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中医药为保障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贡献巨大。就中医传承而言,师徒授受、读书临证是主要的成才路径。如能广拜名师,勤求博采,才有可能成才乃至成为名医。因为名师医术精湛,德高望重,诚心求之,苦心习之,自然易成高足名第。温病泰斗叶天士12岁从父学医,14~24岁10年内拜了17位老师。任应秋教授17岁从师刘有余先生学习中医,20岁即悬壶问世,并遍游沪上及湘水间,亦拜17位老师。

我们敬仰的中医大师们,都是少年拜名师,背诵经典,耳熟能详,随师应诊,勤学善问,深得师辈多年领悟的真知灼见,揣摩老师的妙手绝招。理论结合实践,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这些高足名士中年以后,方成大器。尔后,诸先正被誉为建院元老和学术研究带头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中医中药事业。毛主席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为此,1955年12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下同)正式成立,直属于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同)。1956年8月6日,国务院下达文件,批准成立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下同)等四所高等院校,并予中医学院在校生以师范生待遇(即免伙食费),可见国家对发展中医药事业之重视。1960年北京中医学院成为国家重点高校,并接收和培养外国留学生。与此同时,国家从各地选拔中医界的名医专家、精英骨干,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教师和研究员,集腋成裘,聚梁为殿。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和科研基地。中医药事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生机盎然,欣欣向荣。江山代有才人出,盛世更有好经念。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河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药局当学徒工两年,主要学习中药炮制。1960年9月,我考入梦寐以求的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本科六年制)。按教学计划,学习四年,实习两年,因“文革”和参加北京医疗队推迟两年毕业。由此算来,我的学习中医之路,横度十年寒暑。我家远在四川,那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很困难。我既无车票又无粮票,况且还有蜀道之难,因此我在北京学习8年,没有回过老家。这样我就有了充足的学习时间,“一心只读圣贤书”,“有闻必录”,因而有了今日的《胡希恕〈伤寒论〉带教笔记》和《跟诊京城七老笔记》两本书。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名医荟萃、国手云集,是广大中医工作者心向神往、流连忘返的学习殿堂。我已耋老,想给常年在基层工作的中医朋友们,介绍几位“二院”建院初期的先正国医名家,他们有深厚的中医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其用药少而力专,疗效非凡。学生慨叹“跟诊手记”相见恨晚。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建设边疆,早期在农村工作12年,没电;进城后孩子们要做作业,无桌。退休后返聘,忙于诊务和带教,只整理了《胡希恕〈伤寒论〉带教笔记》。转眼已过去了50多年,时下正值疫情期,在家时间较多,不敢有一天偷懒。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中医医院及科教科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和我带教的规培学生们加班加点,整理出这本尘封50年的《跟诊京城七老笔记》,以冀对中医传承授受增砖添瓦,有所裨益。

本书集有以下内容:刘弼臣未发表的98个儿科医案(另有4个成人医案);董建华总结的77个温病治疗大法及歌诀;方药中指点中医要学些西医;王文鼎、赵锡武善用经方,炉火纯青;郭效宗独特的针刺疗法及歌诀;袁鸿寿校释《标幽赋》,发前人所未发。谬误难免,请指正。

我人笨手勤,勤可补拙,敬诵叶剑英元帅劝学《攻关》诗,与大家共勉。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陈雁黎,时年八十有三

2022年4月1日于昌吉