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省委书记（九）

贡志和把贡志雄带回枫林路十一号。车到小院门口，贡志雄迟迟不肯下车，僵持了好大一会儿，却又突然冲下车，怨愤地大步向大门里走去。闻声跑出门来迎他二位的修小眉、贡志英想上前劝慰两句，却被贡志和使了个眼色制止了。贡志雄直接上了二楼，进了父亲的书房，想撞上门，却被紧跟着赶到的贡志和一把挡住。忍了一路的他，这时再也无法忍受，满脸涨得通红，冲着贡志和嚷道：“贡志和，我可从来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眼眶里燃烧着的是湿润的无奈。贡志和没马上回答志雄的责难，只是去关上房门，又拉过一把椅子，示意贡志雄坐下。贡志雄虽然仍很愤怒，更不想坐下，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坐了下来。

贡志和燃起一支烟。

贡志雄伸手去拿贡志和的烟盒。

贡志和一把按住自己的烟盒。

贡志雄犹豫了一下，便掏出了自己的烟和打火机。显然，这两样东西要比贡志和使的都要高档得多，只看那枚做工十分别致精巧的镀金打火机，就非同一般，是一个沉甸甸的“ZIPPO”打火机，正经名牌。贡志雄点着烟，好似来了瘾头的烟鬼，如饥似渴般地深深地吸了那么一口。贡志和突然一把抓过贡志雄那个总是随身带着的真皮手包，先在手里掂了两下，然后慢条斯理地打开拉链，把包里的东西逐样地取出，一一陈放到桌面上。新款手机、汉字寻呼、IBM掌上电脑、高档MP3随身听、纯金钥匙链……最重要的当然是一个软羊皮做的钱夹，纯黑，瘦长，高雅，含蓄，颇有皇室女眷风范。但打开一看，却熠熠耀眼，只见里面满满当当地插放着两排“金卡”，除了常见的几大商业银行推出的各式各样的信用卡外，还有些便是高尔夫球俱乐部、跑马场和五星级乡村俱乐部使用的会员卡。这些会员卡价值不菲，每一张可能都要花费几万或十几万人民币才能办得下来。

“都是张大康给的？张老板待你不薄啊。真是出手不凡！”贡志和挖苦道。贡志雄不免有些尴尬，忙探过身去，把那些东西从桌面上一划拉，全归进手包。“你在恒发扮演了个什么角色？”贡志和问。“什么角色。哼，我还能扮演什么角色？”贡志雄冷笑着，随手把手包一撇，将它远远地扔到书房一角的一张折叠沙发上。“刚才你想跟张大康报什么信？你小子唯恐天下不乱！”“我亲爱的二哥，天下已经大乱，正在大乱。爸在省委常委会上亲自拍板决定，把大山子搞成一个新型的工业开发区，他前前后后投入了几十个亿。两年过去了，大山子除了修了几条路，架了几条高压线，可以说什么名堂也没搞起来。几十个亿啊，可以说捅了个天大的漏洞。中央不会饶了他的……”“爸跟你说过无数次，让你不要介入大山子的事，更不要跟恒发公司那个姓张的家伙搅在一块儿，你不听！”“爸也跟你说过无数次，让你老老实实在省社科院做点儿学问。你听了吗？你这一阶段神秘兮兮地在干啥呢？省社科院的人说，你有好长时间没去那儿上班了……”“我们那儿从来不坐班。”“二哥啊二哥，我的确没你那么有学问，也的确没你那么聪明，但我不傻！你们那儿的确不坐班，可在此以前，你每年都要出一两本书，都要出一两次国做学术交流或学者访问，还经常能在许多国家级的报纸杂志上看到你写的文章。但这一年多，你出书了吗？你去学术交流了吗？你的文章又在哪里？你突然开上了私家车……你说你到底在干啥？说你在开餐馆办公司，没见你领工商执照；说你炒股做期货，可又从来没见你去过交易所；说你跟上了洋老板在黑咱中国人的血汗钱，可在任何这样的场合都没见你露过脸……说你在贩毒、泡富婆、开赌场……我还真不忍心。根据多年来对你的考察，我也确信，要干那些事，你既没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可你说你到底在干啥？全家人都在为你纳闷儿。其实我心里明白，虽说我俩都不是枫林路十一号的亲生骨肉，两个人的外貌长得也不像，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内心深处有一点特别相像：那就是我俩都不想躲在老爷子的阴影下混一辈子，都想自己伸出头去弄出一点儿什么响动。我跟你最大的区别只不过在于，我胆小，遇到什么事，不敢公开跟老爷子顶撞，而你不一样，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敢公开跟他对着干……在这一点上，你比大哥还有能耐！”贡志和淡然一笑道：“我怎么公开跟老爷子干了，啊？”说罢，叹了口气，起身去父亲书桌上的紫檀花梨木雕烟盒里取那种特制的小雪茄。这时却听到门外有人惊叫了一声：“电话！”

这叫声是小眉和志英两个人发出来的。她俩怕他俩上楼来又“打”起来，挺不放心，就悄悄跟上楼来，一直在房门外“监听”。客厅里突然响起电话铃声，她俩起先也吃了一大惊。那部电话机是专线直通的保密电话机。在省内，除了枫林路十一号和省长邱宏元家，就只有军区、公安、安全、武警总队等几个跟处理国家重大紧急事件有关的强力部门领导家里才安有这样的电话。它在这一刻突然响起，打这个电话的只有贡开宸本人。于是她俩忍不住地叫了一声“电话”后，便冲下楼去了。果不其然，是贡开宸打来的。他告诉她们，一个小时后，飞机准点从北京起飞。他要回K省了。

“您……您现在在哪儿？”修小眉气喘吁吁地问。她不敢问得更多，也怕听到更多，但愿他能早点儿回来就好。

“我，正在去机场的路上。”贡开宸的声音略带些沙哑，不无疲惫。他让修小眉告诉志和、志雄、志英等人，一定在家等着他。

准确一点儿说，这时候，贡开宸乘坐的那辆黑色大奥迪车此时刚驶出中南海的西南大门，正沿着那道威严肃穆、由于太古老而经常需要修缮上色的红墙平稳地往南行驶，出府右街街口，从中共中央宣传部那幢古色古香的办公大楼一侧往东拐，便驶近了天安门广场。贡开宸轻轻对司机说了声：“绕一绕。”司机会意，便从容减速，拐弯，离开了照直去机场的那条大道，向广场一侧的大马路驶去。这也是贡开宸的一个习惯：每回进京开完会、办完事，临走前，总要让自己的座车绕天安门广场走一圈儿。他并不忌讳这样一种说法：朝拜。他就是要“朝拜”。说起这“朝拜”，那还是他刚被正式任命为K省省委书记时发生的事。当时，他第一次以省委书记的身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很急，大概是正式任命下达后不到两个星期吧——这是什么样的两个星期啊：各种汇报，各种会议，各种人来敲门，各种内部情况、请示报告一摞一摞地堆放在办公桌上，都是最紧急的、最重要的、最刻不容缓的……都是最需要您知道、处理、圈阅、批示的……每天几乎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到临飞北京前的那天晚上，刚从尚志河工地上赶回来，又得去听取省文化厅和广电厅的联合工作汇报。会议结束，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焦秘书（当时那位秘书姓焦）却来告诉他，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师要见他。他愣了一下，嘿嘿一笑道：“这个时候？年近七旬的一位老教师？要见我？谁呀？”不一会儿，焦秘书果真把一位老教师带到了他面前。这位老教师在省委大楼的一楼大厅里已等了他整整一夜。他上前仔细一看，认识，多年前在山南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结识的一位“老朋友”，山南县城关中学历史教员、县政协委员，一位生性散淡而又博学的“奇士”，专习盛唐和晚清史。“奇士”上课从来不带课本或讲义，只是把身子往讲台上一靠，双肘支在台面上，便侃侃说开。贡开宸推荐他进县政协，还真费了点儿劲儿。费劲儿之处不在别处，而是老人本人不愿意当什么“委员”。老人家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幅七尺中堂，敬录的是韩愈弟子李翱的一首自述诗，诗云：“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山水在瓶。”好一个“云在青山水在瓶”！老人听说贡开宸荣任省委第一把手，早就想来跟他说说话。那天晚上他给贡开宸带来两个古色古香的“折子”。“折子”的封面封底都用深蓝色棉布黏糊而成。一个“折子”里抄录曾国藩日记中的一段话，贡开宸打开看后，觉得并无新意，无非就是“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之类的老词老调。另一个“折子”倒有些蹊跷，是从《资治通鉴》里抄了一个故事。那故事讲的是唐僖宗中和四年七月，黄巢起义失败，有人砍下黄巢的脑袋献给僖宗，一并献上的还有黄巢家人的首级和他的一群姬妾。僖宗当时为避战乱逃到四川，便在成都罗城正南门城楼上接收这些“贡品”。他责问那些姬妾：“你们都是大唐勋贵的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姬妾中一位为首的心里不服，回答道：“国家以百万之众，都没挡住黄巢的进攻，而‘失守宗祧，推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问得僖宗心里耿耿的，恼羞成怒，便不再追问，强令将她们斩首。消息传开，城里的人都挺可怜这些女子，纷纷拿酒来给她们喝。大多数姬妾于是都“悲怖昏醉”了，唯独那个为首的“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折子”抄录到这儿，戛然而止，一句笺注类的话都没说。贡开宸看完后，虽然也有相当的感触和感慨，但总觉得故事没了结似的，怅怅然不明白，老人不惜奔波数百里，苦等大半夜，拿这么一个故事来“教育”他，所为何来，似乎南辕北辙、张冠李戴，此举有一些不得要领。在随后的寒暄中，老人得知贡开宸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去北京，忽然又郑重地提醒他，此行无论如何要挤出点儿时间到天安门去转一转。贡开宸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笑道：“我又不是第一次去北京。”老人却凛然正色道：“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贡开宸了。以‘封疆大吏’之身，再去拜谒天安门，你会获取另一种人生感悟的。”贡开宸淡然笑道：“上天安门去转一圈，就能获取‘另一种人生感悟’，有那么简单的好事吗？”言语间已经流露出隐约的嘲讽和不耐烦了。对此，老人略微愣了一愣，便不再说什么，神色却渐渐黯淡，只待了一会儿，便弓起腰，收拾起他那个老式的人造革手提包，苦笑着长叹口气道：“那……那也只能那样了……”随后便坚拒了贡开宸已经给他安排好的宾馆住所，肃然告辞。贡开宸随后到北京，进入会议程序，那样的隆重、紧张和繁忙，自然把老人的提议完全忘了，完完全全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开完会，又抽空去拜访了中央几个主要部委的主要领导（大概也有“今后请多加关照”的意思在里头吧），随后又踏上返程之路，至此，他都没想到要去拜谒一下天安门。直到车子驶近了广场，还是焦秘书提醒了一句：“不去看看？”其实，焦秘书的这个“提醒”也有一点儿调侃的意思，并没当真。“看看？看啥呢？”他当时一愣，然后似乎想起了什么，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应和道：“看看……就看看吧！”没想到，这一看，果然非比寻常。对于天安门，他绝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第一次以统领七千万人大省的第一把手的身份，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再一次踏上这个每一寸地砖上都曾灼烧过，并正凝聚着中国历史大部分意味的广场时，他胸臆间猛地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超升的感觉，一种气吞天地的冲动……又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凝重和沉重。刹那间，他恍然大悟，那一晚，老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给他点明两个字而已，那便是“责任”二字——面对历史变迁，千秋功罪，“公卿将帅”们应负的“责任”啊！于是，他惶惶然地把目光从广场周围那几座巍峨高大的建筑上降落下来，落到了在广场中间蠕动着的那一群群灰蒙蒙的人堆上。他知道，这里一定有从K省来的“平民百姓”。他们来这里融合，踏寻。他作为他们的“一把手”，将带给他们什么呢？他感到自己的心在一阵阵地紧缩，刹那间，的确有一种背负生灵，俯瞰大地，扶摇直上九天的感觉，也就是从那一回开始，每一回赴京，在离京前，贡开宸总要让座车绕天安门转上那么一转——慢慢地，认认真真地，转上那么一转。不同心情中，不同处境时，他总能从这“转上一转”中，获取某种精神慰藉和提示。

车子围绕着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慢慢地行驶着。车内光线很暗。神情沉重、愈显疲乏的贡开宸深深地陷坐在宽大的后座里，透过深色的车窗玻璃，凝望着广场上的一切。

昨晚，他准时准点赶到中南海西南门。西南门的警卫已经接到内卫有关部门的通知，对贡开宸所在的那个车队的两辆奥迪车放行。车队快行驶到勤政殿前时，坐在副驾驶位上的郭立明看到勤政殿前已停放着十几辆挂有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总装等各大总部车牌号的高级轿车。他心里一“咯噔”，没敢出声，只是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贡开宸。没等贡开宸做出什么反应，一位中年人已走出勤政殿，并快步走到他们车前。贡开宸知道他是总书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忙下车来答应。在那位工作人员的指领下，两辆奥迪慢慢驶到不远处的一排高青砖平房前停下。

“发生了一点儿紧急情况。军委的领导正在向总书记和在京的几位常委汇报。总书记请您稍等一会儿。”那位中年人把贡开宸领进那排高大结实而又特别宽敞的平房里，沏上茶，和颜悦色地解释。这一“稍等”，居然就是五个小时。大约等到夜里两点半，总书记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便来劝贡开宸，能不能到另一个房间的值班床上“稍稍地休息一会儿”：“总书记那儿，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结束不了。”“不用不用。总书记和常委领导同志都还在工作，我这算什么？”贡开宸忙说道。是的，只论年龄，总书记和几位常委都要比他大许多，他是应该这么说的。总书记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笑着轻轻叹了口气，没再劝下去，只是拿来一个靠垫，让贡开宸使用，意思是让他半靠半躺在沙发上等候。毕竟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嘛！一开始，贡开宸还不愿半靠半躺下，但终究正襟危坐了四五个小时，腰背早已开始酸疼，于是勉强接过靠垫，枕在脑后，软塌下身子，把脚略略舒展开去，又看了一会儿《人民日报》，竟然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再后来，迷迷蒙蒙中似乎是听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声。潜意识告诉他，有人来了。他告诉自己，应该礼节性地起身应答，但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四肢沉沉的一点儿都动弹不得。反复跟自己挣扎，仍然没用。骤然间有人轻推了他一下，附在他耳旁说了句：“总书记来了……”他脑袋里嗡地一响，再一努劲儿，这一下，坐起来了。睁开眼一看，吓他一跳，总书记果然就在他面前站着，笑眯眯地看着他，说道：“让你久等了。休息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会儿，好。”瞬间，他全清醒了，忙提议：“总书记，您休息一下吧？我再等一会儿……”总书记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向外指了指，示意他跟着一块儿去勤政殿，便先转身向外走去了。贡开宸赶紧镇定下自己，跟着走出那排高大的青砖平房，抬头一看，勤政殿前依然明晃晃的路灯下，那十几辆挂着各种军牌号的黑壳高级轿车，这时一辆都不见了。

总书记跟贡开宸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总理又跟贡开宸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贡开宸的座车驶出中南海大门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六点多了。这时，张大康乘坐的那辆奔驰车也开进了马扬居住的那个住宅区。这是一幢陈旧的红砖住宅楼。由于夫人黄群一直还在大山子职工医院里当她的主任大夫，马扬调任省城经贸委副主任后，一直没搬家。

但今天张大康来敲他住宅门时，他却正在为搬家事宜而忙碌着。不是往省城搬，而是要搬出K省，搬过长江，逶迤五岭，演一出新时期的“胜利大逃亡”。也就是说，他终于觉得自己必须调离K省了。

实施这次“调动”，当然跟他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的那份六七万字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落笔前，他就很清醒，该材料的每一行、每一个字，最终都会得罪一个人——贡开宸。身在K省，却把贡开宸得罪了，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马扬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马扬曾反复考虑过，要不要写这份“后果肯定严重”的材料。有一阵子，他很犹豫，很忐忑。他几次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两位资深研究员，想请他们能允许他“不写这样的一份材料”，并希望他们能真切地理解、同情他的这个“不写”……但几次话到嘴边，他都没说出口，并把它们一一“咬碎”，咽回肚里。他反复问自己：有这个必要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些资深研究员诉这种苦吗？他们什么不清楚？什么不知道？一切就看你自己到底想怎么对待这个似乎充满变数，似乎多灾多难，却又似乎让人尚可寄予一线期望的时代……就看你究竟想做什么！

总要改变一点儿什么吧？总要付出一点儿什么吧？

他努力说服自己。

有时候，他站在自己家那扇油漆已然脱落了的木质窗户前，眺望远近那一片片高矮不等、新旧不等且又朝向不一的屋顶，望着那些由屋顶和屋顶划分出的小巷，又由小巷和小巷构建成的市民生活领地，望着那些笔直的砖砌烟囱或在风中战栗着的铁皮烟筒，在烟囱之间低低飞掠过的灰色鸽群……然后他会继续往远处眺望。在接近地平线的地方，那里有几个开掘露天煤矿所形成的大坑。这些坑，口宽少说也有一两千米，深达七八十米，或一百多米。坑壁向下向中间渐渐收缩，成倒圆锥状倾斜，默对苍天。最鼎盛时，火车和载重卡车齐头并进，日夜兼程，从它们袒露着的“腹”中往外运煤。至今在坑壁上还“残留”着一段段铁轨和公路的遗迹。而在常人看起来如此“宏伟”的铁路和公路，跟这些大坑放在一起，就像遗忘在巨人身上的几根生了锈的、变了色的铁制牙签或骨制牙签。这些坑真是巨大无比啊！要知道，这每一个坑都是人工挖出来的。几十万人的劳作，几十年的血汗，一旦骤然冷寂……雨急风狂，又何妨且当作朦胧秋月、几树惊鸦……

他也曾这样感慨过，也的确一直不忍心掉头他去……

已然四十五六岁了的他，和张大康是大学同窗。当时，张大康是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校园里一颗极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则是学生会的一般干部。任何时候看到他，总是低着头，斜挎着一只装满了书的旧帆布书包，急匆匆去，急匆匆来，好像永远行走在借书、还书的路上。需要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也总是默默地对你笑一笑，一副憨厚木讷、少言寡语的样子。但谁都知道，他是张“部长”身边最得力的“高参”，“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倚马千言的刀笔吏”。临毕业前，张大康对他自己和马扬曾有过一段极精辟和到位的分析。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佳的三人组合，如果有一天这三个人真能拧到一块儿，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们三人办不到的事。这三人，一个当然就是他张大康，第二人就是马扬，至于那第三位，“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说他了，暂时雪藏。”他说他张大康是凭着一股藏不了堵不死也压抑不住，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地从周身的骨节缝眼儿里往外冒的“活泛劲儿”在吸引和推动周围的人。“而马扬是用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不动声色地在聚合人、支配人。假如有一天，他要愿意出头露面站到队伍前边去扛大旗，那，比我厉害一百倍……”这是他对马扬的评价。

住宅楼的走廊里光线暗淡，张大康几乎是摸索着往前行走。到处堆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旧床板、草席卷、老式的儿童推车、蜂窝煤堆、破自行车轮，等等，所以他不时地碰响了这个，又碰响了那个。好不容易找到马扬家门前，为了核实门牌号，他打亮打火机。这时有个挺时髦的女青年袅袅娜娜地从走廊那头走了过来。爱恶作剧的张大康忙上前，低声地对她说了句什么。女青年疑惑地、警觉地瞟了他一眼。他忙向她讨好似的做了个恳求的手势。女青年无奈地笑了笑，走到马扬家门前，敲敲门，叫了声：“马主任在家吗？”

叫罢，回过头来看看张大康，似乎在询问，喊这一下够了吧？张大康示意她再叫一下。她于是再一次拍了拍门，又叫了声：“马先生在吗？”但门里并没回应。

女青年丢下他，不管他径直走了。

稍稍等了一会儿，张大康自己去敲门，并捏着嗓门儿，装作女声，叫了声：“马先生是住这儿吗？我是《环球青年报》的记者，您的崇拜者……”

还是没回应。他犹豫着去拧了一下门把手——门居然开了。他又捏着嗓门儿，冲着屋里头叫声：“马先生，我特崇拜您……”一边说，一边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屋里似乎没人。他又往里走了两步，突然身后有人用笤帚疙瘩顶住了他的腰，大喝一声：“你小子！”张大康回头一看，便大笑起来：“马扬，你狗日的！”喊叫的工夫，脚下却被满地的书绊了个趔趄，眼看晃晃悠悠地要往下倒去，手也张扬起来，把一大瓶带来作见面礼的法国香槟扔了出去。张大康几乎是绝望地叫了声：“酒！我的法国香槟酒！”就在那一大瓶价值千元的法国香槟“砰”然落地前的一刹那间，马扬一探身一伸手，却将它稳稳地抓住。但紧接着，他也被脚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绊倒，并且带倒了那一大片乱七八糟的东西。在稀里哗啦地非常可观地响过一阵以后，两个人便躺在地上哈哈大笑起来。

张大康进门前，马扬正坐在地上，捆扎着书。为防灰土，他戴着一顶用旧报纸做的帽子，还穿着一件蓝布工作大褂和一双特大号的军用翻毛皮靴，嘴里还在哼着门德尔松的一支什么小夜曲。那副老式的黑框眼镜老是滑落在高高的鼻尖上。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看起来特别的“滑稽”，甚至还给人一点儿“笨拙”的感觉。他熟练地开启香槟酒瓶塞，先给张大康斟了一杯。张大康笑道：“胜利大逃亡啊胜利大逃亡……没想到，精明如马扬之流的，居然也会有今天！那会儿我就跟你说，别逞能，别给中央写什么条陈。你小子就是不听。哗哗哗，六七万字，痛快，矛头还直指K省主要领导。马扬啊马扬，你真以为你是谁呢？”马扬端起酒杯，放到鼻尖前嗅了嗅，平静地一笑：“我没写条陈。这种说法不准确。”“那六七万字的东西是什么？”“看法。仅仅是一点儿个人看法而已。字数嘛，是多了点儿……但肯定不是呈给中央的‘条陈’……充其量也不过是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所约，写的一篇学术讨论性的文章而已。”“个人的看法在历史面前总是苍白无力的，如果你不顺从历史愿望的话……”“但历史的真谛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诗意地存在。”“哈哈，哈哈，好一个‘诗意地存在’。你就跟我玩海德格尔吧！”张大康大声笑道。

马扬不说话了。他常常这样，觉得自己已经把观点阐述清楚了，便会及时地从争论中撤出。保持适度的沉默便是最有力的雄辩。他还认为，必须留出足够的余地，让对方自己去思考。唇枪舌剑，只能把对方逼到无话可说的绝境，但问题最后的解决，还是要靠对方自己在思考中去完成。

“贡开宸很快就要被免职了，你知道吗？”张大康突然转入“正题”，问。马扬淡然一笑：“是吗？”张大康端着酒杯站了起来，问：“你不信？”马扬又笑了笑：“你信？”张大康再问：“你为什么不信？”马扬反问：“我为什么要信？”张大康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许多人都在这么说……”马扬一笑叹道：“真可惜了你还是K省强势群体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居然也在拿民间传说来做时局判断的依据。K省啊，我可怜的K省，你怎么会有光辉前程呢？”“贡开宸家里的人也这么说……”“贡家人？哪一位？贡志和？他没这么瞎嚷嚷吧？没有吧？”“但你总得承认贡开宸这一回是严重受挫了。从北京回来他肯定要收敛、沉闷上一段时间。他一定得找个安静的角落，去疗救自己的伤口。这是个机会，马扬，你不觉得吗？这是个难得的空当。别走啊，留在K省，你我正好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南方人才济济，有你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也不少，去那儿凑啥热闹嘛。干脆到我公司来干吧。只要你愿意来，董事长、总经理随你挑。年薪嘛，咱们绝对不少于这个数。”说着，张大康便伸出五个手指，在马扬面前用力地晃了一晃。

“五万？”马扬故意问道。

张大康一耸眉毛：“五万？你把我当什么了？五十万！怎么样，还说得过去吧？刘备请诸葛，也就三顾茅庐，一杯薄酒。你老人家仔细算一算，我上你这儿来过多少回了？少说也有七八回十来回了吧？上我那儿去吧，我保证给你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

马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自由空间’？哈哈哈哈……老同学，这几个字从你嘴里蹦出来，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资本家会给他的雇工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这又是你自己的新创造吧？哈哈，哈哈哈哈……真可以去拿诺贝尔经济学‘创新’奖了。可我还没弱智到会相信这种鬼话的程度！”

张大康不无尴尬地一笑：“你小子又在臭我。”

马扬沉静下来：“咱们先不说你我之间的事。有一点，你的判断有重大失误。这么多年，谁听说贡开宸公开承认自己会受挫？谁又告诉你，贡开宸受挫了就会沉闷？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他。K省是他一生的梦想，K省在他老人家的治理下，曾经非常辉煌过。多年来，他在中央一些要人的心目中有相当的影响。目前虽然困难重重，但你必须承认，这老头儿身上有一种过人的韧性，过人的攻坚能力。他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省委一把手这个位置，绝对不会。即便这么做了，也只能认为是一种政治姿态，绝非他的本意，也绝不会产生真实结果。他认为他在K省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没有做。他还会抓住大山子问题，大做文章，从大山子找到突破口，把整个K省的工作再拱上一个台阶。而中央也会权衡，当前在中国，能主持K省工作，比较好地解决K省问题，暂时看来还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所以，根据我的判断，中央绝对不会免去这位贡大人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贡开宸杀回K省，重打锣鼓另开张的可能性极大。他回来后，第一件事，他要干什么？他必然要整肃内部，稳定队伍。他必然要拿我这个‘刺儿头’开刀，这是他别无选择的选择。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这么干的。曹操不杀杨修，何为曹操？！又怎么能为魏国奠基？所以，老同学啊，你就别再劝我留在K省了。你劝我留下，就是在要我的小命。最后，我再次向你重申，我马扬这辈子绝对不会下海。我鼓励过许多人下海，其中也包括你老兄，但我自己绝对不下海，也包括到你恒发去拿几十万年薪当什么董事长老总什么的，所以，以后你不要再拿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诱惑我这个穷书生了。可爱又可恨的摩非斯特先生啊，还是离浮士德同志远一点儿吧。他心里既烦躁，又害怕，怕有朝一日顶不住你这几十万年薪的诱惑而丢失了自己那份必要的贞操……”

张大康哈哈一笑：“啥贞操？愚忠！固执！”

马扬却叹道：“随便你说它什么都可以，也许，用俗人的一句话说，这就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张大康沉默了，最后只得苦笑着指着马扬的鼻子，啐道：“你他妈的，整个儿一个贡开宸的翻版。你们俩，谁说谁啊？！”张大康愤愤地走了。马扬却仍温和地笑笑，塌坐在一堆纸板箱上，漫不经心地冲他高大的背影摆了摆手，拉长了音，叫了声：“你他妈的这个粗野汉子，走好——”

张大康带着强烈情绪化的脚步声，笨重而又快速地，终于消失在楼道尽头。马扬脸上的笑容也随之一点点凝固了，僵化了，渐渐淡去。当这笑容最后从他唇边完全消失时，他低垂下了脑袋，完全失去了收拾行装所必需的那份精细心情，呆坐着了。应该承认，马扬对自己选择“逃亡”，心有不甘，真可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么多年，何必在这“灼人的太阳地里”，苦苦守望着这片“麦田”，以致“沦落”到今日这一步？要走的话，早就可以走的嘛。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务员队伍里，多少像他这样被称作“年富力强”的当任干部掉头他去，进入商海；商海里又有多少条民营、国营“大船”的“船老大”，向他们这些年轻的厅局级、县处级干部发出过各种各样极具诱惑力的“召唤”……他从未怀疑，自己去办公司，即便不能说比张大康“之流”办得更好，也绝对不会次于他。让个人拥有几部大奔，几幢小楼，几个国际头衔，应该说是“小菜一碟”。但他没走。不走的理由，他从不回避，他看重公务员群体对整个体制的那点儿“影响力”；他从不回避，他的志向并不在办好一两个公司上。他认为现在，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个能让所有的公司都办得起来，并且能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办得兴旺的环境和条件。这对于已经走上改革不归路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中国当然缺乏优秀的企业家（老板），但同样毋庸置疑又往往被人们议论得较少的却是，中国更缺乏真正能按人民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操作和改造整个体制的优秀公务员和杰出政治家。在这一方面，也许可以说他的胸臆间还荡漾着一股“学者”的迂执和激情。但曾几何时，K省这块数以十万平方公里计的地面上，居然也容不下这么一个迂执“学者”的小小五尺之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