始人三轮田真佐子的《女子教育要言》，是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论著。该书从“女子教育之根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高等教育”“学制”等方面，论述了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真正的良妻贤母”。在《女子教育之根本》的章节中，该书陈述了推行日本女子教育的三大要点：一是主张女子教育不能单纯模仿他国之法，必须与日本国情相一致，因为“日本国民拥有万世一系、天壤无穷之明君，时刻以克忠克孝为本分，敬重祖先，孝于父母，忠于夫君，兄弟和睦，朋友信赖，一国和气蔚然成风”，这显然是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之翻版；二是指出女子教育必须立足国家主义，所有女子均要心系皇国勿忘皇恩，因为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保证“人民互通气脉，在某一区域内团结一致”；三是强调向女子灌输军国思想的必要性，因为日本“四周皆为海，未来必将卓越非凡威震四方”，故必须“向女子传授适合作为未来海国男儿、军国儿童之母的思想，否则将无法培养出为国含笑赴死的男儿”。不难看出，“皇国思想”“国家主义”“军国思想”已成为三轮田女子教育论的核心词，其首次提出女性可以通过培养“军国男儿”的方式服务于国家。

甲午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部分教育界人士在理论层面意识到了向女子灌输国家主义及军国主义的必要性，而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更促进了教育领域从“理论倡导”向“具体实施”的转换，同时也在新闻出版界催生了一波探讨战争与女性关系的热潮。

首先，在教育领域，以甲午战争为背景的《水兵之母》出现在1904年的国定国语第一期教科书《高等小学读本》中。《水兵之母》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要人物是参加甲午战争的一名日本水兵，他收到母亲的一封信，其中写道：

听说你既没有参加丰岛海战，也没有参加8月10日的威海卫进攻战，你如此没有作为，母亲甚感遗憾。你为何参军？难道现在不是舍弃生命报答天皇御恩之时吗？！

这封母亲鼓励儿子为天皇捐躯的信件被水兵的长官看到，他为之感动，并对水兵说：“你母亲让你‘舍命报君恩’，虽然目前尚无机会……但今后还会有轰轰烈烈的战斗，届时我们彼此都要奋战。”《水兵之母》被编入的教材适用于小学五年级，且自1904年至1945年每期国定教科书都会收录此文，同时还被收入《明治女学读本·卷3》（同文馆，1908年）、《因缘大鉴：明治说教》（森江书店，1912年）等著作中，并被多次改编为学校剧和儿童剧。

与《水兵之母》核心思想类似的还有第三期寻常小学校国语教科书中的《一太郎屋间（やあい）》，其主人公是一位腿脚不便的母亲，为了给即将参加日俄战争的儿子送行，她翻山越岭来到能看见出征舰船的悬崖边，冲着儿子大喊：“不要担心家中的事情，你要为天皇效忠。”在此需要注意的是，1904年日本女子小学的就学率已高达90%，激励儿子“舍命报君恩”的母亲形象，也在课堂上灌输给了一批批日后将成为“母亲”的女学生，这类国定教材的影响范围之广可想而知。

其次，在新闻出版界，1904年3月至5月间，三浦秋水的《战争和妇人》、铃木秋子的《军国的妇人》、星冈书院编的《军国之妇人》等著作相继问世。三浦秋水在著作中提出，“提高各位妇人之士气实乃今日之最为紧要之事。妇人不必参战，然需解除参战者的后顾之忧及胆怯之心”，并将“战争中妇人之任务”归纳为三点：其一，如是军人家属，不应出于与家人的难舍难分之情让出征者有后顾之忧，应该激励鼓舞；其二，如非军人家属，应团结乡邻，以妥当方式激励出征者，安慰出征者的家属；其三，负责教育子女，勤俭节约，尽可能积极捐款救助伤兵、帮助战争遗孤，或支援军用捐资。三浦还强调，“正如国家的战争需要百万吨军舰、十万士兵一样，作为良妻贤母帮助国家，发挥潜在能力，奋发协助国家，此乃贤美温顺之日本妇人”。

铃木秋子的《军国的妇人》一书，附有时任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的题词，以及时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尾上柴舟撰写的序言，称赞该书明确了战时女子的义务和责任，“实乃女子之幸，亦是国家之幸”。铃木秋子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战争不只是男子奔赴战场战斗，女子亦有诸多应尽之工作。作为军国之妇人履行相应义务，就如同军人英勇奋战。”在书中，作者不仅从培养“军国儿童”的角度详细列举了战时家庭教育的五条原则，还从勤俭持家支持国家战争的角度列举了“军国妇人”的八项义务。

星冈书院编的《军国之妇人》，主要收录了发表于《大日本妇人教育会杂志》《爱国妇人》《妇女新闻》《家庭杂志》等报刊上的相关文章，内容或为鼓励女性支持战争，或列举对战时女性的具体要求，如下田次郎的《女子和国家》、村上专精的《战时下妇人之决心》、松平直的《战时下妇人之决心及其修养》等。其中幸德秋水的《妇人和战争》一文风格迥异，批判了当时所弥漫的煽动女性支持战争的风潮：

认为战争是光荣之事，实乃荒谬，这绝非值得兴奋之事。故此，余认为妇人首先需要思索的是战争会对自身产生何等影响，比起为战争尽力，余更希望女性能为和平添力。今日妇人的教育皆蒙上了战争色彩，如此一来，妇人地位何时才能提高？妇人的幸福何时才能恢复？如若世上的妇人希望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幸福，首先要祈求消除世上的战争。

幸德秋水在上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无法给女性带来幸福与平等，反而愈加将女性的地位置于附属男性的境地，女性不应协助战争，而应该为实现和平努力。但幸德秋水的这类具有反战意义的“女性论”属于少数，根本无法与“蒙上了战争色彩”的女子教育及煽动女性协助战争的言论大潮相抗衡。

日俄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日本官方及媒体有意识地向女性灌输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序幕。不过，当时对女性的要求主要局限于“家”，其核心目的是希望通过“良妻贤母”这一中介，培养出“军国日本”所需的“人才和士兵”。

任何思想的传播都需要经过灌输、接受和内在化的过程，且“接受”与“内在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需要以时间为基础的逐步渗透。事实上，日俄战争时期为出征的亲人送行的女性并不会像“水兵之母”那样鼓励儿子为国献身，而是反复叮嘱：“你要平安无事地回来啊！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